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省界、業(yè)界與階級：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及其難局
發(fā)布時間:2020-06-03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內(nèi)容提要」集團力量的興起所涉及的是社會動員方式的轉(zhuǎn)變，是國家與社會形成對應關系的產(chǎn)物。走出科考時代的讀書人主要是經(jīng)由“地緣”因素有了最初的聚集，隨之超越地緣的“業(yè)界”意識構成聚集的基礎；
進一步地，階級意識的提升又影響到集團力量的形成。此可看出，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形成，其表征明顯是“省界”、“業(yè)界”及“階級”等亞文化圈，社會動員也主要在這些環(huán)節(jié)展開。然而，以此為基礎所形成的集團力量，距離政治共同體還有相當?shù)木嚯x。因此，構成近代中國集團力量基礎的省界、業(yè)界以及階級意識的凸顯，實際成為中國形成政治共同體的難局。
「關鍵詞」集團力量/亞文化圈/政治共同體/省界/業(yè)界
在中國古代政治傳統(tǒng)中，“君子不黨”是士大夫政治的重要標識。然中國士人卻又向有結社之習性，明清時期尤盛（注：參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從某種意義上說，士大夫的身份意義，即是依靠從宗族、宗教、學校，到行會、會館、同鄉(xiāng)會等“中間團體”（intermediate），構成民間社會的基礎：“土”之成為“四民之首”，占據(jù)中心社會位置，也意味著“士”形成了具有某種組織意義上的“共同體”（注：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香港）總第6期（1991年8月）；
參見艾森斯塔特《帝國的政治體系》（閻步克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晚清以降，隨著科舉制的廢止，中國讀書人通向政治的晉升之路也遭瓦解，相應地需要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謀求新的力量呈現(xiàn)方式。這不難理解，如政治學者所強調(diào)的，政治生活首先應當被看作集團生活，每個人都會以某種方式卷入到政治體系中。在受到變化影響的每一個社會中，新興的社會集團起而參政，是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
甚至現(xiàn)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即是民族、宗教、地域、經(jīng)濟或社會身份的社會集團猛增并多樣化的過程（注：塞繆爾·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張岱云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9頁；
羅伯特·達爾：《現(xiàn)代政治分析》，王滬寧、陳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5頁。）。
有關近代中國讀書人對新的角色與身份的尋求，不少論著已有所闡述，涉及“學術共同體”及新的社會集團形成等問題（注：參見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經(jīng)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分別于1995、1998年出版）；
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謝亮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tài)——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三聯(lián)書店，1997年）。）�！肮部臻g”（public sphere ）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概念的流行，盡管可能落入“自由主義萌芽論”之窠臼（亦即“資本主義萌芽論”在政治上的翻版），卻也催生出相關的問題意識，即探討近代中國各階層與群體，如何經(jīng)由地緣的、家族的以及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的關系聯(lián)結為網(wǎng)絡，介入到公眾事務中（注：參見孔飛力《公民社會與體制的發(fā)展》（《近代中國研究通訊》（臺北）第13期，1992年3月）。有關這一理論的述評，參見魏斐德《清末與近代中國的公民社會》，收入汪熙、魏斐德編《中國現(xiàn)代化問題——一個多方位的考察》，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年。）。在稍前一篇文字中，筆者已就科考廢除后讀書人建構“學術社會”所形成的“權勢網(wǎng)絡”略作疏理（注：參見章清《“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wǎng)絡”——〈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份》，載《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本文則試圖立足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就此作進一步申論，主要檢討近代中國讀書人如何經(jīng)由“地緣”因素有了最初的聚集，隨之超越地緣的“業(yè)界”意識如何構成聚集的基礎；
進一步地，階級意識的提升又如何影響到中國集團力量的形成。在我看來，集團力量興起所涉及的是社會動員方式的轉(zhuǎn)變，是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建立一種紐帶。檢討讀書人聚集方式的轉(zhuǎn)變，以及“省界”、“業(yè)界”、“階級”等亞文化圈世界的形成，或有助于揭示讀書人在形成集團力量時值得注意的一些特性，尤其有裨于把握近代中國形成政治共同體的難局。
一、國家·社會·個人
孟子嘗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注：《孟子·盡心下》。焦循《孟子正義》注曰：“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保ㄖ腥A書局，1987年，第1001頁）今人解其意，則謂：“這至少在形式上已接近西方政治學上以土地、人民、主權來界定‘國家’的說法�！保▍⒁娪嘤r《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年，第18頁））不可否認，在中國傳統(tǒng)資源中，也包含著對政治秩序的安排。只不過古代中國主要“將中國看成一文化體系，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注：參見邢義田《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天下觀》，收入劉岱總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1981年，第452頁。），這在顧炎武《日知錄》關于“亡國”與“亡天下”的著名論辯中，已有清楚闡述。而在有了西方學理之后，如何安排一個國家的基本秩序才逐漸清晰起來，時間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圍繞梁啟超的研究中，不少學者即充分肯定了梁氏對此探索所具有的意義。列文孫（J.Levenson）指出梁啟超打通了從文化主義通向國家主義的道路，而據(jù)張灝的分析，1890年后的10年間梁的思想發(fā)展，可看作儒家經(jīng)世致用這一古老傳統(tǒng)和尋求現(xiàn)代思想新方向之間的重要紐帶，涉及兩個過程，一是擯棄天下大同思想，承認國家為最高群體；
二是把國家的道德目標轉(zhuǎn)變?yōu)榧w成就和增強活力的政治目標（注：參見列文孫《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劉偉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5頁；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1頁。）。關于中國具有近代意義的“國家意識”的萌生，以及糾纏其間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一向是把握近代中國變革圖景的焦點問題。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大部分時期，是一個使‘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注：列文孫：《儒教中國及其現(xiàn)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7頁。）。湯森（J.Townsend）也將支配這一見解的模式稱為“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的理論”（注：James Townsend，Chinese Nationalism.InJonathan Unger（ed.），Chinese Nationalism.M.E.Sharpe，Armonk，1996，pp.1-30.）。就本文所涉及的問題看，對此略作疏理也是必要的。最基本的乃在于，擯棄“天下”觀念的潛在意義，是接受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存在——“以國家對國家”；
