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繼續(xù)作者在后殖民理論思潮研究領域內已經取得的先期成果，通過細讀賽義德、斯皮瓦克和巴巴的近著，對西方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在當前的全球化語境下的新發(fā)展作了進一步深入探討，作者認為，賽義德已經超越了早期的東方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批判，而是更為關注流亡及其寫作問題：心靈和文字的流亡；
斯皮瓦克也試圖擺脫所受到的解構思維的影響，進一步探討后殖民理性的哲學和文化批判；
巴巴在超越早期的含混和晦澀文風之后，致力于文化身份和少數族裔的研究。這三位后殖民理論代表人物的近期著述構成了全球化語境下的后殖民理論批評的最新風景線，標志著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的第二波。他們的“非邊緣化”和解構“中心”進而占據國際學術“中心”的成功嘗試對于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國際化戰(zhàn)略無疑有著極大的啟發(fā)和鞭策。

　　關鍵詞 后殖民理論 第三世界批評 流散寫作 后殖民理性 少數人化

　　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曾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取代后現代主義理論思潮，一度雄踞西方文學理論批評界。之后由于文化研究的崛起而迅速地被納入廣義的文化研究視野。但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由于賽義德和斯皮瓦克的著述被重新認識以及霍米·巴巴的異軍突起，后殖民理論和批評又得到了新的發(fā)展。早先的一些相關理論課題被從事全球化研究的學者發(fā)掘出新的價值進而得到進一步的深化�？梢哉f，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的再度興起與全球化/本土化、民族/文化身份以及流散寫作/批評等問題的討論密切相關。那么什么是全球化時代的后殖民理論批評之特色呢？這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對賽義德和斯皮瓦克早期的批評理論，我已在不同的場合曾作過較為詳細的評述，(1) 因此本文的論述將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集中討論兩位理論家的近著，并對巴巴的批評理論作一較為全面的評述。這些理論家近期的研究標志著當代后殖民理論的新的轉向，或者說是一種全球化時代的后殖民批評。他們提出的不少理論范疇都與我們今天所討論的全球化與文化問題密切相關。

　　從東方主義批判到流亡文學研究

　　毫無疑問，與另幾位后殖民理論家相比，賽義德(Edward Said, 1935- )的知名度始終是最高的，他的著述被人們討論和引證的頻率也居高不下，這與他的多產和在美國學術界的較早崛起不無關系。如果說,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帶有明顯的女權主義和解構色彩, 霍米·巴巴的理論具有較強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和“少數族群”研究之特色的話, 那么毫無疑問, 賽義德早期的理論則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批判色彩, 其批判的鋒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其批判的理論基石就是 “東方主義”。出版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那本富有挑戰(zhàn)意味的專著 《東方主義》(Orientalism，1978)確實為我們的跨學科文化學術研究開辟了一個嶄新的理論視野, 即將研究的觸角直接指向歷來被西方主流學術界所忽視、并且故意邊緣化了的一個領地：東方或第三世界, 它在地理環(huán)境上與西方世界分別處于地球的兩個部分, 但這個 “東方”并非僅指涉其地理位置, 同時它本身還具有著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內涵。但賽義德的嘗試還具有強烈的“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解構”的作用, 實際上是后現代主義之后出現在西方學界的“非邊緣化”傾向的先聲。

　　但是, 正如不少東西方學者已經注意到的那樣，賽義德所批判和建構的“東方”和“東方主義”也不無其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具體體現在地理上、文化上和文學上，這也使我們第三世界學者和批評家有了可據以進行質疑和重新思考的理論基點。誠然，《東方主義》一書的出版，不僅奠定了賽義德本人的學術聲譽和地位，同時也標志著他的后殖民理論體系建構的開始。之后，他雖然在其他場合曾對“東方主義”的內涵和外延作過一些補充和修正，但其理論核心并未有所突破。

　　1993年出版的鴻篇巨制《文化和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全面地審視了西方文化，從18世紀的作家簡·奧斯汀一直論到當今仍有爭議的賽爾曼·拉什迪，從現代主義詩人葉芝一直論到具有后現代特征的海灣戰(zhàn)爭中新聞媒體之作用，其間還透過后殖民主義的理論視角分析了顯然具有后殖民性的英國作家吉卜林和康拉德的小說，以一個比較文學學者的身份對這一學科的局限進行反撥，直到在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背景下全面描述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地的反抗的歷史，等等，大大地突破了傳統(tǒng)的學科界限。當然，這一時期的學術界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關于后現代主義的討論越來越趨向全球化，并與第三世界的反殖民和反霸權斗爭相關聯；
而比較文學的興趣東移則更是導致了一種以東西方文學的對話與交流為特色的新的國際比較文學研究格局的出現；
后現代主義之后的后殖民主義大潮不斷向中心運動，文化研究在一個全球范圍內的轉型期方興未艾......這一切都使得比較文學研究者必須正視文化和文化本質問題�？梢哉f，賽義德在沉默了一段時間后的深入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接著上述兩本著作中涉及的問題而深入研究的。而對這些問題的反思和深入探討則集中體現在他出版于上世紀末的論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論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2000)中所收的各篇論文中。

　　在這部寫作時間長達三十多年的論文集中，賽義德真實地記載了自己初到美利堅帝國的中心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直至世紀末所走過的道路。在這期間，美國的文學學術界也和這個國家一樣經歷了風風雨雨和潮起潮落。人們不難看出，“20世紀可算作是美國的世紀，也許情況確實如此，盡管對這一世紀將產生的意義作出預言仍然為時過早。”(2)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是如此，在美國的文學研究領域，也經歷了從新批評、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文化研究的變遷，文學經典的涵義和成分也發(fā)生了本質的變化。在賽義德看來，今天的人們“談論經典就是要理解文化中心化的這一演變過程，這是我們今天仍伴隨著的帝國主義和全球主義所導致的一個直接結果。這一偉大事業(yè)的特權就在于，它始終居于中心的中心，因而能夠接觸或包含邊緣的或怪異的生活的歷史經驗，哪怕只是以一種濃縮的或不大看得見的形式經歷的。被帝國主義攪合在一起的全球語境中的文學理論批評提供了一整套的可能性，尤其是我們若認真考慮非殖民化的歷史經驗的話.…則更是如此�！�(3) 無疑，賽義德是在西方學術的中心地帶以一個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地知識分子的身份發(fā)出這番言論的，因此也自然會同時受到東西方學者的重視和非議。盡管人們不免會對賽義德本人的雙重身份提出種種質疑，但他仍然在不止一個場合為自己辯解，“也如同其他許多人那樣，我不止屬于一個世界。我是一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時我也是一個美國人。這賦予我一種奇怪的，但也不算怪異的雙重視角。此外，我當然也是一個學者。所有這些身份都不是清純的；
每一種身份都對另一種發(fā)生影響和作用。”(4)他的這番自我表述無疑也代表了大多數后殖民理論家所處的雙重境遇，他們?yōu)榱嗽诘蹏�中心地帶的眾聲喧嘩之中發(fā)出一種獨特的聲音，不得不依賴自己所擁有的雙重身份和雙重文化背景：既在第一世界充當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同時又在第三世界宣傳第一世界的理論，以便向第三世界知識分子進行文化啟蒙。他們的流落他鄉(xiāng)正是他們之所以具有這種雙重身份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他們對另一些流離失所的人們的關心便是理所當然的。

