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十年前我到臺灣去和臺灣出版界的朋友洽談合作事宜，順便禮節(jié)性拜訪與我們有合作關系的瓊瑤女士。那次旅行帶給我的感受頗多，甚至多于我去德國、法國等“異域”國家——畢竟，臺灣地位獨特，而且是我們年輕的時候被教導說那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我們也隨時準備躍馬橫槍去拯救同胞的地方。用不著我來描述，讀者也能夠想象我看到真實情景所觸發(fā)的感受，所以我不準備說這個。

　　我想說一說其他一些方面的東西。

　　臺灣同行周到地安排了我們的行程，這樣，我們就有了接觸臺灣不同出版機構(gòu)的機會。臺灣那時候已經(jīng)在使用目前風行大陸的輕型紙，出版的書籍裝幀都很漂亮，讓人愛不釋手。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臺灣經(jīng)濟類圖書很昌盛，有翻譯介紹的，也有本地學者撰寫的，這或許與臺灣是一個市場經(jīng)濟社會有關。我沒太在意臺灣作家的文學作品，偶爾看到幾部，感覺很膚淺，像是高中生讀物；
而他們翻譯作品的語言已經(jīng)與大陸有了差異，盡管很多，也不能使我感興趣，所以這方面的印象幾乎是空白。

　　接待我們的臺灣同仁溫文爾雅，彬彬有禮，令人愉快。所謂接待，當然很大程度是事務性的，所以我們雖然先后與多家出版社同仁一起飲茶洽談，但都是帶有禮儀性質(zhì)，真正深入的交談——或者說有學術意義的交談——很少很少，一種無形的東西遮擋著我們。有一次聊到了兩岸關系，雙方都發(fā)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議論和感嘆，我從臺灣朋友那里聽到最有意味的話是：“大陸那么大，為什么不放我們一馬？！”意思是：為什么非要把臺灣統(tǒng)一過去嘛？！而這又是我們作為大陸普通老百姓不能回答也無法回答的問題，所以，朋友的感嘆也就僅僅是一句感嘆，沒有下文。

　　拜訪瓊瑤，就連朋友間這種氣氛也沒有了——我們沒有見到瓊瑤，接待我們的是瓊瑤女士的丈夫平鑫濤先生還是她的一位公子，我已經(jīng)記不太清了。當時瓊瑤電影和電視劇正風靡大陸，瓊瑤儼然大師，好生了得，所以，當我置身于瓊瑤有形和無形的巨大資產(chǎn)面前的時候，有一種被壓迫被排斥的感覺，就好像生活在窮鄉(xiāng)僻壤的鄉(xiāng)村人來到城里的大戶人家一樣，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也就很難有深入的交談，所以關于這次交往我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記憶。

　　我們曾經(jīng)乘坐火車從臺北出發(fā)，沿著環(huán)繞臺灣島的鐵路線到了花蓮、臺中、臺南等地觀光。觀光者，走馬觀花也，更很難有真正的價值意義上的交談，就像鏡中觀花、水中望月一樣，你是無法觸摸到社會與人的切實質(zhì)感的。所以，盡管有一次臺灣之行，臺灣離我卻依舊遙遠，就像從來沒有去過那里一樣。

　　由于遙遠，它對于我也就不那么重要，這種狀況持續(xù)了很久。

　　2

　　臺灣出版界在西方學術讀物出版上比大陸敏感和快捷，臺灣學者的學術著作的視野也比較開闊，但是這些讀物中我很感興趣的卻又常常是我們作為黨和國家的出版單位不能引進的，這就造成了一種遺憾，覺得有一種東西有意無意阻隔著我對于臺灣的認識，我甚至想，假如我們交往的不是商業(yè)意義上的合作伙伴，而是認真思考問題的作家和學者，又將會是怎樣一番情景？

　　這僅僅是一種想望，不僅僅是外力，你自身的視野、質(zhì)量和地位也決定著這種想望無法變成現(xiàn)實。那么，間接的了解又如何？我拜讀過走紅大陸的柏楊、李敖等人的作品，不喜歡，甚至可以說很不喜歡，不喜歡他們的治學風格以至于文風，我覺得它們過于情緒化，缺少一種學術的嚴謹和深度，而我又很不了解臺灣其他學者和作家的作品，這樣，臺灣也就繼續(xù)離我很遠。

