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變遷與邊緣士紳的社會心理

　　以科舉制廢除為核心的一系列教育制度的變革，重新規(guī)定了各種社會資源的集中控制與動員方式，造成了鄉(xiāng)紳劉大鵬所見所聞的近代社會的結構變遷。這個變遷過程就其實質(zhì)來說 ，是結構分化和新的結構整合的過程，同時也意味著原有模式化關系的破壞和新的聯(lián)系機制的產(chǎn)生；
而就其背景來說，則是制度以社會結構為中介變量同社會成員心理的互動過程，一方面任何制度變革都必然以觀念變革為先導，有一定的社會心理基礎，另一方面制度結構決定了社會的利益結構，從而決定和影響著人們的社會心理特點。

　　對社會成員的社會心理和行為的分析，可以從文化、社會結構和個體心理三個層次上進行。上一章我們以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案例，著重探討了紳士/知識階層在社會結構轉(zhuǎn)型期內(nèi)心所經(jīng)歷的文化價值觀念的沖突及心理危機。這里我們以劉大鵬個人在科舉廢除前后的心理變化為分析路徑，力圖說明他所代表的下層士紳群體的社會心理特征。

　　1．“不能有一日之安”的情緒

　　社會心理是社會成員對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反映。作為與客觀社會形態(tài)不同的主觀體驗，社會心理反映社會成員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反映個體內(nèi)部的不平衡、占有社會資源的心理傾向。這就是社會要求。作為動力狀態(tài)，社會要求促使人選擇最有價值的社會資源，形成價值目標，確定行為取向，并引發(fā)實際的社會行為，社會行為是否達成了目標，社會要求是否得到滿足，就會在社會情緒上反映出來，表現(xiàn)為個體的人生感受、滿意感、壓力感以及自我對前景的預測。

　　劉大鵬在科舉廢除前后的心理變化，首先表現(xiàn)為情緒的變化，而情緒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劉氏認知、態(tài)度及行為取向的一致性。因此，我們以情緒為切入點，對劉氏1892-1921年所記日記的內(nèi)容按情緒的好壞進行了分類，按好、一般、壞三個等級排列，用“3”代表好，用“2”代表一般，用“1”代表壞，并將分類的結果錄入計算機中，用SPSS8.0統(tǒng)計軟件進行了數(shù)據(jù)處理，得到了這個時期劉氏總的情緒變化曲線圖和數(shù)據(jù)總表（參見附錄）以及分年度的情緒變化曲線圖和數(shù)據(jù)表。這里我們主要以1895年、1903年、1905年、1906年、1914年這五個年份的情緒變化曲線圖和數(shù)據(jù)為分析的對象。

　　下面是1895年劉大鵬的情緒變化曲線圖。圖中的豎軸表示情緒變化，橫軸表示具體的時間。從圖中可以看到，這一年劉氏的心情不錯，情緒變化起伏不大，尤其是6月份以后一直在“2”上是連續(xù)的線，說明他心理狀態(tài)很穩(wěn)定。1895年是戊戌維新運動的第一年，也是乙未科會試之期。劉大鵬在這一年第一次赴京參加會試，各地舉人云集京城，也是他滿懷“青云之志”準備在科場中一展身手的時候。雖然圖中有5個時點情緒是在“1”上，但對照這五個時間日記的具體內(nèi)容，我們發(fā)現(xiàn)劉氏情緒低落的原因是：

　　（1）“于今在京，見夫人才薈萃，其多若林，倍覺自己愚昧無知，無地可容”。（1895年3月9日）[1]

　�。�2）“倭夷入寇，我軍征剿不力，望風潰退，爵相一意立和”。劉氏這里所說的是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國慘敗，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臺灣，賠巨款，“聞之者莫不扼腕憤恨”。（1895年4月23 日、27日）[2]

