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民商傳統(tǒng)：丑小鴨本是天鵝

　　中國商業(yè)的傳統(tǒng)，有官商與民商之分。中國的民商古來有三種：官僚辭官后或官僚親系人員利用政府力量從事生產和貿易；
本非官僚及其親系人員，但與官僚及其機構結成同盟，借助于政府力量從事生產和貿易；
與政府無大瓜葛的真正的民商。中國古代由于官僚機構通常只設置到縣一級，因此，日常的商業(yè)活動基本是由真正的民商作為主體。很典型的是瓷器生產，有官窯、民窯之分，官窯雖然質量高尚，但數(shù)量很少，有時甚至只能滿足皇家消費，是民窯滿足了國內基本需求。隋、唐的揚州，宋、元的泉州，明、清兩朝蘇州的繁榮，依靠的便是真正的民商。

　　當今中國，由于官僚機構下置到了社會的最底層（居委、村委也是官僚化機構，并不是真正的民間自治組織），對生產和貿易進行著普遍的“管理”，因此，民商的生存和發(fā)展便受到了極大的約束�，F(xiàn)在即使開個小飲食店，也要與工商、稅務、衛(wèi)生、治安、街道或鄉(xiāng)鎮(zhèn)政府、居委或村委等建立合作關系，這種合作即使不是名義上的，也逃不過最起碼的私下運作，比如，要搞定收垃圾費的老頭、老太，要搞定聯(lián)防隊員，要搞定城管隊員等等。社會得到的，是政治對商業(yè)的統(tǒng)治，求得集權政治的暫時穩(wěn)定；
所要付出的代價，是普遍、全面、長期的社會腐敗、政治腐敗、商業(yè)腐敗。

　　自古以來，真正的民商對中國的一大貢獻，便是開拓并支撐了海外貿易。在社會全面的官僚統(tǒng)治之下，真正的民商可能求得一時繁榮，但沒有長期出路，而且其原始積累和成長非常艱辛，就如從巨石下鉆出的草木，終于見了陽光，究竟不成大材。因此，特別在東南沿海一帶，不少真正的民商便向海洋尋求出路，以逃避官僚機構的壓迫。即使海禁時期，“走私”也并不停止。因此，真正的民商總是處于被歧視的地位，閉關鎖國時則被視為應該掃蕩的罪人。

　　早在文革晚期，溫州就出現(xiàn)了自由市場。中國的今天，得益于兩件事：一是安徽農民的承包，一是溫州人的自由市場。這兩樣如初春的冰裂，于悄無聲息中驚天動地。但真地要春天到來，還是逃不過官僚階層的肯定、支持、控制、壓制。承包被政府作了認可和推廣，幾乎成了解救中國痼疾的萬金油，到處都去涂一下。自由市場則被政府羞羞答答地認可和推廣，但商業(yè)的成長更受到了官僚力量的改造。改造的方法多種多樣，即使最單純的集市貿易，也在粗鄙的整頓臟、亂、差中，有如鄉(xiāng)村少女被絞了面孔，變成了小媳婦模樣，而所謂大商業(yè)工程又使她變作了把坐便器當作面盆洗臉的“貴婦”。

