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1年到1955年，我在北大西語系德語專業(yè)上學。1951—1952學年是北大在城內沙灘最后一個學年，也是北大解放后開設德語專業(yè)的第一個學年。新中國成立后，北大首屆德語專業(yè)就有學生四男一女，教師隊伍很強，兩位名家馮承植（馮至）、田德望，一位奧地利的講師蔡思克�，F在一般談起母校北大往往是未名湖、博雅塔，在我的北大生涯四年中盡管有三年是在未名湖畔度過的，但在我心中居首位還是是我終生難忘的沙灘舊事。

　　沙灘北大面積不大，還不連成一片，我的宿舍三院離沙灘還有一段距離，倒是紅樓、民主廣場、北樓、圖書館、灰樓連成一片，不遠還有理學院和地質館、工學院、醫(yī)學院不在一起，樓也不高，但這里是“五四運動”的發(fā)祥地，血書“還我青島”的壯舉就發(fā)生在三院禮堂。大學是學術大師的云集之所，當時北大西語系除上述德語專業(yè)外，英語專業(yè)有朱光潛、卞之琳、俞大絪、潘家洵、蒯叔平，法語專業(yè)有聞家駟、李熙祖、郭麟閣、陳定民等名家，當時還保留著不少北大傳統(tǒng)的做法，課程門類少（僅有德語、中國通史、政治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和體育課）。名家給一年級上課（德語基礎是由馮至先生，中國通史是鄧廣銘），學生自己掌握的時間多，上課不點名，作業(yè)自覺交，不做也不催，師生關系很和諧，馮至先生還常在周末邀我們去他中老胡同家中吃餃子。我讀過一些朱光潛先生的著作《給青年十二封信》，很愿向朱光潛先生請教一些問題，他總是很耐心、認真地解答。他們都鼓勵學習，在我的印象中，他們都很要求進步，特別是在中南海懷仁堂聽周恩來總理思想改造問題的報告，都說很受啟發(fā)，特別是朱光潛先生說如沐春光。

　　1951年12月以后，沙灘起了變化，原先北大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周六的報告會，由馬校長親自主持，請的都是名人，還有不少外校的人來聽，大都在民主廣場。黨團組織生活大都是兩周一次，黨、團員人數不多，西語系大一無黨員，只有3個團員，我是其中之一，第一個變化是將北大校慶從12月17日改為五四青年節(jié)，12月9日，“一二·九”16周年團中央書記蔣南翔來校作有關土改運動中如何劃清階級界限的報告。1952年1月5日，薄一波來校作有關開展三反、五反運動的報告。1月12日，學校決定停止學期期終考試，停止一切教學活動，全力投入三反、五反和教師思想改造運動，西語系的朱光潛教授是全校的“幫助”重點。學校派出300多名學生（主要是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參加北京市五反運動，我是其中之一，北京市五反運動告一階段時，我又隨中央工作隊去廣州參加五反。

　　6月下旬，我從廣州回來，第一個印象是黨、團員隊伍壯大，不但團員人數增加了四、五倍，而且新入黨的有好幾位，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忠誠老實運動”的補課�！爸艺\老實運動”是在思想改造、三反運動和復課后進行的。北京市委派袁永熙來北大領導 “忠誠老實運動”，從5月31日到6月8日全校停課。在給我們補課的動員報告中說在參加的3300多人中有2800多人交待了各種歷史問題，其中有中統(tǒng)、軍統(tǒng)、血債等重大問題，得到寬大處理。一般問題由基層處理則可。我所在的小組都是從五反、土改回來后補課。我最親密的同學蒙復地對補課認識比我高，他痛哭著交待了集體參加三青團的事，其實這事他在入團時早已交待過，是由教師介紹全班集體加入，早有結論，我對這樣交待就有看法，我自持歷史清白，毫無交待，成為這個組的“重點”，運動辦公室的程賢策同志親自找我談話，批評了我個人英雄主義，不依靠組織，但也肯定了我在廣州的工作表現，強調組織對我的信任和培養(yǎng)，希望我不要辜負黨的信任。很長時間，我不明白“忠誠老實運動”的意義，后來聽一位搞干部工作的領導干部說“忠誠老實運動”是了解干部的基礎建設，是以后歷史政治運動的重要依據和基礎。

　　回到系里，我向馮至先生提出，我只學了三個月德語，復課后我從未上過課，期終考試就不參加了，或轉專業(yè)或從頭學起。馮先生不同意，他要我參加考試，另外，要我做一件他要我做的事。他告訴我，我們班上唯一的那位女同學在“五一”用報紙鋪在地上坐著等待游行時，因報上印有毛主席時，她說自己不注意，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中。接著又批評她“不把毛主席放在心上”，有人提議把她定為“反動學生”。盡管當時北大沒有按這個提法辦，但從此這個女同學沒有人和她接觸，除了她的“同案”的“男友”，她很苦惱。馮先生說這個學生學習很努力，人很單純，這樣下去會毀了她。馮先生的話，我當然不能不從，參加了期終考試，得了30多分，馮先生說和前一次平均成為60多，就要我上二年級，還為我安排了譚瑪麗老師（德國人）每天下午為我補兩節(jié)課，直到我能跟上。我回來后，還又去看看朱光潛先生，當北大從沙灘遷到城外時，我參加搬運工作，朱先生的家也是我參與搬的，但明顯地感到朱先生的話少了。我曾經唐突地問過他士可殺而不可辱這一個對他有一定敏感度的問題，他先是沉默，后來他卻說了一個士為知己者死的問題，他說盡管郭沫若的文章將他、沈從文、蕭乾批的很重，但他說周恩來總理理解他，共產黨在戰(zhàn)場還優(yōu)待俘虜，他相信留在大陸，自己能為國家做學問。

　　這些沙灘舊事后幾十年肅反、反右、文革……等運動接連貽害無窮，領導“忠誠老實運動”的袁永熙、被我們學生背地稱“馬克思專家”的許世華到反右時都成了右派。蒙復地這樣難得的好人，學生時期是我們法德兩專業(yè)唯一的三好學生，是北大稱為“自力更生”辦學的西班牙語的開創(chuàng)者。但在十年浩劫中自縊身亡，主要原因還是那個集體加入三青團。程賢策這樣一個好干部也在十年浩劫中迫害致死。還背上了大叛徒、大特務的罪名。他們都是北大的，要不是十年浩劫，他們肯定健在，還能……。慶幸的是，朱光潛先生歷盡苦難，文革結束后為人民貢獻了卓越的學術成果，一次王遵仲和我一起去拜訪他時，他還送給我們一張他和錢穆先生在香港的合影。馮至先生在文革后，當聽我說那位他要我關心的他一直認為善良、單純的女同學李元堅在西安交大任教時，他還托去西安出差的人代表他去看望李元堅，馮先生始終惦記著這個學生。想起這些沙灘的舊事，這兩位師長的高風亮節(jié)總使我感到他們才是真正的學者、大師，同時，也深深感到內疚、悔恨，自己努力不夠，辜負他們的教誨。同時，也認識到從沙灘到燕園，不僅是地址的遷移，而且是時代迭替，當時把燕園，擁有未名湖的北大，稱之為新北大。

　　李傳松，1932年1月生于浙江上虞。西語系德語專業(yè)51級。1955年畢業(yè)后先后在對外文委及其所辦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工作50多年，教授（已退休）。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著有《與祖國風雨同舟》、《中國近現代教育史》等六種（含合著），譯作有《阿·門采爾素描藝術》等4種（含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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