　�。�3）“三晉西館下會試場者共十人，俱落孫山之外”，[3]劉氏亦在其中。（1895年5月6日）

　　可見，此時劉大鵬作為傳統(tǒng)士人所擔心的首先是社稷國家的危亡，所憂慮的是時局的變化，而對于自己的仕途并不擔心。雖然會試不第，但他對自己社會角色的認定是明確的，仍然以讀書做官“為人生第一要務”，因為科舉取士沒有年齡限制，且每三年舉行一次，客觀上為像他這樣的落第者保留了下一次成功的機會和希望，而只要存在著這種機會和希望，科場失意之人內(nèi)心的挫折感會“自我消解”[4]，不會積聚為群體性的反社會的力量。

　　相比之下，在1903年的情緒變化曲線圖中，我們看到的劉氏的情緒曲線是不穩(wěn)定的，除了年初曲線有在“3”上的點，其余大部分時間均在“2”以下波動，他此時已處于心理緊張和焦慮狀態(tài)，這與他對自我和社會的認知及態(tài)度相關聯(lián)。這一年，劉大鵬個人生活事件中，有年初“父子登科”的喜悅（其長子于1902年中舉，鄉(xiāng)人紛紛送“父子登科”匾），也有第三次參加會試而不中的沮喪，更有喪母的哀痛。這種個人生活中的大喜大悲固然能在人的心里產(chǎn)生強烈的主觀體驗和人生感受，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強化或弱化人的相關心理或行為。但是，作為社會化的個體，其心理緊張和焦慮的根源還在于社會的變遷，如制度的改革及重大的社會事件。

　　前已述及，1903年正是清政府的“新政”逐項推開的時期。在政治上側(cè)重強化中央集權；
在經(jīng)濟上倡辦實業(yè)，修鐵路，開礦山；
在教育方面，劉大鵬所魂牽夢縈的科舉制度“自國家變法以來，校士皆以策論考試，所最重者外洋之法，……故當時人士俱舍孔孟之學而學西人之學，以求速效�！保�1903年8月9日）[5]與此緊密相連的延續(xù)千年的書院制度也已被學校制度所取代。面對上述種種變化，劉大鵬卻感到“大局甚�！�，“不能安枕而臥”。這時使他感到不安和焦慮的，一是“鐵路成而輪車通，礦務大興，取煤取鐵，其勢紛如，……且必受夷人之凌辱，即欲逃避而莫能矣”( 1903年12月24日)[6]。

　　圖5-1 1895年劉氏日記中所表露的情感曲線 圖中縱向指標中，3.0為高興、快樂的情緒狀態(tài)；
2.0為平和的心態(tài)；
1.0為情緒不好的狀態(tài)，如生氣、焦慮、憤怒等。橫向指標為所記日記的具體時間

　　圖5-2 1903年劉氏日記中所表露的情感曲線 圖中縱向指標中，3.0為高興、快樂的情緒狀態(tài)；
2.0為平和的心態(tài)；
1.0為情緒不好的狀態(tài)，如生氣、焦慮、憤怒等。橫向指標為所記日記的具體時間。

　　二是《 辛丑條約》簽訂以后，“賠款緊迫，加征加稅，民已不堪”，再加上各省因為興辦新式學堂，勒令百姓捐獻經(jīng)費，“民困愈甚，思亂之心更深”[7]。三是因沙俄在義和團運動時期出兵中國東北，《 辛丑條約》簽訂后拒不撤兵。劉大鵬認為，“此時外洋各國視中國為一塊肉，均欲吞而食之”，“中國若仍偷安，不思自勝之策，徒取西法以求自強，恐岌岌乎不可支持也。”（1903年7月17日）[8]