　　中國人口眾多，心理是喜歡熱鬧，購物好往人堆里擠搶，所以，向來的商業(yè)街都是逼仄，人們熙熙囔囔地邊走邊看，從街這邊竄到那邊，即使不買東西也覺得有看了大戲的興奮�，F(xiàn)在偏要一致學人口稀少、心理經不得熱鬧的西方，以為那是現(xiàn)代文明的唯一模式，一條寬大的馬路，稀落著一些巨大的商場，不能隨便竄馬路，不能摩肩接踵，逆民俗風氣和民族心理而行，零售貿易不低增長才怪。上海虹口區(qū)有條周家咀路，其中段都是一至兩層的民房，1980年前后開始出現(xiàn)私人涮羊肉店，不幾年就形成涮羊肉一條街，生意火暴，名聲斐然，以至其它地方做涮羊肉生意也打“周家咀路”牌子，90年代后期周家咀路改造，雖然虹口區(qū)政府信誓旦旦要提升周家咀路涮羊肉牌子（其實是把它洋化、大商業(yè)化），卻還是毀掉了這條街。現(xiàn)在上海南京路雖然搞步行街，但兩側巨大的商場并不符合人們溜街心理，自然也不如了過去。丟了文化，當然就沒了牌子。這種衰退，在中國比比皆是。舊上海繁華，是有西裝也有長衫馬褂，西裝做西裝的生意，長衫馬褂做長衫馬褂的生意；
如果取消西裝，便不能進步，如果取消長衫馬褂，便失去大眾，是用局部進步掩蓋整體衰退；
解放后兩樣東西都革命掉，便注定了落后。凡零售，店主最會切實地調整賣什么、怎么賣，最知道該在哪里賣、選擇什么房子、怎么裝潢、怎么布置店堂、怎么出樣、怎么吆喝，政府一來插手、一來規(guī)劃，便多是完蛋的命，多是賣不動的結局。這是外話。

　　在種種的變化中，有一樣總是不變，那就是官僚力量的壓迫。因此，即使真正民商出身的溫州人，也不得不低頭。也因了是真正的民商出身，這一低頭自然也就低得干脆、實際，不會象河北的孫大午那樣倔強（孫大午曾經是銀行干部、人大代表，在當?shù)刈匀灰矊儆谟袑嵙Α⒂忻婺康娜宋�，有些倔強的根底）。這就是一個溫州律師朋友說的：“在毫無政治背景的溫州民企，行賄、搞關系的本事卻是中國首屈一指，這已經是溫州人的成功不可或缺的部分”。溫州許多真正的民商就此演變成了與官僚及其機構結成同盟，借助于政府力量從事生產和貿易類型的民商；
也有通過買官僚帽子、與官僚聯(lián)姻、認爹作弟等方式，演變?yōu)榱斯倭呸o官后或官僚親系人員利用政府力量從事生產和貿易類型的民商。至于溫州人中，本也不缺官商，畢竟，溫州本身就有許多的官僚和官僚機構，是中國政治版圖一個不可或缺部分。

　　但是，中國真正民商的心并不死。民商既為商，思考問題總是以實際為第一，總要追求實在的利潤，為此不能做真正民商也是從實際考慮的選擇。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商也有自己超利潤追求的思想、靈魂，他們心底并不愿意糾纏到官場的腐敗氛圍中去。典型的例子，便是孫大午。在溫州，也有大量律師朋友說的“老實的企業(yè)家”。他們雖然“十分辛苦”，但并不是他們不明白世風，不會“行賄、搞關系”的操作技巧，而是要堅持真正民商的性質和操守，不趨炎附勢、同流合污。象歷朝一樣，更有一批真正的民商走向了海外，走向了世界；
這方面，溫州人走在了很前面。所以，中國真正的民商是不死的，溫州真正的民商是不死的；
不但不死，前所未有的世界市場和國內市場也給真正的民商提供了廣大的舞臺和越來越多的活動縫隙，比如上海房產的民間炒作便活躍著溫州人身影。

　　正是從文革自由市場到今天的發(fā)展，我便對律師朋友說溫州人是傳統(tǒng)的，他們繼承了中國的民商傳統(tǒng)和精神。從溫州人身上，我看到的是中國民商將來的希望。他們通常散處，勤勞刻苦，毅力頑強，獨立開拓市場，如水銀瀉地，見縫則滲，遇有一番洞天，便聚集一起，齊心合力，變小資本為大資本，迅速實行溫州式壟斷。他們對中國將來的進步，會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暫時的缺陷，終究只是暫時的缺陷。丑小鴨既然本是天鵝，便終究會成長為飛達云端的天鵝。

