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走過海豐縣彭湃中學的正門，繞過那尊威嚴的彭湃銅像，穿過華麗的教學大樓，來到一片泥濘的爛草地上。灼熱的白光照得心里發(fā)慌。沿著爛草地依稀的路痕走了幾十米，一塊長方形的石碑橫在眼前，上書“一飯千秋”，抬頭一望，一個殘破寥落的亭子，坐在濃密的大樹叢中，亭前牌匾上，正鼎然寫著三個大字：方飯亭！

　　我的心在戰(zhàn)栗，這不是文天祥應得的待遇！一代大儒賢相為了民族的振興，在這里走完他萬里孤忠的最后一步，落入元兵的手中。八百年后的今天，這里應該有一個供后人懷念瞻仰、扼腕嘆息、長歌當哭的地方。這樣一個寒傖、荒涼的亭子，如何載得動那股仍然徘徊流行于斗牛之間的浩然正氣！

　　我拾階而上，兩旁的石欄桿，早已布滿了黑色的干苔垢，四根石柱的紅漆幾已落盡，耳畔滿是鳥雀的叫聲。進入亭內(nèi)，一人多高的石碑上，刻著文天祥的畫像。但畫像的彩漆，早已被風雨吹洗得只剩幾根殘破的線條。而且，畫像下面的碑文，已經(jīng)一個字也辨認不出來。畫像上方刻著的，正是文天祥臨刑前不久寫下的衣帶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

　　我的指尖拂過那粗糙的碑石，“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吟唱，猶如一股洶涌的怒潮，在心中澎湃激蕩刀光劍影鐵馬冰河隨即映入眼簾。想象一下吧，就是在這個地方，文天祥自元營脫身，迤邐萬里來到這里，暫駐于此埋鍋造飯；
就是在這個地方，追兵靜悄悄地逼近、包抄，樹林中恍然蘊積著無窮的殺氣，刀劍在陽光下凌厲地閃光；
就是在這個地方，一群虎狼之兵突然從樹林間鉆出來，明晃晃的大刀封住了前行的退路，文天祥像一頭雄獅一般發(fā)出他最后一聲凄厲的戰(zhàn)吼，被投入了冰冷的鐵籠！他立即把“腦子”，也就是今天的所謂冰片，吞入咽中，以求一死，但竟只是暈眩過去。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染過抗元勇士們的鮮血，這里的每一根草，每一株樹，都沾上英雄的榮耀。

　　歷史的長河浩蕩前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的凜凜歌聲，在中華民族的精神史上流逸激蕩。文天祥以他的丹心一片，最徹底地踐履了孔子的殺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義。刀光劍影黯淡下去，烽火連營沉寂下去，在這片文天祥踏過的土地上，留給這個蒼白的年代的，是這個寒酸破舊的亭子，與亭子四周陰森森的大樹，樹葉里不斷的鳥鳴聲。此刻，杜甫的一首《蜀相》涌上心頭：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宮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二