有了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意識，也便確立了新的政治邊界，如何安排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等涉及政治生活的問題，才會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
這些問題，在19世紀末期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界關注的熱點。嚴復1895年發(fā)表的《原強》，發(fā)揮達爾文生存競爭學說，將社會變遷理解為“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成群成國，則群與群爭，國與國爭”，尤其強調(diào)“群學治，而后能修齊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進于郅治馨香之極盛也”（注：嚴復：《原強》，王栻編《嚴復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5-15頁。）�？涤袨橐仓v道：“中國風氣向來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會之禁，不敢相聚講求，故轉(zhuǎn)移極難。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注：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4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133頁。）他本人也突破“社會之禁”，以“學會”號召于京師。粱啟超則看到了西方國家“合群”的基本方式在“議院”、“公司”及“學會”（“國群曰議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學會”），他為中國政治變革所尋找的出路，即是學會，“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保ㄗⅲ毫簡⒊骸墩搶W會》，《時務報》第10冊（1896年11月5日）。）這或可看作中國思想界一些“先時的人物”擯棄天下大同理想而承認國家為最高政治實體后，為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建立溝通紐帶所做的努力。聚焦于“合群”這個涉及社會動員的中間環(huán)節(jié)，也屬自然，這也正是集團力量的興起對于中國社會轉(zhuǎn)型具有的突出意義（注：如政治學者所強調(diào)的，政治過程主要是一種集團活動過程，“政治過程在其起源時以及甚至在今天都主要被看作政府組織機構和社會集團之間的相互影響過程”。（參見戴維·伊斯頓《政治體系——政治學狀況研究》，馬清槐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164-165頁））。
需要強調(diào)的是，如何在國家的框架下來安排個人及其他，對中國讀書人來說是一個新問題。黃遵憲《駁革命書》是中國思想界較早涉及“合群之法”的文字，提出了“合群之道，始以獨立，繼以自治，又繼以群治，其中有公德，有實力，有善法”。而從一開始，中國本土資源的匱乏就顯露無遺，“前王先圣所以諄諄教人者，于一人一身自修之道盡也，于群學尚闕然其未備也”。在黃看來，中國合群之法“惟族制稍有規(guī)�！�，然“仁至而義未盡，恩誼明而法制少”。乍看“一唱而十和”的會黨，也是“貽害遍天下，其流毒至數(shù)世而猶未已”。其他如同鄉(xiāng)、同僚、同年，以及相聯(lián)之姻戚、通譜之弟兄，則不過“勢利之場，酬酢之會”。因此，黃提出講求“合群之道”，“當用族制相維相系之情，會黨相友相助之法，再參以西人群學以及倫理學之公理，生計學之兩利，政治學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開、民氣昌，然后可進民權之說�！保ㄗⅲ狐S遵憲：《駁革命書》，《新民叢報》第24期（1903年1月13日）。）
如論者所說的，西方國家的全球性政治擴張，以及起源于歐洲的資本主義制度所導致的經(jīng)濟變革，是推動近二百年來世界歷史發(fā)展最強大的力量。離開民族國家的形成與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就很難想像歐洲的歷史。而且，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經(jīng)驗，已經(jīng)對全球范圍近代國家形成的前景作了界定（注：參見王國斌《轉(zhuǎn)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jīng)驗的局限》（李伯重、連玲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4頁。）。進入20世紀以后，我們也可明顯感受到中國知識界如何在西方“民族國家”理論的影響下，立足于個人—社會—國家來思考其中包含的復雜問題。孫寶瑄1901年的日記中已有此自覺，“今日東西文明國政治法度之日進化，無他術也，能分其權于人而已�！保ㄗⅲ簩O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9頁。）1903年《大陸》雜志（第3、4、8期）刊登的《中國之改造》則明確界定“國家也者，個人之集合體也，社會亦個人之集合體也”，“邦土、住民及主權之三要素具備，而始成國家�！倍鷿h民也撰文指出：“二千年來，政界沈沈，更無進化，內(nèi)力孱弱，至為他族陵逼者，可綜括為二大原因：一曰不知個人之有自由獨立，二曰不知機關之性質(zhì)�！币虼�，“欲明國家之性質(zhì)，其最重者為分子團體之關系，而吾國政界之蒙昧，亦于此點為最甚�！保ㄗⅲ汉鷿h民：《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民報》第2期（1905年11月）。）像這樣界定國家尚不夠明晰，但其中透露出的若干信息卻值得重視，顯示出中國知識界通過“收拾西方學理”，也頗為關心在“國家與個人”及“國家與社會”間希望尋求一種新的安排。
要理解其中的關鍵，當緊扣“普遍王權”（universal kingship）之意義，如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 ）指出的，中國人對王權普遍性的絕對信服，或不能完全歸于其周邊從未出現(xiàn)對中國產(chǎn)生過真正挑戰(zhàn)的具有同樣文化優(yōu)越性的“普遍國家”，但這一事實卻增強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認知（注：Benjamin I.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of World Order，Past and Present.In John K.Fairbank （ed.），The Chinese Ord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68，PP.276-288.）。與此適成對照的是，在中國歷史上也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精英階層，能夠以各種方式將其權利置于國家之上，從而限制國家行動的范圍（注：參見王國斌《轉(zhuǎn)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jīng)驗的局限》第98頁。）。因此，當中國知識界面臨如何安排與國家密切相關的政治秩序時，立足點不免有差異。1907年楊度在《〈中國新報〉敘》中曾表示，今日中國之言政治者，率多依賴政府之心，日注意于“國民所以被政治之途，而不從事于國民所以自治之道”。言下之意，此不惟不通治體，抑且增長國民之放任心而減少國民之責任心，于國家之進步，必有損而無益（注：《中國新報》第1期（1907年1月）。）。這是將國家之重心置于負責任之“國民”。也不乏文章從分權角度思考此問題。《浙江潮》1903年的一篇文章就提出，近世國家，其行政之機關約分為“官府”與“自治體”，前者為國家直接之行政機關，以直接維持國權為目的，如外交、軍事、財政之類，“皆官府所司之政務”；
