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普遍無德的時代。公共汽車上無人讓座，接受資助者對于資助者甚至連聲謝謝也不說，不會貪污的官員好像在官場就無法生存下去。由是，我們也生活在一種普遍的道德饑渴狀態(tài)中，有人甚至已經(jīng)在認真地討論情婦也應當具有一些基本的職業(yè)倫理。

　　有了這種道德饑渴綜合癥，當聽到彭宇的遭遇后，很多人的道德義憤就爆發(fā)出來了�！∧暇┣嗄昱碛畹降子袥]有撞倒徐老太太，現(xiàn)在成了一筆糊涂賬。彭宇一口咬定自己當初是好心幫助那位徐老太太，將她扶起往醫(yī)院，反被誣告。法官的判決未能認定這究竟是否屬實，而是含糊其詞地說，“從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這個比較大的可能性，成了法官責令彭宇承擔原告40%損失的依據(jù)。

　　對于法官如此判決，輿論嘩然。但最值得注意的還是法官認定這個比較大的可能性的所謂“常理”：“如果彭宇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
“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醫(yī)院，而可以自行離去”；
“如果不是他撞的，應該不會墊錢”，如此等等。在法官這些說法背后，人們可以想象一個陰暗而冷酷、每個人與所有人冷眼相對甚至相互為敵的世界，只有這樣的世界上才會有那么些常理。

　　但是，批評該判決的聲音及圍繞該判決大發(fā)感慨者的反應，卻恰恰證實法官所說確實是我們時代的常理。大部分網(wǎng)友想當然地認定，彭宇是好心沒好報，無辜受害。另一些人站出來講了一堆好心幫忙被反咬一口的故事。評論家們也不失時機地宣稱，看了法官這樣判決，以后誰敢去做好人？這樣的反應，其實跟那個判決一樣證明了，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普遍地遺忘了道德、并且回避道德的時代。

　　城市生活更需要普遍的道德約束

　　這個時代，人人都感嘆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盡管人們盡情地享受著不受道德約束的快感，但也痛切地感受到無道德社會給自己帶來的看不見但現(xiàn)實的精神壓力，和看得見且時刻發(fā)生的損害：做生意者擔心交易對方不守契約，夫妻們相互擔心對方紅杏出墻，等等。

　　社會陷入此種普遍的道德匱乏狀態(tài)，原因多多。一方面，社會經(jīng)濟結構急劇變化，尤其是城市化導致人口大規(guī)模流動，大量人口脫離“熟人社會”，來到異地，進入一個舉目無親的“陌生人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有孤獨的痛楚，更有解放的歡欣。大量人口不再受熟人社會的社會組織結構及道德規(guī)范的約束。

　　幾乎所有經(jīng)歷工業(yè)化、城市化的國家，都經(jīng)歷過這么一個過程。但是，也許是社會的自我調節(jié)機制在發(fā)揮作用，在西方社會，人們脫離熟人社會之前，社會結構與道德規(guī)范體系就發(fā)生了一次大轉型。其標志性事件就是十六、十七世紀的宗教改革。這一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信仰的個人化——盡管這一說法有失簡單化。

　　不是個人不再放棄信仰了，而是個人不再依賴熟人社會的那種方式來實施信仰。事實上，新的宗教加諸個人的道德責任反而更強了：個人必須自己直接面對超驗的信仰對象，就自己的行為對其承擔責任。個人必須自己、且主要就是自己時刻提醒自己，合乎倫理地生活。

　　從事后來看，這樣的信仰模式當然適合于后來的城市的陌生人社會之生活。道德對于陌生人社會的正常運轉其實更為重要。在熟人社會，人們會進行重復博弈，每個人為了自己未來的利益，必得在與他人合作交易時克制當下的貪婪。而在陌生人社會，個人之間的合作、交易活動很可能是一次性的，個人有極大激勵采取機會主義策略。要使彼此不相識的陌生人放心地進行合作、交易，惟有依賴一種普遍的道德約束機制。這種機制必須依賴于個人的“慎獨”：克制自己的貪婪、遵守既有規(guī)則，變成個人的一種文化、道德本能。西方幸運的是，在城市化、在人們普遍進入陌生人社會之前，完成了這一精神——社會約束機制的大轉型。或許任何社會要順利地從精神、社會層面上完成工業(yè)化、城市化，都必須通過某種途徑形成這樣一套普遍的道德與社會約束機制。