　　種種內(nèi)憂外患使劉大鵬感到“處此時世如在荊棘中不能有一日之安”[9]。劉氏的不安和焦慮與他對制度變革的認知和評價緊密相關。自社會化以來所接受的儒家學說在他那里已經(jīng)內(nèi)化為一種精神力量和人格，并成為他社會認知和評價的惟一標準。對于長期處在傳統(tǒng)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生產(chǎn)方式條件下，恪守中庸之道，已經(jīng)認同社會資源（如土地、礦山）高度分散化和個體之間同質(zhì)性的劉大鵬來說，在心理上是難以容忍由變法維新所引發(fā)的各種社會差異與變化的，自然對新政所效法的核心——西方的器物、制度及觀念產(chǎn)生一種強烈的排拒心理。在劉氏看來，“新政之不善”，就是因為“凡變之法，悉效外洋各國之所為，而先代之良法美意均棄之如遺”[10]。對此帕森斯的這段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我們的社會特有的緊張根源，至少從量的重要性來說，是韋伯所說的迅速理性化過程的結果，理性或偽理性的批評、理性化模式的發(fā)展都瓦解了傳統(tǒng)的模式與象征……其結果是使得許多人難以具有充分的、確定的慣例與取向模式——強到足以使他們感到理所當然的地步。隨之而來的是普遍的精神不安與焦慮�！盵11]

　　劉大鵬內(nèi)心的不安和焦慮并沒有隨時間的推移而消除。相反，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使他的緊張與焦慮轉(zhuǎn)化為精神上的幻滅感[12]，所憂慮的就不僅僅是世道人心了，在突然失去制度依托的情況下，他所要面對的最直接的、最現(xiàn)實的則是生存上的壓力，是失館失學，謀生無路。劉氏在日記中記述了自己得知詔廢科舉消息后的心理反應[13]：

　　下詔停止科考，士心散渙，有子弟者皆不作讀書想，別圖他業(yè)，以使子弟為之，世變至此，殊可畏懼。（1905年10月15日）

　　甫曉起來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無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積之德庶可與天地相終始。但德不易積，非有實在功夫則不能也。

　　日來凡出門，見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學堂成效未有驗，則世道人心不知遷流何所，再閱數(shù)年又將變得何如，有可憂可懼之端。（1905年10月17日）

　　昨日在縣，同人皆言科考一廢，吾輩生路已絕，欲圖他業(yè)以謀生，則又無業(yè)可托，將如之何？（1905年10月23日）

　　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館者紛如，謀生無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

　　劉氏的心理危機和精神上的幻滅感我們在他1905年、1906年的情緒變化曲線圖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在1905年的圖中（參見圖5-3），只有10月11日這個時點是在“3”上（他為父親做壽），其余都在“2”以下，而且10月份以后在“1”上是連續(xù)的線，表明劉氏情緒持續(xù)地低落，心情一直不好。而1906年的圖中（參見圖5-4）曲線則頻繁在“2”以下，日記中表露沒有一天是高興的日子。前途的渺茫和生存的困境使他無法從情緒的低谷中走出來。

　　圖5-3 1905年劉氏日記中所表露的情感曲線 圖中縱向指標中，3.0為高興、快樂的情緒狀態(tài)；
2.0為平和的心態(tài)；
1.0為情緒不好的狀態(tài)，如生氣、焦慮、憤怒等。橫向指標為所記日記的具體時間。

　　圖5-4 1906年劉氏日記中所表露的情感曲線 圖中縱向指標中，3.0為高興、快樂的情緒狀態(tài)；
2.0為平和的心態(tài)；
1.0為情緒不好的狀態(tài)，如生氣、焦慮、憤怒等。橫向指標為所記日記的具體時間。