　　生于鐵馬兵戈的時代對英雄是有幸的�！皝y世出英雄”，亂世為英雄提供了一個廣闊豐富的時代舞臺，使他們的個性、意志、人格得以暢快淋漓地張揚�！捌咸衙谰埔构獗�，欲飲琵琶馬上吹。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這是何等的快意！對英雄來說，最大的不幸不是流血、捐軀，而是當意志勃發(fā)的時候，洶涌的情感無法找到宣泄的突破口，高揚奮發(fā)的精神一步步被壓制、扼殺，委瑣下去。宋代正是這樣一個對英雄來說最不幸的時代。岳飛的“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的誓言，是何等壯懷激烈，但宋高宗竟把他催回臨安，“賜死于大理寺”⑴�！笆貎�(nèi)虛外”可以說是宋代政治的一大特色。在中國歷史上，宋代可以說是民族主義最虛弱的時期。合理的民族主義，是基于對土地的摯愛，基于同人民的血肉之情建立起來的對入侵勢力的一種防御性心理。民族主義只有在民族遭遇外來侵略的時候才是合理的。而拓展性甚至侵略性的民族主義，無一例外都包含了宣傳者不可告人的陰謀。蒙古族崛起于大草原之中，橫掃北方。當蒙古的精兵悍將排山倒海的掃蕩黃河跨越長江，南京成為虎爪下的病牛的時候，正是激發(fā)一種氣吞萬里的憤怒與蒼涼，磨礪一種慷慨激越的銳氣和勇氣的時候。然而早在南宋初期，岳飛的怒發(fā)沖冠八千里路云和月，換來的就已經(jīng)是莫須有的罪狀與回蕩千古的冤魂。任你岳飛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任你陸放翁心在天山身老滄州，任你辛棄疾醉里挑燈看劍欄桿拍遍，歷代宋帝，還不是照樣向金、夏、遼進貢？南宋諸帝，還不是偏安臨安一隅，龜縮著頭，在西湖的暖風中醺醺欲醉，“直把杭州當汴州”？甚至最后向蒙古兵敞開大門的，還不是以謝太后為主的那幫權臣政要？如果說晚清的潰敗在于積貧積弱以至于“弱國無外交”，那么南宋的滅亡則在于“強國無精神”。專制的政府必然是腐敗的政府，同時是毫無責任感與廉恥意識的政府。他們所要的，就只是自己的榮華富貴，加入哪一個集團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便加入哪一個集團。就如三國后期的蜀主劉禪，亡國被俘到了晉都，只要晉帝封他一個“安樂縣公”，給他錦衣玉食，他照樣可以說，“此間樂，不思蜀”⑵。南宋的權要，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人頭——甚至還有官職，什么民族大義，什么仁義道德，全都拋諸腦后。與其倉皇逃跑圖謀大業(yè)，不如開門揖盜以保朝夕，這就是他們的心理基礎。而與專制政治相對的是冷漠麻木的國民。孫中山先生曾感嘆中國人“太自由”，魯迅先生曾批評中國人像一盤“散沙”，就是因為在中國古代專制政治下國家的滲透力極為薄弱�！安辉谄湮�，不謀其政”，“思不出其位”的儒家思想，早就把人們控制得服服帖帖一臉死相。老百姓所希翼的是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落而入，“帝力于我何加焉”的生活，至于到底是誰派出的稅吏，到底是誰下令抓壯丁，是本族的統(tǒng)治者還是外來的侵略者，則是沒有太大差別的。所以無論是外族入侵，還是國內(nèi)的農(nóng)民起義，勝了就都任由他做主子，況且外族一勝，往往便考證到原來是“圣教同源”，都是軒轅皇帝的子孫，于是即使被強行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等級，即使被強迫在腦后拖一根豬尾巴似的辮子，也照樣跪稱萬歲萬歲萬萬歲。一場本該浩浩蕩蕩的民族戰(zhàn)爭，就這樣變成漢蒙統(tǒng)治者爭奪政權的戰(zhàn)爭。

　　我們已經(jīng)可以體味文天祥的悲壯了。一方面連皇帝、百官都已經(jīng)不想再抵抗，開城投降，另一方面所謂“人民”，只有一色的冷漠，即使有一小部分從軍殺敵但也獨木難支。這是一場從一開始便注定無望的戰(zhàn)斗。《宋史•文天祥傳》記載，早在文天祥招募救國新軍的時候，有友人問他：“君以烏合萬余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壯懷激烈地回答，國家有急，“征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幾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 ⑶飽讀詩書的文天祥不會不知道，北伐的祖逖是如何因為后援不繼而失敗，欲直搞黃龍的岳飛是如何含冤而死，他更不會不知道，蒙古的虎狼之師如此長驅直入，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宋朝的制度和昏君佞臣。他自己的萬余兵馬，如何抵擋得了蒙古二十萬精兵悍將的鐵蹄？退一步來說，即使奇跡發(fā)生，文天祥把蒙古兵逐出中原，他又如何挽救這個他為之忠心耿耿，而又已經(jīng)病入膏肓的大宋王朝！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口，他無法讓自己做一個亡國奴接受異族侵略者的統(tǒng)治，于是反抗——即使是在絕望中的反抗成為他唯一的選擇。當國家敗亡，民族遭辱，他卻以他的凜然正氣來換取一個大寫的人的尊嚴，以他的生命去祭奠他的理想。這與當時和文天祥、張世杰并稱“三杰”的陸秀夫一樣。《宋史紀事本末》記載，當陸秀夫在崖山海戰(zhàn)中見大勢已去，他先把妻兒趕入海中，然后對小皇帝趙昺說：“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佑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闭f完背起這個小皇帝，跳入蒼茫浩瀚的波濤之中。⑷在文天祥、陸秀夫身上，體現(xiàn)著一種中國人的國民性中最脆弱的尊嚴意識。人們不得不驚嘆，在這個尊嚴意識如此虛薄而茍且偷安的思想?yún)s像蔓草一樣瘋長、蔓延的時代，為何會反彈一樣激發(fā)一種如此博大的勇氣。一方是寶貴的生命和高官厚祿榮華富貴，一方僅僅是尊嚴與理想——以生命去換取的尊嚴，以生命去祭奠的理想。他們卻如此堅定決毅地選擇了尊嚴與理想，并且用生命去捍衛(wèi)。這樣的力量到底來自哪里？

