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邁是「獨立評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1930年代關于「民主與獨裁」的論戰(zhàn)中，他因提出所謂「黨內(nèi)民主」（「黨外無黨，黨內(nèi)有派」）和「專家治國」的政治主張，并對胡適等人的「民治」觀點有所批評，曾經(jīng)被當時一些政治評論家看作「新式獨裁」的擁護者。盡管他本人對此錯誤看法作出過一些申辯，但他的申辯似乎沒有引起充分注意。以至于那種錯誤的看法謬種流傳，影響至今。

　　另一位「獨立評論派」人士吳景超──他被公認為「新式獨裁」的倡導者──曾經(jīng)指出：「獨立評論派」關于「中國政治問題」的討論，實際上包含三個不同層面：「第一，中國現(xiàn)在實行的是一種甚么政治？是獨裁政治？還是民主政治？這是一個事實的問題。第二，我們愿意要有一種甚么政治？這是一個價值問題。第三，怎么就可以達到我們愿意要有的政治？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1吳景超的上述分析是否能夠使他自己的觀點自圓其說，筆者因缺乏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目前尚不敢妄下斷言。不過，他把個人關于政治問題的思想和主張分解為（1）客觀事實判斷，（2）主觀價值取向和（3）改革方案設計等三個層面，的確有理論上的獨到之處。這也為我們分析和評價陳之邁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理論框架。

　　據(jù)查，陳之邁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政論文章始于1934年7月。在此后近三年的時間里，他在該刊上共計發(fā)表各類長短文字39篇。這些文章的內(nèi)容大致可以分為：（一）關于民主憲政原理的系統(tǒng)看法和對國民黨憲草的評論；
（二）對「民主與獨裁」爭論的系統(tǒng)看法；
（三）關于「政治貪污」及其防治問題的系統(tǒng)看法；
（四）關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的系統(tǒng)看法；
（五）關于當下政治改革方案的設計等幾個方面。綜觀這些文章的內(nèi)容，筆者認為，陳之邁對西方國家近代以來的民主憲政理論和實踐的激賞，和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理論與實踐的批判，處處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把他說成國民黨專制獨裁政治的擁護者，顯然缺乏依據(jù)。

　　本文的主旨，是想以陳之邁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的政論文章為主要依據(jù)，系統(tǒng)地闡述「獨立評論時期」陳之邁的政治思想，對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和相關概念作出具體的分析與詮釋，并對他的思想體系做出客觀的定性和評價。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筆者擬首先簡要勾勒出陳之邁關于「民主政治」的系統(tǒng)認知，然后再就他頗具爭議的「黨內(nèi)民主」和「專家治國」主張，以及他對胡適等人的批評作出分析說明。不當之處，歡迎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一

　　從陳之邁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的許多文章可以看出，在他的思想視野中，「民主政治」與「獨裁專制」兩種基本政治模式的分野是很清楚的。他認為就當時世界各國的政治實踐看，美、英、法等國是實行民主憲政的楷模，德、意、俄等國是實行專制獨裁的榜樣。同時，他對這兩種基本政治

　　制度的主觀價值取向也是十分清楚的。

　　大致說來，陳之邁對「民主政治」和「獨裁專制政治」的態(tài)度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

　　第一、 他認為民主政治是「上軌道的政治」，而專制獨裁政治是不上軌道的政治。他說：
「舉凡一切政治問題發(fā)生的時候，一定有兩種以上不同的意見；
它們的意見怎樣不同不要緊，要緊的是它們意見沖突有甚么方法來解決」，「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不同的地方便在這解決政治問題方法之不同：前者的方法是討論，折衷，調(diào)和，它的真諦是政治上的和平；
后者的方法是專斷，壓迫，鉗制，它的真諦是以武力來解決政治及其它一切問題」，2「所以獨裁政治總是未上軌道的政治，而唯有民主政治才是上軌道的政治」。

　　第二、 他認為民主政治可以很好地調(diào)處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可以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他說：「每一個國家都有政治野心家，每一個國家都有抱持特殊政見的人物。民治的政治制度給予這種人以合法的和平的活動方式；
獨裁的政治制度則剝奪他們活動的權利。在民治下政治野心家盡可公開組織政黨批評政府；
在獨裁下他們只能做暗室地窖的『下層工作』，用暴力來爭權。民治政府應付反對勢力是令其公開宣傳與批評，故用不著黨獄放逐與屠殺；
獨裁政府既只知用暴力來抑壓反對勢力，故舍黨獄放逐與屠殺別無其他途徑�！�4他還說：英國是自由民主國家，它是靠「說話來統(tǒng)治的」，「倫敦容得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容得下伯克(Edmund Burke)；
容得下墨特涅(Prince von Metternich)，也容得下馬克思(Karl Marx)。然而大革命沒有在英國爆發(fā)，一八四八年英國業(yè)沒有革命，直到現(xiàn)在，馬克思主義已在蘇俄實行，在別國有掀天動地的影響，在英國還沒有甚么足道的勢力！」5

　　第三、他認為民主政治可以保證政府政治行為的廉潔與高效，更好地防范與杜絕政治腐敗行為的發(fā)生。在與張純明商榷「政治貪污」問題的文章中，陳之邁總結出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實踐中防治腐敗的幾種主要方法：（1）儒家的道德自律；
（2）商鞅韓非的嚴刑重典；
（3）言官的糾舉監(jiān)察；
（4）武力的革命。他認為這些方法都屬于體制內(nèi)監(jiān)督的方法，歷史的經(jīng)驗反復證明，這些方法并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6他還指出：近代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由污濁到比較清明有一個漸進的過程。英美各國都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政治的腐敗與黑暗。但是「自從民主政治抬頭以后，政治的確隨著清廉起來，卒至今日完美的境地」。這主要是因為：第一，「民主政治下的輿論遠較專制獨裁下為自由發(fā)達。在民主政治下貪污的懲處雖然由政府機關去執(zhí)行，但是舉發(fā)的，監(jiān)督的則是輿論的機關。所以輿論若果發(fā)達，監(jiān)督自然徹底，貪污也自然容易杜絕。在專制獨裁下政府以外的人對于政府不能置喙，不能批評指摘，所以如果政府營私舞弊，只有政府本身去懲處，政府如果有姑容情事則無法補救」；
第二，「民主政治下照例有個議會代表人民，他們往往組織各種委員會來調(diào)查政府各部。他們?nèi)绻�發(fā)現(xiàn)某人有貪污嫌疑時，不但可以掀起輿論的制裁，并且有合法手續(xù)，如彈劾，如不信任案，使其離職并受懲處。在專制獨裁下，政府沒有這種代表民意的機關，當然不會產(chǎn)生這樣的功用�！�7

　　以上這些引征足以判明陳之邁在「民主」與「獨裁專制」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基本價值取向。