　　打破計算道德得失的方程

　　但中國卻未能及時地生成城市化生活的這一精神與社會基礎。東亞其他國家晚近以來的事實已經(jīng)證明，中國固有道德規(guī)范體系和社會組織結構完全能夠實現(xiàn)西方宗教改革式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但二十世紀以來的啟蒙知識分子致力于打破固有道德規(guī)范體系，這種文化批判后來更演化為十分徹底的社會改造與破壞運動。結果，固有道德規(guī)范體系未能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化，文人們所想象的新道德終究是海市蜃樓。90年代以來主宰公共空間的經(jīng)濟學，更把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論假設，普及成一條倫理戒律。

　　凡此種種前因后源，推動中國跌入一個倫理道德空白的深淵：熟人社會的道德約束機制無從發(fā)揮作用，陌生人社會的道德約束機制也蹤影全無。普遍的道德規(guī)范體系不存在，人們回復到了哲學家們所說的“自然狀態(tài)”：每個人把所有人當成不可信任的敵人，與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讓人們普遍焦慮、恐懼的事情。

　　面對這樣的困境，有些人用斷章取義的“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來自我安慰。據(jù)說，倉廩實了人們就自然知禮節(jié)，或者，必須先有倉廩實，然后才談得上知禮節(jié)。所以，發(fā)展經(jīng)濟是最重要的，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但現(xiàn)實已使人們認識到，倉廩實后，人們未必知禮節(jié)。

　　今天，人人都渴望重建道德。也許人們的這種渴望太強烈，現(xiàn)實又太丑陋了，所以，有些人把五十年代想象成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烏托邦而心向往之。大多數(shù)人則都有一點憤世嫉俗，聽到、看到他人的道德行為，總是本能地表示懷疑，并且試圖揭露該人的虛偽。在公共汽車上無人為老人孕婦讓座，人人會咒罵這個社會已然道德淪喪。但假如有人讓座，很多人又會懷疑讓座者是在作秀。人們不相信，在這個時代竟然還會有人做好事。

　　這正是彭宇案法官寫判決書時所依據(jù)的常理。反過來，時評家和網(wǎng)民們則義憤填膺地指責、咒罵法官及那位徐老太太。在那些放肆的話語、充滿仇恨的言辭背后，依稀可以看到同樣缺乏道德滋養(yǎng)的心靈。這些人近乎本能地把徐老太太想象成壞人，把法官想象成糊涂蟲，而不愿稍予寬待——在很多事件中，人們都能看到這種苛酷的心態(tài)，這也許是道德饑渴綜合癥的一種癥狀。

　　可以說，我們生活在一個令人絕望的無道德與反道德的陷阱中：人人都對社會之道德匱乏表示痛心，希望社會道德起來。但人們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言行、包括表達道德渴望的言辭，其實就在繼續(xù)惡化社會的道德氣氛，而沒有多少道德方面的建設性價值。人們不自覺地成了庸俗經(jīng)濟學的精神俘虜，為自己的道德行為設置了很多前提條件：如果社會的體制、法律比較壞，那就不要指望我遵守道德。無數(shù)人都是精于計算的“經(jīng)濟人”：最好讓別人先道德起來，以此作為自己對他人道德的前提。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幸運地成為道德的搭便車者。人們只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而不是以參與者、行動者的身份表達自己的道德饑渴之感。

　　可以說，借助于每個個體的理性計算，是不可能走出這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huán)的。相反，走出我們這個時代之根本困境的唯一出路，是作為一場精神運動的社會建設與道德重建過程。以某種或多種普遍性宗教為載體，將適合于陌生人社會的一般性道德規(guī)則體系嵌入人們的心靈中，變成人們的文化本能。惟有借助這樣超理性的精神提升，人們才可能放棄搭便車心理，不管他人對方如何，自己把信守規(guī)則當成自己的道德義務。只有經(jīng)過這樣一場精神運動，陌生人社會內(nèi)部才可能建立最基本的信任，人們才能夠節(jié)約計算的負擔，相對輕松地與他人合作、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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