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一天,我從菜園里荷鋤回家,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電話,得知嚴文井先生病逝,不覺心里一沉,望著窗外的青山,好久沒緩過神來。我遠在南方,來不及給先生送行了,只能在電話里囑朋友代送花圈。我知道,我的那只花圈將淹沒在花圈的海洋里,先生不一定能夠看見。我還知道,我在滿窗雨霧之前的一聲嘆息,隔著千山萬水,先生也不一定能夠聽到。

　　我與老一輩文學家交往不多,唯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與其說緣于私恩,不如說緣于公義。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文學已經(jīng)解凍,但舊的文學模式仍然在慣性滑行。很多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圖解,只要換上一個批判“四人幫”的政治標簽,就成了熱門的舊貨新款,得到各種追捧和尊寵。倒是有些苦心的新創(chuàng),因涉嫌離經(jīng)叛道,不管是接通西方文化的“先鋒”,還是接通傳統(tǒng)文化的“尋根”,總是遭遇一些大人物嚴厲的面孔,輕則被責之以“恨鐵不成鋼”,重則被斥之為“自由化”或“精神污染”。總之,轉暖的文壇仍充滿著肅殺氣象,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壓重重。在這種情況下,我慶幸一些文學大人物苦盡甜來重新出山,但對他們在臺上的一些陳舊而專斷的說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滿。

　　這樣,我在一些會議上基本不說話,以免惹主流權威們不快。有一次,我出席一座談會,聽到一位老作家為朦朧詩大膽作出辯護,稱現(xiàn)實主義不應成為封閉和刻板的教條,而現(xiàn)代主義一類文學多樣化的嘗試不應遭到封殺。我不覺暗暗吃驚,后找旁人打聽,得知發(fā)言者即嚴文井先生,一位來自延安寶塔山下的革命文學家,也是中國文學界資深領導之一。我雖不寫詩,但一直是詩體革新的支持者,曾偷偷參加過北京一些詩歌沙龍活動,還曾掏出一個月的全部工資,買下北島他們的油印詩刊創(chuàng)刊號到處分寄朋友——當時的朦朧詩仍處于某種“地下”狀態(tài)。我沒料到文井先生也讀到了這些油印作品,對文學新探索表現(xiàn)出足夠的敏感、寬容以及支持。這在老一輩中實為難得的異數(shù)。

　　　　這次會上,沒有什么人附和與支持他的發(fā)言,這使他在會場里多少顯得有些孤掌難鳴,甚至身陷十面埋伏。我坐得離他較遠,沒有機會與他交談,但暗暗記下了他的名字,記住了他那寬厚和閃亮的額頭,還有開朗而堅毅的面容。

　　會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一些有關文學的粗淺看法,對他的勇敢與睿智表達感激。我沒料到他不但細讀了一個陌生青年的來信,還把我的一些小說和議論文章找來讀了,很快回復了一封長信。

　　信上是這么說的:

　　近年來,你的一些有關美學的議論,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輕朋友,不約而同地在思考一些嚴肅問題,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賤,也不自高自大。你們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對戴著大紅帽的教條主義也大不以為然:

　　我聽了一輩子訓斥,也不喜歡任何人在作品里繼續(xù)訓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淺薄之輩引用自己并未讀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語來嚇唬人或討好人,我很懷疑他們這樣做的動機。

　　他在這封信中熱情肯定和鼓勵了我的新作《爸爸爸》,并希望有機會與我見面詳談。我記得,他把這封信交給一位編輯,在1985年8月的《文藝報》上發(fā)表,再一次把自己公開定位在高風險的異端陣地。如果不了解當時的政治語境和思想格局,后人不大容易體會出這一表態(tài)的意義,還有它們可能招致的麻煩。事實上,直到九十年代初,“先鋒”與“尋根”等仍是眾多左翼或右翼的大人物們嘴里的共同的貶詞,以致在一次官方高層文件的傳達中,我還聽到了有關方面對文井先生這封信的點名批判。我的小說《爸爸爸》當然也株連受斥——它們都被視為“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典型例證,再次受到追究。

　　這樣,在整個新時期的前十多年里,政治險象頻生,思想風向反復,曾身任中國作協(xié)黨組副書記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的嚴文井先生,卻一直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體的鏡頭和筆頭跳過。以致到最后,他九十誕辰時的一個小小座談會,相對來說還是規(guī)模很小,規(guī)格很低,在文學界幾乎無聲無息。他逝世之后雖有各種追思報道,但諸多媒體一般只提到他在兒童文學方面的成就,對他在新時期以來表現(xiàn)出大義和大智的孤獨抗爭,對他多年來被實踐證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膽識的破冰之功,卻奇怪地保持著沉默。