　　不過，陳之邁認為「民主」等政治學的概念和術語在中國是常常被人亂用的。這其中既包括敵視民主、熱心專制獨裁者的故意歪曲，也包括那些反對專制獨裁、真心擁護民主制度者的錯誤理解。為此，他在許多文章中，對「民主」和「民主政治」的概念進行了詮釋和規(guī)范。

　　在〈民主政治的根本〉等文章中，陳之邁歷史地考察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起源。他說：近代民主政治起源于英國。英國在實行民主政治以前，也曾經(jīng)歷過長期的戰(zhàn)亂和政治紛爭。在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人們逐漸意識到「內(nèi)戰(zhàn)永遠不能把引起內(nèi)戰(zhàn)的問題根本解決，它只能把整個社會弄到體無完膚，……因為受了這個教訓，英國人才發(fā)明了代替內(nèi)戰(zhàn)來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民主政治」。他指出：「民主政治……并不如批評它的人所說，是沒有志氣，沒有主張，不能把握著主義而奮斗到底等等的弱者所發(fā)明來遮羞掩丑的勾當」，「民主政治所代表的是中庸之道，不走極端，不冀求達不到的理想」；
他還指出：「用公開承認意見沖突的方法，民主政治維持著社會的完整。」8

　　有必要指出，陳之邁關于「民主政治」概念基本內(nèi)涵的理解與歸納，部分地折射出中國現(xiàn)實政治因素的影響，帶有鮮明的個性化特征。他在許多文章中反復強調(diào)「民主政治」的精義在于「一切國內(nèi)問題取決于政治而不取決于武力」就是一個重要的例證。他在解釋這個命題的具體含義時指出：「上軌道的政治是用和平而不用武力來解決問題的政治。具體言之，約有兩端：其一是切實厘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劃分其范圍，以免權責之爭；
其一是制定一個政權更替的常軌，使得有心從事政治的人得循一定的軌道來競爭政權，發(fā)揮其政治主張，而不必用秘密結社等『下層工作』的方法來爭取政權。」9他還說：「民主政治的根本在于……（一）統(tǒng)治者由被治者產(chǎn)生，（二）統(tǒng)治者根據(jù)于被治者的同意而統(tǒng)治，在統(tǒng)治者失去了被治者同意（政治學里有時稱之為失去了『信任』）的時候，被治者可以不用暴力便能請統(tǒng)治者下臺，另外產(chǎn)生合被治者脾胃的統(tǒng)治者來統(tǒng)治」。因此，「被治者有和平的方法來產(chǎn)生及推倒統(tǒng)治者是民主政治的神髓，抓住了這層便有了民主政治。」10出于上述的認知，陳之邁對胡適等「民治派」的「民主政治」觀作出了一個重要修正，指出「民主政治」不等于「全民政治」。他說：「選舉權之普及與否只是程度問題，并不是民主政治的主要特色」，從世界各國的政治實踐看，英、美、法、瑞士等國事實上都沒有絕對的普選權，「然而我們卻不能不稱它們?yōu)槊裰鞯膰�家」，因此，政治民主「并不一定要根�?jù)于普選，雖則我們不能不把普選高高懸起來做我們的鵠的」。11換言之，在陳之邁看來，「民主政治」的現(xiàn)實表現(xiàn)形態(tài)主要包含兩點內(nèi)容：第一，當某個政治問題出現(xiàn)的時候，社會上不同政治勢力可以發(fā)出不同的聲音，產(chǎn)生兩種以上的解決方案，而且有一種機制可以保證這些方案都得到公平的對待和充分的討論，最后當政者能夠擇善而從，使問題的解決能夠符合絕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
第二，政府的更迭（政權在各黨派之間的轉(zhuǎn)移）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xiàn)，上層的政治紛爭不至于引發(fā)全局性的社會動蕩，不至于導致經(jīng)濟和社會生活的停頓。只要能夠做到上述兩點，一國的政治就算是「上了軌道」，就可以勉強算作實現(xiàn)了「民主政治」。

　　筆者認為，陳之邁的上述觀點可以被歸結為「有限民主」。它雖然帶有某種片面性，但并不構成對「民主政治」的否定，更不能與擁護「獨裁專制」相提并論。與上述觀點并行，他在相關文章中多次闡述了自由主義的另一個重要命題：「民主」只是一種政治手段，「自由」才是憲政民主的目的。因此，他在反對「全民政治」觀點的同時，也指出「放棄民治并不等于放棄自由」；
他還說：「強固的政府，有效率的政府，是舉國上下團結合作的政府，不是徒事壓迫的政府。……保障人民的自由可以收到上下合作的局面，上下合作的正是最強固的政府。」12 他在其他許多文章中反復強調(diào)「社會輿論監(jiān)督」的重要性，也可以看作是對「民主政治不等于全民政治」命題的重要補充和修正。

　　理解陳之邁民主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理論平臺，是孫中山早年提出的「權能分治」主張。他的許多政治觀點──如「專家治國」主張和「黨內(nèi)民主」主張等──都應該放置在「權能分治」的理論框架中去理解，才能發(fā)現(xiàn)其潛在的積極進步意義。與此相關，他在「民主與獨裁」討論中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是依據(jù)自由主義原理和歷史的事實，精辟地闡述了「民主」與「集權」的關系。針對當時中國思想界普遍存在的關于「專制獨裁＝高度集權＝高效的社會動員能力＝政治統(tǒng)一與經(jīng)濟發(fā)展」、「民主政治＝放任主義和分散主義＝行政效率低下＝黨國的危亡」的錯誤認識，他說：「民主政治不過是一種政權更替的和平『方法』，不必一定是全民政治，或一種含有平等性質(zhì)的社會組織，更不必是厲行放任主義反對集權主義的無為政治」13。

　　為了更好地說明相關問題，他還通過語源學考證方法，詳細辨析了「民主」、「獨裁」、「專制」三個概念的原始含義和相互關系。他指出在古代羅馬的政治實踐中，「民主」與「獨裁」并不是一對矛盾對立的范疇；
同時，「獨裁」與「專制」也不是兩個可以簡單等同的概念。「獨裁」制度最初是古羅馬民主政治體制下的一種應付非常時局的臨時性措施�！釜毑谜摺乖诼毱陂g雖然大權在握，但他是由「長老會」按照法定程式遴選而不是自封的，他的權力源自「長老會」的合法授權。因此，古羅馬的獨裁制度并不是對民主政治的一個否定，而是民主政治在非常時局下的一種權變。而且獨裁者的獨裁統(tǒng)治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在獨裁制度盛行的近百年時間里，羅馬共有八十八位獨裁者，其任期均未超出六個月。到蘇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和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當政時期，古羅馬獨裁政治的性質(zhì)開始發(fā)生變異，其任期也逐漸由六個月延長至一年、三年、十年，乃至終身制。不過，當時的政論家們普遍認為，蘇拉和愷撒在位時的羅馬政治是「專制」、「淫政」，而不再是原始意義上的「獨裁政治」了。14換言之，陳之邁試圖通過對古羅馬政治實踐的分析與解說，闡明「民主」與「獨裁」、「獨裁」與「專制」的區(qū)別，并不在于「集權」與否，而在于（1）集權是否通過法定的程式實現(xiàn)、（2）集權是否有范圍的限制（即「政權」還是「治權」的集中──古羅馬獨裁政治實踐下的集權只是「治權」的集中）、（3）集權是否具有時效性限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認為在「權能分治」的原則下，「民主」與「集權」（「主權在民」與「選賢任能」）是分屬于國家政治生活中不同層面的兩個問題，它們之間并不一定構成矛盾與沖突。15