后者為國家間接之行政機關，以地方之人治地方之事，而間接以達國家行政之目的，“如教育、警察及凡關乎地方人民之安寧幸福之事皆是也”。盡管作者并不否認這兩種方式近世文明諸國“皆行之有其實例”，但其立場則顯在地方自治，“自治之制，蓋所以補官治之不足，而與官治相輔而行。是故其國官治不振者，則事無統(tǒng)一；
其國自治不備者，則事必廢隳�！庇绕涫恰爸袊胤阶灾�，真有相沿于自然之勢，有自治之實而無自治之名�！保ㄗⅲ汗シㄗ樱骸毒锤嫖亦l(xiāng)人》，《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
無論立足于“國民”還是“自治體”，中國知識界對安排國家諸要素的意見，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明顯的信號，進入20世紀后，由于具有近代意義的國家觀念在知識界逐漸萌生，讀書人著力于探討國家權力的分配問題。其中的關鍵尤在于，中國在逐步形成政治共同體的認識，這也是新的集團力量形成值得關注的地方。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在闡述現(xiàn)代化初期的“社會動員”時就指出：“大規(guī)模的和多種目標的、專門化的（非生態(tài)的和非血緣的）群體和組織的興起”為基本特征之一（注：艾森斯塔特：《現(xiàn)代化：抗拒與變遷》，張旅平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61頁。艾氏所指的另外兩個特征是：“在社會制度的領域中，各種內(nèi)部市場不斷擴展和相互介入”：“都市化的不斷發(fā)展和擴大，以及大眾傳媒的日益普及”。）。亨廷頓也強調(diào)說：在進行現(xiàn)代化的社會里，“建立國家”的部分意義在于創(chuàng)建有效的官僚機構，而更重要的意義是建立一個能組織新集團參政的有效的政黨體系（注：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第433頁。）。于中國而言，最基本的象征即是歐美式政黨制的導入，如論者所說：“面臨中國文明、體制危機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活動是一個政黨運動的展開過程。”（注：三石善吉：《傳統(tǒng)中國的內(nèi)發(fā)性發(fā)展》，余項科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4章。）而有關清末民初各類社團的蓬勃發(fā)展，學界也進行了多方考察（注：據(jù)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對清末10年間的統(tǒng)計，共輯得國內(nèi)及海外的社團668個。顯然這是一個估計偏低的數(shù)字，據(jù)考，清末僅商會（含總會和分會）就有900余個，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會723個；
農(nóng)學會到1911年至少有總會19處，分會276處。僅此三項相加已2000有余。（參見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第274頁））。問題是，當世紀之交中國讀書人逐漸將政黨問題引入中國，所面臨的難局如何？
實際上，這也正是19、20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關注的焦點。舉例來說，1901年刊于《國民報》第2-4期的《中國滅亡論》就認為，中國之問題無他，“惟無政黨之故”；
世界文明之邦，也首在“結成一公黨為彼野蠻政府之勁敵”。作者不只看到政黨的作用乃“與政府相持不下者”，還檢討了中國各種政治勢力，“百年以來有所謂白蓮、哥老、三合、大刀、小刀、安清道友、義和拳民等野蠻集會”，皆“聚眾而遂其攻擄劫奪之私愿而已”，“黨且不可，何況于政黨”。同時認為所謂“守舊黨”、“維新派”的提法，也只是強加名目，其實質(zhì)不過是“但聞浮名，未見實際”，“非真有黨也”�！缎旅駞矆蟆返�92期刊發(fā)的《論中國現(xiàn)在之黨派及將來之政黨》也提出：“今者中國之存亡，一系于政黨之發(fā)生與否，是政黨問題者，實今日最重要之問題也�！蓖ㄟ^區(qū)分“在朝之政治家”與“在野之政治家”，文章還談道：“中國人士夙懔思不出位之誡，以故數(shù)千年來，無發(fā)生在野之政治家者。歷代倚賴之黨派，雖有近于各國政黨之性質(zhì)，然大抵不出兩派：一則借黨勢為聲援，以為擠排異己之地者；
一則召黨徒以講學，而聞言及朝政得失者�！币蛑�，中國數(shù)千年之政治社會所以有退化而無進化，就在于“從未有以改良政治為目的，結一有秩序之團體，樹立旗幟，申明約束，堂堂正正，以與政府宣戰(zhàn)者”。就對政黨的關切來說，1903年的《大同日報緣起》也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字。該文表示說：“泰東西名哲之言曰：凡欲興國強國者，必有會黨，必賴會黨。無會則無團體，無黨則無主義……故其國之無會黨者，其民必散漫，必懦弱，國雖大必蹶，一蹶則不可以復振�！眲�(chuàng)辦《大同日報》，其目的就在于，“一曰改良義興本黨之組織，由私會升為公會，由民黨進為政黨；
二曰聯(lián)合義興會外之各會，凡有志于救中國者，不論其會之大小，其黨之眾寡，皆聯(lián)絡之以期收提攜之益，響應之功�！保ㄗⅲ涸d《大同日報》，轉(zhuǎn)載于《新民叢報》第38、39期合本（1903年10月）。）
從上述論辯中，明顯可以感受到中國思想界對于政黨的看法，主要是參照了政黨在西方社會變革中所起作用，而糾纏其間的則是“君子不黨”的教條，及“朋黨”之陰影。梁啟超就分析說，學會其實并非起于西方，“中國二千年之成法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論語》言“有朋自遠方來”，及“君子以文會友”，皆為明證。然“漢亡于黨錮，宋亡于偽學，明亡于東林”等陳說，實際導致“疾黨如仇，視會為賊”的局面，尤其造成了“僉壬有黨，而君子反無黨，匪類有會，而正業(yè)反無會”（注：梁啟超：《論學會》，《時務報》第10冊（1896年11月5日）。）。耐人尋味的是，在知識圈內(nèi)部，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伴隨新興社會集團力量的形成，批評之聲不絕于耳。章太炎1908年撰寫的《代議然否論》，就將西方政黨與中國古代朋黨合為一談，“外觀美政，總統(tǒng)更移，自臺閣以至抱案之吏，無不隨之更調(diào)，從其朋黨比周為蠹已甚”，總之，“國有政黨，非直政事多垢黷，而士大夫之節(jié)行亦衰。直令政府轉(zhuǎn)為女閭，國事夷為秘戲�！保ㄗⅲ骸墩绿兹返�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0-311頁。）1911年太炎又發(fā)表《誅政黨》，對康有為、梁啟超、張謇、楊度、嚴復等當世黨人，一一抨擊，揭露他們各為朋黨，“操術各異，而競名死利則同；
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同時追溯歷代黨禍說：“歷觀史冊，凡四代有黨，漢明以之亡國，唐宋以之不振，朋黨之禍，天下亦彰明矣�！保ㄗⅲ骸豆馊A日報》1911年10月26、28、31日。）以朋黨比之現(xiàn)代政黨，固是太炎之誤解，然民初組織政黨活動的混亂局面，卻又表明其擔憂并非多余（注：民國初年曾興起組織政黨的熱潮，據(jù)統(tǒng)計，當時共有312個政治黨會，但有健全或具體政綱的只有35個，而且平均2.8個黨會共用一個政治主張。組織上的混亂集中反映在上層人士常常屬于不同的政黨，如伍廷芳、黃興各有11個黨籍，黎元洪有9個黨籍，唐紹儀、王寵惠、于右任等均屬7個黨。（參見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36-38頁））。白魯恂（Lucian W.Pye）用“共和幻像”（phantomrepublic）描繪革命光輝的式微，也揭示出甫經(jīng)成立的中華民國在政治認同上陷入的危機（注：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dge ，Mass.：M.I.T.Press ，1968.）。不過，無論是“朋黨”政治的陰影，還是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危機，都還遠不足解釋其中的緣由。顯然，問題既涉及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形成，當進一步關心，哪些因素促成或影響到集團力量的形成。如能清楚了解哪些因素影響到知識分子的聚集，則或可換一個側(cè)面探討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形成及其難局。這是本文所要重點討論的。
二、“省界”意識成為聚集的基礎
