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 年代北京文學圈里，甚至在整個中國文壇上，找不出一個比李陀更活躍比李陀更知名比李陀更悲劇的人物來。每每說到甚至想到李陀，總讓人哀其境遇，怒其功利心。說他是文學那五，他卻沒有那五那樣的舊貴背景；
說他是文化草莽，他卻的的確確是在北京紅色貴族的圈子里長大的。說他很有文學的責任感使命感，他有時候像個文學玩票者。說他從來不把文學當回事，他卻對文學熱愛到了一生都沒有離開過文學。說他是個文學青年，他絕對是個文壇領袖，號稱陀爺。但要說他是文學大家，卻還沒有寫出一部經典大作。他有時跟人說話親切隨和，謙虛謹慎；
有時突然變得高高在上，向所有他所見到或者沒有見到的人們指手劃腳。

　　要說李陀在是瞎鬧，那絕對是誤解。李陀的審美眼光，李陀的文化透視力，不要說一般的作家詩人，就是學貫中西的學者教授，可能都望塵莫及。他可以對李歐梵那樣的教授耳提面命，可以給聶華苓那樣的作家上文學課。這并非狂妄，而是他有足夠的資本如此頤指氣使。他的太太劉禾，也算是在美國學院里有點名氣的人物，有著中國學人十分羨慕的美國大學終身教授的身份。但我相信，劉禾從李陀那里學到的，遠遠超過李陀從她那里習得的。李陀這種奇特的秉賦，除了天生的與眾不同，也跟他傳奇般的身世有關。

　　有位紅色貴族之女寫過一部叫做《山水相依—一個異國家庭的離合悲歡》的回憶錄，其中涉及到李陀的身世。在回憶錄里，李陀被稱之為我們家的小哥哥。所謂小哥哥，是指她們家那個保姆的孩子。李陀九歲的時候，跟著母親流落在北京城，形象跟《雷鋒》電影里的小雷鋒一模一樣。但他比小雷鋒幸運的是，他還真的碰上了好人。剛剛進城的那家革命者，出于一種對勞苦民眾的同情，收留了他們母子倆。這本來確實是個非常動人的故事，無論是收留者還是被受留者，都會讓人一掬同情之淚。然而，一種奇妙的反差，卻同時落在了李陀的命運里。

　　這種反差的微妙在于，李陀既是傭人的兒子，或者說奴隸的孩子，但從理論上說，又是主人的兒子，即翻身當家作主說法上的主人。相反，收養(yǎng)他們的那家主人，在理論上卻是人民的公樸。用一句現(xiàn)代漢語的語法邏輯作描述，李陀是作為仆人的主人家的一個作為主人的仆人的孩子。這種邏輯非常簡單，又極其復雜。李陀被這個邏輯纏繞終身，一直沒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主人還是仆人。從某種意義上說，就像海子是被大而無當?shù)脑姼枰庀袼�謀殺的一樣，李陀被這個他永遠也搞不明白的邏輯給困惑至今，如今好像依然活在這個邏輯的困擾里。

　　對李陀來說，這個邏輯不僅在他所寄居的主人家里出現(xiàn)，也同樣在他所就讀的學校里存在。他讀的是紅色的貴族學校，班上甚至整個學校里的學生，都是作為仆人的主人的孩子，唯獨他一個，卻是作為主人的仆人的兒子。等到他長大成人，走上社會，他發(fā)現(xiàn)他所居住的城市，乃至整個國家，到處存在著這樣的邏輯謎語。而他這個作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和作為仆人家的主人之子，則既是整個謎語的謎面，又是整個謎語的謎底。

　　活在這個謎語里的李陀，一生都在尋找自己的確切位置，可是從來沒有找到過。因為這個謎語要說有答案就有答案，要說沒答案就沒答案。關鍵全在于作為謎語本身的李陀，如何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方式。

　　假如撇開種種眼花繚亂的說法，李陀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邊緣人。無論從社會地位，還是從在北京這個皇城里的位置上，或者從整個權力話語和話語權力的架構里，李陀都是一個邊緣得不能再邊緣的人物。然而，他非常榮幸、也可以說非常不幸地處在了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城市里，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生活圈子里。

　　少數(shù)民族的血緣，不僅給了李陀聰明才智，而且還給了他一副相貌堂堂的儀表。不說讓女人們人見人愛，至少不太會受到女人的冷落。李陀能讓才貌雙全的電影才女導演斷然下嫁。他也能讓主人家的公主，對他好感永存。那位回憶錄作者在書中說起李陀時的聲調，真是甜得不能再甜。一聲小哥哥，叫得就像大觀園里的哪個小女孩在呼喚著賈寶玉似的。由此也可以想見，作為謎語的李陀，有著如何不凡的個人魅力。

　　李陀不僅讓女人對他著迷，也讓男性朋友覺得他非常哥們。李陀待人熱情起來，有著不顧一切的豪情滿懷，從不讓人懷疑他具有兩脅插刀的俠氣。記得那次在新時期十年會上，他力勸我上北京的那番誠懇，那番義氣，把我感動得認定李陀是個好朋友。哪怕他轉眼就在會上批評我如何如何，我也一點不計較�？赡芤彩腔�于這樣的義氣，李陀推薦起文學新人和小說新作來，同樣的不遺余力。

