作為低收入發(fā)展中國家，在未來經濟發(fā)展中，中國、印度兩國必定會遇到一些共同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是，考慮到中印兩國經濟起飛的初始條件不同，以及各自所選擇的經濟發(fā)展模式也不盡相同，因此，它們在未來的發(fā)展中可能面臨的問題也不會是完全一樣的。在下文中我們試圖從三個角度來分析中印兩國可能面臨的挑戰(zhàn)。

　　一、中印兩國的共同課題：根除貧困還是公平收入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xù)，不僅取決于它的由各種各樣的技術性因素所決定的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取決于其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因為，在一般的情況下，公平的收入分配可以增加國內居民消費，從而使得本國宏觀經濟中的供求關系保持平衡。假如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過于懸殊，那么就會出現儲蓄率過高和內需不足的問題，這時宏觀經濟增長就會因為投資增長過快（因為儲蓄過多、資本價格下降，也就是利息下降所致）、國內居民消費不足而過多地依賴于出口貿易。這種情況持續(xù)下去，該國最終將會因為遭遇來自于外國的貿易制裁而陷入因為缺乏需求而引起的經濟衰退。經濟增長的目的原本就在于提高本國居民的收入與消費水平，假如一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帶來這樣的結果，那么經濟增長本身也就失去了意義。

　　為了使得經濟增長能夠真正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應，公平的收入分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以基尼系數為指數來衡量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尼系數越小、社會收入分配也就越趨于公平，反之亦然。假如我們從一個既定的基尼系數出發(fā)，經濟增長的結果導致了基尼系數不斷地趨于下降，那么我們就有理由說經濟增長的成果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分享了，反之，我們便有理由說，經濟增長的成果并未被社會大部分人口或家庭所分享，于是我們前面所說的那種儲蓄率過高和內需不足、從而經濟增長不可持續(xù)的現象就遲早會發(fā)生�；�尼系數的動態(tài)趨勢不會是單調遞增或者遞減的，在長期中必定會是一條倒“U ”型的曲線。這是因為在經濟增長發(fā)生以前的傳統社會里，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生產方式也比較單一，除了少數攫取了社會權力的上層可以獲得相對較多的財富之外，絕大多人的財富分配是比較平均的，因此此時的基尼系數值就比較低。但是，當一國借助于市場經濟制度和工業(yè)革命而開始發(fā)生經濟增長時，那么原有的那種社會收入分配結構就會被迅速地打破，那些擁有生產率相對較高的要素所有者、或者擁有某種稀缺要素的所有者的收入就會相對較高。而且在經濟增長的初期，由于資本要素供不應求，勞動要素供給相對過剩，因此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一般會對資本比較有利。進一步的分析還可以發(fā)現，正是因為在一國經濟增長的初期資本要素高度稀缺，所以為了鼓勵人們儲蓄，政府通常也不太可能在經濟增長的初期階段就大規(guī)模地推行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否則，不僅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難以完成，就是人們最初被激發(fā)起來的那種創(chuàng)造財富的動力也會轉瞬即逝。在度過了經濟增長的這個早期階段，與資本相比勞動會成為相對稀缺的要素，于是工資率就會迅速上漲，而資本報酬則會逐漸遞減。并且，隨著資本積累的完成，整個社會也沒有必要依靠維持一種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來維持一種較高的社會儲蓄率，于是政府就可以采取各種轉移支付或再分配手段來公平社會收入的分配，結果，原來較高的基尼系數便會逐漸地趨于下降。因此，我們不贊成那種簡單地將中國的基尼系數與發(fā)達國家進行對比的做法，因為中國目前所處的經濟增長階段與發(fā)達國家并不具有可比性，假如我們忽略了中國與世界發(fā)達國家在經濟增長階段上的差異，而盲目地依據這種并不科學的比較方法去制定我們的收入分配政策，那么其出錯的概率就會很大。

　　從基尼系數來看，中國為44.7%，印度為32.5%；
再從收入最高的20%居民占全社會收入或消費的百分比來看，中國為50%，印度為43.3%.如果做個比較，那么就可以發(fā)現，中國和印度的基尼系數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雖然要高于發(fā)達工業(yè)化國家，但是卻比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大部分非洲國家要低得多（它們的基尼系數一般都在50%至60%之間），這也正是為什么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要比加勒比、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更加強勁有力的原因所在，因為與上述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相比，中國和印度讓更多的人享受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然而，由于印度的稅收是以所得為主的，而中國的稅收則是以交易為主的，稅后的收入分配印度肯定要比中國更為公平些。因此，印度的基尼系數比中國的低。

