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51年前，梁思成先生要我讀一讀他寫的《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和《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筑》，我才第一次知道了敦煌。但當時并沒有想到以后居然能有這樣的幸運，在梁先生的幫助下，得以與這座寶庫親近了15年。

　　1957年夏天，我還是清華大學建筑系一名二年級學生，沒有上過建筑史課，只是自己胡亂學了一點，忽然想到要找一座唐宋實例體味一下。我和一位同學選定了天津薊縣獨樂寺，商量以后，決定馬上去請教梁先生。那時天色已晚，梁先生親切接待了我們。他說獨樂寺的觀音閣和山門，從整體到局部，的確有一套嚴謹?shù)倪壿嬯P(guān)系和造型韻律，值得仔細體味。他從書架上取下載有他寫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的《營造學社匯刊》借給我們。臨走前，梁先生著重提到獨樂寺有很強的唐代作風，說唐代是中國建筑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可以說是高峰。而要了解唐代，就不能不了解敦煌，那真是一座寶庫，壁畫里有多得數(shù)不清的唐代和其它時代的建筑，可以填充好幾百年的史料空白，幾座窟檐也都是唐代作風。他要我們讀一讀上面提到的兩篇文章（圖1）。

　　《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寫于1932年，談的幾乎全是敦煌建筑，是梁先生建國以前發(fā)表的第一篇論文，也是敦煌建筑研究的開山之作[1]。無獨有偶，寫于1951年的《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筑》則是先生建國后的第一篇論文。僅從這里就可以想見他對敦煌建筑的重視[2]。

　　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寫道：

　　“假使我們以后的學者或考古家，在窮鄉(xiāng)僻壤中能發(fā)現(xiàn)隋唐木質(zhì)建筑遺物，恐怕也只是孤單的遺例，不能顯出他全局的布置和做法了。

　　既沒有實例可查，我們研究的資料不得不退一步到文獻方面。除去史籍的記載外，幸而有敦煌壁畫，因地方的偏僻和氣候的干燥，得千年余歲，還在人間保存�！�…其中各壁畫上所繪建筑，準確而且詳細，我們最重要的資料就在此�！�

　　文章系統(tǒng)介紹和論述了敦煌唐代建筑資料，最后認為“唐代藝術(shù)在中國藝術(shù)史上是黃金時代�！庇捎跅l件的限制，梁先生當時只能依靠法國人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進行研究。在《圖錄》中他意外發(fā)現(xiàn)還有木構(gòu)窟檐，雖然只露出了一個不完整的轉(zhuǎn)角鋪作，而且甚不清晰，憑借豐富的經(jīng)驗，梁先生敏銳地看出“無一不表示唐代的特點”。1932年3月，他給伯希和去了一封信，得到了有關(guān)窟檐的題記抄文，確定這座窟檐建于北宋初年，是當時國內(nèi)發(fā)現(xiàn)的最早木構(gòu)建筑實物。梁先生正確地認為，敦煌地處邊陲，雖已至宋初，仍會遵循唐風，窟檐仍“可以無疑地定為唐式”[3]。四十七年以后，1979年，在梁先生這個論斷的指導下，我對全部五座窟檐進行了測繪和研究，從大量數(shù)據(jù)比例的定量對照中，證明了梁先生的論定，有些做法甚至比中唐的南禪寺大殿還要古老。

　　常書鴻先生

　　在梁先生發(fā)表第一篇論文的時候，常書鴻先生正在巴黎學習油畫。1935年，他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第一次看到了《敦煌石窟圖錄》，為敦煌藝術(shù)的高度成就感到“十分驚異，令人不敢相信”。常先生在他的回憶文章《鐵馬叮咚》中寫道，他當時“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畫家自居……現(xiàn)在面對祖國的如此悠久的文化歷史，真是慚愧之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边@也是促使他結(jié)束法國的九年學習早日回國的原因之一。1936年常書鴻回到北平。這一年，在一次學人經(jīng)常聚會的場合，梁先生和常先生第一次見面了，他們都談到了敦煌。常先生曾對我回憶說，當時他們兩個人都興奮不已�？谷諔�(zhàn)爭中，他們在重慶和昆明又見了幾次面。常書鴻在《鐵馬叮咚》中寫道：“第一次向我提起敦煌之行的是已故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教授。1942年秋季的一天，梁思成找到我，問我愿不愿意擔任擬議中的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多年夢寐以求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之后毅然承擔了這一工作。他笑了笑對我說：‘我知道你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如果我身體好，我也會去的’�！�1943年3月，常書鴻遠赴敦煌，創(chuàng)建了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開始了他終生的敦煌事業(yè)。研究所隸屬國民政府教育部，但是好幾個月過去，經(jīng)費卻毫無音信。常先生只好給梁先生發(fā)去電報，請他代為交涉。第三天就接到了梁先生的回電，告知“接電后，即去教育部查詢，他們把責任推給財政部，經(jīng)財政部查明，并無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的預算，只有一個國立東方藝術(shù)研究所，因不知所在，無從匯款�！憋@然，是財政部的大員們不知道“敦煌”為何物，把它誤寫成“東方”了。經(jīng)過梁先生的奔走，經(jīng)費終于匯出。梁先生的電報還鼓勵常先生繼續(xù)奮斗，堅守敦煌。這對于敦煌機構(gòu)的維持和工作人員情緒的穩(wěn)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梁先生做了這些事，卻從不向人談起，如果不是常先生的回憶，大家就都不知道了。我記得，“文革”以前常先生還告訴過我，在研究所成立之初，梁先生還想請當時任中國營造學社文獻部主任的劉敦楨教授也到敦煌去，說敦煌的工作只有把建筑史的研究也包括進去，才是完整的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敦煌事業(yè)得到了國家的重視，不久，敦煌藝術(shù)兩次在北京展覽。梁先生看到了研究所的畫家們多年來辛勤的臨摹成果，那認真的、形神兼?zhèn)涞牟噬�臨本使他對敦煌建筑的印象更具體了，于是欣然命筆寫了《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筑》。