　　二、民商無罪，更無原罪，是有原功

　　現(xiàn)在議論民營資本的原罪問題，為是否應該赦免他們的原罪而熱鬧爭執(zhí)。其實這是個偽問題，對中國真正的民商來說，更是個徹底的偽問題。假設提出“原罪”的人是出于好心的話，那么，這就是一個“好心的陰謀”，既是把中國民營資本賤民化，又為革民營資本的命埋下了理論伏筆，為全面彈壓民營資本裝好了子彈。

　　所謂的中國民營資本原罪是非嚴肅的和非科學的經驗判斷。原罪概念來源于亞當、夏娃故事，是一個宗教觀念，借以分析社會階級和階層的形成，等于用遠洋漁輪的拖網(wǎng)到泥溝里捉小鰍。必須假設中國人都信耶酥，把《圣經》當作絕對的真理，中國人便可以認為人是有罪的；
既然人是有罪的，那么，不僅僅民營資本，包括中國的一切資本，包括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就都是有罪的；
但這樣等于什么都沒有說出，特指民營資本有原罪，于此不通。特指民營資本有原罪，必須從嚴格的社會分析和實證統(tǒng)計中作出，必須研究其胚胎狀態(tài)。原罪與罪是兩個概念，是要在胚胎形成時就要犯下的。

　　中國的民營資本萌芽于1980年前后，主要是三類：一是脫帽后政府歸還給“資本家”們財產、利息等，使他們有了一定量的資本，政府鼓勵他們發(fā)揮余熱，重新做生意，那時，我曾專門訪問了上海著名的“資本家”劉靖基等人，他們響應政府號召，組織、發(fā)展工商聯(lián)，積極推動中國市場進步，這里面有罪嗎？一是從農村起步和濫觴的承包制度，其中有些責任人通過承包經營變成了“萬元戶”，少數(shù)又進一步發(fā)展為了私營企業(yè)主，那時的承包人是在巨大的經濟風險甚至政治風險以及廣泛的社會歧視中進行的，他們勇敢的承包犯罪了嗎？三是自由市場攤販和開小店的個體戶，前述上海周家咀路涮羊肉一條街，當時我曾專訪過主要開拓人綽號“老虎”的店主，他文革中到西北吃官司，文革后回滬，已經三十好幾歲，因為街道安排不了工作，便想到西北的涮羊肉，利用自己狹小的住房開了僅夠擺放一個大涮鍋、兩三個小暖鍋的小店，自己住不到一米高的閣樓，不想生意火暴，連一些住滬的外國人也經常趕來擠在鍋邊猛涮，他成了“萬元戶”并娶到了老婆，街道把他當作“改造好的人”的典型進行宣傳，聲稱他的“進步”都是街道黨委領導下取得的，并勸他寫了入黨申請書，按照今天的“原罪說”，他豈不是犯了罪！

　　中國民營資本在其胚胎期，不僅無罪，而且有功，有大大的功。沒有老一輩資本家的脫帽，中國改革之初就不懂做大生意，就沒有優(yōu)秀的市場經濟人才。有了榮毅仁，中國政府才可以作向海外規(guī)模化資本輸出的決策，為溝通大陸與港臺的市場打下堅實基礎，從而為后來港、澳回歸打下經濟和社會穩(wěn)定基礎。上海五十年代消滅了證券商，文革后連帽子也沒有可脫的，重建證券市場沒有了人才，就在一片鬧哄哄中起步，以至今天仍然陷在混亂的泥潭里。沒有承包，中國吃飯問題就不能解決，微觀經濟就無法提高效率，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持久高速增長。沒有自由市場和個體戶，中國的流通領域就是死水一潭，服務行業(yè)就象太平間一樣冰冷、死寂，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轉就無法加速循環(huán)。從這個角度說，不是原罪，而是原功，是大大的原功。