　　我認為，廢除科舉制度對劉大鵬的打擊是雙重的。一方面，傳統(tǒng)士人最大的成就目標是“仕”，即努力學習儒家經(jīng)典以爭取功名，進而獲得一官半職，這一目標的達成是以科舉考試為主要途徑的。而科舉制度突然被取消則將這條上升性流動的通道徹底堵死了，從根本上改變了人的社會變動取向，也使劉大鵬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目標變得越來越虛幻。因為科舉制度廢除以后，進入新式學堂和出國留學便成為士人獲取功名和社會地位的主要途徑，而此時已經(jīng)48歲的劉大鵬，既無法進入新式學堂，又無經(jīng)濟能力出國留學，對自己的前途只感到心如死灰，天意茫茫。另一方面 ，在某種意義上是科舉制度產(chǎn)物的士紳階層，其自身的生存又要依附于科舉制度及其衍生物，如書院和蒙館。隨著科舉制度的廢止與新的教育和選拔人才的制度——學校制度的最終確立，像劉大鵬這樣在蒙館教書的邊緣士紳紛紛失業(yè)，失去了賴以謀生的手段，對現(xiàn)實生活備感絕望。相比之下，這種打擊對劉大鵬們是更為致命的，衣食不足，何談禮儀？！無以為生，怎么發(fā)展？！因而清政府在沒有采取有效措施相應地拓寬士人出路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廢除了科舉制度，這一制度變革的急劇性、突發(fā)性以及消極后果已經(jīng)超出了士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這是清政府和主張廢科舉者所始料不及的。

　　經(jīng)過辛亥革命到1914年，劉大鵬的心理震蕩趨于緩和，情緒變化曲線圖已呈現(xiàn)常態(tài)。此時，從制度層面上看，決定劉氏所屬的紳士階層的形成及其地位確立的兩個基本制度——科舉制和封建等級身份制先后在1905年、1911年廢棄與傾覆，從根本上推倒了紳士階層得以生存和發(fā)展的制度支撐，由此整個紳士階層由分化走向了消亡。從劉大鵬自身的情況看，他在做過短暫的小學校教員以后，已回家務農(nóng)，自稱“以農(nóng)為業(yè)”，所接觸的大多是自家及親朋鄰里的家務事。從劉大鵬的心理層次看，雖然他相對剝奪感仍然很強烈，但因求之不得而產(chǎn)生的退縮心理已經(jīng)居于主導地位。

　　圖5-5 1914年劉氏日記中所表露的情感曲線 圖中縱向指標中，3.0為高興、快樂的情緒狀態(tài)；
2.0為平和的心態(tài)；
1.0為情緒不好的狀態(tài)，如生氣、焦慮、憤怒等。橫向指標為所記日記的具體時間。

　　至此，劉大鵬從科舉制廢除前后的失望、絕望到不再有希望，其情緒變化趨勢是一個向下的拋物線（頻率較高地落在2.0以下的1.(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0點上（見圖5-5））。這一年他對自己的一生做了如下總結，我以為頗能反映他的心理變化過程。

　　予之幼時，即有萬里封候之志，既冠，而讀兵書，及至中年被困場屋，屢戰(zhàn)屢躓，乃嘆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年垂四十，身雖登科，終無機會風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光緒季年國家變法維新，吾道將就漸滅，迄宣統(tǒng)三年，革命黨起，紛擾中華，國遂淪亡，予即無舌耕之地，困厄于鄉(xiāng)已數(shù)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亂，無由恢復中原，不才孰甚焉，儼具七尺之軀，毫無補于時艱，不亦虛生矣，予慚仄曷極。（1914年11月2日）[14]

　　可以說，劉氏的“生活目標、希望、失望，皆系于此一制度，可謂成亦科舉、敗亦科舉。在大致喪失‘風云’之機會后，他的主要生活來源仍靠與科舉制密切關聯(lián)的耕讀生涯。從科舉制的改革、廢除到民國代清，劉氏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地位都每況愈下，最后不得不‘困厄于鄉(xiāng)’，慨嘆‘不亦虛生’，以‘慚仄曷極’的心態(tài)度過余生”[15]。

　　2．欲新還舊：劉大鵬的角色沖突和歸因心態(tài)

　　劉大鵬情緒的變化反映了改革所致的“失衡--危機--調(diào)適”的社會心理嬗變過程。但情緒作為一種本能的心理反應，是伴隨著人的認知產(chǎn)生的，因而劉氏對角色的認知和社會變遷的歸因則在更深的層次上表明了他的社會心理特征。