　　現在的問題是，印度的這種做法是否比中國更好呢？其實未必：首先，印度采取比中國更為嚴厲的稅收再分配制度并沒有顯著地減少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雖然基尼系數變小了，但是印度收入最高的20%居民占全社會收入或消費的百分比僅比中國低了6個多百分點；
其次，印度比中國更為嚴厲的稅收再分配制度導致了資本的外流。從2003年的統計數據來看：中國的國內儲蓄占GDP 的比重為47.9%，而印度則僅為24.8%；
國內金融機構對私營部門和政府及其它公共機構的債權增長率在中國分別為15.9%和0.2%，而在印度則分別為5.0%和4.1%，這說明印度私人金融活動的規(guī)模遠比中國要小得多；
一個更為重要的、可以說明印度私人資本外流的數字是證券投資流量，這個數字2003年在中國為正的6.75億美元，而在印度則為負的29.44億美元，這也就是說中國是個證券投資的流入國，盡管其流入量還微不足道，但是印度卻是個證券投資的流出國。通過這樣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得到怎樣的結論呢？就像庫茨涅茲的倒“U ”宇曲線所表明的那樣，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尚未達到可以進行大規(guī)模社會收入再分配的階段時，過早地采取旨在公平收入的再分配政策，對于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反而是不利的。

　　因此，無論是對于中國來說，還是對于印度來說，未來的挑戰(zhàn)就在于能否維持一種更加有利于財富創(chuàng)造、增加投資和就業(yè)的增長方式，因為只有增加投資才能增加就業(yè)，只有增加就業(yè)才能消除貧困，毫無疑問，所有這些只有當人們具有強烈的財富創(chuàng)造的欲望時才是可能的。倘若我們過度地、或者不恰當地去追求收入所謂的“公平分配”，那么就有可能窒息整個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的欲望而導致經濟增長的衰退與貧困的再現。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在今天的中國和印度，擺在第一位的任務是徹底消除貧困，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政府應當在激勵人們創(chuàng)造財富的同時盡可能地增加社會保障的投入，而不是大規(guī)模地推行轉移支付的政策，其基本的政策取向應當是保護產權和消除貧困，并在保證經濟可持續(xù)增長的過程中去改善收入分配中的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二、中國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產權改革如何走向深化

　　中國是通過產權改革而走向市場化的發(fā)展道路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已經從根本上解決了作為經濟發(fā)展之必要前提的產權問題。首先，從存量上講，中國土地國家所有的制度和國有制企業(yè)仍然大規(guī)模存在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其次是，由居民和私人部門所創(chuàng)造或者擁有的大量流量財富的權利歸屬也沒有得到非常明確的認定和法律上的認可。這些問題會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fā)展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首先，土地國家所有使得中國的農民幾乎完全喪失了原本可以從土地所有權中所獲得的收益。不僅如此，還會使得農民喪失很多的發(fā)展機會。從世界銀行的調查報告來看，在巴西、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的農村，由于明確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土地轉讓價格上漲了將近一倍，而且最為關鍵的一點是，這些由土地價格上漲而導致的溢價收入主要是歸農民所有的。由于明確了土地所有權，農民、乃至整個社會至少還可以獲得以下這些好處：第一，明確了的土地所有權不僅可以杜絕農民對于公共土地資源的濫用，而且還有利于促進農民對土地的投資；
第二，明確了的土地所有權更容易被貸款人接受為擔保物，從而可以使得農民更容易獲得對土地進行投資所需要的資金來源；
第三，明確了的土地所有權還可以讓農民更加自由地經營自己的人力資本，在秘魯，有了明確的土地權的人出外工作的時間比沒有明確土地所有權的人平均每周多20個小時，在越南，則每年平均要多出9個星期；
第四，明確的土地所有權還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第五，明確的土地所有權不僅有利于土地所有者個人，而且也可以通過他們由于投資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和貧困的減少而使社會更大群體收益。