　　指稱中國民營資本有原罪，哪怕直著嗓門叫要赦免，在其思維的潛意識里，仍然是立在資本有罪的立場上，仍然是出于一時策略考慮對中國民營資本的機會主義利用，與不赦免者的區(qū)別僅僅在于，一個是現(xiàn)今就要討伐其罪行，一個是暫時擱置起來待將來時機成熟了再討伐，根子里都一樣，都是不愿放棄對民族民營資本進行無產革命，跟當年鼓勵百家爭鳴引蛇出洞后再反右的“陽謀”是五十步與百步。

　　1980年代中期，由于價格的雙軌制，便出現(xiàn)了普遍的倒賣。一類是官辦的“民營”公司進行瘋狂的倒賣活動，但倒賣獲得的利潤，性質上仍然屬于官有，對其進行私人占有的基本途徑是兩條：一以承包的名義，一是貪污。另一類是私人投資戴集體帽子的偽集體、國營公司。彼時新興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迫于被排擠在原材料計劃之外，既是原材料倒賣活動的最后接受者，有時自己也進行倒賣。同時，社會上也涌現(xiàn)出了無數(shù)的掮客，有“十億人民十億倒”之說。在這一過程中，賄賂和介紹賄賂大倡，即通常所說的“回扣風”。這樣，中國就出現(xiàn)了一批倒賣型“私人資本”：貪污積累者，受賄積累者，介紹賄賂積累者。我在1980年代末從事反貪偵查時，見識了大量事例。但是，這些“私人資本”本質上并不是民營資本，他們積累的根源是官營資本，是依靠國家、集體資本向民營資本的轉換，因此，他們的罪與其說是民營資本的罪，不如說是官營資本的罪，是權利及其權利關系的罪。

　　進入1990年代，出現(xiàn)了一批通過金融活動或金融操作積累的十萬、百萬級以上的私人資本。一種是通過購買股票認購證和股票發(fā)財?shù)娜�，他們并沒有罪，有罪也是中國股票市場本身幼稚的罪。有一種不但有罪，而且罪孽深重，他們利用銀行的不規(guī)范和銀行官員的受賄行為，以集體企業(yè)的名義套取巨額銀行貸款，然后把資金轉移到個人或自己的私人企業(yè)名下，由集體企業(yè)繼續(xù)承擔銀行債務。這種情況的本質是貪污，與貪污者的官方權利緊密相關，因此，其罪仍然是職務犯罪，是官商罪，不是民商罪。

　　1992年后，中國私人資本迅速涌現(xiàn)，成長快速，其原因有很多。從罪而言，主要有這樣一些情況：一，受賄、共同受賄、介紹賄賂。我曾接觸一位自稱大慶市第一私人企業(yè)家的人，他1990年代中期的資產自己號稱有兩三千萬元，他原來的職位是負責原油供應的干部，他自己說是受賄太多了，怕暴露后被槍斃，便辭職辦了工廠。有一個組織私募基金操作股票的人，僅在北京就有兩套別墅，在上海有四、五套別墅和高檔住宅，聲稱已經不知道該怎么花錢了，他原來是國務院某部委管進出口批文的，在位置上積聚了大量錢財，然后見好就收做股票，而選擇做私募基金也是因為“里面有人”，通過給里面的人干股保證贏利。二，貪污。三，挪用公款經營后積累資本。四，利用官方職位所擁有的資源，扶植親屬或可靠的人士進行經營，時機成熟后脫身明確自己的股份。五，走私。六，制假販假。七，金融詐騙。這里面，至少前四種都是直接的職務犯罪，不是民營資本之罪——本不是民營資本，便無所謂民營資本之罪。后三種，即使不是職務犯罪，要做大一般也與他人的職務犯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一種情況比較復雜，那就是公有企業(yè)的買斷。有一部分人是故意利用私有化政策，變高額公有資本為低額私有資本，其中充滿貓膩，從經驗判斷有罪也未尚不可。但由于政府習慣于一刀切的工作方法，更多的情況是“送”公有資產給企業(yè)負責人，“強迫”他們成為私人業(yè)主。我親歷了浦東新區(qū)某鎮(zhèn)的企業(yè)買斷運動。當黨委、政府提出鎮(zhèn)、村兩級企業(yè)進行買斷時，當然的買斷人自然是這些企業(yè)的廠長、經理，除了個別廠長、經理表示愿意轉化為私人老板外，大多數(shù)并不積極，原因不在于經營，而在于資金，他們拿不出錢，一些人說：“我們一直廉潔，按規(guī)矩拿工資，可以掏出多少錢鎮(zhèn)領導算得出，現(xiàn)在突然要拿出大筆錢買斷，是不是認為我們過去都是貪污分子，家里藏著很多錢？早知道這樣，我們過去就貪污了�！苯Y果，為了完成買斷任務，只好把公有資產大打折扣，而且也只能在收取買斷款方式上采取靈活措施，導致半賣半送的局面。