　　從上述認知出發(fā)，陳之邁在許多相關文章中精辟地辨析了英、美、法等國「危機政府」的民主性質(zhì)，廓清了當時思想界對一戰(zhàn)以來世界政治潮流基本走向的錯誤判斷，動搖了「新式獨裁派」的立論基礎16。他明確指出：「一戰(zhàn)」以來英、美、法等國的「危機政府」與德、意、俄等國的「專制政府」，盡管在應付時局的手段和措施方面（技術層面）具有某些共性特征，但是這兩類國家的政治性質(zhì)在本質(zhì)上是不同的。兩者之間最根本的區(qū)別就是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問題。其具體表現(xiàn)是：第一，政府首腦是通過民主程序選舉產(chǎn)生的還是通過暴力或陰謀奪取政權以后自封的；
第二，政府行政權力的集中和行使是否得到民意機關的「授權」；
第三，行政權力的集中是否是應付非常時局的臨時措施；
第四，現(xiàn)有的法律制度是否為克服危機以后國家政治生活恢復常態(tài)提供了確切的保障；
第五，如果危機政府在職期間發(fā)生嚴重的信任危機，是否有和平實現(xiàn)政府更迭和權力轉(zhuǎn)移的程式與方法；
……等等。換言之，在陳之邁看來，「危機政府」與「專制政府」的一個分野，不在國家行政權力是否「集中」，而在于集權的目的、方式、程式和效用。「專制獨裁」政治的弊端不在權力集中本身，而在這種集權完全沒有政治合法性，違反了公共權力「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使國家權力淪為少數(shù)個人或少數(shù)既得利益集團的統(tǒng)治工具。他認為只要明確了上述分野，則「把權力集中于領袖身上，匪特不是反民主政治的，并且是民主政治一個極大的收獲。獨裁者可以做的事民主政治的領袖無不可做，但方法仍然是和平的，民主政治的真諦仍然能夠維持」。17他還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協(xié)約國戰(zhàn)勝同盟國的事實，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在兩種不同的集權動員模式下，「民主」相對于「專制獨裁」制度的優(yōu)越性，有力駁斥了「新式獨裁」擁護者所散布的那些關于「民主政治」的錯誤觀點，證明在憲政的框架內(nèi)完全可以實現(xiàn)「民主」與「集權」的辯證統(tǒng)一。另一方面，他又通過「羅斯福新政」某些內(nèi)容遭到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否決的事實，說明雖然在「危機」之下，美國聯(lián)邦政府與國會的權力依然不能突破憲法的根本精神。18 這構成「危機政府」政治合法性的一條底線。

　　基于以上的論述，筆者認為陳之邁對兩種基本政治模式的理論分野是十分清楚的，他擁護「民主」、反對「專制」的主觀價值取向也是十分清楚的。他對「民主」概念內(nèi)涵的某些方面的強調(diào)──如民主政治的精義在于「一切國內(nèi)問題取決于政治而不取決于武力」等觀點，以教條主義的眼光看似乎不夠全面，但如果緊密聯(lián)系當時中國的政治狀況看，則不能不說是建立在獨立思考基礎上的真知灼見。他的主張和看法是自由主義觀念在中國語境下的一種必然反應。他對胡適等人「民主政治」觀的一個重要修正──「民主政治不等于全民政治」──并不違反自由主義的關于民主的認知。他的這個觀點很容易從西方自由主義同道那里找到共鳴。他關于「民主」、「獨裁」、「專制」概念的辨析，關于「民主」與「集權」關系的辨析，以及關于「危機政府」與「專制政府」性質(zhì)分野的辨析，都持之有據(jù)，言之成理，頗見其深厚的理論功力，表明他對「民主政治」的認知是大大超越于其他「獨立評論派」同人的。他的相關論述從不同的路徑論證了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為胡適等「民治派」擺脫思想與理論困境提供了一種出路。他的許多觀點后來能夠得到「獨立評論派」同人的廣泛認同，絕不是偶然的。

　　二

　　長期以來，陳之邁的「專家治國」主張一直被有些論者看作他擁護新式獨裁、反對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理由。

　　筆者認為，要正確評價他的這個主張，我們必須首先對「民主政治」的概念加深認識；
其次，我們必須深入了解他的「專家治國」主張的具體內(nèi)容。如前所述，理解陳之邁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理論平臺是孫中山的「權能分治」主張。如果我們承認「主權在民」與「選賢任能」可以是民主憲政的一物兩面，「選賢任能」帶有制度化工具理性的特點，構成「民主政治」與「群氓政治」的分野，就必須承認「民主政治不等于全民政治」的命題是能夠成立的。如果我們承認「民主政治不等于全民政治」的命題能夠成立，那么我們對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專家政治」主張就會有不同認知和評價。另外，如果我們對陳之邁所謂「專家政治」主張的具體內(nèi)涵有更深入的了解，注意到他的這一主張與其前輩的類似主張的顯著差異，則會更進一步認同他的這個主張。

　　據(jù)筆者所知，近代中國「專家治國」主張的始作俑者是丁文江。他的這個觀點在1920年代初提出以后，立即得到胡適等人的積極回應。不過到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專家治國」主張的內(nèi)涵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大的轉(zhuǎn)變。19 因此，陳之邁的「專家治國」主張不可與丁文江等人的主張同日而語。

　　具體說來，丁文江的「專家治國」主張尚帶有封建時代「士大夫」政治的底色。他所謂的「專家」，主要是指那些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為主要職業(yè)、游離于現(xiàn)實政治邊緣的知識份子群體。這些人出于樸素的道義觀和社會責任感，對「政治」通常抱一種「不感興趣的興趣」、「不介入的介入」態(tài)度。他們希望以自己的知識和智慧為國家和民族作出貢獻，但又不愿意過多地介入具體的政治事務而放棄自己的志業(yè)。不過，在當時條件下，丁文江的「專家治國」主張完全沒有制度的保障。他們能否在現(xiàn)實政治中發(fā)揮積極的作用，完全取決于當政者的態(tài)度──即當政者是否有「禮賢下士」之風，是否愿意將他們當作「智囊」看待，是否愿意時時就「大局有所垂詢」。即使在理想的狀態(tài)下，丁文江所謂「專家」也主要以主政者的「智囊」、「謀士」、「幕僚」身份介入政治，并不是現(xiàn)實政治中的一種決定性力量。因此，丁文江的所謂「專家政治」很可能淪為封建專制政治的附庸。

