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是西方哲學史上最偉大最重要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之一，他在德意志民族備受屈辱的18世紀末所發(fā)起的哲學革命，改變了整個西方哲學發(fā)展的方向和進程，影響極其深遠。這就使康德哲學成了這樣一種哲學，沒有它，你就無法解開從柏拉圖、亞歷士多德直到萊布尼茨、休謨的哲學的秘密；
沒有它，你就不能理解他所創(chuàng)始的德國古典哲學直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質及其發(fā)展；
沒有它，你就洞察不了現(xiàn)代西方哲學分裂的根源及其必然的趨勢。而康德用以開始這場哲學革命，為整個康德哲學奠定基礎，并作為康德哲學對后世經(jīng)久不衰的影響的最本原的源泉的著作，就是《純粹理性批判》。因此，英國康德哲學專家諾••康•斯密稱“《純粹理性批判》是哲學史中轉折點上的一部經(jīng)典著作”①是完全恰當?shù)�。然而它也屬于西方艱澀難懂的形而上學著作中最不易讀的一部，而為了理解康德哲學和通過它去把握西方哲學的過去、現(xiàn)在乃至未來走向，又不能不讀它。這就是每一個有志于哲學及其歷史的研究的人遲早都將遇到的一個矛盾！

　　1945年，我一進入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便四處尋購哲學系知名教授們的著作，所得到的當中就有鄭昕先生的《康德學述》。這樣，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也就隨之進入了我的視野，引起了我早日閱讀這部著作的愿望。然而，只是在聯(lián)大撤銷，我回到北京大學哲學系時，才有可能聽鄭昕先生講授康德的課并讀他的《康德學述》。盡管有這么好的條件，但一打開《純粹理性批判》，就如墜五里霧中，難以堅持讀下去。結果就是，也許除去熟知了一些康德知識論的述語，如對象、物如（物自體）、現(xiàn)象、先天綜合判斷等等之外，可以說什么都沒讀懂。直到50年代末，由于西方哲學中要講康德哲學，這才反復閱讀了其中相關的一些部分，雖說仍是“恍兮惚兮”，但也確知“其中有象”，是搞哲學和哲學史的人所不應回避和必須弄懂的。有了這樣的感受，在80年代初期講授“黑格爾邏輯學研究”課程之后，我就接著開設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認識論）研究”的選修課。從1982年到1987年，我先后在武漢大學、中南財經(jīng)大學和中山大學四次講授這門課程。只是在這過程中，我才認真反復地仔細閱讀了康德的這部改變了人類哲學思維歷史面貌的經(jīng)典之作，而鄭昕先生的《康德學述》、斯密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華生的《康德哲學講解》等書則是我為了讀懂康德的書所必須借助的指南和拐杖。這門課程毫無疑問是相當枯燥、難懂的，但是來自校內外的聽眾總是把教室坐得滿滿的，整堂課自始至終全神貫注，興趣盎然。這是大大出乎意外的。尤其令我驚異和欣慰的是，1987年哲學系為解放軍政治教員辦的哲學進修班的一批學員也聞風而來，選課聽課，非常專心，他們后來由衷地說，這門課對他們弄懂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原理格外地有用。所有這些使我更進一步地認識到，康德的這部著作不僅對于從事哲學和哲學史研究、力圖理解西方哲學的傳統(tǒng)和精神、有心對中西哲學及文化進行比較乃至融合的專家們非常之重要，而且對于一般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來說也有極其現(xiàn)實的意義。這樣一來，一種應當幫助初學和后學讀懂康德這部著作的責任感甚至使命感也就悄然而生，內心似乎浮現(xiàn)了一條命令，要我不滿足于對《純粹理性批判》中的問題、哪怕是極其關鍵性的問題的單獨研究（在此期間我發(fā)表了《康德范疇先驗演繹初探》，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1983．6；
另一篇《康德哲學體系問題》已收入《德國哲學論叢》第16輯）。

　　也許是由于這個原因吧，當班上的同學和友人，特別是我的摯友、當時還是講師的黃見德教授，渴望我能將“純粹理性批判”的講授內容整理出版，以便作為學習此書的引導時，我也未嘗沒有動心過，甚至暗中想到它可以命名為《〈純粹理性批判〉指要》。但由于當時我正患白血球減少癥，精力極端不支，始終沒有相應的行動。大約在1989年—1990年間，黃見德教授從華中理工大學來又熱心地談到此事，并慨然允諾協(xié)助我進行整理。他花了很多時間與精力，根據(jù)我的講授提綱、他自己幾次聽課的筆記和當時的碩士生馮俊教授的筆記，整理出了一個約20余萬字的初稿。原來我對這樣出書還很有信心，可是面對著這個可能會拿出去的作品時，我就不免惶惑起來了。主要是因為我講授的內容，由于聽課者（大多為本科學生）的需求和時間的限制，我只能講這部著作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線索，即序言，導論、先驗感性論、、先驗分析論和先驗辯證論，許多部分如先驗方法論、分析論和辯證法各自的附錄根本沒有涉及，而且就講了的部分來說，也是粗線條的，未按章節(jié)申說，特別一些重要章節(jié)如范疇先驗演繹和純粹理性的謬誤推理的內容，也沒有詳細按照第一、二版的原文予以分別闡述，如此等等。雖然就內容的深度和闡述方式的新度來看，出這樣一本書也許還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但就其內容的范圍和有利于讀者讀懂全書而論，這樣的書的作用、意義和價值就不那么大了。當時一種新的想法突然呈現(xiàn)出來：如果說我國的讀者和學術界當前在這方面還有什么新的、迫切的需要的話，那就應該是一本逐章逐節(jié)解讀《純粹理性批判》的書。這樣的書也許有幾分類似于鄭昕先生寄希望于后學為康德這部巨著所作的“長編”②吧。而當我嘗試著以此為目標來修改了一章以后，就清楚地意識到我面臨的不是小修小改，而是要依據(jù)原著的框架重新來過。這一巨大的工程，不是我一個人在現(xiàn)有情況下一朝一夕完成得了的�？墒牵�黃見德教授又正忙于《西方哲學東漸史》續(xù)編等等的撰寫，且又身在華工大，我就不便再有勞于他了。