　　綜上，中國民營資本在經過胚胎期后，在不斷加入這支隊伍的人員中，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而九十年代，漸漸地由無罪而有罪，由輕罪而重罪，由少罪而多罪。但是，必須理清這樣幾點：一，既然不屬于胚胎期，便談不上是原罪。中國民營資本是一個整體概念，是一個階級或階層，必須從其整體的演變考察，以后進的人（即使他們的資產占了較大比重）有罪而上溯為原罪，不符合基本的邏輯。二，這些有罪者來源于官僚、官商以及他們的同盟者，并不是真正的民商，而民營資本的民間性決定了真正的民商才代表了民營資本的本質，因此，從本質上來說，這些有罪的私人資本不能代表整個民營資本有罪，更談不上民商有原罪。三，這些有罪者轉為民營資本后，基本屬于官僚辭官后或官僚親系人員利用政府力量從事生產和貿易類型，和本非官僚及其親系人員但與官僚及其機構結成同盟并借助于政府力量從事生產和貿易的類型，雖然在資本量上十分巨大，但不等于在人數(shù)上占著民營資本的決大多數(shù)。事實上，中國民營資本人口更多屬于小商販、小加工業(yè)主、小企業(yè)主。因此，少數(shù)人口“有罪”不能代表全部人口有罪。四，這些罪主要不是他們在成為民營資本時犯的，而是主要在作為官僚時犯的。從這個角度說，他們的罪不是民營資本的罪，而是官僚的罪，作為民營資本——無罪。如果因為他們的前身是官僚，是做官僚時通過犯罪積累了資本轉入民營資本行列，而稱之為原罪，這等于說偽軍投誠、起義并改編為八路軍后，指稱八路軍就此有了漢奸原罪一樣荒唐。五，不能否認民營資本的一些個體會是有罪的，比如通過制假販假積累資本者即是，但個別人的有罪不能等于民營資本整體有罪，這就好象有工人犯罪不等于工人階級有罪，有農民犯罪不等于農民階級有罪一樣。

　　指稱中國私人資本有“原罪”的另一說法，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判斷他們從來就有嚴重的偷逃稅行為。這是一種粗陋的缺乏理智的指責。一切具有自主地位的資本，其基本的目標總是利潤，而具有實際意義的利潤總是稅后利潤，因此，他們無不會設法減少自己的稅收支出。正因為這樣，稅種設計和稅率調整才成為一個國家基本的經濟杠桿之一。當國家稅種和稅率一定并不可減免時，減少稅收的基本途徑有兩種：一是合理避稅，一是偷逃稅。合理避稅涉及復雜的經營技巧和會計技術，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不存在是否犯罪的問題（以合理避稅名義偷逃稅不在此列）。偷逃稅總是非法的，但只有當偷逃稅額達到一定數(shù)量時，才構成犯罪。合理避稅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可以認為，任何不懂得或不嘗試合理避稅的經營者，都不是合格的或有資格的經營者。較之合理避稅，偷逃稅總是少數(shù)的現(xiàn)象。問題在于，中國政府基于財政利益，并不鼓勵和支持合理避稅，也缺少對合理避稅的研究，面對普遍的合理避稅事實，在觀念上一律斥之為偷逃稅，甚至，有時也會對合理避稅按照偷逃稅進行處罰，造成了中國普遍偷逃稅的假象，并形成了強烈的經驗輿論，而輿論的矛頭則又被無理地引導到了民營資本頭上。