　　按說，李陀假如沉得下心來的話，認真思考，勤奮寫作，不會做不成文學上的大業(yè)來的。遠比他窮苦的莫言，都能闖入北京城里做出一番成就，更何況好歹還是在北京、并且是在北京的上流社會里長大的李陀。但李陀沒有選擇腳踏實地，而是稀里糊涂地成了一個文壇人物。他不顧自己作為一個邊緣人的種種尷尬，吃力不討好地但又不屈不撓地向話語中心挺進，扮演執(zhí)掌話語權力的角色。

　　從整個所謂的新時期文學、或者說80年代的中國文學一開始，李陀就很幸運進入了他的邊緣人的中心角色和中心話語的邊緣人角色。而且，他還同時站在兩個邊緣上，既站在文學的邊緣，又站在電影的邊緣。他一面呼吁現(xiàn)代派寫作，并且還真的寫了兩篇習作《七奶奶》和《自由落體》；
一面煞有介事地談論長鏡頭理論，籍夫人張暖昕在電影界的影響，在電影界呼了一下風，喚了一陣雨。弄得電影界的人不知道他是文學界的何方神圣，文學界的人又被他的電影理論所迷惑，搞不明白《七奶奶》和《自由落體》中的鏡頭到底有多長。

　　但李陀的抱負顯然不滿足于在文壇和電影界僅止于如此呼喚，他的才智也不允許他停留在這樣一種文學體操般的水平上。他需要更新的突破，而且歷史也給他提供了這樣的契機。1984年的年底，他在杭州會議上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學活動家角色，把指導性的領袖角色和游說性的說客角色，同時演得活靈活現(xiàn)。假如他那年向當時《上海文學》的主編李子云女士推薦阿城的《棋王》時，還多少有一種李陀式的男性魅力在暗中悄然助陣，那么在杭州會議期間，他的成功完全建立在了眾志成城和眾望所歸之上了。李陀在文壇上的真正地位，就是在那個會上奠定的。而李陀的文壇領袖感覺，也是從那個會上開始悄然滋生的。

　　那次會議以后的李陀，可謂一帆風順，順到了不需要寫作任何作品，便可在文壇上教導這個、開導那個的地步。他推薦了無數(shù)個作家，無數(shù)篇作品。假如把他所推薦過的作家和作品列成一張名單和一篇目錄，那么人們會十分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差不多就是整個80年代的新潮小說和新潮作家了。

　　然而，即便具有如此輝煌的推薦成就，無論是被他所推薦的作家，還是沒有被他推薦過的作家，卻沒有一個在內心里把他當回事情，雖然有一些依然保留著對他的尊重，但大都已經公開地或者悄悄地棄他而去。他滿心以為憑借推薦換來的尊重，可以使他的光芒變成永不消逝的電波。殊不知，幾乎全是曇花一現(xiàn)，轉瞬即逝。不要說桀驁不馴的馬原，就是一度言必稱李陀的余華，都忍不住原形畢露。那些文學小子，不是過河拆橋，就是上岸棄船，從而一次又一次地讓李陀嘗盡了從中心被不斷拋回邊緣的滋味。

　　這當中固然有許多世態(tài)炎涼的成份，但李陀所扮演的那種角色本身，讓人難以肅然起敬。就好比走進劇場的觀眾，被一個殷勤的領票員領到自己的座位上之后，眼睛必然看著舞臺，不會繼續(xù)停留在領票員身上。所謂的指路人通常都是些被人遺忘的角色。也許正是這樣的原因，木心一針見血地描繪上海人的指路方式，通常簡單到了動一動嘴唇、微微轉動一下腦袋的地步�？墒抢钔訁s不僅把人領到人家的家門口，還要指望跟著人家一起走進去作客。那與其說是別人不懂得禮貌，不如說是李陀自己不識相。伯樂，伯樂，只有推薦過后趕緊轉身走開，才能自得其樂。

　　這可能是作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李陀太需要他人的尊重，太在乎他人的尊重了。但尊重是不可求的，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必在乎。而且，李陀有時也分不清什么叫做尊重。就以我與他交往為例，他至今都沒有感覺到我對他的尊重。我尊重他并非當面奉承他如何如何，也不是認同他變化多端的觀點，而是始終懷念他當年推進新潮文學所作的努力，從而堅決不認同他對美國文明的過度反應。

　　記得我在《鐘山》上發(fā)表了那篇《論中國當代新潮小說》之后，李陀專門為此寫信給我，表示認同。除了不認同我對馬原的評價之外。我當時雖然沒有回信，但我一直沒有忘記李陀的支持。因為對這篇文章作出如此反應的，也只有李陀�；蛘哒f，李陀是真正看懂此文的同行。這是李陀不同于其他文壇人物之處。他不僅對小說敏感，對文學評論敏感，對文藝理論敏感，而且還對文學思潮和文化動向，也具有他特獨的敏銳。