　　誠然，作為一位有著深切流亡體會的第三世界裔知識分子，賽義德對自己民族的痛苦記憶是始終記憶猶新的，在收入書中的一篇題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他開宗明義地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議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經歷起來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強加于個人與故鄉(xiāng)以及自我與其真正的家園之間的不可彌合的裂痕：它那極大的哀傷是永遠也無法克服的。雖然文學和歷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種種英雄的、浪漫的、光榮的甚至勝利的故事，但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與親友隔離所導致的巨大悲傷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將永遠因為所留下的某種喪失而變得黯然失色�！�(5)這種流亡所導致的精神上的創(chuàng)傷無時無刻不縈繞在他的心頭，并不時地表露在字里行間中。那么他本人究竟是如何克服流亡帶來的巨大痛苦的呢?賽義德一方面并不否認流亡給個人生活帶來的巨大不幸，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然而，我又必須把流亡說成是一種特權，只不過是針對那些主宰現代生活的大量機構的一種不得不做出的選擇。但畢竟流亡不能算是一個選擇的問題：你一生下來就陷入其中，或者它偏偏就降臨到你的頭上。但是假設流亡者拒不甘心在局外調治傷痛，那么他就要學會一些東西：他或她必須培育一種有道德原則的(而非放縱或懶散的)主體。(6)從上述兩段發(fā)自內心的表述來看，賽義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一樣，內心隱匿著難以彌合的精神創(chuàng)傷，而對于這一點，那些未經歷過流亡的人則是無法感受到的。由此可見，賽義德的不同凡響之處正在于他能夠將這種痛苦轉化為一種既能在帝國的中心求得生存同時又能發(fā)出批判聲音的強大動力。毫無疑問，受到賽義德等后殖民理論家的啟發(fā)，一大批遠離故土流落他鄉(xiāng)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也從自己的流亡經歷中發(fā)掘豐富的寫作資源，從而使得“流散寫作”(diasporic writing)在全球化的時代方興未艾，越來越為研究全球化和后殖民問題的學者所重視。

　　眾所周知，賽義德與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在當今的美國社會所處的地位是非常獨特的，他們分別代表了能為美國政府的決策提供左右兩方面參考的知識力量。收入書中的一篇長篇論文就反映了這兩位大師級人物的論戰(zhàn)。這篇論文題為《定義的沖突》(The Clash of Definitions)。我們大概不難從這篇未發(fā)表過的文章的標題看出作者想要討論的主題：其矛頭直指亨廷頓發(fā)表于《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1993年夏季號上的那篇引起廣泛爭議的文章《文明的沖突》。在此我們完全可以一睹這兩位左右兩方面代表的交鋒之風采。針對亨廷頓所鼓吹的“文明沖突論”的偏激之詞，賽義德一針見血地指出，“亨廷頓所鼓吹的其他文明必定要與西方文明相沖突的論調如此之強烈和一以貫之，他表現出為西方所規(guī)定的為了繼續(xù)獲勝而必須做的事如此之驕橫和不可一世，以致于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正是他本人對繼續(xù)并擴大冷戰(zhàn)最有興趣，他所要采取的方法絕不是要人們去理解當今的世界局勢或努力與不同的文化和睦相處�！�(7) 因此顯而易見，亨廷頓為世界的未來描繪了一幅不同的文明或文化之間有可能發(fā)生劇烈沖突的可怕圖景，而賽義德則存心要把這幅虛假的圖景消解掉。接著，賽義德經過仔細考證指出，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并非他首創(chuàng)，而是取自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發(fā)表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990年9月號上的文章《穆斯林仇恨的根源》(The Roots of Muslim Rage)。(8) 而亨廷頓充其量不過是重蹈了前人的覆轍，本質上并無什么創(chuàng)新之處。這就從問題的本質入手一下子擊中了亨廷頓的要害。但是我們卻無法考證出，為什么賽義德在當時亨廷頓引起廣泛爭議時未發(fā)表這篇文章，而在多年后卻將之收入作為自己一生之總結論文集中？他是不是想讓歷史來檢驗自己的論斷是否正確？但不幸的是，就在他的文集出版一年后，震驚世界的9.11事件發(fā)生了，經過修正了的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再次占了上風，但我們至少可以從賽義德對他的批判中窺見亨氏論斷的片面性和缺乏原創(chuàng)性。

　　在《定義的沖突》這篇文章中，賽義德還進一步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種“文明沖突論”的實質，“使我更為不安的是，宣稱這種文明沖突論調者作為歷史學家和文化分析學家似乎是多么地健忘：用這種方法對這些文化所作的定義本身又是頗有爭議的。我們無需接受這種十分天真幼稚和故意帶有還原論的觀點，即各種文明本身是彼此相同的，我們必須始終提出這樣的問題：那些文明是由那些人根據什么理由點出來、創(chuàng)造出來并予以界定的。”(9)在賽義德看來，這種論調顯然有很多破綻，其中“最不堪一擊的部分就在于這些文明之間假想出來的嚴格的分離，盡管有著強有力的證據表明，當今的世界實際上是一個混雜的、流動的和多種文明交織一體的世界�！�(10) 因此在這樣一個充滿了各種不確定和偶然因素的世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文明的沖突實際上和文明的共存及對話始終是相并行不悖的。忽視這種二重性而任意強調和夸大文明之間的沖突只能是起到一種誤導的作用。從一點來看，賽義德的批判之言辭是十分有力的，得出的結論因此便是令人信服的。

　　鑒于《東方主義》一書出版后引來的頗多爭議，尤其是來自東方學家陣營的爭議，賽義德在不同的場合作了一些回應，但最有力、并且觀點最鮮明的當推發(fā)表于《種族和階級》(Race and Class)1985年秋季號并收入本書的論文《東方主義重新思考》(Orientalism Reconsidered)。在這篇論文中，賽義德首先簡要地重申了他對東方主義的三重定義：“作為思想和專業(yè)的一個分支，東方主義當然包括幾個相互交疊的方面：首先，歐亞之間不斷變化的歷史和文化關系，這是一種有著4000年歷史的關系；
其次，西方的一個學術研究的學科，始于19世紀初，專門研究各種東方文化和傳統(tǒng)；
第三，有關被叫做東方的世界之一部分的各種意識形態(tài)構想、形象和幻想�！钡�他緊接著又補充道，“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東西方之間的劃分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意味著這種劃分只是一種虛構�！�(11) 由于這其中的種種復雜因素，東方主義概念的提出和建構便帶有各種主客觀的因素，所引來的非議和爭議自然也就是在所難免的了。對此，賽義德并不回避，而是透過各種表面的現象究其本質，對東方主義作進一步的界定和描述�！坝捎趯�東方主義的重新思考始終與我早先提及的另外許多這類活動密切相關，因此在此有必要較為詳盡地進行闡述。因此我們現在可以將東方主義視為一種如同都市社會中的男性主宰或父權制一樣的實踐：東方被習以為常地描繪為女性化，它的財富是豐潤的，它的主要象征是性感女郎，妻妾和霸道的——但又是令人奇怪地有著吸引力的統(tǒng)治者。此外，東方就像家庭主婦一樣，忍受著沉默和無限豐富的生產。這種材料中的不少都顯然與由現代西方主流文化支撐的性別、種族和政治的不對稱結構相關聯，這一點正如同女權主義者、黑人研究批評家以及反帝國主義的積極分子所表明的那樣�！�(12) 我們完全可以從賽義德本人對東方主義建構的重新反思發(fā)現，經過學界多年來圍繞東方主義或東方學展開的爭論，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吸納了批評者的部分意見，并對自己過去的建構作了某些修正。

　　在80年代初出版的論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評家》(The World, 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收入了他的一篇著名的論文，也就是那篇廣為人們引證的《旅行中的理論》(Traveling Theory)，在那篇文章中，賽義德通過盧卡契的“物化”(reification)理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區(qū)的流傳以及由此而引來的種種不同的理解和闡釋，旨在說明這樣一個道理：理論有時可以“旅行”到另一個時代和場景中，而在這一旅行的過程中，它們往往會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這種情況的出現多半受制于那種理論在被彼時彼地的人們接受時所作出的修正、篡改甚至歸化，因此理論的變形是完全有可能發(fā)生的。毫無疑問，用這一概念來解釋包括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在內的各種西方理論在第三世界和東方諸國的傳播和接受以及所產生的誤讀和誤構狀況是十分恰當的。因此這一論點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對此賽義德雖然十分明白，但他總認為有必要對此作進一步的反思和闡述。在這本書中收入了他寫于1994年的一篇論文《理論的旅行重新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在這篇論文中，他強調了盧卡契的理論對阿多諾的啟迪后又接著指出了它與后殖民批評理論的關系，這個中介就是當代后殖民批評的先驅弗朗茲·法農。這無疑是盧卡契的理論旅行到另一些地方的一個例證。在追溯了法農的后殖民批評思想與盧卡契理論的關聯之后，賽義德總結道，“在這里，一方面在法農與較為激進的盧卡契（也許只是暫時的）之間，另一方面在盧卡契與阿多諾之間存在著某種接合點。它們所隱含著的理論、批評、非神秘化和非中心化事業(yè)從來就未完成。因此理論的觀點便始終在旅行，它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向外擴展，并在某種意義上處于一種流亡的狀態(tài)中�！�(13) 這就在某種程度上重復了解構主義的闡釋原則：理論的內涵是不可窮盡的，因而對意義的闡釋也是沒有終結的。而理論的旅行所到之處必然會和彼時彼地的接受土壤和環(huán)境相作用而且產生新的意義�？梢哉f，賽義德本人的以東方主義文化批判為核心的后殖民批評理論在第三世界產生的共鳴和反響就證明了他的這種“旅行中的理論”說的有效性。