　　事實是，由于中國政府機構的日益臃腫、公務員的中產階級化和貴族化，并長期熱衷于各種形象工程投資，從而導致財政越來越陷入赤字陷阱，因此，政府對稅金的征收也是越來越強化。稅入增長超過國民經濟增長，反映了政府對企業(yè)的稅收壓迫。私營企業(yè)在中國長期的被歧視地位決定了他們面對“橫征暴斂”時，必然處于中國企業(yè)界的最弱者地位，同樣金額的偷逃稅在國企、集體企業(yè)、外企一般不會受到刑事追究，在私企則自然會跟進刑事追究。雖然私企因為偷逃稅受到刑事追究的絕對數(shù)量并不多，但因為國企、集體企業(yè)、外企偷逃稅很少有被刑事追究的，因此，就進一步造成了都是私企偷逃稅的社會假象。由此可見，對中國民營資本從來就有嚴重偷逃稅行為的判斷，是建立在一種假象事實上的社會輿論，是一種被誤導的輿論。

　　有一種意見是統(tǒng)計基礎上的判斷。這一統(tǒng)計事實是，中國20%的人口擁有80%的存款，但擁有社會大部分財富的富人所交納的稅額卻低于窮人，據(jù)此唯一的解釋便是富人偷逃稅，而娛樂界人士偷逃稅的現(xiàn)象則向公眾印證了這一判斷。這判斷在大方向上沒有錯，但富人不等于民營資本。民營資本是經營過程中的動產和不動產，其周轉受著會計制度和稅收制度的約束。了解經營實際的人都應該知道，經營者一般都把主要的資金投入在了資本周轉當中，很少會有把大量資金存入個人銀行戶頭的現(xiàn)象。在經營者眼里，銀行存折是死錢，只有投入經營才是活錢，只有活錢才會生出更多的錢（較之經營利潤，銀行存款利息幾乎是個忽略不計的數(shù)字）。因此，所謂80%的存款當中，屬于民營資本家的只會是少數(shù)，其相當重要的部分是各種非法所得，包括貪污賄賂款。正因為是非法所得，所以便不會納稅、不能納稅，從而導致富人所交納稅額低于窮人的現(xiàn)象。不是民營資本偷逃稅，而是非法所得偷逃稅；
非法所得本無所謂偷逃稅，而是比偷逃稅更嚴重的行為。

　　三、鮮花下的沼澤：河北省一號文件

　　2004年1月2日，河北省委、省政府以省委冀字（2004）1號文件批轉了省政法委出臺的《關于政法機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chuàng)造良好環(huán)境的決定》。其中第7條規(guī)定，“對民營企業(yè)經營者創(chuàng)業(yè)初期的犯罪行為，已超過追訴時效的，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河北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閆五一向媒體解釋說，之所以對法律規(guī)定重申，主要是為了防止一些執(zhí)法部門對民營企業(yè)的經營者存在這樣那樣的偏見，對法律明確規(guī)定不得查處的超過追訴時效的案件，忽視或故意不審查追訴時效，仍立案查處，啟動刑事追訴程序，等到問題查清了，才發(fā)現(xiàn)已經超過追訴時效。

　　這就是被一些輿論所認為的對民營資本原罪的赦免。但是，當很多人為這赦免而歡呼時，當一些糾纏在人治還是法治時，當一些人在爭執(zhí)突破還是沒突破時，我的背脊卻覺得了陣陣陰冷，看見慈祥的面具后有青怖的臉孔。這不是赦免，而是將河北民營企業(yè)更推入了受難之地，是說前面有鮮花燦爛，其實卻一片沼澤�！稕Q定》之陰害人有三：