　　但我至今弄不懂，在美國流亡了一段時期的李陀，怎么會變得那么痛恨“美帝國主義”。李陀好像徹底迷失了方向，徹底迷失了自己。在80年代已經夠混亂的那個邏輯角色，到了90年代變成了更為混亂的一個在中國的美國人和在美國的中國人。李陀因此根本弄不清自己到底是站在美國發(fā)言還是在為中國奔走呼號，根本弄不清楚自己是美國學院里的學生還是中國高校里的學者。身份完全模糊，角色徹底紊亂。

　　記得我在那年科羅拉多大學的討論會上見到李陀時，跟在北京見到他的時候，簡直判如兩人。在北京的時候，彼此見了面尚能談論文學，我和他還非常認真地作過一次對話，討論語言問題。我給他說了自己正在寫作的《論毛澤東現(xiàn)象》，說了對毛語文化的感受。他當時好像也很贊同我的看法，并且有一陣子經常把毛語掛在嘴上，好像還寫過一些有關的文章。然而，在科羅拉多重新見面時，李陀一臉苦大仇深地痛罵美帝國主義，甚至連美國的公路都招他惹他似的，被他一頓臭罵。罵完之后，李陀轉身就讓與會的朋友們聆聽他的第二任妻子，在美國大學里獲得了終身教授的劉禾，介紹她從美國大學的教科書和美國大學的課堂里習得的知識。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在學校旅館的一個房間里，我當時很隨意地趴在床上，皺著眉頭沉著臉，從頭到尾，一言不發(fā)。李陀非常注意地察看著我和其他聽眾的反應，希望能夠得到認同，或者說，被劉禾所啟迪。我什么都沒說。但我在后來的《美國閱讀》一著里，專門就劉禾所說的德里達寫了一節(jié)文字。假如李陀能看到那段文字，那么他可以認為，那是我對當時劉禾所言的回答。

　　我從來不以德里達為然。我把解構主義思潮看作是一種機會主義理論。我把德里達在美國校園里的流行，看作是美國科技文明過于發(fā)達，人文精神過于委頓的標記之一。但我并不像李陀那樣痛恨美國。相反，我非常熱愛美國，尤其是美國民眾在9.11災難中表現(xiàn)出的心胸，在維州校園血案之后顯示出來的博愛，不僅讓我刻骨銘心，而且看到了美國在文化上再度復興的希望。

　　那天，有幾個與會的學人，聽完劉禾的演說，精神狀態(tài)不無萎靡，仿佛一群男性的劉姥姥走進了文化的大觀園。但我的不以為然，可能也明顯地寫在臉上，流露在我的神情里。反正，從此以后，我與李陀漸行漸遠，越來越陌生。許多年以后，在紐約林肯中心再次相遇，已經很難找到對話的可能性了。那次彼此剛好全都看了張藝謀和譚盾的歌劇《秦始皇》。

　　記得當時劉禾也在。后來聽說，劉禾把張藝謀請到她正執(zhí)教的哥大東亞系，做了個講座。而我后來則在紐約的《世界日報》副刊和香港的《開放》雜志上，同時發(fā)表了嚴厲批評《秦始皇》的文章。那篇文章在網(wǎng)上廣為流傳，李陀應該知道。劉禾也不會不知道。但他們夫婦倆可能不明白的是，我的寫作位置是相當邊緣的。因為邊緣，所以自由自在，不需要顧忌什么。

　　李陀在骨子里跟我一樣，是個邊緣人。但他喜歡進入話語中心，喜歡正在流行的話語時尚。李陀究竟對德里達有多少了解，也許只有李陀自己清楚。就像給海德格爾安了中國姓氏的學人，未必真正懂得海德格爾。因為真正懂得海德格爾的人，是不會給海德格爾安姓氏的。這理當是追隨德里達的人們所干的嘩眾取寵之事。真正懂得德里達的中國學人，是絕對不會把德里達當回事情的。因為使用漢語玩弄一下語言游戲，毛澤東無疑比德里達更出色。與其學習德里達的招術，不如重溫毛澤東的語錄。李陀是明明白白地聽過我對毛澤東話語的批判的，而且他十分認同那樣的批判，還經常把對毛語的批評掛在嘴上。這可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出于對李陀的尊重，我不得不在此向李陀指出，德里達玩過的，毛澤東早就玩過了。假如李陀不把我的尊重當回事，我寧可讓我恨我一輩子。不管怎么說，不能因為想要進入話語中心，就忘記了自己的邊緣人位置。邊緣人的位置，是最自由的位置，也是最有發(fā)言權的位置。前提是，得成為一個孤獨的人。

　　李陀害怕孤獨。這可能是他的致命傷。他好像寧可被永遠纏繞在那個邏輯謎語里。作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和作為仆人家的主人之子，或者，作為話語中心的邊緣人和作為邊緣人的話語中心人物。聽說他在中國很不容易地辦了個刊物，不知他何以命名。我很想建議他，命名為《邊緣》。

相關熱詞搜索：情結 話語 邊緣人 中心 李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