　　近幾年來，賽義德雖然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但是他本人現在依然活躍于美國學術理論界, 仍然是人們關注的中心。作為一位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識分子，他認為，“知識分子并不是要登上一座山峰或講壇以便站在高處做慷慨激昂的演講，顯然，你想在人們能很好地聽你講話的地方說要說的話；
同時，你也希望你的演講表述的極好以便對不斷發(fā)展著的社會進程產生影響，例如，對和平和正義產生影響。不錯，知識分子的聲音是孤獨的，但它能產生共鳴，因為它可以自由地與一場運動的現實、一個民族的愿望以及共同追求的理論密切相關”，(14) 因此，知識分子在當今社會的作用是不可輕視的。在他看來，知識分子有責任對當代文化的形成進行干預，并提出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盡管他現在身患癌癥并已到了晚期，但仍不時地出現在公眾場合發(fā)表演講，闡述自己的觀點，對當代社會的一些敏感問題發(fā)表自己的看法�？梢哉f，《流亡的反思》一書的出版即是對他一生的批評和學術生涯的總結，同時也為當今全球化語境下的后殖民批評及理論研究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新課題。

　　從解構到后殖民理性批判

　　在當今的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學術理論界和文化研究界,佳亞特里·C.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通常被當作其名聲僅次于賽義德的當代最有影響、同時也最有爭議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或后殖民批評家，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許是由于她的雙重邊緣身份所致：既是一位知識女性同時又有著鮮明的第三世界背景。1999年，當她的著作《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行將消失的當下的歷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時，她的學術聲譽達到了空前的境地：她被歷來對新理論思潮頗有微詞的哈佛大學邀請去講演，為她新出版的著作了一系列廣告式的宣傳，隨即她又獲得加拿大最有名氣的多倫多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
在她那本新著的封底，哈佛大學出版社是這樣評價她的成就的：“在對她曾經幫助界定的后殖民研究領域內所作的第一部全面探討中，佳亞特里·C．斯皮瓦克這位世界頂尖的文學理論家之一，嘗試著扮演在后殖民領地之內為后殖民批評家描述負有責任的角色”。這一事實無可辯駁地說明了，無論就其本身的學術影響和批評著述的穿透力而言，還是就其對后殖民主義這一理論概念的逐步得到承認進而成為當代最前沿的一種理論學術話語所作的貢獻而言，斯皮瓦克都可算作賽義德之后最有影響的一位有著自覺理論意識的后殖民批評家。而隨著賽義德身體的日益衰弱，斯皮瓦克的作用就愈加顯得重要和不可替代。

　　作為一位個人經歷異常復雜而且理論方向也十分駁雜的后殖民理論批評家，斯皮瓦克走過的是一條發(fā)展軌跡清晰可尋的學術道路：她早年曾以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在北美最重要的翻譯闡釋者而一舉成名，其后又以一個頗有挑戰(zhàn)性的女權主義批評家的身份而活躍在女性文學界和批評界。之后當這一切均為她的異軍突起鋪平道路后，她才獨辟溪徑，逐步發(fā)展成為有著自己獨特批評個性和理論風格的當代最有影響的后殖民理論批評家之一。和十分多產的賽義德相比，斯皮瓦克的專著并不算多，其主要批評理論和實踐見于她的這三部論文集以及上面提到的那部專著中：《在他者的世界：文化政治論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1987),《外在于教學機器之內》(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和《斯皮瓦克讀本》(The Spivak Reader, 1996,[ed.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此外她還出版有訪談錄，編譯多部理論著作和文集，并在歐美各主要刊物發(fā)表了大量的批評論文。

　　毫無疑問，斯皮瓦克不僅是德里達的著作在英語世界的主要翻譯者, 同時也是當今的批評家和學者中對德里達的思想把握最準確、解釋最透徹的一人，這主要體現在她為德里達的代表著《論文字學》英譯本撰寫的那篇長達八十頁的“譯者前言” 以及其后發(fā)表的一系列論文中。盡管她后來早已脫離了翻譯實踐，而且并不滿足于僅僅對德里達的理論進行批評性闡釋，但那篇長片宏論卻已經奠定了她在理論和文化翻譯領域內的重要地位，并且預示了之后崛起的后殖民文化翻譯和對傳統(tǒng)的翻譯理論的解構。如果說, 賽義德的后殖民理論主要受到葛蘭西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碌暮蠼Y構主義理論影響的話，那么，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論則主要受惠于德里達的結構理論，可以說，正是從對德里達理論的翻譯解釋入手，斯皮瓦克開始了她那漫長的以解構理論為其主要理論基礎的女權主義和后殖民理論批評著述的。

　　斯皮瓦克由于曾經全身心地投入翻譯德里達的代表性著作《論文字學》(De la Grammatologie), 因而她早期的著述風格的晦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顯然受到了德里達的影響，一些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性的女權主義批評家常常抱怨她的冗長句子和晦澀風格。但她的聰明之處恰在于，她試圖超越德里達的“文本中心”之局限，來達到自己的理論建構。這具體體現在她對當代社會現實的強烈參與意識和對權威話語的挑戰(zhàn)精神和批判鋒芒，人們尤其可在她后期的后殖民批評文字中見到這一特征。當然，斯皮瓦克也和一切解構理論家一樣，并不否認差異，但她對差異和蹤跡的興趣并未導致她沉溺于無端的文字游戲中，卻促使她在其后的學術生涯中把大量精力花在對第三世界文本和“非主流文化”的研究，這一點正是她與其理論宗師德里達和博士論文導師德曼以及另一些解構主義批評家的不同之處。

　　斯皮瓦克的批評思想是十分復雜的，即使在她全身心地投入對德里達的解構理論的翻譯闡釋時，仍然顯露出其他觀點和主義的影響之痕跡。按照《斯皮瓦克讀本》的兩位編者的總結，貫穿于斯皮瓦克的學術思想之始終的主要是這三個研究領域：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解構主義。斯皮瓦克作為一位對馬克思主義有過很大興趣并花了一番功夫進行研究的解構主義者，時時刻刻都沒有忘記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思想，這些思想對于她后來既運用解構的思維方式來研究“非主流話語”同時又致力于超越解構主義無疑是起著重要作用的。但是她和詹姆遜等歐美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明顯不同之處恰在于，她是從解構的角度來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又使自己的批判超越了解構的文字游戲，從而同時達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之高度和文化闡釋之深度。

　　作為一位有著強烈的女性挑戰(zhàn)意識的女權主義批評家，斯皮瓦克也不同于那些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的女權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說來，她之所以對女權主義感興趣，不過因為她自己是一個女人而已。她對女權主義的態(tài)度往往是矛盾的，因此她的女權主義批評既包含了從女性本身的視角出發(fā)進行的文學和文化批評，同時更帶有對女權主義理論本身的批評。一方面，她曾在70、80年代致力于北美的女權主義理論話語的建構和女性批評實踐，另一方面又對女權主義的局限性有著清醒的認識并不時地提出自己的批評，這樣，她一般被人們認為是如同法國的克里斯蒂娃和西克蘇那樣的“學院派”女權主義理論家。因此難怪她的觀點一出籠，便同時受到來自女權主義批評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批評和攻擊。但她對當代女權主義批評和性別政治的貢獻和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卻是無人可以否認的。