孫中山關于中國人鄉(xiāng)黨觀念強而國家觀念弱的見解，常為學界所征引，然此話實有必要聯(lián)系“上下左右”來讀解。這其中固有孫中山對于中國民眾“一盤散沙”之痛切，然如若沒有鄉(xiāng)黨觀念，其所領導的革命能否成氣候，卻也大可懷疑（注：孫中山：《三民主義》，《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74-675頁。）。中國人濃郁的“同鄉(xiāng)”觀念，也屬學界津津樂道的話題。列文孫就曾通過“省區(qū)”、“民族”、“世界”檢討近代中國的“認同”問題（注：Joseph R.Levenson ，The Province，the Nation，and the Worl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In Albert Feuerwerker etc.（ed.），Approaches toModern Chinese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268-288.）。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則提出，大部分中國人想到中國的疆域時，是從省、府和縣這一行政等級區(qū)劃出發(fā)的，人們往往用行政地域來描述一個人的本籍，以表示其身份的關鍵因素（注：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中華書局，2000年，第1頁。）。何炳棣還分析了中國人（特別是士大夫）“同鄉(xiāng)”觀念很強的緣由：在習俗上甚至法律上的極重孝道，加強了人們與籍貫地的聯(lián)系；
以地區(qū)為基礎的考試制度，官員要回避到原籍所在省份任職的法規(guī)等因素，也時時提醒人們個人的依靠牢牢根植于出生之地（注：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臺北：學生書局，1966年，第1章。）。
實際上，正是“鄉(xiāng)黨”觀念（即這里所說的“省界”）成為近代中國集團力量形成的最初誘因。其所依托的，即是分布于各城市的商業(yè)類會館和士人會館。會館之設，是便于同鄉(xiāng)人士投宿。以清末民初為例，在全國除北京以外300多城鎮(zhèn)中，約有1800多座會館。北京會館數(shù)量之多，在全國各城市之中首屈一指，鼎盛時期多達400余所。這些會館的共性即是同鄉(xiāng)性，同時悠久的會館歷史，產(chǎn)生了卓有影響的會館文化，往往成為同鄉(xiāng)聚會、串聯(lián)、發(fā)表政見、傳播信息之地（注：白思奇：《北京會館與戊戌維新》，收入王曉秋主編《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41-347頁。）。最近即有研究者指出，作為北京會館集中地的宣南，在戊戌維新期間實際發(fā)揮了“借助會館而立會，依托學會而聚眾”的功能（注：劉桂生、岳升陽：《北京宣南士人文化空間的形成與戊戌維新》，收入王曉秋主編《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第328-339頁。）。無獨有偶，在近代中國讀書人形成集團力量的另一重要渠道——日本，也印證了這一點。實藤惠秀注意到，留日學生生活也是中國國內(nèi)的縮影，他們赴日留學，是以省為單位被派遣的（并由各省在日本設立留日學生監(jiān)督）；
抵達日本后所去第一個公共場所，差不多都是各地的同鄉(xiāng)組織（注：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第423頁。）。關于“省界”意識成為讀書人聚集基礎的形象說明，無過于聚集于章太炎門下的眾多浙籍弟子。從1908年4月起，章太炎每周日在寓所為朱蓬仙、朱希祖、龔未生、錢玄同、周豫才、周啟明、錢均夫、許壽裳等弟子授課。某日陳獨秀前往拜訪章太炎，逢錢玄同、黃侃在座。談起清代漢學的發(fā)達，所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于安徽江蘇，故陳提起湖北沒出過什么大學者，結果引起黃侃的不滿，“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qū)區(qū)，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未必就是足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注：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公司，1980年，第482頁。）
“省界”成為讀書人集團力量形成的最初標志，集中體現(xiàn)在所辦刊物上。如鄒魯所說的，“時各省學生皆有學生會，會中多辦一機關報。”（注：鄒魯：《中國同盟會》，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2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7頁。）以《浙江潮》的創(chuàng)辦來說，即是依托浙江同鄉(xiāng)會而成（編輯兼發(fā)行者均署“浙江同鄉(xiāng)會”）。其《發(fā)刊詞》開篇即謂：“歲十月浙江人之留學于東京者百有一人組織一同鄉(xiāng)會。既成，眷念故國，其心惻以動，乃謀集眾出一雜志，題曰《浙江潮》�！保ㄗⅲ骸丁凑憬薄蛋l(fā)刊詞》，《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
參見同期所刊《浙江同鄉(xiāng)會簡章》。）而“省界”之所以成為讀書人呈現(xiàn)其力量的初始，原因必多，歐榘甲1902年發(fā)表的《新廣東》，闡述了頗具代表性的看法。針對當時中國省與省之間“不相親愛”，以及“愛中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歐提出“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有一省為之倡，則其余各省，爭相發(fā)憤，不能不圖自立”。并且認為，此之注意，有四者焉：“一因人心視其生省份之親切，易于鼓舞；
二因?qū)Ａσ皇�，易為措置�?br>三因一省自立，各省得以感動奮起，不致如泛言中國，各存觀望而無實志；
四因一省自立即立即為中國自立，人人視其省為中國之土地，而圖自立，則視此中國，自為切實，將來聯(lián)合，亦自容易�！保ㄗⅲ簹W榘甲（署名太平洋客）：《新廣東》（一名廣東人之廣東），收入張＠③、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三聯(lián)書店，1960年，第269-311頁。）《游學譯編》1903年所發(fā)文章也指出：“夫一省之地，必有獨立之精神，然后可以救其地之人，此獨一無二之定理”，還清楚闡明何以必須以“省界”作為開端，“我支那以無愛國心無團結力，人人相離，推省界、府縣界、姓族界，極而為一人界，原于無獨立之精神。無獨立之精神，故不知有提挈民族之責任，不知有提挈民族之責任，故但謀個人之利而忘公益，而其弊皆源于學界之不發(fā)達。夫本省人士學界不發(fā)達，他省雖有熱心辦事者不能借箸代籌，無論自私其家鄉(xiāng)與否，而以平時全不相熟習之外省、外府、外縣人，縱具熱心亦不能為他省、府、州、縣謀獨立自營之事業(yè)者，自然之勢�！保ㄗⅲ骸秳裢l(xiāng)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學書》，《游學譯編》第6期（1903年4月）。）
“省界”意識的影響如此廣泛，以致于誘發(fā)出了破除“省界”之聲。因為內(nèi)地一位讀者致書浙江同鄉(xiāng)會，“憂省界之日厲”，《浙江潮》1903年即提出“非省界”問題，表達了對斯時彌漫知識圈“省界”意識的憂慮。文章指出：“省界”意識脫胎于庚辛之間，《新廣東》出世，省界問題遂“如花初萌”，各省同鄉(xiāng)懇親會后先成立，“承流附風，遂遺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詞已定矣”。于是“人人心中，遂橫一大梗蒂，聞一議，接一人，遇一事，談一語，必首相叩曰，是何處人�！痹谧髡呖磥�，“省界”之起，實流弊眾多，如今之際，青年原本當以“國界”、“種界”為中國之大防，然自“省界”之說起，“國界”、“種界”反退處于若隱若現(xiàn)、似有似無之間。因此力主成立“中國本部統(tǒng)一會”，“集留東各省人，以共除省界為目的”，“吾頗聞今人有一二喜言破壞者，我獨謂，欲破壞法律界、政治界、教育界，要不可不先破壞省界�！保ㄗⅲ何脑帲骸斗鞘〗纭�，《浙江潮》第3期（1903年3月20日）。）
由《浙江潮》提出破除“省界”的問題，本身便是饒有趣味的事，“省界”意識之泛濫，浙江同鄉(xiāng)會雖非始作俑者，卻也是厲行者之一，可見問題已到十分嚴重的程度。而真正對突破“省界”有所助益的，則是差不多同時興起的“業(yè)界”意識。如《洞庭波》刊發(fā)的一篇文章，先是竭力贊揚一番湖南，繼則表示湖南受各省人排斥，“江南之將備學堂，以嫉湖南人幾于解散矣。老湘營見忌于廣西；
武備生受沮于湖北。各省政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喜生事端也�！娊缰畔嬲撸唬骸昂先俗钫紕堇病！瘜W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太無程度也�！探绻そ缒酥良私缰畔嬲撸唬骸昂先诵蕴靶U也�！保ㄗⅲ鸿F郎：《二十世紀之湖南》，《洞庭波》第1期，收入《辛亥革命》第2冊，第195-208頁。）這是將“省界”與“政界”、“軍界”、“學界”等業(yè)界對舉，顯示出近代中國集團力量形成過程中另一值得注意的趨向。