　　劉大鵬對功名身份的追求實質(zhì)上是對社會地位的追求，因為一定的社會地位總是與一定的財富、權力、聲望等相聯(lián)系的，獲得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就等于獲得了相應的利益�，F(xiàn)代社會學理論認為，社會地位是通過社會角色表現(xiàn)出來的，地位是角色的內(nèi)在依據(jù)，角色是地位的外在的、動態(tài)的表現(xiàn)形式。具體而言，社會角色是指與人們的某種社會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權利、義務的規(guī)范與行為模式，它是人們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為的期望。

　　而劉大鵬由于自身角色的錯位，使他對角色的認知產(chǎn)生了落差，進而內(nèi)心出現(xiàn)了角色沖突[16]。在劉氏的觀念中有兩種角色沖突一直困惑著他。一是紳士的社會角色與自己的職業(yè)角色的沖突；
二是紳士應有的主流地位與實際日益邊緣化的沖突。下面我們對這兩種角色沖突加以具體分析。

　　當儒家的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tài)緊密結合在一起時，對于社會群體，特別是官僚階層和士紳階層的觀念與行為的影響必然進一步強化。關于這點一個很好的說明就是，劉大鵬對紳士社會角色的認知同封建王朝對紳士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的權利義務要求是完全一致的。首先，經(jīng)過書院的培養(yǎng)和科舉制度的選拔，“貢之朝廷之上，為舟楫、為鹽梅。上者致君為堯舜之君，下則使民為堯舜之民”[17]，即士紳居于國家與民眾之間，既是國家對基層社會統(tǒng)治的工具，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和民眾的代言人，因此是官民發(fā)生聯(lián)系的中介和一種緩沖[18]。他們正是憑借這一角色的“神奇的特性”[19]獲得了社會的尊重，并成為基層社會生活的主導者和組織者。正如張仲禮先生所指出的：“紳士作為一個居于領袖地位和享有各種特權的社會集團，也承擔了若干社會職責。他們視自己的家鄉(xiāng)福利增進和利益保護為己任。在政府官員面前，他們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們承擔了諸如公益活動、排解糾紛、興修，公共工程，有時還有組織團練和征稅等許多事務。他們在文化上的領袖作用包括弘揚儒學社會所有的價值觀念以及這些觀念的物質(zhì)表現(xiàn)，諸如維護寺院、學校和貢院等�！盵20]

　　而劉氏之所以對標準紳士的角色孜孜以求，一方面是紳士階層的特權地位所具有的強大的吸引力使然，另一方面是在特定社會地位上更好地表現(xiàn)自己的成就動機的驅(qū)動。因此，他以讀書、應試、功名、入仕為本業(yè)、“正途”。但實際上他在中舉以前“為貧所迫”不得不“舍己之田，耕人之田”，以教書為業(yè)�？墒�，1894年中舉以后地位的變化，使劉氏對塾師這個職業(yè)角色愈加不能認同，尤其是第一次參加會試之后，在1896、1897 這兩年的日記中角色沖突的反映非常強烈，據(jù)我統(tǒng)計有關不安心、不甘心教書的內(nèi)容有13條之多，他認為出門教書“依人門戶度我春秋，終非久遠之計”，“讀書一場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澤民，而乃流落教學一途，受東家之氣，被弟子之惡，真有負于讀書矣”[21] �？梢哉f，這種理想與現(xiàn)實、角色認知與角色實踐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在劉大鵬的內(nèi)心深處始終不能釋懷，以至他年逾花甲時以“老農(nóng)”自稱，作為其耕讀之家的一種象征。