　　三

　　一個蒼白的時代無法理解英雄的內(nèi)涵。對一個非常態(tài)的社會，一切正常的事物到了人們的眼里都成為變態(tài)的事物。文天祥的精神境界超越了這個時代的人們所能夠理解、想象的程度，因此，連他的赤子之心也被認為是對大宋王朝皇帝的“愚忠”。

　　人是歷史中的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只能把他們放回他們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之中，去感受、觀察、琢磨、評價。文天祥正是最大限度的掙脫歷史條件的束縛，最大限度的舒展著獨立的精神，以其對民族、人民的拳拳之心，對“忠”做出了徹底的民本主義的解釋。

　　儒家的“忠”，在古代臣子們看來，不外夫“事君如父”。在中國古代的倫理政治中，國與君同家與父一樣密不可分。秦始皇雖然沒有尊儒而是尊法，但是秦的政治設計完全體現(xiàn)了一人對一國實行絕對統(tǒng)治的政治理念。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中，皇帝在制度上成為整個國家的核心，在觀念上成為整個國家象征的載體�！爸揖�”與“愛國”、“愛民”于是糾纏在一起，結成一個打不開的死結。追捕文天祥的南宋大漢奸張弘范對“忠”也有他的理解。他在勸降文天祥時曾說：“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正使殺身為忠孝，誰復書之？” ⑸所謂“國”亡，其實是宋王朝亡，而民族還在，人民還在，儒家之“道”更是還在。文天祥的“忠”，從根本上恰恰不是忠于宋朝皇帝，而是忠于民族、忠于理想，他把“忠”建立在徹底的民本主義的基礎之上。文天祥被押解燕京后，元朝取出一張王牌——九歲的降元皇帝招降。文天祥的反應卻是“乞回圣駕”。后來，元丞相博羅以皇帝降元為由，勸文天祥君降臣降，以示忠心。文天祥的一番反駁，重新詮釋了“忠”的含義：“德佑吾君也，不幸而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所以為忠也。” ⑹這種思想直接繼承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在文天祥死后的數(shù)百年后，明朝遺民，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在他的曠世名作《明夷待訪錄》的“原臣”章留下這樣的話：“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故我之出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
為萬民，非為一姓也。”⑺這樣開明的理念早為文天祥所踐履了。

　　當時對文天祥來說，只有做宋臣與做元臣的選擇。蒙古軍隊的兇殘程度，是歷史上少見的。據(jù)記載，蒙古軍隊攻下花剌子模國舊都玉龍赤杰，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萬人；
撥都率軍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萬只人耳；
大食國都報達開城投降，蒙軍屠城七天，將全城八十萬居民殺個精光。⑻當時蒙古軍隊占領臨安，就有一些大臣向忽必烈進諫，要求殺盡南人，其理由居然是“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兔晒疟�的殘暴，恰恰與中國傳統(tǒng)文人所賴以安身立命的以“仁”為中心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馳。這時，反抗異族的入侵、殺戮，與捍衛(wèi)儒家之“道”疊合在一塊。面對如此兇殘暴戾的蒙古兵，一個漢人只要愛國、愛民族、愛家、愛自己，唯一的道路就是奮起反抗。以宋帝為中心號召天下對抗元兵成為文天祥救萬民于水火的必然選擇�；实圻@顆小小的砝碼，有時，特別是在臣子心目中，足可撐起整個大漢民族！忽必烈和歷史上所有南下少數(shù)民族一樣，從武力上征服中原，卻從文化上被中原征服。他采用了“用南人”而不是“殺南人”的政策。然而面對山河破碎風飄絮，文天祥在做元朝的丞相與做宋朝的魂魄中選擇了后者。文天祥所為之身殉的，與其說是已經(jīng)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之中的大宋王朝，不如說是一種儒家綿亙千年，若隱若現(xiàn)的“道”。在這樣的“道”與生命的權衡中，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救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敝祆渥⒋嗽唬骸袄懋斔蓝�求生，則于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雹蚊鎸Α傲x”與“生”的選擇，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雹衔奶煜榈囊聨з澲械摹翱自怀扇�，孟曰取義”就是本自于此。“讀圣賢書，所學何事？”所學的，便是他以生命和熱血去相殉的“道”。曾寫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杜甫，此刻成為文天祥跨越時空的知己。