三、“業(yè)界”所表征的“亞文化圈”
所謂“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其中最顯著的變化之一，當是作為傳統(tǒng)社會精英的“紳”的特殊地位走向沒落，精英從此不再來自較為單一的社會階層，表達社會身份的新方式隨之出現(xiàn)。論者注意到，通常被翻譯成集團或團體的漢語新詞匯“界”，如“政界”、“商界”等等，在清末民初的報刊和其他事務性報道中不斷出現(xiàn)，顯示出參與公共事務和集會的“界”，已成為普遍的認知。而當以此表示廣泛涌現(xiàn)的社會群體時，表明一個易于識別但外表相當松散的多中心的亞文化圈世界（界）的形成（注：蕭邦奇：《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周武彪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頁。）。這稱得上見道之論。事實上，除仰賴同鄉(xiāng)之誼，共同的職業(yè)也構成清末民初讀書人聚集的基礎。
梁啟超1901年刊于《清議報》（第83期）的《過渡時代論》，就提到“界”的問題，“凡國民所貴乎過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厭離之舊界而已，而更在能達所希望之新界焉�！彼^“新界”、“舊界”，或可看作梁已敏銳感受到“過渡時代”來臨，也將面臨社會力量的重組，只是尚不清楚這其中的轉(zhuǎn)變究竟預示著什么，故而用含混的“新”、“舊”來區(qū)分。然梁的個人經(jīng)歷，即為我們呈現(xiàn)出“業(yè)界”意識是如何萌生的。他在1902年所寫《敬告我同業(yè)諸君》就指出：“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寧惟是，政府受國民之委托，是國民之雇傭也，而報館則代表國民發(fā)公意以為公言者也�！彼踔吝�說：“故報館之視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也，則教導之，其有過失也，則撲責之，而豈以主文譎諫畢乃事也。”作為近代中國輿論界的“急先鋒”，梁強調(diào)報館的作用也屬自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其身份的確證明顯有“業(yè)界”的因素，而且是試圖在中國的政治格局中尋求相應的位置。文章這樣寫道：“我國之百事未舉，惟恃報館為獨一無二之政監(jiān)者乎！故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我同業(yè)諸君，其知此乎？其念此乎？當必有瞿然于吾儕之地位如此其居要，吾儕之責任如此其重大者，其尚忍以文字為兒戲也！”（注：《新民叢報》第17期（1902年10月2日）。）無獨有偶，周作人在回憶中也揭示了他與魯迅如何跨越同鄉(xiāng)樊籠，形成“業(yè)界”意識。周氏兄弟最初也是在同鄉(xiāng)所辦《浙江潮》寫些文章，到后來逐漸形成對文學重要性的看法，“以為文藝是可以轉(zhuǎn)移性情，改造社會的”，遂決定發(fā)刊《新生》雜志。魯迅計劃刊行文藝雜志，未能成功，但在后來的幾年里，得到在《河南》發(fā)表理論的機會。周作人也將《河南》稱作《新生》甲編，《域外小說集》稱作《新生》乙編，并揭示出《河南》雖系河南同鄉(xiāng)會所出，實已跨越了省界，約寫文章的“乃是安徽壽州的朋友孫竹丹；
而《河南》的總編輯，則是江蘇儀征的劉申叔”（注：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第195-196、217-219頁。）。
1903年創(chuàng)刊的《湖北學生界》，單從名稱即可看作由“省界”向“業(yè)界”過渡的產(chǎn)物。從首期所刊文章看，所彰顯其實仍是“省界”意識，認為“湖北者，湖北學生演其輸入之文明之舞臺也”，而“吾輩既為湖北人，則以湖北人謀湖北，亦自有說”。但從中可看出逐漸提升的“業(yè)界”意識已在發(fā)揮作用，認為以湖北立言，“非敢自相畛域也，實智力之小，尚未足以謀遠大也”，“故不得已而援由鄉(xiāng)及國之義，暫以湖北一省為初點”（注：《湖北調(diào)查部紀事敘例》，《湖北學生界》第1期（1903年1月）。）。進一步的，作為學生刊物，該刊也試圖謀求學生的位置。張繼熙這樣寫道：“同人為是學報也，以為今日言兵戰(zhàn)，言商戰(zhàn)，而不歸之于學戰(zhàn)，是謂導水不自其本源，必終處于不勝之勢。且吾儕學生也，輸入文明與有責焉�！保ㄗⅲ簭埨^熙：《敘論》，《湖北學生界》第1期。）由以某省為希望，轉(zhuǎn)向以學生為希望，或可作為由“省界”向“業(yè)界”過渡的某種象征，也成為亞文化圈形成的標志。該刊第2期發(fā)表的《學生之競爭》，即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文章提出，能夠幫助中國挽此劫運的，可斷言之曰“學生哉”。同時特別提到學生的位置問題，認為“學生介于上等社會、下等社會之中間，為過渡最不可少之人”，甚至說，“二十世紀之中國，學生之中國也�！痹趯W生的具體活動中，也可看到學生在謀求形成團體力量，1904年《警鐘日報》的一則消息即稱：“杭垣各學堂學生以工商社會皆有會館公所以為集合團體之地，惟士社會散漫無紀，故創(chuàng)議欲于省城建立全浙學生會館。”（注：《學生會館之建議》，《警鐘日報》（1904年6月12日）第3版。學界之外，其他業(yè)界也差不多同時在形成。（參見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0章“社會變化的潮流”，馬里亞尼·巴斯蒂撰））
要明確給出“業(yè)界”形成的標志無疑是困難的，但“業(yè)界”逐漸成為輿論界相號召的標志卻有據(jù)可尋。如1910年《云南》雜志發(fā)表的一篇文字，就明顯把社會各階層區(qū)分為各個界別。該文為滇越鐵路事向全滇同胞發(fā)出警告：“誰非滇人？誰無責任？……惟統(tǒng)一吾滇議員、學界、紳界、商界、軍界、實業(yè)界千萬人為一心，目光所射，射在贖路，心血所注，注在贖路，口所談者，談贖路策。以贖路為職業(yè)，以贖路為生活。精神所貫，何事不成？”（注：義俠：《為滇越鐵路告成警告全滇》，《云南》第19期（1910年3月）。）更說明問題的是，“界”已被收到詞典中，1913年出版的《中國新術語》，在“界”一欄下，就收有“警界”、“權界”、“軍界”、“法界”、“學界”、“官界”、“工界”、“空界”、“伶界”、“男界”、“女界”、“報界”、“色界”、“商界”、“紳界”、“省界”（注：Evan Morgan，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 and Notes.Publishedat C.L.S.Book Depot ，Kelly &Waish ，Limited Shanghai，1913.pp.193-194.）。以此而言，我們似可說中國實形成一個以“業(yè)界”相號召的社會。
四、“中等社會”及其階級意識的萌芽
“革命事業(yè)之起也，必有中堅”，1903年《游學譯編》的一篇文字明確提出了這個問題。文章指出，如同法國革命、英國革命分別有“平民黨”與“圓顱黨”為“中堅”力量，“支那民族經(jīng)營革命事業(yè)者，必以下等社會為根據(jù)地，而以中等社會為運動場。是故下等社會者，革命事業(yè)之中堅也，中等社會者，革命事業(yè)之前列也�！保ㄗⅲ骸睹褡逯髁x之教育》，《游學譯編》第10期（1903年9月）。）同年楊篤生所做《新湖南》，也意在“遍告湖南中等社會”：“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實下等社會之所托命而上等社會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會以矯正上等社會者，惟諸君之責；
破壞上等社會以卵翼下等社會者，亦為諸君之責。”（注：收入張、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第615頁。）
“中等社會”與“下等社會”之議，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社會分層論”，這當可看作思想界普遍關心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尋找一種平衡力量。個人之無助，因而轉(zhuǎn)換為對社會團體力量的關注。我們也看到，在業(yè)界意識萌生的同時，與“社會分層論”息息相關的階級意識也有所顯露。1904年林懈在討論合群問題時，就這樣講到，現(xiàn)在明白的人，沒有一個不說合群，沒有一個不講團體，但講了大半天，群力還是不能合，團體還是不能結，這是什么緣故呢？他的答案是：“上流社會與下流社會不聯(lián)絡”，“中國的人，同是漢族，同是黃帝的子孫，有什么上流、下流的分別，可不是個頂不平等的么！但現(xiàn)在中國的讀書人，都是以上流社會自命的，凡不讀書的人，如工、農(nóng)、商、兵，共會黨里面的人，都說他是下流社會。這種意見，并不是從現(xiàn)在才有的，但既然有了這意見，群力的團結，自然不能夠堅固了�！保ㄗⅲ毫中福骸秶褚庖姇�，收入張木丹、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909頁。）1905年孫中山也曾談道：“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于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保ㄗⅲ簩O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說》，《民報》第1期（1905年10月）。）