　　其次，在傳統(tǒng)社會中作為四民之首的士紳，其社會角色的另外一個含義就是為其他三民的楷模，即以倫理綱常與法定戒律為自己的行為規(guī)范，在社會生活中起到道德表率的作用，成為國家統(tǒng)治者對社會進行控制的倫理手段。[22] 但是，這種角色期望隨著紳士來源的多元化與中心地位的失落，與士紳日常所扮演的“角色”經(jīng)常發(fā)生沖突，即這一時期士林盛行趨利之風，一些士紳的行為嚴重背離倫理道德規(guī)范，使士的傳統(tǒng)社會形象受到損害。比如，劉氏發(fā)現(xiàn)“士林之內(nèi)多浮文而少實行，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諸端，亦皆不講……” 有的士人騙領別人的膏火錢，還有一位士紳為兒子娶媳婦時，四處討要賀喜錢，“觀其所為，蕩檢逾閑，背理滅□，反為老農(nóng)大商所嗤笑”，這些現(xiàn)象讓劉大鵬極為痛心疾首。劉氏認為，“士為四民之首，平居鄉(xiāng)里，所言所行，使諸編氓皆有所矜式”，但這樣的士人“喪品玷行”，寡廉鮮恥，不僅不能成為一般民眾的榜樣，“而反為鄉(xiāng)人所化，不足以為士矣”。（1897年2月16日）[23] 因此，盡管劉氏自己以綱常倫理為立身準則，并且身體力行，但并不能挽回整個士紳階層道德中心地位的失落，這種既不能“在朝美政”，又不能“在下美俗”的邊緣化境地，使他心里僅存的對過去顯赫社會影響的留戀也被更多的失落感所代替。

　　值得注意的是，劉大鵬的一個顯著的心理特點，是將自己對社會變革時期各種現(xiàn)象（諸如綱常倫理“敗壞”、世道人心“不正”、輕學重商風氣等等）的不滿，以及造成角色認同危機的原因均歸結為以科舉廢除為核心的各項教育制度改革，表現(xiàn)出強烈的歸因心態(tài)。他認為，“人心不正，邪說波行之甚，由于停止科考設立學堂、并遣學生游學外洋之所致也。”[24]劉氏還將“學堂之害”歸納為三點：一是“老師宿儒坐困家鄉(xiāng)，仰屋而嘆”；
二是“聰慧弟子，亦多棄儒而就商”；
三是“凡入學堂肄業(yè)者，莫不染乖戾之習氣，動輒言平等自由，父子之親，師長之尊，均置不問”。（1907年9月13日）[25]劉氏就曾聽到一則傳聞，說有一京官王某送子出洋留學，兒子歸國后“跪請”父親答應，從此以后不以父子相稱，而以平等相待。從劉大鵬在日記中的記述來看，他所總結的這三條大概只有第三條可以算是廢科舉興學堂以后發(fā)生的事情，而且也僅在劉氏的家鄉(xiāng)山西而已（東南沿海的各個省份在興辦學堂以前就已講自由平等），有關第一條、第二條的記述最早在1893年1月2日就有了。廢科舉、興學堂、派遣學生出國留學等一系列教育改革只不過對它們起到了進一步強化的作用。劉氏之所以會有這種極具個人偏見的看法和歸因心態(tài)，固然與他的儒家的價值觀念有內(nèi)在聯(lián)系，同時也與他對科舉制度的依附性有關。

　　就劉大鵬自身來說，他對于傳統(tǒng)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模式是根深蒂固的，如果科舉制度不廢止，而僅僅是取士標準的改變，他勢必會努力學習新學，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然而，在儒家價值取向和官本位社會心態(tài)沒有發(fā)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科舉制的廢除以及取而代之的學堂制度使劉大鵬之類的人成為“不達時務”的“棄才”[26] ，他們隨之而來的人生的挫折感和失敗感就會急劇膨脹。因為從心理學上說如果失敗是由個體自身的能力所致，作為一個理性的個體會更加努力，以提高自身的能力爭取下一次的成功。但如果失敗與挫折是由個體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限制所致，那么個體將會出現(xiàn)十分復雜的心理和行為反應。他或許會從此一蹶不振 ，日益消沉，失去了積極向上的熱情與努力；
或許會在遭受挫折之后，對導致其失敗的因素如制度、規(guī)范及公共政策等產(chǎn)生攻擊性心理或行為，如上述劉大鵬對教育制度變革的不滿，對清末各種弊端的歸因，這種心理不斷積聚便形成群體性的社會心理危機，并進而成為整個社會陷入失序狀態(tài)的深刻的心理根源。[27]辛亥革命前后的整個中國的現(xiàn)實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3．“不肯效俗趨時”的社會態(tài)度與行為取向

