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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森:貨幣、集體意向性與市場的道德基礎

        發(fā)布時間:2020-06-02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從哲學本體論的角度來看,如果說貨幣不是自然、社會和人類經濟現象中令人最為難以把握和界定的現象,至少也可以說它是最難把握和界定的現象之一。在當今市場經濟秩序中,每個正常成年人都會經常(幾乎天天)與貨幣打交道,且?guī)缀跞巳丝诖锒蓟蚨嗷蛏俚卮еc“貨幣”。但到底什么是貨幣?這好像是一個如在思辨哲學層面上的什么是“物質”、什么是“時間”諸如此類的問題一樣難能回答和和難以界定的問題。

          必須把貨幣與貨幣的存在形式區(qū)別開來。從人類經濟史上來看,貨幣曾有種種具體存在形式,如實物貨幣、金屬貨幣、鑄幣、帛幣、皮幣、紙幣、電子貨幣(如銀行卡)等等。從實物形態(tài)上來看、貨幣曾經采取過貝殼、牛、羊、金、銀、銅、鐵、皮、橄欖油、葡萄酒、紙鈔、塑料卡等等。另據美國經濟學家曼昆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所言,在南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雅普人曾把誰也搬不走的6600塊大石頭用作是貨幣。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戰(zhàn)俘營中,以及在1989年蘇聯解體前的莫斯科市區(qū),煙卷也曾一度成了貨幣。另外,那些稍懂點現代經濟學人又會知道,今天的經濟學家們又按貨幣的構成區(qū)分了貨幣1、貨幣2、貨幣3、貨幣4,等等。很顯然,盡管在人們在說“貨幣”二字時常常是涵指即時使用的某種貨幣形式或貨幣的實物形態(tài),但貨幣概念本身卻是指超越這些林林種種的貨幣實物形態(tài)而又借這些實物形態(tài)在市場交換中實現自身之存在的某種東西。

          那么,在種種貨幣形態(tài)背后存在的那個叫“貨幣”的東西到底是什么?經濟學家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凱恩斯、薩繆爾森、弗里德曼等都曾努力界說過,哲學家貝克萊、休謨、孟德斯鳩、?碌染苍忉屵^。如果你讀讀德國社會學家西美爾的《貨幣哲學》,讀讀?碌摹对~與物》,你才會突然覺得“貨幣”這個東西是如此討厭地復雜、難以琢磨!

          什么是貨幣?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你會覺得這個問題還不太可怕。因為,馬克思較清晰且邏輯一貫地告訴你,貨幣不過是一種特殊的商品,一種市場交往中的社會關系,因而你可以直觀地相信這一點。但如果你讀過凱恩斯的《貨幣論》,你就會覺得這個問題是有些可怕了。不信,當你讀過凱恩斯在《貨幣論》中所說的“貨幣本身是交割后可清付債務和價目契約的東西,而且是儲存一般購買力的形式”這句話,你能確切理解他在說什么么?如果你再讀過西美爾的《貨幣哲學》,你才覺得這個問題竟如此可怕!西美爾是如何界定貨幣的?說來他的界定非常簡單。在西美爾看來,貨幣無非是某種充當市場交換中“一切價值公分母”的某種東西。這個定義乍看來十分簡單,但實際上并卻不簡單。西美爾的問題以及貨幣問題的真正難點在于:“什么是價值?”對于什么是貨幣以及連帶著的什么是價值這樣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有多少理解?又有多少界說?誰又能說得清?

          面對什么是貨幣這個似乎是形而下但實際上是形而上得不得了的問題,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實際上是采取了一種形而下的處理法,即不去深究什么是貨幣,而只是先“糊里糊涂”地假定貨幣就是貨幣,然后再在這“糊里糊涂”的基礎上去用、去講、去計算、去模型貨幣。現在看來,對什么是貨幣這樣一個深不見底的問題,如果現在再去靠定義去把握,去理解,可能一無所獲,更何況前人的定義已是如此之多了。鑒于前人已從經濟學、金融學、社會學、歷史學甚至人類學對貨幣現象做了多維的探討和界說,現在,我們不妨沿著當代語言哲學的進路去思考一下這一問題,看有沒有什么新的啟迪。

          在1995年出版的《社會實在的建構》和1998年出版的《心靈、語言與社會》兩部著作中,當代美國經濟學家塞爾(John Searle)曾舉出貨幣這樣一個人們日常生活的事例,來說明什么他所理解的人類“制度”(institutions):我從錢包里拿出一張紙幣,反過來看,正過來看,發(fā)現它不過是一張由某種纖維素絲所制成的紙,面上印著某種顏色和符號。是什么使這片紙成為貨幣呢?塞爾的回答是,只有當、且僅當人們都把這片紙認作是貨幣時,它才是貨幣。沿著這一思路,塞爾還發(fā)現,許多“制度事實”(institutional facts),許多社會實在,從產權到契約,從婚姻到美國總統(tǒng)職位,歸根結底,只不過取決于人們的一套態(tài)度,即他所說的“集體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這即是說,當所有人都把某種東西相信為、認作為、接受為、用作為某種東西時,這種東西就成了一種制度實在(institutional reality)。而貨幣本身,恰恰就是這樣一種內涵著人們“集體意向性”的一種“制度實在”。