　　陳之邁的「專家政治」主張，則與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現(xiàn)代文官制度有緊密的聯(lián)系。他所謂的「專家」，并不是指那些主要從事科學研究活動的知識份子，而是指那些具有較高知識素養(yǎng)同時具有豐富行政管理經(jīng)驗的職業(yè)官僚。這些人以從事政治活動為專門職業(yè)，直接置身于現(xiàn)實政治之中，在政府行政職能部門擔負各種日常性的管理事務，具有不同程度的行政決策權，因而對現(xiàn)實政治發(fā)生重要的影響。

　　陳之邁以近代西方國家（英、法、美）的政治實踐為例，說明了「行政專家」在政府行政職能部門中的角色分工和重要作用。他說：「這些人是政府的基礎。他們的升降遷調(diào)有充分法律的保障，他們的薪俸相當優(yōu)越，退休時也有豐裕的養(yǎng)老金。他們不與政潮同起伏，政府只管更替，他們是永遠存在的。政府里的要員向來要仰賴他們的幫助，他們供給材料，建議政策，說明政策之是否可行，草擬法律案。他們的權力是非常之大的�！�20他還指出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穩(wěn)定與「專家政治」制度有緊密的關聯(lián)。他說：「在國家承平的時候，政府定下了幾個不易的政策，向前邁進，即使政局稍為不穩(wěn)，政潮時時起伏，如果有一班循謹奉公的公務員是能把政府維持到相當滿意的程度的。法國便是一個最顯明的例證：它的內(nèi)閣雖然五日京兆，議員雖然跋扈囂張，它有幾個牢不可破的內(nèi)政外交財政傳統(tǒng)政策，無論內(nèi)閣怎樣此仆彼繼，這些政策大家總是相信，總是奉行」，21「政府之所以能不因政府的更易而中斷便是因為他們的努力」。22

　　除了擔負政府的日常管理工作之外，陳之邁還主張「專家」介入國家立法機關的工作。他在1934年7月撰寫的《讀憲法修正稿》一文中曾經(jīng)提出：國家立法機構成員的構成上，應該包括「民意代表」和一部分行政、法律「專家」。前者由人民選舉產(chǎn)生；
后者由國家行政當局舉薦，經(jīng)民意機構批準成為特別代表。23陳之邁的這個觀點顯然受到丁文江、胡適等人的影響。但他強調(diào)「專家」人數(shù)不得超過立法機關人員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僅此一點就可以斷定，陳之邁所主張的「專家政治」既不是「專制政治」的附庸，也不是「民主政治」的替代物，而是「民主政治」的一種積極補充。

　　基于上述的引征和分析，筆者認為陳之邁的「專家治國」主張與其前輩的看法顯著不同，已經(jīng)涉及到政治制度層面的實質(zhì)性變革。其次，如果我們按照政治學的一般原理，將國家政府官員分為「政務官」（主要以選舉方式產(chǎn)生）和「事務官」（主要以考試方式產(chǎn)生）的話，陳之邁所謂「行政專家」主要是指「事務官」一類，他所謂「專家治國」也主要指國家政治活動中技術性和程式化的日常行政工作。他的這個主張顯然并未涉及「主權在民」的內(nèi)容，因為它們分屬于政治學的不同范疇。（同時必須指出，現(xiàn)代文官制度與民主憲政制度是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的。我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現(xiàn)代文官制度，民主憲政將以何種具體的、現(xiàn)實的形態(tài)存在）。換言之，在陳之邁的政治思想架構中，「民主政治」主張與「專家治國」主張在邏輯上是主從關系，而非對立關系。第三，陳之邁強調(diào)（1）這些專家要以公平合理的考詮方式產(chǎn)生，（2）他們在職期間要有優(yōu)厚的薪俸，退休時也要有豐裕的養(yǎng)老金，（3）他們的升降遷調(diào)要有充分的法律保障，不與政潮同起伏，等等，都旨在確保這個特殊政治群體的意識形態(tài)和黨派利益中立。他的這個看法顯然與自由主義的「國家公器說」緊密相關。在他看來，各級政府官吏的權力由社會公眾賦予而非某個黨派賦予，他們服務的對象應該是社會公眾而非某個黨派，他們的行為準則必須依據(jù)于國家憲法而非某個政黨的黨綱，他們是社會公眾的雇傭者而不是社會公眾的主宰者�？紤]到國民黨執(zhí)政以后始終堅持所謂「黨治」、「訓政」主張，任人唯親，以黨員把持各級政權的所有重要職位，實行權力的全面壟斷，使國家權力由一種社會公器淪為少數(shù)人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的事實，陳之邁的「專家治國」主張實際上還具有批判現(xiàn)實的積極意義。

　　因此，把陳之邁的「專家治國」主張等同于反對民主、擁護專制的看法，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

　　三

　　陳之邁提出的「黨內(nèi)民主」（「黨外無黨，黨內(nèi)有派」）主張，是另一個引起廣泛爭議的問題。許多論者將陳之邁看作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擁護者，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論據(jù)。

　　筆者認為，「黨內(nèi)民主」本身是一個抽象的政治口號，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立場和考量，對它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因此，要正確評價陳之邁「黨內(nèi)民主」的主張，必須首先了解他的這個主張所包含的具體內(nèi)容，還要看這個主張與他整個政治思想體系的關系。我們必須確定，他提出這種主張是基于對「民主政治」的真誠信仰，還是僅僅把它當作維護黨派利益、應付社會輿論壓力、或者是進行黨內(nèi)權力斗爭的策略和口號。

　　從陳之邁的個人歷史和當時他所處的環(huán)境去分析，顯然不是后一種情況。就個人歷史而言，陳之邁早年在清華學校學習，1928年赴美留學，1934年回國，1935年7月發(fā)表《政制改革的必要》一文首次提出「黨內(nèi)民主」主張，沒有跡象表明他在此期間與國民黨南京政府有甚么瓜葛。其次，從他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的文章看，他提出「黨內(nèi)民主」的主張，與他對國民黨「黨治」、「訓政「理論與實踐的尖銳批評，是兩個始終相伴、前后一貫的主題。他并沒有因為主張」黨內(nèi)民主」而減弱對國民黨批評的力度。他提出的「黨外無黨，黨內(nèi)有派」觀點，既與胡適等「民治派」提出的「全面開放政權，立即實行憲政」的主張相左，也與錢端升、「君衡」、「碩人「等人提出的」黨外無黨，黨內(nèi)無派「的極端專制主張相對。