　　就明確的土地所有權可以帶來如此多的好處來說，中國太需要進行一次明確農民土地所有權的改革，因為中國目前農村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恰好是因為沒有明確的土地所有權而造成的，而且存在于中國農村中的諸多問題幾乎與以上所列舉的各種好處是一一對應的。比如在土地重置過程中產生的溢價幾乎都是政府和投資者拿走的；
由于土地所有權不明確而不能抵押，農民幾乎沒有任何渠道獲得資金來經營土地；
中國的農民為什么會被稱為民工，而不能成為城市移民，也就是因為他們在農村擁有一塊產權不明確的土地，農民既不能把它們變現成為進入城市投資與生活的資金，完成從農民到城市居民的轉型，又舍不得把它們棄之不管，于是就只能成為徘徊于鄉(xiāng)村與城市之間的民工；
最后，在地少人多的情況下，農業(yè)勞動的生產率是無法得到有效的改進的，很多地方由于農民人數過多，投入土地的勞動邊際生產率甚至可能是為負的。因此，為了真正解決“三農”問題，中國迫切需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僅僅依靠政府的轉移支付、農業(yè)稅的減免，以及所謂的“工業(yè)反哺”農業(yè)的做法是絕對不夠的，并且還可能是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在這方面，我們必須牢記的是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所提出的具有遠見卓識的論點，即中國的問題在農民，而農民的問題則在土地，只有解決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民的貧困問題與農村未來的發(fā)展問題。至于中國農村應當采用何種方法才能明確土地的所有權，國際上可以有很多可供借鑒的經驗，遠的不說，就最近的發(fā)展而言，泰國從1982年開始的一項為期20年的農村土地登記制度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銀行對泰國這一項改革的調查和研究表明，泰國這項改革的兩個預期目標都已實現：第一，已經明確土地權利的農民要比沒有明確土地權利的農民以更加優(yōu)惠的條款、更加安全地借到了更多的貸款；
第二，已有明確所有權歸屬的小塊土地的生產率明顯增長。

　　現在，我們再來進一步討論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問題。從理論上講中國國有企業(yè)的所有權為全民所有，但是在實際上中國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歷來歸政府所有，所以在中國把全民所有的企業(yè)稱之為國有企業(yè)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考慮到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公共部門，那么即使全民所有的企業(yè)被定義為國有企業(yè)，它仍然是一種公共產權。企業(yè)產權的公共所有歷來是低效率的，這一點已經被無數的事實所證明。人們或許會以中國中央直屬的大型國有企業(yè)大都是盈利的為由來反對這樣的結論，其實只要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中央直屬大企業(yè)的利潤來源就很容易找到正確的答案，是市場壟斷為這些中央直屬的大型國有企業(yè)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利潤來源。從中國今天實際情況來看，國有企業(yè)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構成了障礙：第一，當國有企業(yè)被允許壟斷經營時，其他企業(yè)就沒有了機會，即使政府可以在法律上認可國有企業(yè)與民營企業(yè)之間的競爭，也很難創(chuàng)造出兩者間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
第二，當國有企業(yè)壟斷了某些重要的資源供給時，如電力和能源等，那么整個社會就更加容易滋生腐敗，我們經�？梢钥吹降默F象是，國有企業(yè)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從其所提供的資源與服務的消費者那兒攫取高額費用或賄金的組織系統與辦事章程，其結果是一般企業(yè)的投入成本越來越高，納稅人的負擔加重，而國有企業(yè)的收入也不見得增加，因為大部分非規(guī)則收費或賄金都是被國有企業(yè)中的個人拿走了；
第三，當存在于國有企業(yè)中的不可避免的政府干預和企業(yè)經理乃至員工的較弱的責任感結合在一起時，又必定會導致國有企業(yè)過高的成本和不可信賴的服務，而在政治和財政的雙重考慮下，政府主管部門注定不會有積極性去解決這樣的問題，結果，國有企業(yè)就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
第四，當國有企業(yè)經營效率較低，但是又可以通過壟斷經營權而獲得較高的利潤、并給予其員工較高的工資收入時，那么就連人們所期望的那種公共產權可以公平人們收入的邏輯也被整個地顛覆了，而這正是造成今天在中國人們試圖通過發(fā)展國有企業(yè)來增加就業(yè)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期望每每落空的原因所在；
第五，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一方面維持國有企業(yè)的產權制度保持不變，另一方面又因為缺乏好的企業(yè)制度和企業(yè)家資源而不得不大量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時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本土的民營企業(yè)和私人部門的發(fā)展就會因為遭受來之于國有企業(yè)和跨國公司的雙重。壓迫而難以成長，而這將會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變得難以持續(xù)，因為中國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真正屬于中國自己的企業(yè)。其實中國今日資本市場的糟糕表現與國際競爭中缺少自己的品牌等現象再也清楚不過地證實了我們所說的論點。