　　隨著大陸改革開放事業(yè)的深入，我有了更多接觸西方尤其是我從未去過的美國的思想成果的機會，我看到了一個波瀾壯闊的大海，在這個背景下，臺灣也就愈加顯得遙遠了，它甚至淹沒在了龐大豐富的西方思想圖景之中。

　　但是，海外華人的文學創(chuàng)造卻始終為我所關注，我甚至曾經(jīng)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了一套《海外華人作家文學經(jīng)典》叢書，收納了十位作家的長篇小說，說實在的，我不覺得這些作品有多么精彩，總的感覺是氣象不大，缺少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心理積淀，所以很失望。這套叢書銷售得也不好。

　　很難說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喜歡龍應臺的，我想一定是在大陸寬松地公開出版她的作品之后。給我最初的感覺是，龍應臺也和瓊瑤、柏楊、李敖一樣首先在商業(yè)意義上獲得了成功——有一年在西安的全國書市上，我曾經(jīng)遠遠看到龍應臺坐在一張桌子前面為讀者簽名售書，場面頗為熱鬧�；蛟S正因為如此，對龍應臺的了解和贊賞最初得自于她的文字，是她的文字帶領我去領悟她的思想。

　　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女性作家如此令人叫絕的文字！

　　那是隱含在柔軟之中的剛強，是從平凡事物中體察出來不平凡的超常感悟力，是一顆敏感心靈的細微顫動，是一個深刻靈魂在曠野上的呼告，是由于意識到美而對于丑格外厭惡的人的吶喊，是思想因為思想而憂郁而痛苦的呢喃……她具有用溫文爾雅的方式講述鋼鐵一般堅硬的思想的才能。當你體悟到這些的時候，打動你的也就絕不僅僅是文字了，你必須注意到這個人的靈魂狀態(tài)，因為它的內(nèi)容遠遠大于形式，它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取消了形式，它就作為靈魂站立著，站立在它認為應當堅守的地方。

　　龍應臺顛覆了我對臺灣作家的印象，她像一個異類，一下子突兀在了我面前。對于我來說，她既不屬于臺灣也不屬于大陸，她屬于中國，比大陸和臺灣的任何作家都更屬于中國，這個臺灣人比任何人更接近我心目中那種中國人，那種為信念而生為信念而死的中國人，這句話的意思是，龍應臺的精神質(zhì)地具有中國傳統(tǒng)文人那種典雅、深刻和不屈不撓的特性，這種特性雖然在大多數(shù)時間里無法與現(xiàn)實世界相協(xié)調(diào)，但是它世所罕有的貴重金屬的性質(zhì)決定了它的價值，它讓我們感覺到一種支撐。

　　開始關注她，開始關注她的作品和她這個人。

　　3

　　后來發(fā)生了很多事，看到和聽到了她對很多事的反響，讀了她很多文章。

　　我突然覺得，這個人其實一直就在我們身邊，用她的眼睛看這個世界，重要的是，她看到的世界與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如此相像，她說出來的觀感與我們內(nèi)心的見解如此貼近……她以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把臺灣變成了我所置身的世界的一部分，臺灣對于我變得極為具體，我甚至看到它每一株草木，聞到它所有氣味，聽到它任何聲響，甚至比我十年前乘火車環(huán)繞臺灣島游歷看到聞到和聽到的還要清晰。

　　這時候你就會想到，地理學意義上的距離實際上并不是距離，無論臺灣還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只要它值得你去珍重，它就會進入你心中，在那里找到一個神圣的地方，你將會用整個心靈去呵護它的存在——希臘如此，俄羅斯如此，德國如此，法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相反，如果有一種東西充斥在空間的每一個角落，竭盡全力喧囂著熱鬧著，那么，它所引起的將不是你對它所存在的空間的認同和親近，即使你置身其間也會與它距離遙遠。你可能很想親近那個地方，但是它對于你距離遙遠。一個不具有精神價值的事物，不管它多么強大，您也可以認為它與你沒有任何關系，對于你的精神存在來說，它是無，是不存在。

　　可悲的是我們別無選擇地生活在“無”中間，在“無”中顯示出的精神存在往往會陷入到荒誕的境遇之中，以至于我們常常懷疑自己是不是進入到了卡夫卡的世界？當我們站在冰雪之中遙望遠處那個可望不可及的城堡，看到那里發(fā)出昏黃燈光的時候，我們僅僅是一個土地測量員，我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哪里才是我們想要去或者應當去的地方。