　　作為一位在印度受過大學本科教育、有著清晰的殖民地背景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或批評家，斯皮瓦克的理論特征就在于她的立場的多變性和理論基點的不確定性：
她能夠不斷地根據西方文化和文學批評理論發(fā)展的主流嬗變來調整自己的學術研究，以便能在不同的批評主旨嬗變時刻出奇制勝地提出自己的理論洞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一次訪談中，她是這樣為自己的靈活立場進行辯護的：“我并不想為后殖民地知識分子對西方模式的依賴性進行辯護：我所做的工作是要搞清楚我所屬的學科的困境。我本人的位置是靈活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我太代碼化了，女權主義者則嫌我太向男性認同了，本土理論家認為我太專注西方理論。我對此倒是心神不安，但卻感到高興。人們的警惕性由于她被人注意的方式而一下子提高了，但卻不必為自己進行辯護�！�(15) 毫無疑問，在上述三種批評理論中，她貢獻最多的領域無疑是后殖民主義理論與批評。在斯皮瓦克看來，后殖民主義本身并不是一種反對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的批評話語，后殖民主義的批判目的在于削弱西方對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霸權。作為一位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理論批評家，她既要擺脫西方模式的影響，又要達到實現其“非邊緣化”策略的目的，因而唯一的選擇就是用西方的語言和(出自西方的)解構策略來達到削弱西方殖民主義和文化霸權的目的。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批判和西方中心模式的不斷消解實際上促使她逐步完成了從“邊緣”向“中心”運動進而最終消除單一“中心”的嘗試。可以說，從斯皮瓦克的學術地位和影響近幾年來在歐美理論批評界的愈日俱增之勢頭來看，她的愿望應該說已經達到了。

　　斯皮瓦克是一位有著不可抹去的第三世界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的后殖民理論家，她至今仍持印度護照，和祖國的后殖民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她首先關心的是如何正視第三世界的后殖民性或后殖民狀態(tài)，既然殖民地問題是當代后殖民理論家所無法回避的問題，那么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女權主義者或是解構主義者都無法回避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后殖民狀態(tài)，后殖民地人民的邊緣性正如東方文化的邊緣性一樣，是長期以來的殖民地宗主國和帝國霸權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所造成的。但即使如此，這一邊緣地帶的人民也是不可征服的，他們會抓住一切適當的時機進行“非邊緣化”和“非領地化”的嘗試，進而實現從邊緣向中心的運動以便最后消解中心/邊緣這一人為的二元對立�？梢哉f，斯皮瓦克本人學術生涯的不斷推進以及她的批評思想的演進實際上就是這方面的一個成功的范例。

　　毫無疑問，和其他后殖民理論家一樣，斯皮瓦克的理論知識背景也體現在另一些方面，除了她所潛心研究的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外，她也多少受惠于福柯的“權力-知識”之概念；
她還從法國思想家德勒茲和佳塔里那里借鑒了“非領地化”的策略；
并且從馬克思那里提取了“價值”或“價值形式”等理論概念，經過自己的帶有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的理解和基于第三世界經驗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發(fā)展成為一種居于第一世界之內部的“他者”的話語，從而對帝國的權威話語形成了有力的挑戰(zhàn)和消解。這也就是為什么后殖民批判既活躍在“邊緣”同時又能在“中心”地帶自如地運作的原因之所在。斯皮瓦克認為，后殖民性不能與全球性的重新繪圖--即把當代世界劃分為南北兩部分--相隔絕。后殖民地國家或民族進入了一個并非它自己創(chuàng)造的世界，但它卻在與自身的非殖民化進行討價還價式的談判，當然這種談判的結果是爭取殖民地人民的更大的自主權和獨立性，以便最終實現從邊緣向中心的運動和新的中心的建立。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研究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她的積極參與“非主流(文化)研究”(Subaltern Studies)，并成為這一研究群體實際上的領袖。斯皮瓦克長期以來一直從事的就是諸如女權主義、解構理論和后殖民地文化等“非主流”話語的研究，因此用這個術語來概括她的學術研究特征倒是十分恰當的，她所致力于的就是要使這些后殖民地的非主流社群喊出自己的聲音，以便削弱帝國的文化霸權和主宰地位。因此，在當代各種理論思潮的角逐中，“非主流”研究組織的批判性嘗試對于重寫殖民地的歷史和為傳統(tǒng)的文學經典注入新的成分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鑒于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對斯皮瓦克直到90年代初的學術思想作過較為全面的討論，因此在本文中我將集中討論她出版于90年代末的專著《后殖民理性批判》。通過對這本書的主要觀點的評介，我們大概不難把握斯皮瓦克本人以及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后殖民批評理論的新進展。

　　在斯皮瓦克迄今已經出版的整本著述中，《后殖民理性批判》可以說是她的第一部有著一定體系性和完整理論思想的專著。這本書除了序言和一篇題為《解構的開始生效》(The Setting to Work of Deconstruction)的附錄外，整體部分分為四章：第一章題為“哲學”，第二章題為“文學”，第三章題為“歷史”，第四章題為“文化”，這種分類大概使人不難看出斯皮瓦克作為一位思想家的宏偉理論抱負。其中寫得最為精彩的部分當推第一和第四部分，這正好也反映了她本人在這兩個學科領域內的深刻造詣。按照她本人的說法，“我的目的在于通過各種實踐——哲學、文學、歷史和文化——來追蹤本土信息提供者的形象”，但是隨著她的論述的展開，“某種后殖民主體反過來卻一直在重新揭示殖民的主體，并且在挪用信息提供者的觀點�！�(16)

　　正如她本人所概括的，本書第一章觀照的是哲學，也即探討康德是如何排斥土著居民的，黑格爾又是如何將歐洲的他者納入其規(guī)范的偏離模式的，以及殖民主體又是如何“凈化”黑格爾本人的；
馬克思又是如何在差異中進行協調的。等等。這就從殖民主義的源頭探討了問題的根本，并且清晰地梳理出一條殖民和反殖民/后殖民的發(fā)展線索。在討論了上述幾位思想家對殖民和后殖民理性所作的貢獻后，作者指出，這一事實“在于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不屬于這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或者說試圖全然回避它。事實上，在經濟領域里，馬克思主義——充其量作為一種思考和推測的形態(tài)，是由一位活動家兼哲學家所構思的，他自學了很多當代經濟學因而將其視作一門人類的（因為是社會的）科學，通過這種感覺又發(fā)起了對政治經濟的一場徹底的批判——在今天的世界上只能作為對一個體制（微電子時代的后工業(yè)世界資本主義）的持續(xù)的批判而產生作用，但是這種批判卻是任何政治機構都試圖進入的，因為那是這種情境的“實在”。(17)雖然馬克思主義探討的是資本主義處于上升時的運作規(guī)律，但對資本主義規(guī)律的研究在當今的新馬克思主義那里卻從未間斷過，對此斯皮瓦克也十分清楚地認識到了，并試圖把這一研究加以推進。這一章中的精彩之處還體現在她本人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細讀，在細讀的過程中她還發(fā)現了這樣一個事實，“盡管在經濟領域內始終存在著圍繞價值觀念的用處而進行的熱烈爭論，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卻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無論是英國的雷蒙德·威廉斯或斯圖亞特·霍爾，或是德國的批判理論，或者是美國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或社會文本團體，或者是法國的阿爾杜塞派或后阿爾杜塞派，都未曾對其深刻的涵義作過探討”。而斯皮瓦克則發(fā)現了這其中所隱含的意義，并建議專事思想意識研究的歷史學家們去細讀一下《資本論》中的一部分，這就是題為“外貿”的一個章節(jié)：“整個這一章都值得一讀，以便欣賞馬克思所揭示的外貿的利益再現是如何表現為對他本人分析政治經濟之有效性的消解，特別是它所堅持的一個觀點，即利潤的比率有可能跌落�！�(18)應該說，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斯皮瓦克從來也沒有忘記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和唯物主義歷史觀，而且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的堅持始終體現于她對后殖民理性的批判。因此這一章實際上也為后面的深入批判奠定了基調。