　　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可以說，中國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是個根本無法回避的問題。為了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中國必須勇敢地去面對這樣的挑戰(zhàn)。為什么說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是個挑戰(zhàn)呢？因為，盡管向更為合理的產權結構的轉變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是，在產權關系發(fā)生變化的過程中總會引起社會關系的一定程度的緊張。因為產權制度的變更總是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其中的一些社會成員獲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另外一些社會成員則只能獲得較少的利益，甚至還有一些社會成員只能在改革奏效后的經濟增長中才能獲得由產權改革所帶來的利益，除了這種時間上的差滯之外，產權改革還會導致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損失。因此，在任何國家的任何時候，產權改革必定會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抵觸甚至反對，于是任何產權改革都是政府所必須面對的一種挑戰(zhàn)。

　　面對這樣的挑戰(zhàn)，政府所要做的是如何選擇好的改革方法和合理的改革程序來讓更多的人能夠通過改革而得益，而不是因為有人反對就停止必要的產權改革。這里關鍵的問題是不要把改革的公平性問題與改革的必要性問題混為一談，至于各種反對改革的意見更是需要加以甄別來判斷其真?zhèn)�。比如，在最近有關國有企業(yè)改革的辯論中，有人以國有企業(yè)工人失業(yè)和下崗人數的多少來判斷其改革正確與否，認為只要國有企業(yè)失業(yè)和下崗的人數多了，改革就是失敗的，對于這樣的論點，假如我們持贊同的觀點，那么國有企業(yè)的改革便無從談起。其實對于這個問題的正確理解應當是按照以下的邏輯展開才是對的：第一，通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隨著國有企業(yè)數量的逐步減少和民營企業(yè)數量的不斷增加，整個社會的就業(yè)量是增加的，從統計數據來看，中國通過改革和經濟增長所增加的就業(yè)人口要比原來就業(yè)總量的一倍還要多；
第二，這意味著國有企業(yè)因為產權改革而造成的失業(yè)與下崗只是一個存量概念，而不是一個流量概念，從流量概念來看，國有企業(yè)中因為產權改革而失業(yè)或者下崗的員工其實有很高的比例已經在就業(yè)了，因此，用存量概念來替代流量概念是很不科學的：第三，如果因為這樣的改革而使得原來在國有企業(yè)拿著“鐵飯碗”的員工現在處在一種需要積極地進行競爭的工作狀態(tài)，那么這正是改革本來就想要達到的目標；
第四，少部分因為缺乏人力資本而不能找到新的就業(yè)機會的人，應該是由政府有關部門為其提供職業(yè)培訓來增加其市場就業(yè)機會和求職競爭力的，如果這里存在什么問題，那么也不是改革的錯，而是因為政府有關部門的服務存在問題才造成的；
第五，至于那些已經喪失就業(yè)能力或者到了退休年齡的人，本來就應當通過政府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把他們養(yǎng)起來的，如果他們的生活有困難，那么同樣也不是改革的錯，而是政府在推進改革的時候，對社會保障缺乏足夠的投入所引起的�？傊�，試圖用國有企業(yè)下崗失業(yè)人數的增加來否定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已經取得的成果不僅是沒有道理的，反而會把正在進行中的國有企業(yè)改革引向歧路。