有關這一問題，不能不提到章太炎1906年聯(lián)系職業(yè)與道德所作的社會分層工作。在太炎看來，“今之道德，大率從于職業(yè)而變。都計其業(yè)，則有十六種人�！保崔r(nóng)人、工人、裨販、坐賈、學究、藝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職商、京朝官、方面官、軍官、差除官、雇譯人）關鍵在于，“其職業(yè)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藝士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則多不道德者”（注：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民報》第8期（1906年10月）。）。事實上，伴隨“革命”話語的濫觴，社會分層的觀點也漸漸流行，最突出的即是提出了“貴賤界”與“貧富界”的問題（仍然是“界”）。如1906年第4期《復報》的文章就提出“貧富革命”的話題，認為但破貴賤界，不破貧富界，尚遠不能解決平等問題，因之“貴賤界之革命，甫告厥成功，而貧富界之革命，又已胚胎萌蘗，非人性之好亂也。正所謂危崖轉(zhuǎn)巨石，非達其終點，決不能中止�！薄稏|方雜志》1910年的文章也分析說，按社會階級而論，上中下三等人民，以下等為最多。而下等人民分屬于農(nóng)工兩界，各謀生活。農(nóng)業(yè)有荒歉，則農(nóng)民滋事可慮；
工業(yè)不振興，則工人闖禍堪虞�！笆枪视麍D國家之長治久安，必于農(nóng)工兩業(yè)加意提倡而維持之，以冀富裕下等人民之生計。”（注：張肇：《各處宜亟興工廠以救民窮議》，《東方雜志》第7年第10期（1910年11月）。）
這些言論，不只是對下層民眾寄予深深同情，也看到在民眾中可能蘊藏的革命熱情。如黃侃（署名運甓）1907年10月發(fā)表于《民報》的《哀貧民》就表示：“民生之窮，未有甚于中國之今日也”。關鍵是，貧民當明白何以而貧，更當堅持“寧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即便事之不濟，也“當以神州為巨冢，而牽率富人與之共瘞于其下”。進一步的，“革命”話語也在這種階級論中有了充分的依托。1908年《河南》雜志就有“紳士為平民之公敵”的言論出現(xiàn)，認為“前日之流寇外患，不過關一姓興廢之結局，今日之紳士實可使種滅國絕”。原因在于，紳士自命為國民代表，實際上卻與政府相勾結，“蓋政府既利用彼，彼又利用政府，同惡相濟�！薄肮式袢摘q任其盤踞下去，則改良社會真無望矣……立憲乎，地方自治乎，利多數(shù)之平民乎？利少數(shù)之政府于紳士乎？”（注：《紳士為平民之公敵》，《河南》第4期（1908年5月）。）1908年《新世紀》的一篇文章，更是明確指出，回觀往跡，在“驅(qū)逐胡元”和“反抗?jié)M清”上已顯現(xiàn)會黨之能力；
即若今日，“會黨之勢力仍足以左右中國之社會”。故今日論中國革命，不管是政治之改革，還是社會之更新，“事之前驅(qū)，舍平民揭竿斬木之外，更無他道�！痹谧髡呖磥�，“當十九世紀之七十年代，俄國革命以‘去矣，與人民為伍！’為標的，游說全國，革命風潮方能致今日之盛。近年歐西各國，盛主張工會主義，以團結勞力之民，推為社會革命之急務�！币虼�，“吾效昔日俄人之口吻，而亦大呼于眾曰：去矣，與會黨為伍！”（注：反：《去矣，與會黨為伍！》，《新世紀》第42期（1908年4月11日）。）
正如1910年汪精衛(wèi)在《論革命之趨勢》中談到的，“蓋自庚子以來，革命之說，日熾于神州，有志者倉皇奔走，于外為鼓吹，于內(nèi)為秘密之組織，所惟日孜孜者，革命之進行而已�！敝档米⒁獾氖俏恼聻楦锩鞫ㄎ�，“吾以為欲答此問，不可不先知革命黨之性質(zhì)。革命黨者，民黨也。同為平民，其地位同，感覺同，心事同，身受之疾苦同，惟于平民之中，合肯負責任之人以為團體，遂從而名之曰黨爾。是故革命之主義，非黨人所能造也，由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發(fā)生者也。欲去革命黨，不可不先去革命之主義；
欲去革命之主義，不可不先去平民身受之疾苦。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則革命之主義日熾一日，而革命黨之實力亦日盛一日。”（注：《民報》第25、26期（1910年2月）。）以平民的名義，成為革命的基本落腳點。顯然，當階級意識催生出對下層民眾的肯定，是影響巨大的轉(zhuǎn)變。如果說業(yè)界的形成仍是精英觀念的寫照，那么有了階級視野，則集團力量便可能依托于大眾層面展開。
五、五四的參照意義
頗有學者傾向于這樣的看法，晚清時期所發(fā)生的思想變化，應被看成是一個比五四時代更為重要的分水嶺（注：參見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第218頁。）。從儒家經(jīng)世致用思想傳統(tǒng)趨于告終，以及尋求今天仍在摸索的思想新方向的提出，19、20世紀之交的10年確實構成一個重要年代。不過，依我之見，將晚清與五四聯(lián)系起來，其意義不止是表明“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打通這兩個時段，還可以從一個更為長程的時段來考慮近代中國的問題（自然此還遠談不上“長時段”）。應該說，近代中國集團力量形成所可能涉及的諸方面，在晚清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xiàn)�！捌毡橥鯔唷敝罎ⅲ艽蟪潭燃吹靡嬗诮袊瘓F力量的興起，換言之，是各種新興社會力量直接導致了這場變革。因此，檢討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聚集方式，對于思考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形成，可以獲得一個參照點，更有助于了解中國形成集團力量時所仰賴的因素。
對比晚清與五四，有一點是清楚的，從知識分子的聚集場所看，刊物之外增加了大學這一重要載體。而大學之設，本身為突破省界的樊籠創(chuàng)造了條件。那么在新的條件下讀書人的聚集又有怎樣的情形呢？1922年4月丁文江與胡適的通信，或能提供一個值得注意的角度。信中提及籌建“文化研究所”一事，擬定由北大、高師的理科教育以及地質(zhì)學會、天文學會等多個機構的人員組成，而丁在信中力主“用人應該絕對破除留學國界、政治黨派、省界”（注：丁文江：《致胡適》（1922年4月8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華書局，1979年，第195頁。還可補充說明的是，被稱為“陽湖耆宿”的常州籍知識分子群體，于商務印書館也有特殊意義，茅盾1916年到商務時，就了解到編譯所的國文部“專編中學和小學教科書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幫”。（參見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和革新〈小說月報〉的前后》，收入《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46頁））。顯然，這里要“破除”的，實是既成的“有”，恰反證出“留學國界”、“政治黨派”與“省界”構成了當時知識圈聚集的重要因素。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聚集方式不是這里所能展開的，不妨以“省界”為例，略作檢討（注：就前面提及的“省界”、“業(yè)界”及“階級”等亞文化圈而言，應該說仍是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聚集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但也有發(fā)展。其中留學國界形成，就是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胡適曾提到，《新青年》社是個小團體，“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學的，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兩人的看法比較最接近�！敝茏魅艘舶凳荆瑯邮切挛膶W主將之一的劉半農(nóng)，卻因為沒有正式的學歷，為英美派紳士看不起，明嘲暗諷，使他不安于位，半農(nóng)受了這個刺激，遂發(fā)憤去掙一個博士頭銜來，以出心頭的一股悶氣。（參見胡適《丁文江的傳記》，《胡適作品集》第23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52頁；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第358、502頁）另外諸如歐美同學會的活躍，也預示留學國界成為知識圈認同的新的基礎。）。