　　一，雖然并沒有說出“原罪”這詞，但實際是以官方的名義給民商扣下了“原罪”帽子。雖然是表示赦免，但這赦免僅僅是發(fā)展經濟的策略，是一種具有隨意性的行動，如果需要，則仍然可以不赦免。不赦免時會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聲稱依法辦事。既然河北民商是犯了原罪的一群，便就是人格低賤的一群，搞個赦免運動是看得起他們，即使搞個大掃除運動也是理所應該�；蛘呱贽q現(xiàn)在河北省領導不會大掃除，那又有誰能保證“程維高”不回來？幾十年來，中國政策一會左一會右、顛三倒四的事例少嗎？“原罪”既定，民商便為刀俎魚肉了。聯(lián)系到河北以往對民商的暴戾（拘捕孫大午就是典型的一例），可見出河北民商過去如果有罪，也是該查處的查處了，既然查不出大的問題，便已經證明了本無“原罪”。本無原罪而扣以“原罪”帽子，是連基本的事實也不顧，是強迫民商低頭認罪，老老實實跟指揮棒轉，做好生意，貢獻財政，其它不許亂說亂動，否則……因為，你們是有罪的。

　　二，“創(chuàng)業(yè)初期”是什么意思？何謂“創(chuàng)業(yè)初期”？象孫大午那樣養(yǎng)幾只雞起家的時候，哪來什么罪？有罪的，是那些貪污賄賂、打砸了后做生意的。因此，所謂赦免，赦免的并不是真正的民商，而是那些前官員、權貴、黑霸。赦免了這些人，也就排擠了真正的民商，確立了權貴資本和黑霸資本在民營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從此，正氣在民營經濟中不再有市場，真正民商的出路，或者被修理得終日戰(zhàn)戰(zhàn)兢兢，或者是去同流合污。

　　三，既有罪，則查之�！缎淌略V訟法》第八十三條明確規(guī)定：“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發(fā)現(xiàn)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應當按照管轄范圍，立案偵查�！边@是沒有任何余地的。犯罪基本事實不清，怎么判定可以不追訴？《刑法》第四章第八節(jié)的基本精神是把罪的查證作為確定是否追訴的前提，其中第八十八條更是明確了偵查或審判與是否追訴的邏輯關系。真正的民商不怕查，怕的是查而必究，一查就抓人，不顧事實，一定要罰款，沒罪也要弄個緩刑。以往已經查了，查不出什么“原罪”，何來一個不追訴？一定要說民商有罪，那就拿出證據(jù)來嘛。政法委閻先生對《刑事訴訟法》和《刑法》的隨意解釋如果是一號文件的精神，那么，這就是以地方勢力藐視國家法律，嚴重擾亂河北的法制。法制的混亂，對真正的民商是災難，對權貴、黑霸則是奔走相告的喜訊。如果是誠心保護民營資本發(fā)展，辦法很多，何必這樣先把他們打在地上再扶一手？

　　一號文件的機會主義順應了中國的功利主義心態(tài)，特別是蒙蔽了一些經濟學家和經濟人的眼睛。一些經濟學家辯護說文件只是重復了法律規(guī)定（這一點，頭腦清醒的法學家的眼睛是無法蒙蔽的）。因此，一號文件就很可能在中國開出惡劣的頭，導致“原罪論”泛濫，導致不查便“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的法制混亂。從此，中國民商就沒有了好人，即使孫大午這樣積極提倡儒家文化的民商，也已經是天生的罪人。由于中國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在民商具有“原罪”帽子的基礎上，中國就回到了1950年代初那樣，隨時都可以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革命，對其財產予以剝奪，或進行所謂的“贖買”。

　　四、原罪帽子之下，是四面楚歌

　　原罪說典型地體現(xiàn)了真正的民商在中國生存和發(fā)展的困境。這種困境是一種四面楚歌的局面。第一面楚歌是官僚階層，第二面楚歌是官商、權貴資本、黑霸資本，第三面楚歌是跨國資本，第四面楚歌是工人階級。