　　第二章只所以以“文學”為標題，主要是因為“文學”也許與我們的文學研究者最為密切相關。在這一章里，作者通過并未像在前一章中就理論談理論，或者圍繞理論文本來展開論述，而是通過對一些蘊含著殖民主題的文學文本的閱讀，試圖探討殖民主義和后殖民性是如何形成的，以便展開她的后殖民理性批判。作者所涉及的作家作品包括夏洛特·勃郎特的《簡愛》、瑪麗·雪莉的《弗蘭根斯坦》以及波德萊爾、吉卜林、萊斯、馬哈斯威塔、科特茲作家的作品，而在實際論述中則大大超出了這些作品的范圍。通過對這些殖民/后殖民文學文本的仔細閱讀，斯皮瓦克指出，“我現在想進一步推進一個論點，并做一番對比。后殖民作家的任務，也即那些由歷史在實際上產生出來的殖民地女性公民的后裔，不可能僅僅局限于在《弗蘭根斯坦》中強有力地展現出來的特殊的主-仆關系。”(19)而在進一步闡述女權主義的任務時，斯皮瓦克則指出，“….存在于都市社會關系和機構內的女權主義具有一種與19世紀歐洲的不斷向上活動的資產階級文化政治中為個人主義而奮斗有著關聯的東西。因此，即使我們女權主義批評家發(fā)現了對普遍性或學術客觀性所作的具有男性主義的真理訴求的修辭性錯誤，我們也只好去實行建構一種全球姐妹關系的真理的說謊行為”。(20)毫無疑問，在斯皮瓦克的解構式后殖民理論視角下，男性中心話語始終存在著一種女性中心的話語，而在這些殖民文本中也始終蘊含著某種后殖民性，它作為前者的對立面而存在著。這就歷史地說明了后殖民性也像后現代性一樣，并不只說明一種與殖民性在時間上的延續(xù)關系，而是揭示出，殖民性一誕生，它的對立物后殖民性也就存在了。

　　在這一章中，斯皮瓦克還討論了吉卜林的短篇小說《征服者威廉》以及隱于其中的后殖民混雜策略。也和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譯觀念相類似，她認為，“作為違規(guī)的翻譯(translation-as-violation)之結構較為直接地描述了第三世界主義文學教義中的某些傾向。它自然是我的總的論點的一部分，除非第三世界主義的女權主義發(fā)展出一種對這些傾向的防范措施，否則它是不可能不加入其中的�！�(21)這實際上也預示了本書后面對詹姆遜的討論和批判。也和不少西方批評家一樣，她對詹姆遜等人的第三世界批評理論是持批判態(tài)度的，但與那些白人批評家所不同的是，斯皮瓦克從自己的第三世界立場出發(fā)，在肯定其積極意義的同時，指出了其明顯的新殖民主義局限性，“第三世界研究，包括英語世界的第三世界女權主義研究是如此之虛幻因而竟常常忽視了文化研究中的所有語言具體性或學術深度。確實，在世界上的那些已擺脫殖民統(tǒng)治的地區(qū)，通常用無甚差別的英語翻譯來轉述或直接用英語或歐洲語言撰寫的著作，或者那些在第一世界由某些有著其他種族背景的人寫出的著作，正在開始形成某種‘第三世界文學’”。(22)毫無疑問，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向我們揭示了所謂“第三世界文學”的虛幻性以及其本質特征。

　　第三章的寫作方法是進行歷史檔案的追蹤，通過對一些歷史事件的反思揭露了殖民主義者對弱勢群體的欺壓，表明了斯皮瓦克一貫堅持的對殖民主義的鮮明批判立場。這其中的不少資料是她長期介入印度的“非主流研究”群體的工作而獲得的，為未來的國際后殖民研究也提供了歷史資料的保證。在這一章中，她還呼應了德里達對歐洲的混雜歷史的討論，從而消解了“歐洲純正”與“第三世界殖民地混雜”這一人為的二元對立。(23)

　　應該指出的是，在這部著作中，第四章探討的問題與當今的一些熱點話題最為密切相關，諸如后現代主義，尤其是討論了詹姆遜對后現代主義的概念界定和批判，婦女在歷史上的地位以及最近頗為人文學者所熱中的全球化問題，等等。對當今關于全球化問題的理論討論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其中不少具有洞見性的觀點已經被納入了全球化研究學者門的視野，對此我將另文討論。

　　民族敘述、文化定位和少數人化

　　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又重新煥發(fā)了新的活力，它的不少研究課題都與全球化語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認同問題密切相關。隨著愛德華·賽義德的病入膏肓，另兩位后殖民理論批評的代表人物---佳亞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的影響力越來越顯得突出。而在這三位大師級后殖民理論家中，原先因為年輕和不甚多產而名氣相對小一些的巴巴近幾年來卻異�；钴S，他的后殖民批評著述在當今的歐美文學理論批評界、文化研究界乃至文化翻譯界的引用率都是相當高的，這一點不禁令他的同輩學者望其項背。盡管巴巴迄今只出版了一本自己的專著，而且還是一本根據已發(fā)表的論文改寫而成的專題研究文集，但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卻是，這本書的引用率之高卻很少有人能與之比擬。確實，近二十年來，幾乎巴巴每發(fā)表一篇論文或編輯出版一本文集，都會有成千上萬的讀者和批評家爭相引證并討論，這對一個處于當代學術前沿的學者型批評家來說，確實是難以做到的。

　　作為西方文化學術界當代最具有沖擊力和批判鋒芒的后殖民理論家之一，霍米·巴巴在理論上的建樹主要體現在這幾個方面：(1)他創(chuàng)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理論揉為一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且頗為有效地將其運用于自己的批評實踐，從而發(fā)展了一種頗具挑戰(zhàn)性和解構性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風格；
(2)他的混雜理論影響了當今全球性后殖民語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評家進入學術主流并發(fā)出自己聲音的具體策略；
(3)他的模擬概念以及對一些殖民地題材的作品的細讀則對第三世界批評家的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努力有著巨大的啟迪作用，對文學經典的重構也有著推進作用；
(4)他所發(fā)展出的一種文化翻譯理論強有力地沖擊了翻譯研究領域內長期占統(tǒng)治地位的以語言轉述為主的文字翻譯，從文化的層面消解了以語言為中心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為翻譯研究領域內出現的文化轉向鋪平了道路。

　　鑒于巴巴相對于他的另兩位后殖民批評同事不那么為中國讀者所熟悉，本文專門對他的后殖民批評理論作一評介。

　　霍米·巴巴(Homi F.Bhabha, 1949- )出生于印度孟買邦的一個商人家庭，從小受的是印度學校的教育，據說他的血統(tǒng)中還有波斯地區(qū)人的成分，這種“混雜”的民族身份倒使得他在研究民族和文化身份以及少數族裔文學和文化方面有著切身的經歷，因而有很大的發(fā)言權。巴巴后來在英國求學，師從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在著名學府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畢業(yè)后長期在薩塞克斯大學任教，但其間卻不斷地應邀赴美國的一些名牌大學講學。1994年，巴巴被芝加哥大學聘請擔任該校切斯特·D. 特里帕人文科學講座教授(Chester F. Tripp Chair of the Humanities)，其間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倫敦大學講學。自2000年底起，巴巴來到哈佛大學，擔任安娜·F.羅森伯格英美語言文學講座教授(Anne F. Rothenberg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并且兼任該校專為他設立的歷史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到這時，可以說，巴巴也和他的后殖民批評同行一樣，實現了自己多年來的“非邊緣化”和躋身學術主流的愿望。

　　與當今仍十分活躍和多產的另兩位后殖民理論家賽義德和斯皮瓦克相比，巴巴的著作確實少了一些。除了他那些并不算很多的論文外，他至今只出版了一本著作《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在此之前，還出過一本編選的論文集《民族和敘述》(Nation and Narration, 1990)。他的專著《全球性的尺度》(A Global Measure)和另一本專題講演集將于近年分別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隨著他的這兩本書的出版，已經日漸冷卻的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將再度“熱”起來，并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

　　《民族和敘述》雖是一本編著，但這也足以說明巴巴獨具慧眼的編輯眼光，這是他首次介入并批判那些試圖通過假設有趨同性和歷史連續(xù)性傳統(tǒng)之方法來界定并歸化第三世界民族性的“本質主義”文字，因為在他看來，這些文字虛假地界定并保證了它們的從屬地位，并不是可靠的。他在導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民族就如同敘述一樣，在神話的時代往往失去自己的源頭，只有在心靈的目光中才能全然意識到自己的視野。這樣一種民族或敘述的形象似乎顯得不可能地羅曼蒂克并且極具隱喻性，但正是從政治思想和文學語言的那些傳統(tǒng)中，西方才出現了作為強有力的歷史觀念的民族�！� (1)這就是說，民族本身就是一種敘述，它的不確定性也如同敘述的不可靠性一樣。如果說，賽義德的后殖民批評始于對東方主義的批判，那么巴巴的后殖民批評也可以說始于對民族神話的解構，正是這種對民族之本質性的解構從某種程度上奠定了巴巴的后殖民批評理論。在這之前及其后，巴巴一直堅持其“混雜”的策略，在自己的著述中發(fā)展了一整套具有強有力解構性的“含混”或“模棱兩可”(ambivalence)的術語，可以說，巴巴在其后的一系列著述中都不同程度地發(fā)展了這種文化批判策略，而且也正是這種反本質主義和反文化本真性的“混雜”批評策略使得巴巴在自己的批評生涯中一直處于一種能動的和具有創(chuàng)造性活力的境地。