走出偏于一隅的村鎮(zhèn)到都市發(fā)展，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流動的基本軌跡，而較之晚清，依托同鄉(xiāng)似乎仍是五四時期讀書人的必由之路。周氏兄弟到北京后就長期住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而幫助他們在北京拓展事業(yè)的，則是老鄉(xiāng)蔡元培。羅章龍在回憶中也歷數(shù)了“新民學會”十余人初到北京時的情形，由于湖南各縣多在京設有會館，大家分住在各縣會館（羅本人先寓位于宣武門外北半截胡同的“瀏陽會館”，此地恰為譚嗣同舊居）（注：羅章龍：《椿園載記》，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第8頁。）。而胡適的事例，更說明了鄉(xiāng)情世故不失為其一生所依靠的最基本的社會資源。1918年入京未久，胡適便擔任績溪會館的董事，后又參加旅京皖人所組成的“皖事改進會”，時與老鄉(xiāng)酬酢往來（注：耿云志：《胡適年譜》，香港中華書局，1986年，第63-64頁。）。他甚至明確暗示，陳獨秀1919年那次被捕入獄，仰仗一大群安徽同鄉(xiāng)的關系，才被保釋出獄。及至晚年，其念茲在茲的仍是“我是徽州人”（注：唐德剛譯注《胡適的自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1、195頁。唐補充說，陳獨秀的被捕并非完全是政治原因，其中可能還有私怨。北京政府當時為“安福系”操縱，而該系骨干泰半是陳的同鄉(xiāng)和熟人。陳為人倨傲，而又私德不修，官高勢大的同鄉(xiāng)們早就嫌著他，一有借口便把他捉將官里去。（《胡適的自傳》，第211頁；
參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第356頁））。
作為當時學術重鎮(zhèn)的北京大學，同樣顯示了鄉(xiāng)情對于知識分子聚集所產(chǎn)生的影響。從《北京大學日刊》所刊登的各種啟事看，固然多為各種專業(yè)或興趣性質(zhì)的協(xié)會告示，如“數(shù)理學會”、“書法研究會”之類，但也不乏濃厚鄉(xiāng)情氣息的各省同鄉(xiāng)會的啟事（注：一則《川籍學生借貸辦法》就透露，四川省專門拿出一筆款子，規(guī)定四川籍游學省外專門以上學校學生，“一時接濟中斷者”，可“借貸學費”。（《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0月18日））。這多少說明在讀書人的流動中，家鄉(xiāng)仍是重要的聯(lián)系管道，同時表明來自故鄉(xiāng)的關切無所不在。北京大學早期學生的回憶錄，也揭示了來自同省份同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大大超過來自不同省份的同學，由于方言不同還導致不同省份學生交流的困難�？蛋浊榫驮呐u同鄉(xiāng)會實阻礙了學生之間的交流（注：康白情：《北京大學的學生》，《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19年6月）。）。學生如此，教員更不例外。蔡元培通往北大之路，差不多每個環(huán)節(jié)均有浙江關系在起作用，“先后在北大工作的教授沈尹默、馬敘倫、夏元憟、陳黻宸都極力支持蔡擔任此職，這些人全是浙江人，而且都跟章太炎的弟子關系密切，這些弟子大多也是浙江人�！保ㄗⅲ何憾ㄎ酰骸侗本┐髮W與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25頁。）時人也“深以浙人盤踞”為恨，甚至提出，“欲辦好北大，非盡去浙人不可�！保ㄗⅲ簵顦溥_：《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0、72頁；
參見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載《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
這種地緣因素對知識分子聚集的影響，同樣典型地表現(xiàn)在《新青年》雜志的創(chuàng)辦上。對該雜志卷首作者的簡單疏解，可清楚其作者幾乎全為安徽籍或與皖政界和文化界關系密切者，實際是以陳獨秀為首的皖籍知識分子創(chuàng)辦的同人雜志（注：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第1-23頁。）。一向作為《新青年》“子雜志”的《新潮》雜志，也呈現(xiàn)出這種相似性。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學日刊》刊載的“新潮社”核心成員六人名單中，傅斯年、楊振聲、徐彥之、汪敬熙均來自山東省，此說明作為新文化運動學生輩的聚集，最初的根源同樣是省籍（注：參見顧頡剛《回憶新潮社》（收入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二），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第124-126頁）。顧在文中說羅家倫也是山東人，誤。羅是浙江紹興人，生于江西進賢。舒衡哲（Vera Schwartz ）注意到新潮社聚集的同鄉(xiāng)因素，可能是據(jù)顧文，也認為羅家倫是山東人。但在別處，又注明羅生于江西。（參見舒衡哲《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chǎn)》，李國英等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2-83、21頁））。
無可否認，無論大學的創(chuàng)辦，還是如《新青年》與《新潮》等雜志的流行，都預示著中國讀書人的聚集發(fā)生著由“地緣”向“共同體”轉(zhuǎn)移的趨向，《新青年》作者群的拓展以及《新潮》社的成立，無疑成為一種象征，顯示中國知識分子的聚集方式逐漸突破地緣因素，發(fā)生著由“地緣因素”向“思想認同”的轉(zhuǎn)型（注：如《新青年》第2卷的作者大都是原《甲寅》、《中華新報》的編輯或作者，從而透露出《甲寅》之于《新青年》雜志在人物譜系與思想取向上實有不可忽視的淵源。而自陳獨秀主持北大文科后發(fā)行的第3卷，其撰稿人則幾盡是北大教員和學生，表明《新青年》迅即成為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論陣地。（參見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23頁）《新潮》亦如此，同系同級以及同宿舍的因素漸漸突破“同鄉(xiāng)會”的樊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成為聚集的基礎。如康白情、俞平伯與傅斯年同是1916年文科“國文門”的學生；
顧頡剛因為是傅斯年的室友而進入這個團體；
顧后來又把中學同學葉圣陶、王伯祥、郭紹虞介紹入社。（參見顧頡剛《回憶新潮社》）在此過程中，共同的使命感漸漸成為溝通的基礎。傅斯年就介紹《新潮》是“集合同好”撰輯之雜志，是“用這知識上的接觸做根本，造成這個團體”。（參見傅斯年《〈新潮〉發(fā)刊旨趣書》、《新潮社之回顧與前瞻》，載《新潮》第1卷第1號、第2卷第1號，1919年1、10月））。這種轉(zhuǎn)型的明顯標志，即是思想界明顯區(qū)分為“新”、“舊”陣營。然而發(fā)生于五四時期這一幕，同樣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似乎“省界”意識仍是中國讀書人尋求集團力量最初的源泉。
耐人尋味的是，這種省界意識也體現(xiàn)在組織政黨的活動中。如在1920年春夏間成立的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可能也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7名成員中6人是《星期評論》的編輯和撰稿人，然而除了有《星期評論》作為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堅實根基外，上述7人中除陳獨秀與李漢俊，其余沈定一、戴季陶、陳望道、施存統(tǒng)、俞秀松均為浙江同鄉(xiāng)（注：參見蕭邦奇《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第73-75頁。）。論者分析國民黨系統(tǒng)中蔣介石主導派的結構與職能，也指出蔣派之所以能維持其統(tǒng)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有著復雜的層理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由與蔣有聯(lián)系的個人或作為次生派系在整個結構中起支撐作用的群體組成。最重要的是CC系、黃埔系（有時被稱為藍衣社）和政學系三個政治集團，成功地發(fā)展成為蔣的“支撐結構”（support structures），其職能就是充當復雜派系的基石。簡單地說，基于同名籍、同家族、同教育背景及結拜兄弟關系的個人關心，構成了蔣的派系聯(lián)盟的基礎（注：田宏茂：《1928-1937年國民黨派系政治闡釋》，朱華譯，《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4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66-81頁。）。僅以此而言，圍繞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形成，五四的參照意義已足以說明問題。
