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演示文稿會上，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對本港應如何參與支持四川地震災區(qū)的重建工作，作出了明確、具體且有條理的「演示文稿」；
對于特區(qū)政府應在這項需時數年估計投入總金額達一萬億人民幣的災區(qū)重建工程中擔當什么角色，他指出特區(qū)政府會根據《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是政府和立法會日后監(jiān)督信托基金運作的法理依據）成立「支持四川地震災區(qū)重建工作信托基金」，他建議向財委會申請撥款二十億，作為「首階段」注資，「并同時收集民間捐款」，即以「政府牽頭，全民參與」的方式支持災區(qū)重建工作。當然，這二十億元（及未知的民間捐款）只是激活資金，以特區(qū)政府計劃在工程、醫(yī)療、民政、社會工作及教育這五個范疇下支持災區(qū)，未來香港官民肯定尚需增加援款，惟唐司長「初步估計」，香港的整體承擔不應超過一百億，由于「全民參與」，公帑承擔部分會少于此數。筆者認為這種「提議」合情合理，更是香港能力所及，同時脗合「經合組織（ＯＥＣＤ）」成員國撥出國民生產毛額百分之零點二五為對外援助基金的「指引」，本港去年ＧＤＰ為一萬六千七百余億，按此標準的外援額在四十二億水平，「假設其中一半撥作四川重建，另一半撥作支持鄰近地區(qū)的賑災和滅貧」，未來五年對四川災區(qū)重建的總撥款已達百億（見七月八日熊子弦〈慎防災民變「政治送禮」受害者〉）。

　　對于賑災捐款，不論內地海外，港人向來十分熱心，這顯示了香港經濟成熟比較富裕及港人大都出身難民對災民遭遇感同身受因而富同情心的一面；
對于內地天災，歷來港人更是慷慨解囊，此中難免會有冀望「政治（實質經濟利益或虛名）回報」及「血濃于水」的感情因素；
至于特區(qū)政府，即使沒有傳言中的「北京示意」，亦應因為「稅收毋須上繳，也不用負擔軍費，更自回歸以來，屢次藉中央的優(yōu)惠政策而經濟得以復蘇」，即中央的優(yōu)惠政策多次把特區(qū)拖出經濟困境（請讀七月八日劉乃強的「大陸與港」）。換句話說，特區(qū)政府要飲水思源、感恩圖報，把「內地有難全力支持」視為香港體現對中國效忠及協助中央政府解困紓難的機遇。循著這種思路，加上香港有巨額儲備，特區(qū)政府豈非應像范徐麗泰的提示般作無上限的捐獻；
然而，香港畢竟是有制度有規(guī)矩及容許有言文反對派的地方，官員和議員把庫房的錢當作ＯＰＭ（他人的錢財）慷他人之慨大手胡亂捐出，必會引致「內部不和諧」。正是這種種有形無形的約束，令唐司長昨天提出合理卻極可能超額完成的援款目標。

　　令筆者感到有點不自在的是，若干「為民請命派」議員把賑災捐款和改善香港民生的撥款混為一談，以本港的財政狀況，在必要時這二種開支可以同時進行，但現在予人以這樣的印象，如果政府不答應撥款紓解民困，他們便會在賑災撥款上設置重重障礙，令本來沒有政治色彩的賑災活動政治化。香港庫房甚豐，用于賑災的錢肯定不會分薄對改善民困的撥款，何以要把二者捆綁在一起，令人感到賑災數額被利用為爭取選票的籌碼！

　　不過，說到底，特區(qū)政府雖然有的是錢，這些錢究竟屬于全民即包括低下階層人民共有，那等于說在高物價肆虐之下，部分需要政府施以援手的市民亦有份賑災，這便顯得很不尋常了。重建四川災區(qū)是長期工作，當局也許可考慮把利得稅率暫時提高一個百分點，讓資本階級─包括上市及非上市公司的股東─承擔起賑災的「有錢出錢」部分；
專業(yè)人士則「有力出力」，這方面的工作可不輕，唐司長希望「盡量利用本港一些有組織和規(guī)模的專業(yè)團體和非政府機構，承擔落實具體項目」。他又建議四川災區(qū)「引入香港的規(guī)劃和管理經驗、專業(yè)技術以及項目監(jiān)督和驗收的安排……」。在在有專業(yè)人士的影子，他們在賑災尤其是災區(qū)重建上扮演的角色相當吃力，若以公帑賑災，意味專業(yè)人士既出力又出錢，這對他們又豈是公平。事實顯示，以公帑賑災，對中產及低下階層人民都不公平……。

　　以現年度看，一個百分點產生的直接稅率應在二十億水平，以捐款百億為限，等于說三數年后重建工作告一段落暫加稅便可取消。香港的資本階級長期享有太多的優(yōu)惠，現在是政府要求他們作出一點額外財務承擔的時候了。

相關熱詞搜索：中產 行止 賑災 公平 無產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