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寫自傳諱言打過右派

　　讀《新世紀》上鄺海炎的文章《趙儷生先生的是是非非》，知道趙儷生先生（見圖）因病于2007年11月27日上午10時逝世。關于趙儷生，我早想寫點東西，不意他去世了。我只能說一點趙儷生的小是非――他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但是寫自傳，卻諱言自己打右派的歷史。

　　趙儷生打過右派，幾十年后出版回憶錄《蘺槿堂自敘》，這位1917年出生，參加過“12.9”運動、左翼作家聯(lián)盟和民族解放先鋒隊的老人，因此涉筆寫到許多現(xiàn)代史上的許多名人的逸聞趣事，有張申府、俞平伯、朱自清、聞一多、王瑤、榮高棠、蔣南翔、稽文甫等等，等等，一大批曾經(jīng)風云一時的政界學界文化界的人物，且作者文筆耿直，不因私交而美其美，惡其惡，被評為“不揚惡、不溢美，忠實地記錄下個人的眼光與看法�！保�韓三洲《籬槿堂人物論摭拾》）因此受到學界贊賞。大家知道，二十世紀的國共兩黨紛爭與決戰(zhàn)，把當時的大小知識分子都席卷其中，即使你想逃遁，“不問”政治，最后政治也要問你，也成了一種罪惡，因此今日寫來，自然是別有滋味在心頭。人到了八九十歲，記憶還那么清晰，舊雨淅淅，往事歷歷，躍然紙上，可見趙儷生是怎樣地耿耿于懷。

　　但是，我翻了一下《蘺槿堂自敘》，最最令人不解的是，寫回憶，縱橫開闔，歷史舞臺上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然而傳主竟然矢口不言自己打右派的歷史。

　　這一點被鄺海炎隱約感覺到了，所以有了這樣的批評：“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的結構耐人尋味。全書以一九四九年為界分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籬槿堂自敘》，從第一章鄉(xiāng)土和身世，寫到第九章華北大學，相對完整地回憶了作者前半生的經(jīng)歷；
第二部分是幾篇回憶錄，斷斷續(xù)續(xù)地寫了與作者后半生有關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幾萬言的回憶錄在結構上居然不能統(tǒng)一，令人不可思議。我想，以趙儷生之“儒雅”，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或難言之苦，是不會這樣的。也就是說，一個在“盛世”中幸存下來的歷史學家，到了耄耋之年又逢盛世，卻還是不能秉筆直書，這也許是對“可憐”的最好詮釋�！�(《籬槿堂自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定價13.70元)

　　我所以翻《蘺槿堂自敘》是因為我打右派，有一條罪名是為趙儷生鳴不平。那時我是山東大學中文系一年級的學生，他是歷史系的教授，根本不認識。歷史系有大字報說趙儷生已經(jīng)調到蘭州大學去了，又揪回來批斗，我隨口說了幾句話，為他鳴不平。這也成了罪狀。

　　可是我始終不知道，或者說早已淡忘，趙儷生為什么打右派，因此想讀讀他的自傳，豈不知，他一個字也沒有提到自己打右派的事。這就是鄺海炎發(fā)現(xiàn)他寫后半生要“斷斷續(xù)續(xù)”，是因為有“難言之苦”，因此“結構耐人尋味”。

　　趙儷生是在九十年代末寫回憶錄，離開反右已經(jīng)三四十年。當右派雖然說不上是光榮，但也算不上是恥辱的標志，社會上已經(jīng)沒有人對右派說三道四了，你可以暢所欲言，僅僅只是共產(chǎn)黨在輿論上予以封殺。

　�。ǘ�）文革遭遇巨大的災難

　　1957年我們山東大學歷史系反右中把已經(jīng)調到蘭州大學的著名教授趙儷生揪回批斗，并打成極右分子。這一年趙儷生40歲。文革中趙儷生下放到河西走廊的山丹縣校辦農(nóng)場勞改。他的二女兒趙紀，一個品學兼優(yōu)的高三學生，她和一位女同學為采摘野菜充饑，雙雙墜崖殞命。

　　這巨大的打擊感動了悲天憫人愛才惜才的江隆基校長，使趙儷生成了“風雪夜歸人”。請讀他的夫人高昭一寫的回憶：

　　2月12日黎明，有人敲門，我開門看到的是一具骷髏架子似的鬼狀人物，披一件老羊皮，說：“我回來了!”這聲音我熟悉，我不免失聲，這怎么會是我的丈夫呢?!趙儷生是學術界有名的風采人物，人去不到一年功夫，怎么會竟然如此!怪不得事后農(nóng)場的人紛紛議論：“孩子的死，救了爸爸一條命�！鞭r(nóng)場已預定儷生為：“第四號亡人”。他回來了，木木然地躺在床上，皮貼著骨頭，只是有一口氣。這口氣很寶貴，它說明生命雖然微弱，但還持續(xù)著。我很詫異：是什么樣的神奇力量支撐著他從河西荒涼的勞改場所徒步走向火車站，是怎樣爬上了東歸的悶罐子貨車，又是怎樣在冰天雪地的黑暗之中摸回了自己的家?我苦思著這股勁兒是什么?可能是一個人的求生愿望無比強大，它征服了所有設下的陷井，小心翼翼地爭取生路，爭取生還。……（《趙儷生先生八十壽辰紀念論文集·我與儷生走過的路》，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出版，亦載《蘺槿堂自敘》）