　　那么這種模棱兩可性究竟體現為何種特征呢？它在批判殖民話語時將起到什么樣的顛覆和消解作用呢？這正是這本書中巴巴的導言和論文所要闡述的。在介紹這種“模棱兩可性”的批評策略時，巴巴指出，“這本書中所探討的就是這種現代社會的模棱兩可的文化表征。假如民族的模棱兩可性是其處于過渡時期的歷史、概念的不確定性和各種詞匯間的搖擺性的問題的話，那么它對意味著一種‘民族性’的敘述和話語所產生的影響便是一種從中樞進行的海姆利克式施壓”(2)。也即是說，從殖民話語的內部對其實行壓迫，使之帶有雜質進而變得不純，最后其防御機制徹底崩潰，對殖民主義霸權的批判和顛覆也就得以實現。因此，巴巴接著寫道，“通過敘述性言說來研究民族不僅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其語言和修辭上，它的目的還在于改變概念性的對象本身。如果有問題的文本性‘封閉’對民族文化的‘整體性’提出質疑的話，那么它的積極價值便在于展現那種廣泛的播撒，通過這一過程來建構與民族生活相關聯的意義和象征場。”(3)由于語言本身所具有的含混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對民族的敘述本身就是一種不確定的言說。對此，巴巴在指出了民族及其敘述話語所具有的‘雅努斯式’(janus-faced)雙重性后,便進一步闡述道，“民族文化的‘本土性’既非統(tǒng)一的也非僅與自身相關聯，它也沒有必要僅僅被視為與其外在或超越相關聯的‘他者’。”(4) 既然當今這個世界充滿了偶然性和不確定性，那么任何純真的東西都是靠不住的，內在/外在之界限也絕不是涇渭分明的。倒是混雜的和多種成分交融一體的東西也許正是新的意義和變體可賴以產生的平臺。因此可以看出，巴巴的解構策略僅僅是一種手段，而非最終的目的。他的最終目的是要建構自己的具有后殖民文化批判特征的元批評話語。

　　《播撒：時代、敘述和現代民族的邊緣性》(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這篇引用率頗高的論文更是體現出巴巴所受到的多種理論影響和啟迪，包括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符號學，但首先正如他本人所言，論文的題目就取自解構理論大師德里達的同名著作。文章所取得的直接效果就在于創(chuàng)造性地將解構主義的播撒概念運用于對殖民話語的批判。文章的副標題表明了他所要討論的時代、敘述和現代民族的邊緣地位等問題，但實際上所涉及的問題遠遠不止這些，包括民族的時代、人民的空間、少數族的邊緣性、社會的無特征和文化的失范、語言的異性以及英語的氣候。通過對上述一系列概念的“解構”和“播撒”，巴巴實際上重新建構了一種現代的民族，即一種存在于歷史的敘述之中的民族。在含混和模棱兩可這些中心詞的主導下，巴巴指出，“現代性疆界的或然性就在民族-空間的這些矛盾的短暫性中展示了出來。文化和社群的語言是放在當下的裂縫上的，因而成了一個民族過去的修辭手段。專注于民族事件和起源的歷史學家們從來就不會問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在這樣一個民族的雙重時代，社會表征已經變得支離破碎，而那些擁有民族的‘現代’整體性的政治理論家們也....從來不會提出這個問題的�！�(5)而巴巴卻要以敘述話語的力量去完成這種建構。在對民族的意義進行播撒的同時，巴巴依然涉及了他所一貫關注的老話題：文化認同問題。在他看來，“文化認同因而便被置放在克里斯蒂娃所聲稱的‘身份缺失’或被法農描述為一種深刻的文化‘不確定性’的邊緣處。作為一種言說形式的人民便從表述的深淵浮現了出來，因為在那里，主體分裂，能指‘枯竭’，說教性和施為性均得到了不自然的表達。具有民族集體性和一致性的語言此時此刻正處于危機之中�！�(6)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始終面臨這樣一種身份認同上的兩難，他們的身份早已經歷了從一種身份變?yōu)槎嘀厣矸莸倪^程，因而對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認同也是雙重的：即有殖民地的懷舊又不乏宗主國的遺風。

　　毫無疑問，在后現代主義大潮日漸衰落、后殖民主義異軍突起的年代，巴巴的這本書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為他從邊緣向中心的運動奠定了基礎。后殖民理論大師賽義德和斯皮瓦克都曾對這本書予以了極高的評價，尤其是他的印度同胞斯皮瓦克認為，這本書是“一本充滿激情的文集，以其全球范圍之廣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并使得民族的異質問題清晰可見�！贝_實，在巴巴看來，正如歷史之于敘述一樣，敘述也就是歷史，因此在這本書中，“文學批評實際上具有了歷史的特征”。換言之，民族就是一種“敘述性的”建構，它產生于處于各種競爭狀態(tài)中的文化成分的“混雜性”的互動作用。既然民族的“混雜性”是不可避免的，文化的身份和認同也是如此。他的這一思想在其后的著述中也得到了相對一以貫之的體現。

　　《文化的定位》作為巴巴的代表性著作，粹集了他于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撰寫的重要論文，相當全面系統(tǒng)地體現了他的以探討身份認同和少數族裔問題為特征的后殖民理論批評思想。這也正是他為什么在賽義德和斯皮瓦克平分后殖民理論批評話語之后仍能異軍突起并后來者居上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賽義德所中肯地指出的，“霍米·巴巴屬于那樣一種罕見的奇人：一位有著巨大的敏銳和智慧的讀者，一位充滿了超常能量的理論家。他的著作是不同時代、文體和文化之間交流的標志性成果；
同時具有殖民的、后殖民的、現代主義的和后現代的張力�！边@就相當準確地概括出了巴巴理論的多重源頭和多種成分：他既對前人有所繼承，但更多的卻是對既定的傳統(tǒng)和成規(guī)的消解和批判性揚棄，而在這種消解和批判的過程中則逐漸形成他自己的元批評理論話語。確實，巴巴在書中開啟了后殖民知識計劃的概念性教義和政治上的一貫性。他在那一篇篇閃爍著思想者火花的論文中解釋了為何要將西方的現代性文化置于后殖民視角中加以重新定位。在收入書中的《理論的奉獻》(The Commitment to Theory)這篇論文中，巴巴將一些批評家建構的理論與政見所形成的不幸的、甚或虛假的對立突顯了出來，以便質疑并批判那些主導著后殖民理論爭鳴的精英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他尖銳地指出，“認為理論必須是一種社會和文化所特有的精英語言，實際上假設了一個具有毀滅性的和自欺欺人的特征。據說，學院派批評家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要置于一種帝國主義或新殖民主義西方的歐洲中心主義檔案中�！�(7)作為一位來自后殖民地國家印度的學者，巴巴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要從內部摧毀歐洲中心主義的堡壘，而他的策略則是從內部首先使其失去本真性，變得混雜和不純，進而使其固有的權威性被消解。具有諷刺意味的則是，巴巴本人卻在自己的整個學術生涯中，始終受到那些充滿精英主義、歐洲中心主義和資產階級學術特權的責任的影響，尤其是受到新馬克思主義和歐洲后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的文化批判思想和著述風格上。因而他的不少最嚴厲的批評者指責他不知不覺地重復了那些“新帝國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的思維模式之于第三世界的話語霸權。但是巴巴為了顯示自己不同于那些主流西方學者的特征，總是對西方中心的思維模式予以嚴厲的批判。就產生于西方語境的批判理論所具有的二重性，巴巴指出，“批判理論冠之以‘西方的’究竟有什么問題呢？顯然，這是一種制度性權力和意識形態(tài)歐洲中心性的名稱。批判理論往往在那些熟悉的殖民地人類學傳統(tǒng)和環(huán)境之內部介入文本，其目的或者是為了使之在自己的文化和學術話語內普遍化，或者為了激化它內部對西方邏各斯中心符號，即理想主義的主體，的批判，或者說確實是那些民間社會的幻覺和謬見�！� (8) 顯然，受其后結構主義大師的啟迪和影響，巴巴并不追求與其認同，而是尋求與其的差異，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對全球化給文化帶來的兩種后果的理解上：文化上的趨同性和文化上的多樣性，而后者的特征更加明顯。

