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德在一篇講演（《文學上的影響》）中提到，影響不是改變，而只是喚醒，即喚醒一個人內心原先就有的東西。那些蟄伏的因素原先就在你的內心，而一個偉大人物的“影響”只是喚醒這種東西。

　　閱讀《白癡》的過程，就是一次接受大師影響的過程，也是喚醒我們內心中諸多困惑和痛苦的過程。陀斯妥也夫斯基有時令我們覺得難以忍受，《白癡》的開頭可能讀起來會顯得比較混亂。但很快，陀氏的力量便顯現出來，當針腳綿密的情節(jié)迅捷而強勁地展開時，幾乎帶著使人無法呼吸的強力。當梅什金公爵、伊波利特、納斯塔霞、羅果任、尼西亞和布爾多夫斯基紛紛展露他們的靈魂和欲念的時候，思想的強烈沖突使我們不能不贊嘆陀氏的杰出才能。

　　《白癡》中的主要沖突是梅什金公爵與以伊波利特和布爾多夫斯基為首的一批“虛無主義者”的沖突，其中心場面往往是緊張、密集的思想交鋒。陀氏在小說中借將軍夫人的嘴強烈批判了 “虛無主義者”，認為他們煞有介事的所謂“我們是要求而不是乞求”的強詞奪理是騙人的幌子。而伊波利特認為他們不需要感謝公爵的“行善”，因為公爵“行善”只是為了使自己獲得良心上的安寧或道德快感。

　　在陀氏看來，虛無主義者們的觀點是不成立的。假如他們不需要感謝公爵，公爵也不必感謝他的恩人帕夫謝夫，因為帕氏行善幫助公爵也可以說是只是為了良心安寧。這個邏輯上的漏洞表明，如果祛除了人們行為上的道德基礎，將人類交往完全奠定在自利的基礎上，人們之間將無法建立正常的社會聯系。

　　以伊波利特為首的虛無主義者將歷史完全解釋為人類自私自利的行為的結果，就是陷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不信任、所有人對所以人的戰(zhàn)爭。一個抽空了道德基礎的歷史，和一個要破除一切傳統的世界，只能鑄造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只不過在伊波利特那里，現在的弱肉強食被顛倒過來，貧窮者成為更強有力的力量，因為貧窮成為他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殺人的理由，成為他們?yōu)槌嗦懵愕谋┝β訆Z辯護的理由。陀氏引述了當時的一宗刑事案件，一個謀財害命的罪犯因為貪財殺死了六個人，他的辯護律師在辯護時為他辯解說：“我的委托人是由于貧窮才想到要殺死六個人。有誰處于他的地位會不這么想呢？”換句話說，他因為貧窮而殺人就是無可指責的，或者換個角度看，比他富有的某六個人就是應該被殺的。但是，這里的邏輯首先是不符合經驗事實的，因為和他一樣貧窮的人大有人在，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殺死了六個人；
其次，這個邏輯是不能推演的。因為如果將這個邏輯當作正確的，那么要么所有的人都被殺死，只留下一個最窮的人；
要么由某種權力來規(guī)定在某個財產水平以上的人應該被處死。但為什么劃分在這個財產水平而不是那個財產水平上而處死某些人，這個界限如何來劃分呢？這并不能給出正當的依據，除非是取消所有的私有財產，或者由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政府來確定鎮(zhèn)壓的范圍。

　　陀氏看到了這里隱含的推論的危險性。他對于虛無主義者的主張的反對，他對于貧窮者因為更苦難因而更有權殺人的邏輯的焦慮，他對于因為資本主義發(fā)展時期的赤裸裸的拜金主義導致的罪惡，以及虛無主義者們因為主張貧窮有理、財富有罪而導致的殺人，都懷有極度的恐懼。他借將軍夫人和列別杰夫的口一再說出，他們是會殺人的。這在陀氏的時代，固然還是個別的刑事罪案，但陀氏深知，一旦我們不能在道德和理智兩方面戰(zhàn)勝這些東西，大規(guī)模的道德崩潰和制度性屠殺就是明天的現實。歷史也早已證明，正是這兩種看似敵對的思想的結合，制造了20世紀最有組織的和最堂皇的屠殺。

　　對于陀氏來說，梅什金公爵、伊波利特、布爾多夫斯基等人均是他們所秉持的理念的化身或者代言人，是所謂的“思想人物”。美國學者科塞（Lewis Coser）曾經將知識分子恰當地稱為“理念人”，認為知識分子是為理念而生、甚至可以為理念而死的人�！栋装V》中的“思想人物”，就是19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這些“理念人”的群像。

　　1848年歐洲革命的失敗，及沙皇政府持續(xù)、不妥協的高壓政策，導致了俄國知識分子的大分裂，自由派（西歐派）、民主派（革命派）和斯拉夫派（保守派）的分歧使知識分子集團分道揚鑣。在1861年頒布農奴制改革法令、啟動農奴制改革之后，俄國進行了一系列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亞歷山大二世因此被稱為“改革者”。但是，俄國的激進知識分子對現有改革不滿足，追求進行暴力斗爭，欲運用恐怖暗殺手段達到政治目的。從民粹派的激進派別中分化出來的“青年俄羅斯”黨人進行了一系列暗殺活動，最終用炸彈刺殺了亞歷山大二世。這些暗殺不禁導致了沙皇政府的極端反應，而且導致知識分子群體的激烈爭論。為了革命目的是否有權力殺人，這是知識分子激烈爭論的問題之一。陀氏是堅決否定這種殺人特權的。伯林在《俄國思想家》論屠格涅夫的一章的附記中引述了關于陀氏的一則佚事，是編輯家蘇弗林日記中的一段。蘇弗林記載陀氏當時與他討論，如果有人陰謀爆炸冬宮而他偶然得知了消息，他應該不應該去向沙皇政府報告。陀氏說他不會報告，但他仔細檢查了不應該報告的理由和應該報告的理由，認為應該報告的理由都是些重大的扎實的理由，而不應該的報告的理由都是些瑣細的理由。這在陀氏看來是不正常的。陀氏認為導致這種不正常狀況的原因在于“最主要的事情，我們都不許談”。

　　《白癡》在最后完成了對于自由派、民主派和革命派的全面抨擊，凸顯出陀氏的斯拉夫派立場。這個立場，伯林稱之為反動立場，就象他在評價果戈理時說的一樣。當然，今天看來，所謂的“反動立場”并非是不可原諒的立場，就象進步或革命立場并非就意味著美德一樣。伯林在《俄國思想家》中對屠格涅夫這種中間派滿懷同情，對激進分子也抱有“同情的理解”，對“反動分子”諸如果戈理和陀氏也盡力做個比較公平的剖析。這對于我們理解陀氏和整個俄國十九世紀知識分子的思想史的脈絡是很有助益的。毋寧說，在有了整個20世紀的歷史參照之后，在看到陀氏的恐懼和焦慮都成為了歷史現實之后，我們不能不驚嘆陀氏巨大的分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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