　　更近的一個例子就是關于中國出售國有資產的爭論。出售國有資產應該是一個有利于所有人的好方案，它可以把工廠和其他生產資料轉讓給那些能最有效地利用這些財產、并能按照資產在市場經濟中應有價值出價的人的手中。但是這樣的產權改革為何在中國會變得困難重重，關鍵的問題在于：第一，是人們對資產的理解存在片面性，以為有形的實物資產才是資產，一旦通過出售而變成貨幣形態(tài)的資產就認為這已經不是資產，而僅僅只是“一筆錢”，有形的實物資產是可以用來生產財富的，而錢則是會被化掉的，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自然經濟的觀點；
第二，人們習慣于用事后評價的方法來評估準備轉讓的國有資產的價值或者價格，然而就像我們起先就已指出的那樣，國有產權之所以需要轉讓，就是因為它被控制在那些不能產生被轉讓以后才能具有的生產率的人的手里，國有資產被轉讓以后之所以會有更高的生產率和產出率，實際上是因為購買者追加了屬于他個人的人力資本投資以后才形成的，所以簡單地以事后的產出率來評估事前的資產價格，然后來評說國有企業(yè)的產權轉讓價格究竟是低了還是高了是不科學的，正確的價格決定機制應當是市場上購買者之間的競爭；
第三，正因為如此，國有資產的出售和轉讓就不能采取內部人MBO 的做法，而是應當采取資產或資本市場上的公開競價交易方法。

　　因此，我們在這里可以得到的結論是：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是必須的，通過出售產權把國有企業(yè)的資產轉讓給更能創(chuàng)造財富的人的手中這種改革方向也是正確，問題在于方法，無論是發(fā)生在前蘇聯與東歐國家的人民群眾對于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的不滿，還是前一階段發(fā)生在中國的人民群眾對于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的不滿，其主要的問題就在于對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時，政府不是選擇了市場，而是選擇了企業(yè)內部的少數人，于是就造成了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的不公平性。這種不公平性的后果是嚴重的，因為它把原本屬于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yè)通過這種錯誤的改革方法而變成了少數國家干部（國有企業(yè)中的廠長經理）的私有財產。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國有企業(yè)的產權制度要不要改革，而是在于怎么改。

　　最后我們還有必要指出的是，假如中國的政府能夠通過正確的方法完成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那么由此而產生的社會經濟效應將會是極其巨大的。我們這樣說的根據是；
第一，借助于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可以促使政府轉變職能，因為政府一旦沒有了自己的企業(yè)，它就沒有機會再去參與市場競爭、或通過制造壟斷來遏制競爭，與此相反，它為了從企業(yè)的稅收中獲得政府開支所必須的稅收，就只有盡力去為企業(yè)的公平競爭創(chuàng)造更好的市場環(huán)境和投資環(huán)境；
第二，成功的國企產權改革還可以為整個金融體系改革帶來更大的空間，今天中國的金融體系之所以效率低下，就是因為它必須承擔起為國有企業(yè)的低效率經營活動提供補貼的功能，所以，只有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得以推進，中國的金融體系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深化，所以，在我們看來，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是中國金融改革之必要的微觀基礎；
第三，如果政府在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中能夠正確地將國有資產出售后的所得投向社會保障系統，真正地對人進行投資，那么因為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而產生的社會經濟成本就可以得到大規(guī)模的對沖，中國的普通居民就不必再為國有企業(yè)低產權改革而支付昂貴的轉換成本，于是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轉向對這種改革的支持；
第四，再從動態(tài)的角度來講，伴隨著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而來的經濟增長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還將會使政府的合法性得到真正的提高；
第五，最后，當我們把中國國有企業(yè)的改革置于開放經濟的環(huán)境下，那么現在困擾著中國企業(yè)國際發(fā)展的很多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大家都不能否認的一個事實是中國缺少世界著名企業(yè)，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中國的民營企業(yè)由于受到政府在資金供給和市場競爭中的諸多歧視而被削弱了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而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又因為其效率低下和產權為國家所有的背景而不能走向國際市場。所以一旦中國的國有企業(yè)能夠通過深化產權改革而走向民營化，那么中國企業(yè)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有可能得到大大的改善，中國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大量占有的局面也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轉。