　　發(fā)生這種悲劇，前因主要還是打過右派。反右的委屈，文革的災難，那是多么刻骨銘心�。∪欢�，趙儷生竟然只字不寫。

　�。ㄈ�）慷慨激昂地聲討右派束星北

　　1957年6月8日毛澤東寫了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么》，展開了反右運動。大學是反右的最先鋒。山東大學在7月6日舉行了《全校集會反擊束星北右派言行》。束星北是物理系的一級教授。在“向黨進攻”中，他是鋒芒最露的人物，而后又是最頑固不化、絕不低頭認罪的“右派”。因此，召開全校大會批斗。�？�《新山大》報道說：兩千多“師生員工反右怒潮匯成洪流”，但束星北“首先要求發(fā)言，對自己言行加以辯解。他將自己骯臟的歷史，描寫成似乎是‘抗日志士’，否認自己干過少將并且認為報紙對他的揭發(fā)，和今天的會議，有些近于人身攻擊。束星北在發(fā)言中，還肆意的造謠攻擊王承瑞同志，企圖將其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縮小為對某些人的意見。束星北這臭而長，充滿狡猾抵賴，惡意攻擊的發(fā)言，引起了到會者很大憤慨�！苯裉煜雭恚�束星北當時真是具有威武不屈的精神！我當時參加了這個大會，對于束星北的“冥頑不化”態(tài)度印象深刻。

　　《新山大》的報道俱在。當時確實是發(fā)言者爭先恐后，連下雨也沒有阻擋。第三位發(fā)言的就是趙儷生先生。他的發(fā)言記錄如下：“趙儷生先生的發(fā)言給束星北加以生動的刻畫。他說，束星北在今天的會上態(tài)度極不老實，想用：1.故作鎮(zhèn)靜；
2.盡量縮小自己反黨言行；
3.挑出一些還能見得人的幾句話，來掩蓋其一貫反黨言行。趙儷生先生接著說，束星北反黨言行，并非自今日開始，遠在1953年就曾寫過一封向黨瘋狂進攻的信，趙先生本已寫了一篇文章反駁，黨當時為了照顧束星北先生，未讓發(fā)表。趙儷生先生同意商貿(mào)一些人對束星北的發(fā)言，說國民黨的抗戰(zhàn)特別是在抗戰(zhàn)后期，抗戰(zhàn)已只是幌子，而是一心一意的積極反共，特別是國民獨特務機關，他的矛頭一直是指向共產(chǎn)黨和進步人士，趙先生說他當時在陜西時，就曾目睹束星北在綦江一手訓練出來的高徒對進步人士迫害的情況。趙先生在結束自己發(fā)言前說：整風運動開始后，在我們學校里也刮起一股歪風，這歪風里有三個主角，共同扮演一出反黨丑劇，陸侃如是劇中的‘總統(tǒng)’，他大談反對黨委制，企圖取消高等學校中黨的領導，這是從最根本點上向黨進攻。而束星北則是‘作戰(zhàn)部長’，到處張牙舞爪的向黨進攻。束星北和陸侃如平時并不熟悉，你們的結合是通過精明而強干的‘內(nèi)閣總理’劉鴻賓先生的。你們?nèi)�人一起串演的這出戲，不獨危害山大，而且危害人民專業(yè)�！�

　　這時，趙儷生還沒有離開山大，他在批判束星北的時候，具有了所有批判者的火力，而且別有新意。趙儷生暗示束星北“訓練”過迫害進步人士的“特務”更是具有殺傷力。正如毛澤東對章伯鈞、羅隆基先驗地加上“章羅同盟”的罪名，趙儷生也鸚鵡學舌，給山大的三個主要右派加封晉爵為“總統(tǒng)”、“作戰(zhàn)部長”和“內(nèi)閣總理”的頭銜，使他們具有集團的性質。