　　我與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難中開始的。以后每次到北京,我如果能找到機會,總要去他家看望。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的居室很狹窄,光線也很暗,成堆的書刊占去了陋室的絕大部分空間,只留下窄縫任人通過。如有兩三客人入室,房內就擁擠不堪,主客雙方難免“抵肘”和“促膝”。北島、楊煉、芒克等新銳詩人是他家的�？�,留下一些煙頭和殘茶。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些編輯也常在這里出入,與文井先生協(xié)商一些工作上的事務,留下各種成堆的書稿和校樣。比較閑的時候,我與他會聊得漫無邊際,比如我會談到一些讀書心得:庫恩的《科學的革命》,戴維斯的《上帝與新物理學》等等,都會引起他聚精會神的傾聽。他談到自己在革命年代根據(jù)地的親歷,談到自己在國外參訪時的見聞,談到他心得別具的音樂與繪畫,很多東西對于我來說也是聞所未聞,讓我大開眼界和大受補益。他對我的批評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時期,我輕率應付編輯們的約稿,出手較松,就引起他的不滿。

　　“作者不動心,讀者就更不會動心。讀者是騙不過的�！彼�警告我。

　　我們終于遭遇了一個尖銳的話題。當時我列舉了東德與西德、朝鮮與韓國、大陸與臺灣的對比,問他:你不覺得社會主義已經(jīng)失敗了嗎?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說:你提到了一個非常敏感和非常重要的問題。既然說到了這一點,我不會向你隱瞞自己的觀點。我是一個共產(chǎn)黨員。我不相信共產(chǎn)主義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種神話。但我的共產(chǎn)主義就是公平和正義,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剝削和壓迫,是為最大多數(shù)的人民群眾謀利益。我在這一條上是不會改變的,也不覺得有任何必要來改變。

　　他想了想又問我:我們向西方學習,反省自己的革命道路,并不是要贊同壓迫和剝削,并不是要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否則我們?yōu)槭裁匆�粉碎“四人幫”�?為什么要推翻蔣介石呢?為什么要消滅希特勒和東條英機呢?……那些人不早就實現(xiàn)了不平等嗎?我們之所以要反對他們,不正是他們私而不公嗎?如果沒有世界大同這樣一個理想目標,所有的改革也好,革命也好,造反也好,就都成了或大或小的私利之爭。它們與它們所反對的對象,還能有多大的差別?

　　談話到這里,氣氛有點沉重。照當時一般人的理解,一切異端人物都是西方的追隨者,美國的崇拜者,資本主義的鐵桿擁戴者——思想沖突的各方雖有立場不同,但囿于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邏輯,在這一點理解上倒沒有太多差別。我沒有料到文井先生會有堂堂正正的別出一言,也沒有回應這番道理的準備,于是一時無語——談話不了了之。

　　我從湖南調到海南以后,離北京更遠了,與文井先生交往有所不便。有一次我再去他家看望,遇到很多人在場,也就沒有機會與他深談。我向他報告自己初到海南的一些工作和想法,再次受到他的鼓勵和指點。我邀請他到海南走一走,讓我有機會接待他一次,但他腿腳已經(jīng)有疾,行動十分困難,沒法遠行了。他執(zhí)意送我的時候都得扶墻而行,走幾步,歇一下,再走幾步,直到最后扶著一棵樹,緩緩向我招手。

　　這就是他留給我最為清晰的音容定格——一個類似鄉(xiāng)間守林人或者牧羊人的老大爺,有魁偉的身板和黝黑的膚色,臉上布滿溫和的笑紋。自那以后,中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市場經(jīng)濟高歌猛進,使國力得到增強,民生得到改善。但一種弱肉強食的資本邏輯悄悄流行,貧富差別一類社會矛盾正在加劇,面對崇私尚惡大潮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卻助紂為虐。在他們那里,連“公正”和“平等”這一類詞都羞于啟齒,“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獸——這正是文井先生曾經(jīng)憂慮過和警告過的。當年很多攻擊過文井先生的正統(tǒng)人士,轉眼之間也成了紅皮白心的新貴,爭相搶搭著權力與資本兩相勾結的時代快車,香車寶馬,華閣朱門,甚至在紐約曼哈頓和東京銀座揮金如土。目睹這些人的行跡,我就不能不想起多年前朝陽區(qū)里那間陋室,那個清貧而頑強的老人,那一盞昏燈之下色正辭嚴的堅定信仰。

　　與同時代好些慌不擇路的潮流追隨者相比,先生當年的那一席話余音在耳,仍然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甚至孤獨。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說過: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對現(xiàn)實,承認事實。

　　我最厭惡的是:偽善。

　　我喜愛做的事:修改自己沒寫好的文章。

　　我的主要特點:不要人的憐憫,不指望上帝賜給好運氣。

　　我的座右銘:盡力認識各種局限性。

　　我對文學的追求:反對成見與偏見,盡可能地跟謊話、廢話唱反調。

　　我對文學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權威,不走捷徑,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費要領取,但不能把作品當商品。

　　……

　　孤獨是孤獨者的光榮。

　　孤獨者有一顆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廣闊的世界和更久遠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萬真正的親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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