　　從心理活動的過程來看，認知、情感和動機等心理要素是相互關聯(lián)，有機結合的，由此而形成的某種意見和看法，以相對穩(wěn)定的心理反應傾向而成為外在行為的準備狀態(tài)，這就是社會態(tài)度。

　　在清末民初，隨著制度變革的不斷深入，主流士紳“棄舊圖新”“人心莫不如斯”。在劉大鵬對國家和個人的前途命運憂心如焚時，維新者卻“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舊制變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諸君何必憂心殷殷乎？’”[28]對那些認為以科舉為核心的社會整合機制無法應付民族危機和現(xiàn)代化挑戰(zhàn)的士人來說，這樣的態(tài)度是自然而真誠的，且連劉大鵬都承認維新“合于時而為時人所喜”。即使這樣，劉大鵬面對社會轉(zhuǎn)型時期的世風流俗也很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不同態(tài)度。1906年7月15日他在日記中寫到：“自幼所學者孔孟之道，迄今謹守之不敢一疏。當此之時，國家變法，設立學堂，停止科考，士皆舍孔孟之學而學洋夷之學，區(qū)區(qū)之心，殊覺不安，而況隨俗浮沉，靡然從風乎？人棄而我不棄，此其志也�！盵29]

　　劉氏對儒家學說“謹守弗失”的態(tài)度體現(xiàn)在他的行為取向中就是“講求孔孟之道”，“不肯效俗趨時”。他喜歡逢人便講綱常倫理，他的日記開篇就講倫理，結束時仍講的是倫理。在他看來，“天地之間只有一個倫理，倫理者，維持天下萬世之大綱也�！钡�在廢除科舉之后不久他又講倫理時，一個朋友就勸他說，你講的雖然有道理，“但不合乎時，若對維新之人，非特受其譏訾，且必招其斥罵”（1906年3月10日）[30]。由此可知，劉氏固守儒家倫理的態(tài)度與行為是落后于時代的，并且是屬于“頑固黨”之列。盡管在士人趨新的大潮中他沒有簡單地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表現(xiàn)出了獨特的人格魅力，但長期浸淫于科舉文化之中的劉氏已習慣了背誦經(jīng)典教條的求同思維，其社會心理也就以循規(guī)蹈矩、重守成而輕創(chuàng)新為取向，所以說他這種反對變革的保守陳腐的思想觀念，正是科舉制所造成的僵化的思維定勢的必然結果。