          把“貨幣”理解為一種帶有某種“集體意向性”的某種“制度實在”,看來是有著許多理論話語(discourse)上的方便之處的。因為,不管貨幣這一市場交換中的一種實存是多難把握和定義,但我們至少可以認定它是內在于市場交換中為大家所共同認可和接受的某種東西。市場交換是一種活動,一種維特根斯坦所見的“生活形式”,一種伽達默爾所言的“游戲”,簡言之,一種人們的“生活游戲”!坝螒颉保纫幸(guī)則,又必定有秩序。市場游戲中規(guī)則中的秩序,或秩序中的規(guī)則,就構成了市場本身的“制度”(institutions)。西方文字中的“institutions”,曾被我國哲學界和經濟學界翻譯為“建制”或“制度”。不管如何翻譯,市場交換活動總是有“institutions”在其中,且市場本身又會反過來構成了一種“institution”。貨幣,是內在于市場活動之中的某種東西,是市場得以運行的必要條件。既然市場本身必定內涵著一定的“institutions”,市場本身又構成了人類社會中的一種“institution”,那說與市場本身密不可分且構成其運行基礎和必要條件的貨幣是一種“institutional reality”,至少沒錯。

          從經濟史上來看,說貨幣現象最初是在人們物品交換中自發(fā)產生的,這也應該沒錯,F在看來,貨幣的產生,不僅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的產生,也意味著信用的產生,并且內涵有尊重他人權利(包括人權和物權)的交換與交易的道德在其中。很顯然,貨幣本身作為市場參與者廣泛認可的某種“集體意向性”,從某種角度上來看是一種社會契約,是某種承載著信用關系的紐結(nexus),因而亦可把說貨幣是市場當事人包括國家與市場當事人之間的某種契約和信用關系的一種制度載體。從這一點推論開來,我們可以理解,貨幣、產權、市場、信用甚至以及人們商品和勞務交換中的道德原則是在同一個過程中一起產生并一同演變的。

          從歷史上來看,貨幣的出現也是從“霍布斯世界”向文明社會過渡的“催化劑”。許多歷史研究均發(fā)現,在物物交換的初民社會,是非常容易且實際上經常發(fā)生部落間的殺戮和戰(zhàn)爭的。道理很簡單,以物易物,本身就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某些不信任。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加上對物欲的追求,自然會導致搶奪、劫掠和戰(zhàn)爭。

          為什么說沒有貨幣就沒有市場?市場是買賣的集合。以物易物,賣與買是同一的,因而還沒有真正的買賣。只是隨著貨幣出現并加入交換之中,尤其是隨著鑄幣尤其是紙幣或其它法幣(fiat money)的出現,才在真正意義上把賣與買分離開來,才真正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當一個人把某一物品“賣”出去,換回來的不是對自己有其它效用的物品,而是能“買”其它物品的某種大家均認可的“信物”時,這至少意味著大家都“認”它!罢J”,就是“信”,就有“信用”在其中。由此看來,從貨幣產生那天起,市場交換的“信用”關系就自然在其中萌生了。人“信”和“認”某種東西是貨幣,并接受和用這種“信物”去交換,自然也意味著視他人為人并尊重他人的權利,這也也自然反過來也意味著已把把自己視作為一個“人”,一個或多或少有些誠信和道德稟賦的人。由此看來,貨幣的產生、存在和使用本身就意味著有市場中人與人之間的某些合作關系的存在,這也自然意味著用貨幣來完成的市場交換中有信用關系并有道德維度在其中。由此所產生的一個自然推論是,貨幣的出現,促進了人類從野蠻的初民社會向文明社會的過渡和轉變。

          結論很簡單。如果從貨幣哲學的角度來看待人類社會,就會發(fā)現,市場的形成與擴展史,人類社會的進步史,甚至人的道德原則和社會倫理的形成史,原來是從某一個角度來看待的貨幣演變史。市場隨貨幣的出現而形成并且必定建立在某種貨幣制度基礎之上。而貨幣則是建立在某種信用基礎之上,信用則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一定程度的信任基礎之上。信任,用現代博弈論的語言來說就意味著合作。合作,就必定內涵著某種道德的維度。反過來看,沒有人與人物品和勞務交換和社會交往中的相互合作,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的最起碼的相互信任,會有貨幣?會有私有產權?會有市場?會有人類社會?

          

          2003年5月5日于復旦,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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