六、余論
略為疏理知識分子的聚集方式，檢討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形成，便有了相關的基礎。我們知道，在現(xiàn)代社會，由家族、村落、部族所構成的“自然共同體”已逐漸式微，所形成的政治共同體，是要把各種社會力量結合成單一的全民政治共同體（注：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第428-429頁。）。政治共同體既是衡量社會動員的基本維度，也當構成檢討集團力量的著眼點。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筆者并無意將問題落于有效性來展開，畢竟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并非僅僅是否具有有效性的問題。
顯然，在“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個人”之間，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形成，其表征明顯是“省界”、“業(yè)界”及“階級”等亞文化圈，亦即是社會動員主要是在這些環(huán)節(jié)展開。然而，無論是省籍意識的提升，還是業(yè)界的形成，所確立的認同基礎，都還只是形成集團力量初級階段的產(chǎn)物，距離政治共同體的形成尚有相當?shù)木嚯x。而當一個政治體系的全體人民是由地方集團、種族集團或社會各階級構成，而且又各有特殊的傾向或趨勢，這種政治亞文化圈的形成往往給政治建設帶來很多問題（注：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15頁。）。因之，構成近代中國集團力量基礎的“省界”、“業(yè)界”以及階級意識的凸顯，也成為中國形成政治共同體的難局。
不必諱言，無論是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意識的產(chǎn)生，還是政治共同體在近代中國的建構，都是“援西入中”的產(chǎn)物。因此對照西方的經(jīng)驗加以檢討也是必要的。如所周知，政治哲學中最基本的議題是為國家的成立尋求理由及根據(jù)，就西方國家而言，這個依據(jù)，大致說來即是“個人權利”。簡言之，作為西方社會主導意識形態(tài)的自由主義，主要是立足于個人自由的優(yōu)先性來思考國家的問題，所強調(diào)的是制度認同而非文化認同，即鼓勵自由民主體制中的公民多想想自己所要認同的國家，在政治經(jīng)濟社會制度方面是否具備足夠合理的設計，而不是思索自己認同的國家是不是由一個同質(zhì)性的族群所構成（注：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臺北：揚智文化事業(yè)公司，1998年，第110頁。）。因此所謂關切“個人自由”，只是自由主義學理立場一個粗淺的總結。與此同時，自由主義還提供了一個實效理論，闡明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能夠帶給個人、社會以及整個文明哪些裨益（注：林毓生：《兩種關于如何構成政治秩序的觀念——兼論容忍與自由》，收入氏著《中國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第98-144頁。）。這也如哈貝馬斯（Juergrn Habermas）所強調(diào)的，公共領域首先可以理解為由私人集合而成的領域，“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是在國家和社會間的張力場中發(fā)展起來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領域的一部分。作為公共領域的基礎，國家和社會的徹底分離，首先是指社會再生產(chǎn)和政治權力分離開來�！保ㄗⅲ汗愸R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33、170頁。）
由此而言，中國形成政治共同體的障礙，首先便在于個人優(yōu)先性意識的匱乏。中國思想界也曾表達出對如何建立一個保障個人價值的社會與政治制度的關切，但其中卻沒有更多強調(diào)與此相應的基本預設：任何國家的主要目的之一，應該是對每個個人身體與精神完整的保護與維持。個人自由所以引起知識分子的強烈反響，主要是看到其作為尋求富強重建民族國家尊嚴的直接價值（注：參見本杰明·史華慈《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葉鳳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關鍵在于，面對這一難局，中國思想家缺乏必要的認識，對于西方社會由個人出發(fā)所做的政治安排，像孫中山就作了負面的評價。如其所言，恢復民族主義中國比較外國要容易得多，因為外國是以個人為單位，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之間，再沒有很堅固很普遍的中間社會，“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系當中是很實在的。”（注：孫中山：《三民主義》，《孫中山選集》，第674-675頁。）
然而將問題悉歸于個人主義傳統(tǒng)的匱乏，卻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方面。影響近代中國政治共同體形成的，還在于中國的社會革命一開始就蘊藏著全能主義（totalism）政治的因素。在分析中國20世紀政治發(fā)展時，鄒讜曾提出20世紀初期面臨的全面危機是中國社會革命與全能主義政治的共同淵源，它所意味的是，只有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機構或政黨，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組織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個階層、每一個領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會國家和各領域中的組織與制度，從而克服全面危機（注：鄒讜：《中國二十世紀政治與西方政治學》，收入氏著《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10頁。）。這表明，檢討近代中國政治共同體的形成，不能忽視中國面臨的“國家政權建設”的巨大壓力。事實上，近代中國集團力量依托“省界”、“業(yè)界”展開，即是這一壓力的集中體現(xiàn)；
而近代中國兩大勢力集團——國共兩黨的壯大，也說明了立足于階級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如費正清就充分肯定了將無產(chǎn)階級創(chuàng)造性地轉(zhuǎn)換為“無財產(chǎn)階級”對于中國革命所具有的意義（注：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楊品泉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6頁。）。而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與1924年國民黨的改組，其突出的意義即是列寧主義式政黨組織模式的引進，解決了在思想日趨多元化的社會如何保持一個團體的意識形態(tài)信仰的問題。當然，其富于“有效性”，也無須多言。
因此，糾纏于“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這些因素，正是近代中國政治共同體形成的難局。而中國社會形成以“省界”、“業(yè)界”及階級為基礎的亞文化圈，社會動員主要在這些環(huán)節(jié)展開，似乎也容易理解。一方面，個人空間的匱乏，已預示著在個人基礎上形成的政治共同體往往只是曇花一現(xiàn)；
而在全能主義政治的作用下，更表明，即便知識分子的聚集突破了“省界”、“業(yè)界”的樊籠，通向政治共同體的階梯仍不樂觀。
章清，1964年生，歷史學博士，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上海20043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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