　　那么如何理解陳之邁」黨內(nèi)民主「主張與他」民主政治「思想體系之間的關系呢？

　　筆者認為，他的這個主張與他對當下中國政治現(xiàn)狀的分析有關，也與他對「民主政治」概念的理解有關。陳之邁在論述政治改革的系列論文中多次強調(diào)過：政治改革必須基于事實而不是基于理想，任何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從現(xiàn)實出發(fā)。他對胡適等「民治派」的重要批評之一，就是胡適等人過分渲染了民主憲政的所謂「幼稚」特征，對民主憲政在中國的實行過于樂觀，而忽略了實現(xiàn)民主憲政的種種必要前提。他認為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他也不是一個消極的歷史宿命論者。在他看來，既然全社會范圍的民主憲政無法立即實現(xiàn)，首先在執(zhí)政的國民黨內(nèi)部建立起一種民主機制，切實實現(xiàn)黨內(nèi)民主，作為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初階，未嘗不是解決中國現(xiàn)實政治問題的一個可行辦法。他認為「我們對于民主政治，不可陳義太高，太重理想，而著眼于把它的根本一把抓住。對于現(xiàn)存的帶民主色彩的制度，如目前的國民黨全代會，能代表一部分應有選權的人民，并能產(chǎn)生稍為類似內(nèi)閣制的政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應認為是一種進步；
對民國二十年的國民會議，也認為是一種收獲；
對憲草里規(guī)定的國民大會，則應努力使它成功」24。他的這個觀點，與前述之他關于「民主政治」概念的理解與詮釋──如「民主政治不等于全民政治」、「民主政治是上軌道的政治」、「民主政治的精義在于一切問題取決于政治而不取決于武力」等──是緊密相關、互為表里的。這里，他主張首先實行「黨內(nèi)民主」的一個重要著眼點，顯然不是基于黨派利益的考量，而是基于國民黨員的黨派身份和公民身份相互重疊的事實。他將所有國民黨成員看作一個特殊的公民集合群體。因此，筆者認為，他的「黨內(nèi)民主」主張與「民治派」代表張佛泉關于首先在城市知識階層中實行民主的主張，25具有相類的性質(zhì)。

　　其次，陳之邁「黨內(nèi)民主」主張的最初提出是在1935年7月。引發(fā)他提出這個主張的重要觸媒是此前不久汪精衛(wèi)去職，南京國民政府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他認為這個偶然事件既充分暴露了國民黨統(tǒng)治的深刻危機，同時也為政治改革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他提出這個主張是想通過黨內(nèi)民主制度的建立，理順國民黨內(nèi)部各派的關系，「把現(xiàn)在黨里的暗斗改為明爭，使政治成為比較上光明一點的勾當」，「使政治趨向清廉」，26「使得現(xiàn)在消極的，不合作的，發(fā)不負責的言論的，都有把握政權的機會，以期他們不敢繼續(xù)地玩他們的雜技」，27迫使國民黨各派領袖切實擔負起政治責任，建立起一個有政綱、有組織、肯負責、受監(jiān)督、高效廉潔的政府，使中國的政治走上軌道。

　　他的「黨內(nèi)民主」改革的總體構想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孫中山的「權能分治」主張。其要點是在承認國民黨統(tǒng)治地位的前提下，迫使國民黨高層公開承認黨內(nèi)政治派別存在的合法性，然后利用國民黨內(nèi)的派系矛盾，造成一種「分權制衡」的均勢局面，使得少數(shù)國民黨領袖不能像從前那樣為所欲為。具體內(nèi)容包括：第一，將國家權力機構分割成掌握「政權」的「中政會」和掌握「治權」的政府（行政院）兩大塊�！钢姓�會」主要擔負遴選政府首腦、監(jiān)督政府運作、仲裁政治紛爭的職能，不插手具體的行政事務；
「治權」機關（行政院）掌握實際行政權力，但其權力須經(jīng)合法授權獲得，而且整個施政過程自始至終受到「中政會」的監(jiān)督制約，不能為所欲為。第二，「中政會」組成人員要保持成分結構多元化，至少要包括兩派以上的中央執(zhí)委，而且這些人員都要常駐中央，切實發(fā)揮其政治作用。此舉旨在擴大「政權」的多元基礎，防止少數(shù)人操縱壟斷「中政會」的權力。第三，國民黨內(nèi)各政治派別可以組織起公開的集團，在三民主義的大前提底下提出具體的應付內(nèi)政外交的策略，在「中政會」主持下公開競爭組閣；
一旦獲得授權，便可以組建「清一色」的派系政府，「使有過失時無從辭咎，有成效時無從爭功，造成真正責有攸歸的局面」；
28另一方面，「政府組成以后，中執(zhí)委會或中央政治會議要嚴格督率政府，厲行它標舉出來的策略；
如果不能切實奉行它的策略，或者奉行而不收成效，中執(zhí)委會可以去掉它，另外推出標舉另外一種策略的集團來組織政府」。29第四，為了改變以往少數(shù)黨魁一身數(shù)任，壟斷一切權力，「自己監(jiān)督自己」，「自己對自己負責」的局面，陳之邁還主張嚴格禁止「中政會」成員兼任任何政府職務，反之亦然，在政府職能部門任職的官員也不得成為「中政會」成員。

　　如果孤立地看，陳之邁的上述主張的確還帶有妥協(xié)的傾向。但是如果把這些主張放到他的總計政制改革設計中，與其他觀點與主張綜合起來看，其積極的主觀價值取向和歷史進步意義將立即得以彰顯。

　　就「黨內(nèi)民主」制度設計本身而言，陳之邁在強調(diào)「行政權力集中」的同時，實際上附加了許多重要的前提限制，其中最重要的包括：（1）「責任內(nèi)閣」遴選中的公平、公開原則；
（2）各派政綱必須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大前提；
（3）權力結構多元與分權制衡原則；
（4）體制內(nèi)監(jiān)督機制的不斷完善，等等。此外，陳之邁的許多討論政制改革文章中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是體制外的社會輿論監(jiān)督問題。1934年7月首次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的《讀憲法修正稿》一文中，他就指出：「監(jiān)督權的行使，在民治國家中最為重要」，「我國國民雖然不曾受足政治訓練，不夠行使直接民權的程度，但是國內(nèi)的公私團體，如果對他們相關的問題，有所建議，政府應該盡量采納」。此后，他又在其他幾篇文章中，對國民黨壓迫社會輿論的行為提出批評。他認為國民黨「訓政」的失敗，「一失敗于當局毫無誠意的表現(xiàn)，二失敗于當局對輿論的鉗制，禁止人民的督率」。30他還說：「人民有監(jiān)督政府的責任；
人民要是不監(jiān)督政府，就是在政治經(jīng)驗比我們豐富得多的國家也不能產(chǎn)生良好滿意的政府」。31筆者認為，他的這些觀點都應該被納入到我們考察他的「黨內(nèi)民主」主張的宏觀視野中。它們構成我們理解陳之邁「黨內(nèi)民主」主張與其「民主政治」思想體系之間相互關系的重要前提。