　　從1989起，我就和鄧曉芒副教授（不久破格晉升教授）聯(lián)名招收德國古典哲學的碩士研究生（主要由他指導），他同時還協(xié)助我指導德國古典哲學的博士研究生（1993年他本人也增列為博士生導師）�？档碌摹都兇饫硇耘�判》是研究生的必修課，這樣我們就有機會經(jīng)常在一起研討書中的許多問題。當他了解到我關于《指要》的想法后，表示愿意協(xié)助。有他這樣與我朝夕相處、志同道合、學有成就的中年學者自愿參與，這是何等難得而值得慶幸的事！不過，在我看來，不是他來協(xié)助我的問題，而是需要我們共同擔負起撰寫這樣一部《指要》的重任。這樣，我們就商定把這個課題作為我們承擔的國家教委博士點基金的科研項目。從1993年到1995年，他本著我提出的宗旨的要求，根據(jù)我原先的講授提綱，參照講課記錄整理稿，而以康德的這部原著為最終的依據(jù)和準則，引文均需從德文原本重新譯出，經(jīng)過堅持不懈的努力，陸續(xù)提供出了一個逐章逐節(jié)進行解說的初稿。在得到初稿后長達半年多的時間里，我不得不日夜兼程、全力以赴對初稿（包括所有譯文譯名）進行逐字逐句的斟酌、推敲、校正與修訂，特別是就一系列的重點章節(jié)和問題作了仔細的修改。然后，我又請他對我修改后的稿子進行再推敲和再整理，并對我作了記號和提出問題的那些地方再加考慮和改寫。最后又由我對修整后的全文再次進行審閱并就一些重要的問題和部分作了較大的修改，這樣才最后定稿。在撰寫和修改的過程中，我們就所碰到的各種問題（如譯名、譯文、原文的釋義以及涉及觀點和義理的種種疑難）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為了達成共識有時僅就一個問題或一個觀點的討論就持續(xù)達兩個小時，甚或改日再繼續(xù)討論。我們兩人事后都深深體會到，書稿的這種寫作和反復討論、修改直至最后敲定的過程，也是我們一次最認真、最深入和最有成效地重新學習、研究、探索和領悟《純粹理性批判》的各種問題、觀點及其奧義的過程。通過這樣跨度達三年之久的進程，這部由我們共同心血澆灌，凝結著我們共同識見的《指要》終于脫稿了！

　　我們撰寫這部《指要》所抱定的宗旨是，逐章逐節(jié)地解讀《純粹理性批判》，既要指要，又要解惑，以幫助讀者參照著原著逐章逐節(jié)地弄懂，這樣地循著原著固有的框架和線索而最后達到讀懂全書的目的。從這一宗旨出發(fā)，我們在解說時雖然必須考慮和盡量地吸取國內外有關的研究成果，但從根本上來說，我們是立足于對原著的本意的理解，以原文為依據(jù)和準則去正面地解讀，而避免陷入繁瑣的歷史考證和眾說紛紜的岐義爭論。在整個解說過程中牢牢地抓住系統(tǒng)地闡明康德這部著作的根本目的、中心問題和基本線索這個綱，避免因逐章逐節(jié)解讀而容易陷入的“見樹不見林”的誤區(qū)。我們的目的是要對原著、原文、原意作“客觀的”解說，引導讀者去理解真義和把握真相，但我們是從人類認識已經(jīng)達到的當代高度來解讀的，因此我們就不可避免地要對康德著作中所展示出來的各個基本觀點的是非得失、經(jīng)驗教訓作出簡要的評論，使讀者在讀這部“康德書”（海德格爾的用語）時能始終保持更為廣闊的視野。這本《指要》當然是為決心去讀《純粹理性批判》的人寫的一部向導性的著作，但對于那些沒有機會和可能去進入原著實地游覽一番的人來說，通過它也可以對這部集人類哲學思維的歷史和本質之奇觀異景于一體的洋洋宏著有一個梗概的了解。然而，既然康德連他自己寫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一書中都警告讀者只能把它用來作為研究《純粹理性批判》的“提綱和線索”，“而不是作為原著”③，那么，我們的這本《指要》就更不用說了。想要真正懂得《純粹理性批判》的人，必須抱著下地獄的決心，不猶豫，不怯懦，不畏艱難和困苦，親自去讀一讀原著，啃一啃這個“苦果”，在這個意義上應當像康德奉勸的那樣，“必須逐字逐句地去理解批判哲學”④。何況，由于康德此書艱深晦澀，疑難叢生，常常難以掌握其確鑿意義和要旨，加以我們水平的限制，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不足、不當、乃至錯誤都在所難免。這就更需要讀者們隨時參照原著，予以批判地校正。既然全部書稿是由我最后敲定的，這些缺點或錯誤都理當由我負責，我誠懇地希望讀者和專家們能不拘方式地向我們提出，以便再版修正，使《指要》得以臻于完善。