　　最后，再讓我們來討論流量財產的所有權問題。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增長，居民個人和私人企業(yè)部門已經創(chuàng)造了數量極為可觀的流量財富，但是，直到今天，這種增量財富的所有權并未得到法律上十分明確的認定和保護，由此產生的后果便是私人資產的大規(guī)�！巴馓印保�其規(guī)模甚至可以達到與流入中國的外國資產相當的水平，導致這種情況發(fā)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憲法對于私人所有的資產至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視”。在中國憲法中，關于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的法律保護是這樣來闡述的：“第十二條，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第十三條，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guī)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guī)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對照憲法第十二與十三條，我們很容易看到，在中國屬于私人所有的資產還是可以被公權所征收或者征用的（盡管這種征收是有償的），而不管私人財產的所有者愿意還是不愿意，所以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在中國屬于私人所有的資產只是受到了法律的有限的保護，而這正是導致中國農民土地經常被低價征用和私人資產大規(guī)模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且形成了一種讓人們更多地關注財富的分配、而不是財富積累與創(chuàng)造的價值取向。所以，為了能夠讓中國的經濟可持續(xù)增長，對與財產權有關的法律條文加以更加合理的修改，對私人所有的資產提供更加可靠的保護是中國未來社會與經濟發(fā)展中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為了完成這樣一項偉大的工作，我們不僅需要對現實世界有很好的理解，而且還需要對中國的傳統加以認真的反省和批判。如果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概括，那么中國在傳統社會所形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及”不患寡、患不均“的財富觀可能是導致我們過分崇拜公權和鄙視私有財產、重視財富分配和忽略財富創(chuàng)造的重要原因。所以法律的更新可能需要以文化的更新作為其基本前提。正是在這樣意義上，我們認為”三個代表“思想中關于代表先進文化的偉大論述觸及到了中國問題的本質和內核，只要我們沿著這樣的思路走下去，中國的問題應當是有解的。

　　三、印度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如何改革種姓制度

　　印度社會有別于其他社會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種姓制度。這種制度將全部人口劃分成相互排斥的、具有界定明確的、并且是可以繼承的社會職能的不同群體。在這種制度中，最高種姓是婆羅門，他們原來是由社會最上層的祭司們組成，他們儀式性的純潔不容被體力勞動所玷污；
其次是剎帝利或武士種姓；
再下面是吠舍或商人種姓：處在最低層的則是首陀羅或農民種姓。除此之外，在印度還有一大批不能進入種姓系列的階級，他們就是那些從事卑賤和骯臟工作的賤民。問題的關鍵在于印度的這種種姓制度是剛性的，即不同種姓的成員相互之間不能通婚、不可在一起吃飯，也不可以有任何的社會交往，由此產生的后果便是階層或者階級劃分的凝固化，以及社會地位和職業(yè)的自然繼承。

　　這樣的一種制度會給印度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帶來怎樣的影響呢？概括地說，它至少會對社會發(fā)展和經濟增長產生以下兩個極為消極的影響：第一，它會削弱人們開展經濟活動的動力。因為在種姓制度下，當人們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甚至是沒有機會來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及其對于財富的占有，那么人們就會失去工作動力而走向宿命論；
第二，它會削弱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于同樣的原因，那些在種姓制度中處在底層的階級、特別是那些無法進入種姓系列的賤民階級，就根本不會有動力對自己和家人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接受正規(guī)的學校教育，因為在階層劃分呈現剛性，職業(yè)完全是自然繼承的制度下，或者換句話說，在下層居民的就業(yè)與接受教育不相關的情況下，人們投資于教育的結果并不能產生任何收益，所以任何具有經濟理性的下層居民都不會對沒有任何收獲的教育進行投資。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印度人口中的識字率很低，文盲率比起中國來要高得多，這就決定了印度底層勞動者的行為能力必定要比中國低得多，以致印度雖然能夠參與國際軟件分工，但是卻不能大規(guī)模地進行制造，同時也決定了印度的企業(yè)為何在成長到一定規(guī)模以后就必須到海外市場去尋求機會的發(fā)展邏輯。當我們把以上兩個方面的影響聯系在一起加以分析時，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的種姓制度為什么必將成為印度未來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的重大障礙，因為種姓制度既會導致普通勞動者缺乏財富創(chuàng)造的動力，又會使得大部分底層勞動者缺乏財富創(chuàng)造的能力。

　　現在，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問題是：這樣一種既不合理、又無效率的制度為何在印度能夠長期存在？原因之一是印度教所篤信的“轉世說”，它告訴人們只要在今世兢兢業(yè)業(yè)地完成他們被分派的工作，那么他們在將來就有希望獲得一個更高的社會地位。由此可見，印度種姓制度之所以難以被改革，關鍵就在于它有極其強大的宗教支持，盡管種姓制度在理念上并非印度教的本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據此，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推導出印度未來經濟增長所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那就是通過宗教改革來推動社會與經濟制度的改革。但是，有趣的是，盡管印度面臨如此嚴峻的挑戰(zhàn)，然而促使印度社會去進行這種改革的緊迫性卻并不顯著，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今天的印度仍然有75%的人口還生活在種姓制度尚未被觸動的農村，種姓制度的弊端只是在印度那些開始走向工業(yè)化和現代化的城市中才被曝光。這意味著整個印度社會仍然被印度教的原教旨主義所控制著。