　　附帶說一下，趙儷生的回憶中，還細致地寫過也是山大歷史系的知名教授童書業(yè)，說他“是一個絕頂聰明但被扭曲的人”，“ 他既害別人，又害自己，是精神變態(tài)的鐵證�！痹谶@個批斗束星北的大會上，童書業(yè)也慷慨激昂地發(fā)言�！缎律酱蟆返膱蟮勒f：“童書業(yè)先生的發(fā)言著重駁斥束星北企圖用所謂法治精神來污蔑肅反運動，指出肅反運動完全有憲法根據(jù)，而束星北身為國家工作人員，造謠誣蔑黨和人民政府，散布反動言論，說：‘紅旗所過之處，一片凄涼，是鬼的世界�！�說被捕的特務，不是特務。辱罵黨團員和民主人士，這難道是合乎憲法的嗎？童先生在歷數(shù)束星北歷史和現(xiàn)行的反動言行后說，在肅反中對束星北的歷史加以追查是完全應該的，童先生認為稱之為右派分子是對束星北客氣的，肅反后的結論對他是過于寬容了�！逼鋵崳�束星北是大聲疾呼“用生命維護憲法尊嚴”，要法治，不要人治，并沒有什么錯誤。

　　我再引述童書業(yè)的發(fā)言，是為了展現(xiàn)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生存方式：大家一起痛打落水狗，在爭先恐后的痛打之中，向共產(chǎn)黨獻忠輸誠，以求得自己免予落水。結果，趙儷生沒有得救，而童書業(yè)因為裝瘋賣傻，或確實發(fā)生了“精神變態(tài)”而得救。

　　就在斗束大會的第二天，黨委又召開“反右座談會”�！缎律酱蟆穲蟮�，在座談會上發(fā)言的教授中，生物系教授曲漱惠、中文系教授殷煥先和歷史系教授張維華都義憤填膺地表示要和右派分子陸侃如、束星北和劉鴻賓堅決斗爭到底，但是他們?nèi)绱送创蚵渌�狗，也沒有得到自贖。

　�。ㄋ模┶w儷生的右派

　　我現(xiàn)在無法搞清趙儷生是為什么打右派的。有一種說法是說他和山大領導鬧了什么矛盾�！短y槿堂自敘》中，好在附錄了一篇他的夫人高昭一寫的《我和儷生走過的路》有所交待。高昭一寫道：“1957年初，高教部調趙儷生支援蘭州大學，為了搬家，我們忙活了一兩個月，于8月抵達蘭州。……當時蘭大的反右工作已近尾聲，副校長陳時偉、左宗杞夫婦(化學專家)被當作反黨集團首犯正在批斗。我們天真地認為，這次調動也許使我們躲過了這次災難，事后我們才知道真是太幼稚了。山大多年來一直盯視著儷生的某些人，乘我們已經(jīng)走開，材料可以隨意炮制，他們說，‘肅反叫你溜掉，這次你可跑不了啦!’儷生的右派就這樣被劃定了，時間是1958年秋冬之際，距1957年是一年多的時間；
地點是青島，距蘭州則是數(shù)千里之遙。直到1959年底，處分才批下來：‘撤去教授學銜，降四級，監(jiān)督使用�！瘍�生的工資由高教三級降到七級，從280元降到148元。被剝奪了教課權，被剝奪了寫作權，這兩項是儷生的第二生命，這樣等于把他推上了不是斷頭臺的斷頭臺。”（第242-243頁）

　　這從他在人大和成仿吾、在科學院和郭沫若兩位曾經(jīng)的創(chuàng)造社首領關系鬧僵或許可以推測出一點信息。

　　《蘺槿堂自敘》寫道：

　　成仿吾

　　他是一個倔老頭，當年“創(chuàng)造社”翻譯法德詩歌散文時的才華，已經(jīng)蕩然無存了，只剩下當年罵“文學研究會”、罵茅盾為“群鬼”的那股橫勁了。在正定華北大學有一天，討論到進北平接管大專院校和文化部門時，讓教師都要到文管會報到，有人提議像陳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體也很衰弱，由家屬或朋友代替報道就行了。這時，成仿吾副校長用宏亮的湖南話發(fā)話了：“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革命機關來報到，來辦理登記，一定要親自來，本人來，不得有別人代替，因為……”他特別提高了聲音說“這是個態(tài)度問題！”這高亢的湖南話，聽起來特別刺耳，會場上鴉雀無聲。我當時內(nèi)心活動很多，這是把自己當作征服者，把知識分子當成被征服者，要他們“迎降”，在文管會門口辦一個受降儀式吧？于是，我發(fā)言了。我說十月革命后，俄國知識分子可比中國知識分子兇得多，囂張得多，像巴甫洛夫，開口閉口罵布爾什維克是“匪幫”，可列寧怎么樣呢？他隔幾天就拿著黑面包和黑魚子醬來看望巴甫洛夫。他罵，列寧并不把他抓起來，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的等他回心轉意，替蘇維埃共和國工作。我說，“這一切，值得我們大家學習”接著又提高嗓音說“特別是值得成校長學習！”這一句話，可把馬蜂窩給戳下了，會場上依舊是鴉雀無聲。三天后，我接到了調離華北大學的通知。