　　撰寫這本《指要》時，我們依據(jù)的是：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PhB37a , Besorgt von Raymund Schmidt , Felix Meiner Verlag , Hamburg , 1976) ,《指要》中的全部引文都是從這個版本譯出的。在編寫和譯文時還參考了：
Immanuel Kant ’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 tr. By F. Max Müller, 2nd edit. , The Macmillan Company , New York ) ; 同時還參照過藍公武先生的中譯本（商務印書館 1959年版）和韋卓民先生的中譯本（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1年版）。在解說方面得益最多的書是：Immanuel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mit einer Einleiturg und Anmerkungen, hrsg . von Dr. Erich Adickes ,Mayer ＆ Müller , Berlin ,1889 ) ,此外還參考了諾••康•斯密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綽然譯，商務印書館 1962年版）和約•華生的《康德哲學講解》（韋卓民譯，商務印書館 1963年版）。國內闡釋康德這部著作的書，主要得益于鄭昕先生的《康德學述》（商務印書館 1984年第二版），其他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面對即將問世的《指要》，不禁心潮起伏，感慨萬千。我之所以能挑起撰寫《指要》的那份無法推卸的重擔，飲水思源，能不從內心深深地感激我的老師們？鄭昕先生引導我進入了康德哲學的門檻，他那部“堪稱我國認真介紹康德哲學的第一部專著”（齊良驥先生語）——《康德學述》，使我真正接觸到了《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思想的精髓。湯用彤先生不僅以其關于英國經(jīng)驗主義和大陸理性主義的精深講解為我理解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奠定了扎實的歷史的和理論的基礎，尤其是他因我有志于德國古典哲學研究而特別贈給我的那部名貴的德文原版的 Adickes 校注的《純粹理性批判》，在我貫通和掌握全書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賀麟先生關于康德哲學與黑格爾哲學應不分軒輊和平分秋色的思想引導下我終于發(fā)現(xiàn)了康德哲學對于黑格爾哲學的那種可以說是更勝一籌的永恒的魅力，先生關于康德哲學的論著，特別是《康德名詞的解釋和學說的概要》一文，不僅為我解決了不少康德研究中的疑團，而且給我確立了一個中國學者應該怎樣去研究西方哲學的范型。而最最寶貴的是先生們?yōu)閷W為人的高尚精神對我的熏陶，使我受益終生。

　　《指要》的書稿來之不易。它的完成十分得力于鄧曉芒教授撰寫的初稿，它提供了一個可以進一步加工定型的良好基礎，其中的好些部分和段落可以說只字未動；
同時，鄧曉芒教授對康德某些術語的譯法也作了很好的改進，如Gemeinschaft 一般譯為交互性或相互作用，他根據(jù)此字的本意和康德所賦予的原意而將其改譯為“協(xié)同性”，這就更其恰當了。此外，書稿中關于康德某些觀點對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影響的許多獨到的觀點，都應歸于他。說到這里，我不免要在這里表示一點歉意，由于嚴格地將解說限于《指要》的宗旨，我不得不忍痛割愛，刪去了初稿中對康德觀點的某些過多的引申或發(fā)揮，希望他以后能以論文的形式闡發(fā)這些觀點，以饗讀者。黃見德教授整理的講課紀錄稿是《指要》產(chǎn)生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他的善意與辛勞，我將銘記在心。湖南教育出版社副編審龍育群先生，以其發(fā)展學術的卓識和膽識，及時向我們約稿，使本書得以面世，特別值得我欽佩和感謝。

　　1995年12月12日于武昌珞珈山麓

　　①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原序，綽然譯，商務印書館1962年。

　�、谙壬�在《康德學述》的弁言中說：“康德之學，博大精微，且行文艱澀，說之者復紛歧浩繁，茍有人焉，肯為此作長編，一如焦里堂氏之于孟子，其學術價值，誠未可衡量也�！� 商務印書館1984年。

　　③ 《未來形而上學導論》，龐景仁譯，第182頁，商務印書館1987年。

　　④ 《康德書信百封》，李秋零譯，第24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原載 楊祖陶 鄧曉芒著：《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指要》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年12月第1 版；

　　人民出版社 2001年 12 月 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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