　　在這篇論文中，巴巴就目前文化研究界普遍關注的全球化所導致的文化趨同性和多樣性問題發(fā)表了獨特的見解。他也和大多數研究全球化與文化問題的學者一樣，并不贊成文化上的趨同性，他更強調文化上的差異性和多樣性，認為這正是后殖民語境下文化翻譯的一個重要成果。關于這種文化翻譯的意義，本文限于篇幅將不予以展開，留待今后專文論述。在他看來,“文化多樣性是一個認識論的對象，即文化作為經驗知識的客體，而文化差異則是把文化當做‘知識的’、權威的加以表述的過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完全可用于文化認同體系的建構。如果文化多樣性是一個比較倫理學、美學和人種學范疇的話，那么文化差異便是一個指義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文化的表述和關于文化的表述便對力量、參照、應用和能力場的生產加以了區(qū)分和區(qū)別，并予以認可。文化多樣性是對預先給定的文化內容和習慣的認可；
由于它居于一種相對論的時間框架內，因此便會產生多元文化主義、文化交流或人類文化的自由概念。文化多樣性同樣也是一種表達整體文化分離的激進修辭的表現….文化多樣性在某些早期結構主義人類學描述那里，甚至可以作為一個表述體系和文化符號的交往。”(9)這樣，他便把后現代主義的差異和多元原則成功地轉移到了對殖民話語的考察和研究中，形成了自賽義德和斯皮瓦克之后后殖民批評領域中又一種獨特的聲音。

　　在《文化的定位》中，巴巴創(chuàng)立并闡釋了“閾限的”或“間隙的”(interstitial)、“之間的”(in-between)等一系列具有后現代主義的不確定性特征的范疇，認為正是這些范疇占據了各種具有競爭性的文化傳統(tǒng)、歷史時期和批評方法之間的空間。通過使用一種溶符號學和解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為一體的準則，巴巴審視了殖民主義法則的矛盾性，指出這種矛盾性使得隱匿在對“英文書籍”的某種具有表演性的模擬之中的抵制成為可能。巴巴的討論出發(fā)點顯然是文學文本，或更確切地說是一些具有后殖民特征的英語文學文本，所涉及的作家和藝術家包括托尼·莫里森、約瑟夫·康拉德、塞爾曼·拉什迪、V.S.奈保爾和奈丁·戈迪莫，通過對這些作家的作品的細讀和分析，巴巴試圖發(fā)現居于那些主導性的社會結構之間的邊緣的、“揮之不去的”和“無家可歸的”空間中文化究竟是如何定位的。顯然，通過這種貌似戲擬實則犀利的非邊緣化和解構性批評方法，巴巴終于實現了對帝國話語霸權的消解，使第三世界批評家得以從邊緣向中心運動并最終占據中心。

　　與賽義德和斯皮瓦克一樣，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評理論也有著諸多來源，其中比較明顯的有早期從他的老師伊格爾頓那里繼承來的馬克思主義，其后的拉康式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德里達的解構批評理論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概念。毫無疑問，巴巴這位當代后殖民理論批評家，受到殖民主義研究先驅弗朗茲·法農的影響更為明顯，而且他在幾乎自己所有的著作中都免不了要引證或討論法農。在《質疑身份：弗朗茲·法農和后殖民特權》(Interrogating Identity: Frantz Fanon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rogative)這篇論文中，他再次討論了法農和后殖民特權的問題，并和近幾年來學術界所熱衷的文化記憶問題放在一起討論。他指出，“回憶法農實際上是一個認真的發(fā)現和迷失方向的過程。記憶從來就不是一種默默的反思和追憶的行為。它是痛苦的記憶：將肢離破碎的過去拼在一起以便使當下的創(chuàng)傷富有意義。它是這樣一種種族和種族主義、殖民主義以及文化認同問題的歷史，以至于法農以比任何別的作家都更為卓越的深度和詩意予以了揭示。”(10)正是在法農精神的啟迪下，巴巴從來就沒有忘記殖民主義統(tǒng)治時期留給殖民地人民的痛苦記憶，這些痛苦的記憶必將作為一種文化表征不時地展現在后殖民寫作中。

　　但巴巴畢竟很早就離開了自己的祖國印度，他也和大多數生活在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一樣，對殖民主義宗主國的批判在相當的程度上仍停留在文字上。他尤其受到善于玩弄文字游戲的解構批評家德里達的影響，往往將各種不同的理論話語“混雜化”，使之溶注在具有自己獨特個性的批評話語中，這具體體現在具有模擬(mimicry)和表演(performance)特征的后現代理念中。而巴巴則運用這一后現代/后結構批評的武器，對民族主義、再現和抵制都予以了嚴格的審視，尤其強調了一種帶有殖民論爭之特征的“模棱兩可性”和“混雜性”，正是在這種“閾限的”(liminal)有限空間內文化上的差異實現了某種接合，所產生的結果便是對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性“建構”。巴巴在許多篇論文中都試圖發(fā)現一種對殖民主義話語具有摧毀性的“模棱兩可的”或“含混的”話語，它既對原體有著某種模仿性，同時又與之不同，這樣便對殖民主義宗主國的話語的原體產生了強有力的解構作用。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對“模擬”概念的闡述。在《關于模擬和人：殖民話語的模棱兩可性》(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這篇廣為人們引用的文章中，他開宗明義地指出，“后啟蒙以來的英國殖民主義話語常常以一種模棱兩可而非虛假的腔調發(fā)言。假如殖民主義以歷史的名義掌握權力的話，那么它便常常通過鬧劇的形式來施行它的權威....在從殖民想象的高級理想向其低級的模仿性文學效果的這種喜劇性轉折中，模擬以最使人難以捉摸和最為有效的一種殖民權力和知識策略的形式出現了�！�(11)既然模擬本身就失去了其嚴肅性，因而巴巴的態(tài)度便顯而易見了：他采取的實際上是一種論辯而非對抗的態(tài)度。這大概也是他為什么始終能夠為主張多元和差異的美國學術界接受并認可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這種模擬究竟在何種程度上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和力量呢？巴巴接著指出，“被我稱之為模擬的殖民話語的那種模式的權威性因此也就顯示出了某種不確定的特征：模擬顯示出的是一種差異的再現，這種差異本身就是一種拒絕全盤接受的過程。這樣看來，模擬實際上是一種雙重表述的符號；
一種復雜的改良，規(guī)約和律令的策略，它再將權力具像化的同時‘挪用了’(appropriates)他者。”由于巴巴本人在表述上的含混性和模棱兩可性，又對模擬的另一方面特征加以了限定：“然而，模擬同樣也是不可挪用的符號，是一種差異或桀驁不馴，它與殖民權力的主導性策略的功能相一致，強化了監(jiān)督機制(surveillance)，并且對‘已經被規(guī)范化的’(normalized)知識和學科權力構成了內在的威脅�！� (12)由此可見，模擬對殖民話語所產生的效果是深刻的和令人不安的，但并不是那種毀滅性的打擊。這也許正是巴巴的后殖民批評策略的目的所在。