　　在這樣的世界里，我們的靈魂被“距離”弄得支離破碎，我們看不到自己也看不到別人。在這種情況下，當我們突然看到一個人的時候，當臺灣伴隨著那個人出現(xiàn)在我們心靈圖景之中的時候，我們當然會覺得振聾發(fā)聵。

　　臺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我變得無比重要的。

　　4

　　我與龍應臺既未謀面又無來往，她當然不知道有一個人一直在把她作為能夠傾談的朋友，但是她應當知道，猶如我者珍重她的人不計其數(shù)。這是因為，思想是通過思想而成為實在的，而實在未必非要具有通常意義上的形式，我把這種現(xiàn)象視為社會學的一種規(guī)律。也正是因為自古以來有這樣一種規(guī)律在，歷史才坦言，思想無法被遮蔽，它像江海一樣無所不在，它將義無反顧地完成表面上看起來不可能完成的溝通，前后左右都是如此。

　　我們說這個世界很不完美卻依舊值得留戀，值得為它做事，就是因為我們從來不孤單，這個世界并不吝嗇，我們總是能夠在饑渴之時得到甘露。在這個意義上，越是孤獨的人越不孤獨。

　　我常常想，如果沒有哈耶克沒有波普爾沒有羅爾斯生活會是什么樣子？我也常常想，沒有龍應臺沒有生活在臺灣的那個人生活會是怎樣的情景？那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情景。如果我們接受笛卡爾的觀點，認為世界因為被意識而存在，我因為思想而存在，那么反過來也可以說，是我們賦予了哈耶克波普爾羅爾斯龍應臺以價值意義，我們珍重于他們的也正是我們經(jīng)由思想而思想到的東西。

　　這是相互尋找的結(jié)果。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涉足出版工作不久，曾經(jīng)到一座城市向一位年輕女作家為刊物組稿。這位年輕女作家的母親是年老女作家，所以那個家庭在我的感覺中似乎是龐大社會建筑中一塊優(yōu)質(zhì)磚石。這不是一種好的感覺，這種感覺會部分地喪失你對即將拜訪的人的敬重，果真，當我走進這個只有顯赫紅色家庭才能夠享有的獨門獨院時，腳步似乎不是那么堅決。

　　接待我的是年輕女作家的母親，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很著名的女作家。坐下來交談，我感覺我與之交流的是一個女革命者而不是作家，因為這位著名作家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寫東西了。不寫東西的著名作家也深知著名作家頭銜的份量，所以她執(zhí)拗而熱情地向我推薦她丈夫的一部長篇小說。讓人沮喪的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她推薦的這個人。出于謹慎，我翻閱了一下這部七十多萬字的文稿，馬上意識到如果把這樣一部用文字堆砌的垃圾背回出版社，我的編輯生涯基本上也就結(jié)束了，所以我必須進行殊死抵抗，用委婉，用善良，用誠懇，用所有能夠打動人并且讓人憐憫的手段，阻擋可怕的事情發(fā)生。然而女革命家就像在刑場上面對敵人一樣立場堅定，視死如歸。正在相持，年輕女作家回來了。

　　八十年代初的中國社會還很寒酸，突然看到一個長發(fā)披肩、身著緊身制服、足登長筒皮靴的女郎，我很驚愕，不相信這位就是年輕女作家。然而她就是年輕女作家。年輕女作家似乎憑本能就知曉了母親在做何種努力，干脆地對我說：“沒有稿子，我最近沒有稿子。”不知道為什么，當時我心里竟然同意她的這種說法——我實在找不到眼前這個人與文學的連線，不相信這個人就是給許多文學評論家提供飯碗的那個人。

　　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記得當初是怎樣從那里脫身的了，但是我記得離開那個隱沒在街巷深處的院子時的輕暢感覺，因為我最后還是抵擋住了女革命家和年輕女作家的強力推薦，把那部可怕的作品留在了那里。

　　在小編輯和大作家之間，諸如此類的事情不足為怪，今天為什么要說到這件事呢？這是因為從這件事當中，我產(chǎn)生出一種深刻影響了我對當代文學見解的感覺，這種感覺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與文學并不沾邊的所謂著名作家在寫作所謂的著名作品，這些作品的共通特點就是基本上不是文學，僅僅是一種利用文學進行意識形態(tài)圖解的讀物，或者雖然遠離意識形態(tài)卻也遠離了人遠離了生活的輕薄無聊之作。