　　但是這樣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除非印度的經濟增長就此止步。只要印度的經濟增長仍在繼續(xù)，那么由經濟增長所導致的現代化發(fā)展必定會引起日益現代化的世俗社會與仍然停留在傳統的原教旨主義的印度教的矛盾或沖突。面對這種即將到來的矛盾與沖突，印度能有什么辦法來加以解決呢？最近，《我們時代的印度教》一書的作者阿爾溫德·沙爾馬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建設性的改革方案，那就是把深深地烙上了種姓制度烙印的印度教改造成為一種新型的、能夠與現代化發(fā)展兼容的“無種姓制度的印度教”。

　　對于這種改革的可行性他是這樣來論證的；
印度教的一個傳統的中心思想是：種姓的從屬是由人們的出身所決定的，它將一直保持到人們死去為止，而人又是按照他的上世的業(yè)績狀況而降生到今生的一個特定的種姓之中的，雖然種姓可以在多次生死輪回中加以改變，然而在一次生命過程中則是不能得到改變的，因此，按照這樣的觀念，種姓的改變只有在重新誕生時才是可能的，并可以在新的一生中一直保持到底。但是，假如我們能夠把現代社會的一些基本特征置于這種生死輪回的體系中，那么就可以發(fā)現，對印度教的傳統觀念加以改革還是有可能的�，F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居民在地理上和社會上都是可以流動的，他們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能讀能寫，從而不同于傳統社會的人，他們的壽命也要比傳統社會的人長大約兩倍，如果有了這樣的前提，那么就可以對印度教的“業(yè)報輪回”思想做新的解釋，從而使印度教原有的那種生命取向脫離傳統的和不利于未來經濟增長的種姓制度。據此，沙爾馬推論道，在傳統社會，人的生命是較短的，人們欲按照自己的意愿來塑造自己的人生，即上升到一個較好的種姓等級，將會受到生命周期非常有限的時間制約，所以人們的種姓歸屬在短暫的一生中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在加入了以上這些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以后，在一個高度流動的和壽命周期較長的社會里，人們就有可能通過相應的努力，在現世的一生中就完成傳統的“業(yè)報輪回”，進而擺脫按種姓所確定的終身外殼。由此可見，沙爾馬所提出的印度教改革方案就是將印度教中的業(yè)報思想加以動態(tài)化，使得印度教能夠成為一種鼓勵人們通過自己的努力、用自由的種姓選擇來替代目前這種以無情的強迫關系為特征的、具有剛性的種姓制度。毫無疑問，這樣的選擇和替代一旦可以付諸于實踐，那么印度現行的種姓制度也就將不復存在，而這正是沙爾馬所期待的改革結果，即印度教最終將變成一種“無種姓制度的印度教”。

　　以上由沙爾馬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究竟是理想主義的還是現實主義的，我們暫時還無法做出判斷，但是這種改革的漸進性則是一目了然的，因而對于印度社會的穩(wěn)定和成功轉型應當說是具有啟發(fā)性的，至于在今日的印度能否發(fā)生這樣的改革實踐，就成為印度所必須面對的一個世紀挑戰(zhàn)。

　　至此，我們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不管是中國還是印度，這兩個擁有古老文明的國家要在21世紀中真正地崛起，首先就必須保持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但是，為了保持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就必須對傳統的文明加以變革，對于中國來講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就是不明晰的產權制度，而對于印度來講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則是不合理的種姓制度，因為沒有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市場力量就無法有效地發(fā)揮作用。但是，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產權問題，中國就必須轉變傳統的“公權高于私權”的價值觀。同樣，為了有效地解決種姓制度問題，印度就必須將印度教中的轉世說轉變成為現世說。所以，盡管中國和印度所要走的道路是非常不同的，但是發(fā)展經濟的基本原理仍然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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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

　　原載《國際經濟評論》2006-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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