　　與賽義德和斯皮瓦克這兩位主要的后殖民批評家相比, 巴巴不僅在年齡上輕一些，其政治態(tài)度和批評觀念也相對靈活一些, 但由于他在近期異常活躍, 他的批評話語也顯示出批判的鋒芒和犀利性, 因而大有后來者居上之勢。由于巴巴本人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以及知識背景較之前兩位學者更為復雜, 因此隨著世界進入全球化的時代和身份認同問題越來越引人關注，巴巴的后殖民理論變得越來越重要。他的后殖民批評策略是以一種介于游戲性和模擬性之間的獨特方式來削弱西方帝國的文化霸權, 也即表面上在模仿西方主流話語, 實則通過這種戲擬削弱并破壞了西方的思維和寫作方式的整體性和一貫性。這具體表現在, 一方面, 他對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殖斗爭深表同情和支持, 并在不同的場合有所表示, 他認為, 長期以來的 “反對殖民主義壓迫的斗爭不僅改變了西方歷史的方向, 而且對作為一種進步的和有序的整體的時間觀念也提出了挑戰(zhàn)。對殖民主義的非人格化的分析不僅從啟蒙時代的 ‘人’ 的概念疏離了出來, 而且也對作為人類知識的一個預先給定的形象的社會現實之透明度提出了挑戰(zhàn)�！�(13)但是另一方面, 與斯皮瓦克和賽義德不同的是, 他又總是把后殖民主義的話語看作僅僅是論辯性的而非對抗性的, 在他看來, 通過這種論辯而達到削弱甚至消解西方的話語霸權之目的。誠然, 在后結構主義的語境之內, 這種批判性的嘗試依然具有強有力的解構性, 而非實證性，其目的在于動搖和消解關于帝國的神話和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巴巴一方面也支持賽義德的主張, 在不同的場合對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予以抨擊和批判, 另一方面, 他又總是通過對帝國話語的模擬來產生出一種相對于前者的權威的雜體, 其最終的目的在于解構和削弱權威的力量。既然第三世界話語對于帝國話語來說是一個 “他者”, 那么它就只是與后者相關聯才得以存在, 一旦沒有了后者, 這個 “他者” 顯然也就無甚意義了。這樣看來, 有一度時期，巴巴的態(tài)度在不少場合下與其說是嚴肅的倒不如說是游戲性的, 因而他的著述也總是用一種模棱兩可的方式寫出的，對之的解釋也就應是多元的。毫不奇怪, 由于巴巴對西方的文化霸權抱如此反諷和戲擬的態(tài)度，因此他很難使人相信他的解構嘗試的真正目的。例如，巴巴曾對模仿 (mimesis)和模擬(mimicry)這兩個概念作過區(qū)分, 他認為, 這兩者的根本區(qū)別在于, 前者的特征是同源系統(tǒng)內的表現, 后者的目的則在于產生出某種居于與原體的相似和不似之間的 “他體”,(14) 這種 “他體”既帶有 “被殖民”的痕跡, 同時又與本土文化話語揉為一體, 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被殖民的一方對殖民地宗主國的文化和理論話語的有意識的、并且?guī)в袆?chuàng)造性的誤讀之上。在當前的中國文化語境中, 巴巴的“混雜”策略和解構式批評對相當一批有著西方理論背景的先鋒派批評家頗有影響：張頤武、陳曉明、戴錦華、王一川和陶東風等當代新銳批評家就是在巴巴理論的啟迪下不斷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后現代、后殖民及第三世界批評的策略。他們的批評已經引起了巴巴等西方后殖民理論家的注意，并對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權產生了強有力的批判和解構作用。因此，隨著后殖民主義論爭在中國語境下的日益深入, 巴巴的批評實踐和話語策略越來越對這批有著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傾向的青年批評家產生誘惑力, 這主要體現在關于全球化/本土化、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現代性/后現代性這類二元對立的討論和消解上。

　　近幾年來，巴巴的后殖民批評理論又發(fā)生了新的轉向：從居于第一世界內部后殖民論辯性逐步轉向關注真正的后殖民地人們的反殖反霸斗爭，并對他過去的那種具有戲擬特征的后現代風格有所超越。根據他最近在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一系列演講，他目前關注的一個課題就是“少數族裔”或“少數族群體”所面臨的困境。他認為，“反殖民主義的少數族的策略向殖民主義體制提出了挑戰(zhàn)，這種策略是‘重新劃分’帝國主義強行分割的種族歧視的范圍，將其分成外部領域（物質的機構）和內部領域（文化的認同）。通過將內部領域/外部領域的區(qū)分模式印刻到歧視性霸權的主要帝國主義話語內部的、殖民主義的自我/他者的二元模式上，反殖民主義策略逆轉了帝國主義霸權，或者創(chuàng)立了一種‘不恰當的’反殖民的模擬；
這種歧視性霸權的帝國主義話語包括：社會生活領域的公開和隱私，法律領域的風俗和合同，土地和所有權領域的財物和房產等。在物質領域內西化的影響越大，在精神和文化的飛地之中的抵制就越激烈�！�(15) 這種理論興趣的轉向將體現在他即將出版的兩本專著和文集中。在這些著作中，一個艱深晦澀的巴巴不見了身影，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充滿激情和睿智并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文化批判者和思想家。

　　綜上所述，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人們越來越關注身份認同問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評理論便越來越顯示出新的活力。巴巴經常往返于歐美兩大陸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并逐漸把目光轉到亞太地區(qū)，認為在這些殖民地和宗主國的中間地帶可以實踐他的混雜理論和“少數人化”策略。由于巴巴的另兩部近著尚未出版，再加之他仍處于自己的著述盛期，因此對他的全面評述還有待于未來的進一步深入研究。但巴巴近期在中國的系列演講和即將在中國發(fā)表的論文無疑將有助于我們了解巴巴的后殖民批評理論以及他近期研究中的新的轉向：即他所提出的“少數人化”(minoritization)策略，他認為這也是一種過程，實際上標志著另一種形式的全球化。在《黑人學者和印度公主》這篇演講中，他從細讀美國已故黑人作家杜波依斯的作品入手，認為“杜波依斯的核心洞見在于強調少數族形成的“鄰接的”和偶然的性質；
在這里，是否能夠團結一致要有賴于超越自主性和主權，而贊同一種跨文化的差異的表達。這是一個有關少數族群體的富有生氣的、辨證的概念，它是一個親善契合的過程，是正在進行的目的和興趣的轉化；
通過這種轉化，社會群體和政治團體開始將它們的信息播向臨近的公眾領域。少數族化（minoritization）這一理性概念遠比少數族的人類學概念優(yōu)越，后者在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大會的第二十七條中有規(guī)定。它實際上是另一種類似全球化的過程�！�(16)但是這種過程將在何種程度上產生多大的影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有待于時間的考驗。鑒于巴巴在學界正如日中天，他的后殖民批評理論和學術思想之價值將隨著他兩部新著的問世而逐漸顯示出來，因此對他的批評理論和學術思想作一較為全面的總結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注釋

　　(1) 關于賽義德和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評理論的詳細論述，分別參閱拙作，《東方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批判》,《北京大學學報》, 1995年第2期；
和《解構、女權主義和后殖民批評: 斯皮瓦克的學術思想探幽》,《北京大學學報》, 1998年第1期。

　　(2)(3) 參見賽義德,《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論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 麻薩諸塞州康橋:哈佛大學出版社, 2000年版, 第xxx頁，xxx-xxxi頁。

　　(4)(5)(6)(7)(8)(9)(10)(11)(12)(13)同上書，第397頁，173頁，184頁，571頁，586頁，586頁，587頁，199頁，212頁，451頁。

　　(14)賽義德，《知識分子的表述》(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紐約：萬神殿叢書1994年版，第101—102頁。

　　(15)參見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評家：訪談錄，策略，對話》(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薩拉·哈拉希姆編，第69—70頁，紐約和倫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0年版。

　　(16)參見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行將消失的當下的歷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麻薩諸塞州康橋:哈佛大學出版社, 1999年版，“序” 第ix頁。

　　(17)(18)(19)(20)(21)(22)(23) 同上書，第84頁，99頁，140頁，148頁，164頁，170頁，200頁。

　　(24) (25)(26)(27)(28)(29)霍米·巴巴編，《民族和敘述》(Nation and Narration)，倫敦和紐約：路特利支出版社，1990年版，“導言”第1頁, 2頁, 3頁, 4頁; 第294頁, 304頁。

　　(30)(31) (32)(33)(34)(35) 參閱霍米·巴巴，《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倫敦和紐約：路特利支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頁, 31頁, 34頁, 63頁, 85頁, 86頁。

　　(36) 參見巴巴為弗朗茲·法農的著作《黑色的皮膚，白色的面罩》(Black Skin,White Masks)英譯本撰寫的序言，轉引自帕特里克·威廉斯和羅拉·拉里斯曼編，《殖民話語和后之殖民理論讀本》(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頁。

　　(37) 參見巴巴，《關于模擬和人：殖民話語的模棱兩可性》(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收入《文化的定位》，第85-92頁。

　　(38) (39)關于巴巴最近以來的學術思想之轉向，參見他于2002年6月25日在清華-哈佛后殖民理論高級論壇上的主題發(fā)言《黑人學者和印度公主》（The Black Savant and the Dark Princess），中譯文見《文學評論》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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