　　將近三十年以后，當年那位年輕女作家更加著名，成為文學主流的翹楚者，成為國內(nèi)文學獎項的獲得者，評論家飯碗的提供者……所有這些我都不認為有什么不正常，在任何一種社會形態(tài)中，人都在想方設法獲得承認，千方百計攫取自己所想望的位置，在一定意義上，這是歷史發(fā)展的動力，我的感慨僅僅在于：所有文學事件的發(fā)生，所有結(jié)幫拉派式的小圈子行為以及喪失基本道德能力和藝術鑒賞能力的評論者的鼓噪，正在造成一個可怕的現(xiàn)實：猶如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所評價的那樣，中國當代文學充滿了垃圾。

　　既然強力者和文學家都本能地恐懼著思想，思想當然就會遠離我們而去，這種狀況如果向下一代延伸，必然導致大面積思想荒蕪，猶如我們已經(jīng)看到的那樣。

　　我們正在接受這種懲罰。

　　對于一個偉大民族來說，還有比這種懲罰更為嚴厲的懲罰嗎？

　　在這種情況下，突然發(fā)現(xiàn)一個與我們同種同宗卻不在一個天空下生活的人居然關注著我們身邊發(fā)生的事情，這當然不能不使我們對那個人和那個地方刮目相看，所以在這里我還要重復一遍——臺灣對于我變得重要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5

　　我不認為龍應臺“武功蓋世”，是中國第一思想者，我不這樣認為。

　　如果我們深入到大陸那些值得敬重的思想者中間，我們會發(fā)現(xiàn)許許多多煌煌大者在像龍應臺那樣思想著。大陸綿延不絕的思想脈流從來沒有中斷，即使在極為嚴酷的年代，也有人冒死做著他們認為應當做的事情——我們可以舉出很多大眾不知道而思想者知道的人的名字——因為那是他們選擇的生命的一種形式，他無法逃離。

　　這是一個多么偉大的國度，這是一個多么偉大的民族，將近六十年風雨居然沒有改變具有高貴靈魂的人的品性，這真是一件讓人驚嘆的事情。這些人不是用汗水，而是用鮮血和生命延續(xù)著中國文學和學術的輝煌，他們的作品幸運地在網(wǎng)上流傳，但是他們不會被高貴的評論家評論，不會進入主流，甚至于因為深刻而無法被出版，或者因為被出版而給出版者和作者招致災難，但是，它們所構(gòu)成的輝煌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抹殺，總有一天——也許要等很久很久，在歷史得到條件進行最后言說的時候——人們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真正的文學史在文學史之外，真正的思想史在思想史之外。

　　這也是我在《歷史和歷史的最后言說》中表述的觀點：我們面對很多歷史的解釋，但是這些解釋在很多種情況下并非可靠，這里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歷史解釋本身也是歷史發(fā)展的一部分，它自身尚需被解釋，它又怎么能夠準確地解釋歷史呢？一個小小的水滴有什么資格和能力解釋煙波浩淼的江海呢？

　　不要以為水滴反映了太陽的光輝它就是整個世界，它遠遠不是，即使它自己這樣宣稱也不是。歷史不容納雜質(zhì)，所有需要被蕩滌的都將被蕩滌。水滴之于歷史不過是一個短暫的瞬間，瞬間不是永恒，永遠不是永恒。

　　我們需要歷史的最后言說，我們在等，歷史也在等。我想，龍應臺也在等，不同的是，她可以作為旁觀者講述她的觀感，我們卻只能把自己淹沒在現(xiàn)實人生當中體驗痛苦與孤獨；
她無論如何都在活著，我們中很多人包括那些煌煌大者，卻正在由于無法抗拒自然規(guī)律如強力所愿完成生命過程……這是一種悲傷的對比。

　　這種對比決定了我們不同的狀態(tài)：對于龍應臺來說，思想和學術的自由探索出自于信仰，是她所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
對于我們，它則是生命本身，如果我們不依仗著它而站立，我們就會像很多人那樣轟然倒地。

　　好在我們與龍應臺能夠在同一個基點上發(fā)言：就精神存在而言，我們屬于一類，這個類別在時間和空間中彼此沒有界限，它們也不會在時間和空間中消失于無形，它遍布整個世界。

　　所以我才說，有了龍應臺，遠處那個島嶼對于我變得重要了。

　　（2008-3-5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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