　　我認為，在社會普遍的價值取向逐步發(fā)生轉(zhuǎn)換的情況下，劉大鵬對儒家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堅持與捍衛(wèi)在他那里只具有精神上的象征意義。實際上，在成就動機和切身利益的驅(qū)使下，他在行為上不得不做出某種改變。在1895年劉氏第一次到京應試之前，他的日記中毫無洋務、西學、新學這樣的詞語，但在閱讀了托人買回的一箱子“經(jīng)世”書籍以后，日記中就開始出現(xiàn)這類詞語了。這一現(xiàn)象雖不能說他的態(tài)度有了變化，至少說明他開始關注這類事情。當科舉取士的標準改變以后，為了這塊功名利祿的“敲門磚”，盡管劉氏對新學有很強的排斥感，但仍然要補習新學以追趕社會的變化。他曾很后悔自己學過算學卻把它給忘了。不僅如此，1902年山西省城將各書院改為大學堂（是當時除京師大學堂以外中國惟一的一所“大學”），該校不僅“所學以西法為要”，而且“又延洋夷為師”，這是劉氏內(nèi)心所不能接受的。他聽說有數(shù)位“在堂助教”的中國老師因“聞洋夷為師而告退”，盛贊他們“可謂有志氣者矣”。但當劉氏得知這個大學堂還要補招26名學生，已經(jīng)開始報名時，立刻由太谷縣的教館趕回家，讓自己的二兒子去省城報名應考。[31]由此可見，劉大鵬的態(tài)度和實際行為并不完全一致，在他身上似乎出現(xiàn)了“義”與“利”的矛盾。究其原因還在于劉大鵬所固守的儒家價值體系和劇烈變動的社會現(xiàn)實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劉氏自社會化以來所接受的儒家“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從孔子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到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民眾特別是士紳階層的社會心理，使士紳階層形成了以傳承圣賢之道為己業(yè)，立身行事以“重義輕利”為準則的行為取向。但這并不意味著在社會生活中完全摒棄“利”，儒家所倡導的是“以義統(tǒng)利”、“以義制利”，即在“重義輕利”的基礎上使義利得到統(tǒng)一。[32]劉大鵬對此就有清楚的表述：“天地之間，原是一個利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求利為事。以義為利者，則天下國家長久而治；
以利為利，則天下國家必將傾覆�！保�1897年3月23日）[33]在這里，他的價值取向與行為取向是一致的，即求道就是求利，因為在劉大鵬們求道崇義的過程中，以科舉這一制度化結構為中介，在獲得功名的同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僅獲得了相應的身份和社會地位，而且也獲得了相應的特權和利祿，正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但是，作為上述“義利統(tǒng)一”原則的制度體現(xiàn)的科舉制，雖然統(tǒng)治者設置的目的在于以利祿誘導士人熟讀儒家經(jīng)典，進而加強儒家的道德人格修養(yǎng)，但是士人則往往從自身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出發(fā)，更為看重的是由讀書而能得到的富貴利祿，再加上晚清捐納功名成風，而使科舉仕進向“求利”一邊傾斜。科舉制度本身所包含的這種義利之間的沖突與矛盾，使得士人雖然本質(zhì)上崇尚儒家“重義輕利”的價值觀，但行為上則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利的引導，因而劉大鵬態(tài)度與行為的不一致也就容易理解了。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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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4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59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 同上書，42頁。

　　[4] 參見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228頁，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

　　[5]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2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6] 同上書，131頁。

　　[7]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2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8]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25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9] 同上書，128頁。

　　[10] 同上。

　　[11] 轉(zhuǎn)引自宋林飛：《西方社會學理論》，395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2] 參見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414頁，三聯(lián)書店，1998。

　　[13]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46、14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4]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5] 羅志田：《權勢轉(zhuǎn)移》，188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6] 這里的角色沖突是角色內(nèi)期望之間的沖突，參見喬納森·H· 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44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7]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7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8] 參見孫立平：《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貴族與士紳力量的消長及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載《天津社會科學》，1992（4）。

　　[19] 參見韋伯：《儒教與道教》，150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

　　[20] 張仲禮：《中國紳士》，48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21]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57、72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2] 羅斯將社會控制分為兩類，一類是包括輿論、個人理想、宗教和社會評價在內(nèi)的倫理的控制手段，另一類是法律、禮儀、教育等政治的控制手段。參見羅斯：《社會控制》，313頁，華夏出版社，1989。

　　[23]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20、50、63、49、6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4]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24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5]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62～16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6] 同上書，168頁。

　　[27] 參見李路路、王奮宇：《當代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革》，291～292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8]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214、14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9] 同上書，152頁。

　　[30]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26、2、14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1]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11、115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2] 參見李長莉：《晚清士人趨利之風與觀念的演變》，載薛君度、劉志琴主編：《近代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31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33]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7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00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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