　　郭沫若

　　我從小對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開始對他并無反感。反感，是到北京科學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長副院長學習小組組長，曾親眼看見他拍著桌子訓斥吳有訓和陶孟和。吳有火性，不服，跳起腳來同他吵；
陶則安安穩(wěn)穩(wěn)地承受這種凌辱，其狀甚慘。于立群當時并不是科學院人員，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幫腔，說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給《人民日報》寫信，說有情況要反映，他們打電話約我晚七點到報社，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有四五臺打字機圍在我身邊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讓我吃驚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應酬”，后一段“但是”就厲害了（一個“但書”，毛澤東就幾次闡發(fā)過“但書”的重要作用），說毛主席教導說，假如拿敵對的態(tài)度對待同志的話，那么自己的立場就不知不覺站到敵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這不是說，誰給郭沫若提意見，誰就是反革命嗎？可惜的是，這封復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話，我一定影印出來“立此存照”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另一場沖突是為了我請他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蜥蜴的惡夢》，文中不點名的罵了董作賓和郭寶鋆，說這樣的人只好到臺灣去“殉葬”。這一下，我們犯難了，董是去了臺灣，罵他“殉葬”關系不大，可郭還在考古所任研究員，這樣罵合適嗎？我就問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氣的說，“你們嫌不好，給我拿回來，別的報刊會要的！”沒有別的辦法，“原樣照登”就是了。我的氣越憋越厲害，當時才三十二三歲，火氣盛，就接連寫了三封信：辭職！當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給我一張便條：“編譯局編譯趙儷生三次請辭，礙難再留，應予照準。郭沫若”。這樣，我這一輩子跟“創(chuàng)造社”的兩員主將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敗而告終。我失敗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以上兩件事說明，趙儷生為人正直正派，對于權威、對于頂頭上司都敢于頂撞，哪怕是成仿吾、郭沫若這樣位高權重的領導也不以為然。那么，他“下放”來到當時在青島的山東大學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態(tài)度也依然如故，就不奇怪了。

　�。ㄎ澹┶w儷生現(xiàn)象

　　趙儷生到了晚年寫作自傳，卻矢口不言自己打過右派的歷史，這沒有什么奇怪。這種情況很多。打過右派的人，后來寫自傳，確實有一些人諱言自己打過右派，視之為奇恥大辱，一字不著，只當是到深山老林里遁世了22年。我們可以把這種現(xiàn)象叫做“趙儷生現(xiàn)象”。

　　如果沒有高昭一和一本《趙儷生先生八十壽辰紀念論文集》中的蘭翎等兩三個學生的文章作證，后人讀到趙儷生的文集，就完全不知道這位年高德劭、學富五車的歷史學家還打過右派。

　　歷史學家講究歷史的紀實性�？墒沁@位歷史學家對于自己如此驚心動魄、刻骨銘心的遭遇都可以“真事隱”，那么，他寫的其它歷史，別人就可以視為“假語村言”了。

　　我讀趙儷生的《蘺槿堂自敘》，感到趙儷生繞來繞去，其實是要證明自己一生追隨“革命”，堅信馬克思主義，歷盡挫折，最后仍然是一個“同路人”。當初蔣南翔有意動員他入黨，他說，我“總覺得自己有點像馬爾托夫。我走不成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我受不了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我愿意做一個全心全意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同時又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念之差，失去了入黨的機會。因此，打右派實在是一個誤會，委屈，恥辱，再加上在反右中，他批束，也許還有什么隱秘，使他失去正視這段歷史的勇氣。

　　但是，趙儷生是歷史學家，一位研究中國農(nóng)民革命史的歷史學家。這樣一位歷史學家寫自傳，卻沒有勇氣承認自己被打右派的歷史，總結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不能說不是莫大的不幸！再說，趙儷生長我17歲，他和國共雙方都有接觸，而且自身受到莫可名狀的打擊，應該對于這場中國最后的農(nóng)民革命有較為深刻的體驗與觀察，應該說出一些警世直言，鑒往知來，啟迪后人。

　　正如鄺海炎所說：《蘺槿堂自敘》“斷斷續(xù)續(xù)地寫了與作者后半生有關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幾萬言的回憶錄在結構上居然不能統(tǒng)一，令人不可思議。我想，以趙儷生之‘儒雅’，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或難言之苦，是不會這樣的。也就是說，一個在‘盛世’中幸存下來的歷史學家，到了耄耋之年又逢盛世，卻還是不能秉筆直書，這也許是對‘可憐’的最好詮釋。”趙儷生不能“秉筆直書”、諱莫如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這種趙儷生現(xiàn)象，這種知識分子的“可憐”，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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