　　就象自古以來的傳統(tǒng)一樣，當今中國真正民商的第一重壓迫仍然是官僚階層。在官僚階層面前，民商永遠是被壓迫在底下的，其喘息的空間需要官僚階層賦予，其喘息的規(guī)則需要官僚階層批準甚至制定。在集權體制之下，民商是官僚階層首要控制的對象，一方面需要其生存、發(fā)展，一方面又害怕其壯大到具備平等對話的力量。因此，一方面是鼓勵其發(fā)展，另一方面又執(zhí)行歧視政策。河北一號文件從善意說是清官舉動，是鼓勵民商發(fā)展，但這鼓勵是在給民商戴了“原罪”帽子下的鼓勵，是從根本上把民商置于了死地。我想，官僚階層在吸引外資時是斷斷不會給外資先戴一個“資本主義原罪”帽子的。今天的中國，在市場機會方面，是寧予外資不予內資，寧予權貴不予民間，民商始終壓在資本的最底層。

　　官商、權貴資本、黑霸資本是中國三種特權資本。官商天然地被賦予了特權，這種特權集中體現(xiàn)在四個方面：一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既是商，又是主管行政機構、市場裁判人；
二是天然、強制的壟斷地位和權利；
三是背靠財政和金融的資金無限輸入；
四是司法保護。民商獲得與官商競爭的機會，是受了官商恩賜，自然也就不會有真正競爭的能力。權貴資本有時用官商牌子，有時用民商牌子，有時用外商牌子，根本則在于其深厚的官僚背景，真正的民商缺乏他們所有的“貴族”血統(tǒng)，人格卑微，自然也只好低人一頭。黑霸資本通常是一方土地，在土地之外無所發(fā)揮，但在土地之內，號稱老大。當然，這老大不會對官商、權貴趾高氣揚，該呼爹叫媽就呼爹叫媽，該稱兄道弟就稱兄道弟，但欺負欺負無背無景的民商是足夠了。當今中國商場，炫耀白道黑道已是風氣，正是這一層壓迫的表現(xiàn)。

　　跨國資本是中國真正民商的第三重壓迫。跨國資本憑借自己祖國的國際政治力量，在中國沒有過多的政治顧慮，既能受到官僚階層的充分尊重，又能對中國政府施加影響甚至壓力。至于對中國的官商、權貴資本、黑霸資本，他們該尊重時尊重，該排擠時排擠，該合作時合作，從長遠角度說，中國的官商、權貴資本、黑霸資本的非市場化細胞決定了他們并不能成為跨國資本真正的市場競爭對手，跨國資本真正的市場競爭對手是中國真正的民商。但是至少從近期看，中國民商還太年輕，太幼稚，在跨國資本面前只能處于弱小者地位。

　　隨著中國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大規(guī)模衰退和解體，雖然有外資大量涌入等因素緩和就業(yè)形勢，但是，中國的就業(yè)將主要由真正的民商即普通的私人資本承擔。從產業(yè)結構看，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普通服務業(yè)等是民商天地。從資本規(guī)�？�，民商也集中在中小型企業(yè)層次。從技術含量看，那些粗放型產業(yè)也是民商為主體。因此，中國工人階級特別是低收入工人階層（城市貧民和農村戶口工人階級），所接觸的資本將主要是普通民營資本。這樣，民商就站在了面對工人階級的第一線，他們在與工人階級的雇傭過程中，既有互相依賴、共同生存的一面關系，也不可避免地會發(fā)生越來越多的沖突。在左的理論有著巨大精神市場的中國，再加上一頂新加冕的“原罪”帽子，工人階級對整個社會的生存抗爭，矛頭自然會被較多地引向普通私人資本（“原罪說”已經為這種引向打下了經驗理論基礎）。

　　這就是中國真正民商的生存、發(fā)展困境。突出重圍是必然，但過程將非常艱辛。不在話題，不作闡發(fā)。

　　2004/2/20 說明：一位溫州律師朋友詢問民商行為問題，希望本人作一分析。本人作答復，便有了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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