　　當然，要論證陳之邁真心擁護「民主政治」、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政治傾向，最重要的論據(jù)莫過于他對國民黨「黨治」、「訓政」理論與實踐的嚴厲批評。如前所述，從1935年7月發(fā)表〈政制改革的必要〉首次提出「黨內(nèi)民主」的主張，到1937年《獨立評論》�？�前，陳之邁關于」黨內(nèi)民主「的論述，與他對國民黨「黨治」政治理論與實踐的尖銳批評，是兩個始終相伴、前后一貫的主題。他并沒有因為主張「黨內(nèi)民主」而放棄對國民黨政權的批評。恰恰相反，許多論據(jù)表明，他對國民黨的批評，是隨著他對國民黨專制腐敗本質(zhì)的認識逐步加深而不斷加強的。譬如：

　　在1935年10月發(fā)表的〈憲政問題與黨政改革〉一文中，他批評國民黨將「訓政」以來所發(fā)生的種種政治問題都歸結于客觀原因，是一種極不負責的態(tài)度。他認為國民黨將那些不滿其專制腐敗統(tǒng)治、積極主張政治改革的人視為「反動」是十分荒謬的。這些所作所為只能反映出國民黨的政治愚昧和橫蠻霸道。他認為當時政治混亂腐敗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黨在革命成功之后便把政權一把抓住，但是只知道抓住政權，不知政權怎樣運用才能達到革命最終目的，甚至連目的都完全忘卻」。32

　　在1936年3月發(fā)表的〈近年來中央政治改革〉一文中，他對1927─1936年間南京政府的所謂「政治改革」提出尖銳的批評。他指出國民黨的所謂「改革」都是為了應付內(nèi)部黨爭危機和社會輿論批評所作的「政治秀」。無論從1927年以來幾次黨政機構調(diào)整看，還是從憲法的起草、修訂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看，在在表明國民黨并不愿意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改革。另一方面，由于「黨治」、「訓政」政治模式導致權力被少數(shù)人壟斷，缺乏必要的制衡與監(jiān)督機制，造成「國家權力」的異化，使國家政權由一種社會公器淪為少數(shù)個人或集團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所謂「政治」也被簡單化約為少數(shù)人對權力和官位的爭奪。因此，國民黨不但不能有效地解決當時國內(nèi)各種政治問題，實現(xiàn)全民族團結御侮的政治目標，而且無法真正實現(xiàn)黨內(nèi)的統(tǒng)一�！肝覀兛吹絿�難到臨的時候，領袖們所爭的仍舊是往時所爭的，不過因為時會不同，因此換了一個題目，換了一套口號。最可痛心的是在這種嚴重的時期，政府的力量反而分化起來，反而變得懦弱無力」。33

　　在1936年4月發(fā)表的〈論政制的設計〉一文中，陳之邁指出：政制設計的一個原則是「凡能團結人心的典章制度都應采擇施行，凡足以離散人心的則一律摒棄」。他還說：任憑憲法怎樣起草，都要賦予人民監(jiān)督政府的權力和必要時更換政府人選的權力�！溉绻�這兩點不受限制或蹂躪，人民必肯授政府極大的權力」，否則，「人民便不肯──至少不甘心情愿──政府大權獨攬」。34

　　在1937年4月發(fā)表的〈從國民大會的選舉談到中國政治的前途〉一文中，他對國民黨操縱選舉、虛置國大職權、拖延憲法的公布和實施提出進一步的批評。他指出「議會制度」施行的前提是兩個以上的政黨存在。多黨制或一黨制為規(guī)定一國政制性質(zhì)之根本標準。國民黨當局「一方面倡導國民大會的選舉及憲法之制定，一方面則用種種方法使得不贊成國民黨的人喪失其國民之資格，實令現(xiàn)在熱心中國政治的人感覺悲觀」。35

　　基于以上論述，筆者認為，以陳之邁的「黨內(nèi)民主」主張為主要論據(jù)，論證他擁護「新式獨裁」、反對「民主政治」，其理解是膚淺的，其結論也是不能成立的。

　　四

　　陳之邁在〈民主與獨裁的討論〉、〈實際政治〉等文章中對胡適等「民治派」某些觀點的〉質(zhì)疑和批評，也導致一些論者對他的誤解。這里我們要澄清的問題是：陳之邁對胡適等「民治派」某些觀點的質(zhì)疑與批評是否表明他支持「獨裁派」的觀點？是否構成對「民主政治」的否定？對此，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在〈民主與獨裁的討論〉等文章中，陳之邁對胡適等「民治派」的批評，與他對蔣廷黻、吳景超、錢端升、「君衡」、「碩人」等「獨裁派」的批評是同時進行的。他對前者的批評旨在澄清胡適等人關于「民主政治」的某些誤解，以及建立在這些誤解基礎上的盲目樂觀看法，深化對「民主政治」及其相關問題的理解；
他對后者的批評旨在闡明「民主政治」的歷史進步性和優(yōu)越性，為「民主政治」張目。從文章的總體結構與主要觀點看，他擁護「民主」反對「獨裁」的價值取向是十分明顯的。

　　其次，就他對胡適等「民治派」觀點的批評內(nèi)容看，也多是事出有因、言之成理的。

　　毫無疑問，胡適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一面旗幟。他對「自由」、「民主」的真誠信仰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由于知識結構方面的局限，胡適對「民主」、「自由」、「憲政」等概念的理解和詮釋，常常帶有「我注六經(jīng)」的特點（我的意思是說：胡適本人致力較多的學術研究領域是歷史和哲學。他關于現(xiàn)代政治學的許多知識，都是通過自己對英美等國政治生活的個人觀察和親身體驗獲得的，帶有濃厚的感性色彩，常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他在論述政治問題時所提出的觀點常常經(jīng)不起推敲，而且他在論證自己的觀點的過程中常常發(fā)生事實和邏輯的錯誤）。因此，那些專門從事政治學研究的自由主義同人──如「新月」時期的羅隆基、王造時和「獨立評論」時期的陳之邁、張佛泉和張熙若等人──對胡適許多觀點和主張的苴補修正之功實不可沒。

　　例如在「民主與獨裁」的討論中，胡適堅定地主張實行「民主」、反對「獨裁」，其基本立場無疑是正確的。不過他在論證自己的觀點時卻存在著明顯的事實和邏輯錯誤。他提出民主政治是「幼稚園政治」、獨裁政治是「研究院政治」的觀點，認為政治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是由低級到高級──即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才有「獨裁政治」；
他強調(diào)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如中國當下沒有合適的領袖人物、沒有大量的專家，等等），「獨裁政治」無法在中國立即實現(xiàn)，因此，當下中國的唯一選擇是「民主政治」。他的這個論證，無論在歷史事實的觀察上還是在主觀價值的設定上，都與他的基本立場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悖論。它顯示胡適沒有能力辨析英、美、法等國的「危機政府」與德、意、俄等國的「專制獨裁政府」之間的本質(zhì)差異，因而無法對「獨裁派」關于當前世界政治潮流基本走向的錯誤歸納（民主淡出、獨裁盛行）作出有力的批駁。他的上述論證邏輯及其結論，固然有利于說服人們把「民主政治」作為當下政治改革的優(yōu)先選擇，但也蘊含著更深刻的理論危機。

