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是上世紀四十年代《聯(lián)合晚報》文藝副刊“夕拾”的主編。他曾笑著自嘲說：“我算什么記者，我不過是編編報屁股罷了!”

　　他既是我《聯(lián)合晚報》的同事，又是我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時的領導。朋友們有的喚他“老王”，有的叫他“元化同志”，還有喊他“王部長”的，而我一直稱他“王先生”。這更因為1943年時，他還是我儲能中學的老師。那時，他叫王少華，是學校里最年輕的教師，只二十來歲吧，比我們大不了多少。有一天，聽說他的女朋友要到學校來看他，我們就偷偷地等在那兒張望，果然看到了張可。我們覺得她真美，沒有哪個電影女明星比得上她。

　　王先生教我們《文學概論》，他不但教理論，而且對當時一些名作家和文學名著，如對張愛玲作品和美國小說《飄》等，都加以評析，大大提高了我們的欣賞水平。他講一口好聽的北京話，而我們這個學校原本是寧波效實中學上海分校，學生都是寧波人，講一口硬梆梆的寧波話，我們很想學北京話，他就在黑板上寫了“二十四頭石獅子”幾個字，教我們讀，我們讀來讀去也讀不準，課堂上一片吱吱聲，引得大家大笑不止。

　　他還為我們導演過羅曼·羅蘭的話劇《愛與死的決斗》，對了幾次臺詞后，他忽然無影無蹤，不要說是導演，連學校也不來了。這是怎么回事呢？后來才知道，原來儲能中學是地下黨辦的，教師中有許多都是地下黨員，日本憲兵隊注意到了這所學校，有的教師已經(jīng)被逮捕了，王先生只能立即離校。

　　我自以為對他比較熟悉的，孰知談起他從事新聞工作的這一段生活，他卻說，他當年是被迫進《聯(lián)合晚報》的。我對此竟一無所知。

　　王先生以前從來沒同我們談起過那一段不太愉快的往事。原來抗戰(zhàn)勝利后，他在上海地下文委宣傳組負責文藝工作時，因為在雜志上用函雨這個筆名發(fā)表了一篇題目叫《舅爺爺》的短篇小說，就遭到老文委書記的指責：“為什么寫童年時代的東西？為什么不為政治服務？”他與胡風的聯(lián)系更被上綱上線為“政治問題”。個別談話不夠，還發(fā)動黨員群眾整他。可是《舅爺爺》把一個質樸的老人和天真的孩子之間的感情寫得細致入微，是一篇優(yōu)秀小說，文章一發(fā)表，就受到幾位作家的注意，魏金枝撰文介紹，以群在《文哨》上加以推薦，師陀主持的蘇聯(lián)電臺文藝節(jié)目中也全文播送了。一直到八十年代，馮亦代還在文章里對《舅爺爺》推崇備至。其實，這些作家當時他都認識的，但他們從來也不知道函雨原來就是王元化。至于與胡風聯(lián)系問題，更是沒來由的罪名。年少氣盛的王先生當然大不以為然，他據(jù)理力爭，而結果是靠邊站。既然在文藝圈落荒，不如去新聞界棲身，他是不得已才提出進《聯(lián)合晚報》工作的�！斑@是我的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彼�講得很風趣。一開始我以為這只不過是一句反話，但細細玩味，覺得其中奧妙無窮，因為顯然講自己光彩，就意味著別人不光彩，而王先生是決不愿意去觸他那位老上級的心境的。幸虧事隔幾十年，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上級，連當年曾經(jīng)領導過王先生這么一個事實也淡忘了。“年邁了，很容易忘記。”王先生體諒地說，“所以，我現(xiàn)在也不寫回憶錄�！�

　　就這樣，他接替姚溱，擔任了“夕拾”的主編。初進報界，對編輯程序可說是一竅不通，姚溱不僅坐在他的身邊，幫著他編了一個星期，而且在知道他經(jīng)濟困難后，把整個月的工資全都給了他。談起姚溱這位新來的文委書記對他的幫助，他充滿了感激之情。當時的報紙，副刊版面天天有，編輯是唱獨腳戲。缺稿是常有的事。一個時期里，姚溱天天問他版面情況，缺多少，姚溱就補多少，王先生說他真佩服姚溱有這樣的本領。

　　其實，他后來也有了這套本領了。我記得在《聯(lián)合晚報》不大的編輯室里，總編輯、總主筆、各版編輯、采訪主任、資料員、校對、會計……近二十來人濟濟一堂。長途電話叫喊聲、記者說話聲、報紙撕裂聲、算盤滴嗒聲……亂哄哄好不熱鬧。而王先生總是弓著背坐在那里，默默地寫著什么，“夕拾”上一篇篇鋒利的雜文，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確實，我后來也能缺多少補多少了�！彼�說，“《丑》就是我聽記者在講美國兵殺害三輪車夫臧大咬子案件中，檢察官怎樣威脅證人的事而馬上寫出來的，新聞工作使我能夠了解時代，可以直接對現(xiàn)實發(fā)言，很有意思。我很喜歡新聞工作�！�

　　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丑》出于誰的手筆。因為他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痛斥奴顏婢膝的檢察官是“走狗的走狗”，實在精彩。讀時沒有一個不拍手稱快的，大家都說這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紛紛猜測作者是誰，而王先生笑而不答。孰知過不了幾天，王先生不見了，“夕拾”主編一下又變成了馮亦代。我正心中納悶，又風聞《丑》惹下了禍事，這位檢察官惱羞成怒，刺探到《丑》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主編自己，決定對《聯(lián)合晚報》提出起訴。這場風波后來靠擺兩桌酒席請全體檢察官，由三個舞女作陪，才算不了了之。而王先生卻從此結束了報紙生涯。

　　王先生從事新聞工作是被迫的，研究《文心雕龍》當然更是被迫的了：被胡風問題牽連上了以后，他還有什么好日子過？只能當一輩子的運動對象、批判靶子了。連批判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方文藝，也非要把他捆綁在一起不可。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干什么？洋的不行，今的更不行，他只好讓自己沉到故紙堆里去。

　　他之選擇《文心雕龍》，是因為對劉勰的這本名著，他既學過，也教過。我原以為他是在大學里學的，哪里知道，在大學里，他念的是經(jīng)濟系!我頗有點吃驚，因為我知道他連出差的時候，也要把錢包丟給別人代管了事，他實在最不擅長經(jīng)濟之道。原來他在大學念書不過是掛名而已，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黨的地下工作上。

　　他并不喜歡經(jīng)濟，一直熱衷于文學，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就常常用方典、洛蝕文等筆名在報刊上發(fā)表文藝理論和短篇小說等，他當大學教授的父親見他喜愛文學，便專門請了清華大學汪鸞翔先生在家里教他《文心雕龍》，這使他對《文心雕龍》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王先生在研究劉勰的創(chuàng)作論時，不僅貫穿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而且采取了中西文學比較的方法，大大地開拓了研究的視野，也為《文心雕龍》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

　　1962年，我在文藝刊物上看到他關于《文心雕龍》的論文，真是又驚又喜。在那極左思潮當?shù)赖娜兆永铮�一個被打入黑籍的作家，竟能以他自己的名字在刊物上發(fā)表文章，簡直是一個奇跡。如果他的研究沒有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是決不會被刊出的，而同樣重要的是，如果沒有一個賞識他的權威人物的支持，任何一個刊物的編輯也是不敢刊用的。果然，權威人物是有的，他就是周揚，是他認識到《<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的價值，就把其中兩篇交下去發(fā)表了。這給了王先生極大的鼓勵。

　　我以為他在《<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第二版跋里所寫的“得到一些至今使我感念不已的默默支持”，大約就是指周揚了，而他卻又從抽屜里取出一封信來。那信寫道：“大作數(shù)篇均誦，所論甚有新見，頗佩，擬推薦此數(shù)文發(fā)表在全國性的雜志上……我信此書出版，其價值決不在黃季思《<文心雕龍>札記》之下也�！毙藕笫鹈�是郭紹虞，時間是1962年6月。可見當時支持他的，不僅周揚一人，還有郭紹虞、夏衍、張光年等。而1962年，正是許多人見著他退避三舍的年代，這就是他對那些默默的支持，為什么始終感念不忘的原因了。

　　但《<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的書稿還是隨著作家的命運而歷盡坎坷�！拔幕�大革命”中的被抄，稿件在倉庫里沉睡十年，險些化為塵土。到了“四人幫”粉碎，應該可以重見天日了吧。可是當他重新加以整理，拿去在一家理論刊物上發(fā)表時，卻又連遭批判，有些責難更是上綱上線，穿靴戴帽，以勢壓人。究其原因，不過是以政治劃線的積習未除。當時他既然還沒有得到平反，自然在學術上也得不到公正評價了。

　　“你們不是好朋友嗎？”我很詫異，王先生提到的那些文藝理論家我都是認識的，而且在編纂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的過程中，我親眼目睹了他和他們的親密無間的合作。

　　“是的，那是以后的事，胡風問題平反了，而他們的觀點也在變，這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彼�平靜地說。

　　真是一點也沒想到，在他們這些好朋友之間，還曾有過那么一些不愉快的回憶。認識王先生65年，卻有著那么多不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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