　　四

　　中國歷史之上，在文本以外潛行著一種體現(xiàn)于實踐的精神。歷史學家總是把眼光深情地投向踐踏過萬千枯骨而建立起“豐功偉績”的帝王將相，而思想史家總是鐘情于為思想史上一個又一個宏大精湛的思想體系做梳理工作。然而，極少有人把視野擴大到精神層面，把體現(xiàn)于實踐中的精神納入思想史或者梳理精神的發(fā)展理路。精神是人類最美的花朵，精神的體現(xiàn)主要并非在各種宏大的理論架構中，而更體現(xiàn)在那些出類拔萃的人物的行動中。其表現(xiàn)形式既有儒家的正大雄渾剛勁樸直，也有道家的柔美俊逸傲然不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例如宋朝的精神光芒并非表現(xiàn)在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身上，而更在于表現(xiàn)出正大至剛的氣概的岳飛、文天祥們身上。“文革”時期的精神光芒表現(xiàn)在像林昭、顧準、張中曉這些并沒有體現(xiàn)什么思想高峰，但是表現(xiàn)出整個時代罕有的尊嚴與良知的人的身上。這些精神巨子往往是生活的弱者和失敗者，但是正是他們身上蘊含的內(nèi)在精神，使他們成為時代的尊嚴與良知的守衛(wèi)者。像林昭、張志新這些在魑魅人間堅持獨立思考，最終成為那個瘋狂的時代的祭品的人們，他們對中國的思想、學術并沒有什么貢獻，但是正是他們的存在，使閱讀那個時代的后來者不至于在絕對的黑暗體驗中窒息，而得以看到一種尊嚴意識的光明。這點尊嚴與光明正是激勵我們堅持自我、確認自我的精神力量。他們對于后代、歷史的意義，決不下于任何一個博大的思想體系。

　　一個人成為自我的基本表現(xiàn)在于他的獨立思想與獨立行動。而一個人要成為一個強大的自我則不但需要獨立思想更需要光輝的道德精神與非凡的勇氣，需要思想資源和精神資源。在中國歷史上文天祥的不可替代性在于他對民族的真摯感情，以及他徹底履行孔子的成仁孟子的取義的學說，以他光輝的道德勇氣為中國精神史寫下絢麗的一筆。中國的文人，向來扮演著幫忙、幫閑和幫兇的角色，正是有了正大雄渾與柔美不羈的精神傳統(tǒng)，中國人的精神史才不會完全是死氣沉沉的一片蒼白，而是點綴起幾片雖然弱小，但格外絢麗多姿的花。正是有了這股精神，才使先天缺鈣的中國文人，終有一小部分如文天祥者，以傲然獨立的品質(zhì)，撐起一片精神的天空，向皇帝太監(jiān)，鄉(xiāng)紳百姓們，更向時代與歷史昭示一種傲骨的雄姿！

　　五

　　一個小小的方飯亭維系著南宋的千秋大業(yè)，維系著它的存與亡的兩極。當文天祥最后的戰(zhàn)叫在元軍的刀光劍影中消失，南宋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崖山海戰(zhàn)的失敗與陸秀夫的負帝蹈海成為必然的結局。