　　陳之邁對胡適等人的理論困惑看得非常清楚。他指出「民治派」和「獨裁派」將「民主與獨裁」討論的爭論焦點，由兩種制度的優(yōu)劣問題轉(zhuǎn)移到兩種制度的難學或易學問題上，偏離了這場討論的原始主題，混淆了爭論的基本性質(zhì)，降低了這場討論的現(xiàn)實意義。36在〈民主與獨裁的討論〉一文中，他針對胡適所謂「民主政治是幼稚園政治」和「獨裁政治是研究院政治」的觀點指出：「其實政治本來就是幼稚的東西，民主政治如是，獨裁政治又何獨不然？……政治的幼稚是普遍于任何政制之下的�！�37其次，他針對胡適引征丁文江的觀點──將中國是否有足夠的「專家」、「工程師」作為中國當下政治制度抉擇的一個重要依據(jù)──指出：「專家的需要與否，不是制度問題，而是政府所要辦的事業(yè)要不要專家的問題，現(xiàn)代民主國家之需要專家，正和現(xiàn)代獨裁國家一樣」；
38第三，他針對胡適提出的「開明專制或獨裁政治都是『英杰的政治』」觀點指出：「其實現(xiàn)在的獨裁者，大半都不能稱為英杰。反之，在民主國家里我們也能找到很多名副其實的英杰來」。39陳之邁的這些批評都充分的理論與事實依據(jù)。他的這些批評的主旨，并不是為了否定「民主政治」。恰恰相反，他在批評胡適等人的觀點的同時，通過對「民主政治」概念的重新詮釋，以及對「民主」與「獨裁」、「民主」與「集權」、「危機政府」與「專制政府」等概念辨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另一個不同的路徑比較合理地論證了「民主政治」的進步性和優(yōu)越性。他還運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英、美、法、瑞士等民主國家戰(zhàn)勝德、奧匈、帝俄、土耳其等極端專制國家的事實，為民主政治的進步性和優(yōu)越性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佐證。

　　其次，陳之邁在其他幾篇相關文章中指出，胡適等人對「民主政治」的觀察和理解，存在著過分簡單化和理想化的傾向，是一種「關于民治的迷信」，應該立刻放棄。他認為「政治」本身是「平凡的」、「幼稚的」東西，往往不受高超理想的支配40；
「政治是權力的分配」41；
「政治自古便是四分之三空話，四分之一事實」42。他還指出在現(xiàn)實生活中，「政治家」從政大多受各種利益驅(qū)動，帶有強烈的現(xiàn)實功利色彩，「干政治的人就是爭奪攫取權力的人」，「干政治的人自然總想長期大權在握」。在這些方面，「民主政治」和「獨裁政治」并沒有多大差異。因此，人們將「干政治的人」分為「政治家」和「政客」是很荒謬的43。他從「人性本惡」的理論預設出發(fā)，強調(diào)社會輿論對政治家的監(jiān)督制約的重要性，構成其政治思想的一大主題。他的這些解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唯物史觀的深刻影響，具有思想的進步意義和強烈的去魅功效，不但有助于廓清中國傳統(tǒng)的「內(nèi)圣外王」觀念的影響，而且也有助于破除對「民主政治」的盲目迷信。換言之，在陳之邁看來，「民主政治」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它的進步性和優(yōu)越性是建立在與既往政治理論與實踐的比較基礎之上的。人類社會的歷史發(fā)展并不就此終結。胡適等人將「開放政權，實行憲政」看成一個一勞永逸的政治解決方案，奢望一旦頒布憲法，實行憲政，中國所面臨的所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是一種建筑在膚淺認識基礎上的盲目樂觀情緒，是一種政治幼稚的表現(xiàn)。

　　第三，陳之邁在批評胡適等人的觀點時指出，「開放政權，實行憲政」并不是不需要任何前提條件的。如果社會的發(fā)展沒有進化到一定程度，社會經(jīng)濟和教育文化事業(yè)不夠發(fā)達，廣大群眾的觀念意識沒有轉(zhuǎn)變，即使頒布了憲法，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政治的性質(zhì)，真正實現(xiàn)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他說：「中國人心之散漫是眼前的事實，但現(xiàn)代經(jīng)濟制度之驚人落后可惜也是事實。沒有現(xiàn)代經(jīng)濟制度所造成的交通便利，貨物交換，優(yōu)美普及的教育，參加政治的閑暇，而希求吃草根樹皮觀音土的蕓蕓眾生侈談內(nèi)政，關切外交，監(jiān)督政府，是人之常情所不容許的，無論你頒布如何優(yōu)美完備的憲法。中國人沒有族國的意識，因為中國人大多數(shù)沒有閑心去過問甚么叫做族國的意識。中國人沒有強有力的輿論來做憲法的制裁，因為中國人大多數(shù)不識字。中國以往的憲法一敗涂地，因為中國人大多數(shù)不知憲法為何物，也沒有工夫去調(diào)查訪問一下憲法為何物。散漫的人心應當收拾，族國意識應當養(yǎng)成，誰都不能否認。但收拾與養(yǎng)成的方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更不是一紙根本法所能達到�！�44 他的這個觀點嚴肅務實，同時也滲透著唯物史觀的影響，無疑是正確的，值得引起「民治派」的重視。

　　總結起來，陳之邁批評「民治派」的主要觀點可以歸結為：（一）「民主與獨裁」討論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兩種基本政治制度的優(yōu)劣比較。我們采擇某種政治制度的主要考量應該是其合理性和進步性，而不是實行的難易程度。（二）「開放政權、實施憲政」不是不需要任何前提條件的。（三）「民主政治」的進步性和優(yōu)越性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聯(lián)系到他對「獨裁派」的那些批評45，我們不得不承認，陳之邁的思想顯然超越了其他「獨立評論派」同人（包括胡適等「民治派」）。他的某些言論或許帶有片面性，但并不構成對「民主政治」的否定。因此，試圖以此來論證他擁護獨裁，反對民主，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五

　　綜上所述，筆者在本文中所闡述的觀點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第一，陳之邁在兩種基本政治制度之間的主觀價值取向是十分明確的。他擁護民主政治，反對獨裁專制。

　　第二，陳之邁對「民主政治」概念的理解與詮釋，部分地折射出中國現(xiàn)實政治的影響，但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依然是建筑在自由主義理論基礎之上的。他的絕大多數(shù)觀點和主張都可以在西方自由主義同道那里找到共鳴。