　　我們難以想象，一個人如何可以把他的生命張力繃到那樣的弦度。如何可以經(jīng)歷那樣多的苦難而一如既往矢志不移。為了一句“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他自元營脫身，經(jīng)京口，取揚州，水陸兼行，蜿蜒南下，輾轉萬里；
從真州到海豐被執(zhí)的近三年時間里，他在戰(zhàn)爭中先后失去四個女兒和唯一的兒子；
在近四年的楚囚生涯中，先后有降元宋帝、降相留夢炎、其弟文璧、元丞相博羅、平章阿合馬前來說降，高官厚祿許過了，君臣之義講過了，甚至把他的夫人和二女作為要挾，但文天祥竟一概不為所動，一股浩然正氣，貫于斗牛之間。

　　忽必烈最后一次召見文天祥是在1283年1月8日。那時一連串的事變，星相的變化，劫獄的傳言，使這個對文天祥又怕又愛的異族皇帝極為擔憂。這一次召見決定著文天祥的生死。元世祖誘以高官：“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為中書宰相�！蔽奶煜榈幕卮鹗菙蒯斀罔F的：“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痹�世祖進一步說：“汝不為宰相，則為樞密�！蔽奶煜榇罅x凜然地說：“一死之外，無可為者。” ⑿至此，元世祖已知絕無勸降文天祥的可能了。第二天，文天祥結束了他的楚囚生涯，以他英勇不屈的頭顱，獻祭于已經(jīng)湮沒在歷史的煙霧之中的宋王朝。他臨刑前的兩首絕筆，上可比嵇康的《廣陵散》，下可比于譚嗣同菜市口的行吟。

　　第一首是：

　　昔年單舸走維揚，萬里逃生輔宋皇。

　　天地不容興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

　　神歸嵩岳風雷變，氣吐煙云草樹荒。

　　南望九原何處是，塵沙黯澹路茫茫。

　　第二首是：

　　衣冠七載混氈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龍馭兩宮崖冷月，貔貅萬灶海門秋。

　　天荒地老英雄喪，國破家亡事業(yè)休。

　　惟有一腔忠烈氣，碧空常共暮云愁。⒀

　　死亡，對有的人來說意味著結束，然而，對有的人來說卻意味著開始。死亡，對生命來說意味著結束，但是對精神來說卻意味著開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絕唱，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和精神史上，猶如黃鐘大呂的宏音，震得歷史的耳朵發(fā)聵。正是這樣剛勁宏大之音，為柔弱不堪的宋王朝注入一股剛勁雄渾之氣；
正是這千古絕唱，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史添加了無比燦爛的一筆；
正是這不屈不撓的吟誦，激勵著文天祥之后的歷史的無數(shù)英雄豪杰去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文天祥的意義，不在于他挽救一個病入膏肓的朝代的努力，而在于他弘發(fā)了一股激動人心的力量，展示著一種堅守尊嚴與良知，并且用生命去祭奠理想的光輝的道德精神，體現(xiàn)了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丈夫的胸懷和品質(zhì)。正是這種精神，為中華民族的歷史，樹立起一根剛健不屈，凜如日月的脊梁！

　　注釋：

　�、乓姰呫渚幹�《續(xù)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7年出版。

　�、埔姟度龂�志•后主傳第三》，岳麓書社出版。

　�、且姟端问�•文天祥傳》。中華書局1977年11月出版。

　　⑷見《宋史紀事本末》，轉引自萬樹坤《文天祥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梢娻嚬馑]《文丞相傳》，轉引自萬樹坤《文天祥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室姟都o年錄》，轉引自萬樹坤《文天祥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艘娂緦W原、桂興沅《明夷待訪錄導讀》，黃宗羲原著，巴蜀書社1992年9月出版。

　�、桃娳w無眠《無恥的好人》，《書屋》2001年第1期。

　　⑼見啟良《中國文明史》（下）第309頁，花城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我姟墩撜Z•衛(wèi)靈公第十五》，出自朱熹《四書集注》第238頁，岳麓書社1987年6月出版。

　�、弦姟睹献�•告之章句上》，出自朱熹《四書集注》第475頁，岳麓書社1987年6月出版。

　�、幸妱⒃郎辍段呢┫鄠鳌�，轉引自萬樹坤《文天祥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岩姟段男艊�公集》卷十八《拾遺》，轉引自萬樹坤《文天祥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2001年12月30日

相關熱詞搜索：萬里 千秋 陳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