　　第三，陳之邁對胡適等「民治派」的批評，都有充分的理論和事實依據(jù)。他關于「民主政治」概念的幾點修正，并不是要從「民主政治」的立場上倒退，而是要深化了人們對「民主政治」的理解。他對「民主政治」諸種前提的強調(diào)，包含著樸素的唯物史觀成分，具有雙重的去魅作用，對于廓清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各種錯誤認識，以及建筑在這些錯誤認識基礎之上的各種迷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四， 陳之邁的「專家治國」和「黨內(nèi)民主」主張，都有其獨特的、具體的、實在的內(nèi)涵。他的這些主張只有放置在孫中山早年提出的「權能分治」的政治思想框架中去理解，并參詳他對「民主政治」概念的獨特理解與詮釋，其積極的進步意義才會得以凸現(xiàn)。這些主張所體現(xiàn)的基本精神，與國民黨及其御用政論家們的「黨治」、「訓政」主張南轅北轍，根本不能同日而語。試圖以此論證陳之邁反對民主、擁護獨裁，其理解是膚淺的，其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最后，筆者還想指出：思想人物的思想往往是復雜的、多元的、充滿矛盾的。因此，我們對思想人物的研究和評價必須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則和方法：第一，我們的論述必須建立在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物件的基礎之上。第二，在廣泛收集與閱讀史料的基礎上，我們還必須對思想人物的思想內(nèi)容做深入細致的分析，明確其主流與支流。第三，我們對思想人物提出的某些相關概念和觀點的分析和評判，必須建立在對這些概念和觀點具體內(nèi)涵的完整、準確的理解與詮釋的基礎之上。即必須首先深入到立論者的思想體系當中，明確這些概念和觀點的具體的、真實的含義，明確它們在立論者思想建構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確局部與整體的關系，而不能站在立論者的思想體系之外，將這些概念和觀點與其思想體系相互割裂，相互孤立，更不能主觀先導，斷章取義，肆意歪曲，為我所用。只有做到上述幾點，我們才能比較準確地劃分歷史人物的思想類型，并有可能對其思想體系中的某些矛盾因素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

　　注釋

　　1吳景超：〈中國的政制問題〉，《獨立評論》第134號。

　　2陳之邁：〈民主政治的根本〉，《獨立評論》第165號。

　　3陳之邁：〈上軌道的政治〉，《獨立評論》第237號。

　　4陳之邁：〈論蘇聯(lián)的黨獄〉，《獨立評論》第241號。

　　5陳之邁：〈教孩子的方法〉，《獨立評論》第151號。

　　6陳之邁：〈論政治貪污〉，《獨立評論》第184號。

　　7陳之邁：〈論政治貪污〉，《獨立評論》第184號。

　　8陳之邁：〈民主政治的根本〉，《獨立評論》第165號。

　　9陳之邁：〈上軌道的政治〉，《獨立評論》第237號。

　　10陳之邁：〈民主與獨裁的討論〉，《獨立評論》第136號。

　　11同上文。

　　12陳之邁：〈再論政制的設計〉，《獨立評論》第205號。

　　13陳之邁：〈上軌道的政治〉，《獨立評論》第237號。

　　14陳之邁：〈民主與獨裁的討論〉，《獨立評論》第136號。

　　15不過，陳之邁在做出過上述語源學的辨析之后，又在其他文章中常常不自覺地將「民主」與「民治」、「專制」與「獨裁」的概念相互混用，相互指代。這是他表述不嚴謹之處，也是他的觀點引起廣泛誤解的原因之一。

　　16在「民主與獨裁」問題討論中，主張「新式獨裁」的政論家們曾將「一戰(zhàn)」以來西方各國政治的發(fā)展變化歸結為"民主淡出"和"獨裁盛行"。胡適等"民治派"在無力反駁上述觀點的窘境下，曾經(jīng)一度將爭論的焦點轉(zhuǎn)向"民主"與"獨裁"兩種政體在中國實踐的難易程度問題上去。這實際上等于部分認同了"獨裁派"的上述觀點。

　　17陳之邁：〈民主政治的根本〉，《獨立評論》第165號。

　　18陳之邁：〈美國復興計畫失效的背景和意義〉，《獨立評論》第156號。

　　19在此問題上承上啟下的人物是「新月派」著名政論家羅隆基。

　　20陳之邁：〈專家與政治〉，《獨立評論》第126號。

　　21陳之邁：〈政制改革的必要〉，《獨立評論》第162號。

　　22陳之邁：〈專家與政治〉，《獨立評論》第126號。

　　23陳之邁：〈讀憲法修正稿〉，《獨立評論》第112號。

　　24陳之邁：〈民主與獨裁的討論〉，《獨立評論》第136號。

　　25張佛泉：〈今后政治的展望〉，《獨立評論》第219號。

　　26陳之邁：〈政制改革的必要〉，《獨立評論》第162號。

　　27陳之邁：〈再論政制改革〉，《獨立評論》第166號。

　　28陳之邁：〈政制改革的必要〉，《獨立評論》第162號。

　　29同上文。

　　30陳之邁：〈憲政問題與黨政改革〉，《獨立評論》第175號。

　　31陳之邁：〈近年來中央政治改革〉，《獨立評論》第195號。

　　32陳之邁：〈憲政問題與黨政改革〉，《獨立評論》第175號。

　　33陳之邁：〈近年來中央政治改革〉，《獨立評論》第195號。

　　34陳之邁：〈論政制的設計〉，《獨立評論》第199號。

　　35陳之邁：〈從國民大會的選舉談到中國政治的前途〉，《獨立評論》第232號。

　　36陳之邁：〈上軌道的政治〉，《獨立評論》第237號。

　　37陳之邁：〈民主與獨裁的討論〉，《獨立評論》第136號。

　　38同上文。

　　39同上文。

　　40陳之邁：〈實際政治〉，《獨立評論》第182號。

　　41同上文。

　　42陳之邁：〈蘇維埃共產(chǎn)主義〉，《獨立評論》第239號。

　　43陳之邁：〈實際政治〉，《獨立評論》第182號。

　　44陳之邁：〈再論政制改革〉，《獨立評論》第166號。

　　45陳之邁對「獨裁派」的批評可以簡單歸結為：（一）「獨裁派」關于當代世界政治潮流發(fā)展的基本走向的歸納（民主淡出，獨裁盛行）是錯誤的，英、美、法等國的「危機政府」與德、意、俄等國的「專制政府」存在本質(zhì)的差異；
（二）「獨裁派」試圖通過所謂「新式獨裁」實現(xiàn)黨內(nèi)和全社會的精誠團結，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杜絕政治腐敗的發(fā)生，促進社會的穩(wěn)定和經(jīng)濟的發(fā)展，是根本無法實現(xiàn)的。逐步實現(xiàn)政治民主化是國民黨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wǎng)絡版第二十期　2003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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