　　這篇文章再次為敦煌文物之輝煌而驚嘆：

　　“敦煌千佛洞的壁畫不唯是偉大的藝術(shù)遺產(chǎn)，而且是中國文化史中一份無比珍貴、無比豐富的資料寶藏。關(guān)于北魏至宋元一千年間的生活習慣，如舟車、農(nóng)作、服裝、舞樂等等方面；
繪畫中和裝飾圖案中的傳統(tǒng)，如布局、取材、線條、設(shè)色等等的作風和演變方面；
建筑的類型、布局、結(jié)構(gòu)、雕飾、彩畫方面，都可由敦煌石窟取得無限量的珍貴資料�！�

　　“許多燦爛成績，在中原一千年間，時起時伏、斷斷續(xù)續(xù)的無數(shù)戰(zhàn)爭中，在自然界的侵蝕中，在幾次‘毀法’、‘滅法’的反宗教禁令中，乃至在后世‘信男善女’的重修重建中，已幾乎全部毀滅，只余絕少數(shù)的鱗爪片段。若是沒有敦煌壁畫中這么忠實的建筑圖樣，則我們現(xiàn)在絕難對于那期間的建筑得到任何全貌的，即使只是外表的認識�！�

　　梁先生曾多次向常先生表示要到敦煌瞻禮敦煌藝術(shù)全貌，但始終未能如愿。1966年是敦煌石窟開窟1600周年，曾經(jīng)計議在敦煌舉辦第一次敦煌學術(shù)會議。當時我已在敦煌工作，常先生對我說，逢百的周年，一輩子只有一次，一定要把你梁思成老師請來。梁先生也欣然接受了邀請。但不久就開始了十年動亂，極左的狂暴風浪使這個計劃完全破滅了，梁先生和常先生都被卷了進去。一直到梁先生去世，梁先生終生都未能實現(xiàn)去敦煌的宿愿。但梁先生知道，要深入研究敦煌建筑，不在現(xiàn)場進行長期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他自己雖然沒有可能去，卻為我創(chuàng)造了這個難得的機會。

　　1961年我從清華畢業(yè)，分配到新疆伊犁自治州建筑設(shè)計室。由于國家正處困難時期，一年以后設(shè)計室撤銷了，只好改行在伊寧市第四中學教書，執(zhí)教幾何與圖畫。正當彷徨無計之時，一天，遇到一位從烏魯木齊到伊寧出差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士，向我打聽一個也是清華畢業(yè)分配到新疆名叫蕭功漢的人，我說那就是我呀！是到了新疆以后才改名的。他才告訴我說他在內(nèi)地一次會上遇到過梁先生，好像知道我已經(jīng)改行，提起不知道我愿不愿意到敦煌去，還說那可是個艱苦的地方，要能下決心才行。那時我剛讀了徐遲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那位以常書鴻為原型的主人公尚達，引起我無上的崇敬。于是馬上向梁先生寫了信，還引了辛棄疾的句子“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野薺花”，以表一己之信念。不久就收到梁夫人林洙先生的回信和羅哲文先生信，說是正在想辦法。事情辦了半年，1963年隆冬，終于等到了常書鴻先生的電報和自治區(qū)的調(diào)令，調(diào)我到敦煌。

　　從柳園火車站到敦煌縣城，有四個小時的汽車顛簸。所謂“柳園”，當時除了幾蓬被稱為紅柳的小灌木外，其實是連一棵正經(jīng)樹都沒有。路上經(jīng)過一個叫做“西湖”的地方，也是滴水全無。戈壁灘上，斷斷續(xù)續(xù)的只有一條夾雜些蘆葦用沙土筑起來的漢代長城。當時的敦煌縣城，按照內(nèi)地的標準，也只不過是一座大村莊，黃土飛揚的街道，到處都是狗，卻沒有路燈。從縣城到莫高窟，還得再走一個小時。天色已晚，敞蓬車上，寒風凜洌，只看到一片黑沉沉的荒原。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朋友們事先已在我的小屋生起了一爐紅火。常書鴻先生在他的小土屋里接待了我，說起梁先生給他寫了好長的信，提到敦煌建筑資料的重大價值，應(yīng)該加強研究，還說可以期望我對敦煌建筑的研究，做出“一番事業(yè)”來。當時這封信轉(zhuǎn)往國家文物局了，正在北京，可惜后來在“文革”中失落了。我迫不及待地深夜第一次巡禮石窟，手電光下，更襯出壁畫的燦爛輝煌，不能不為她的神奇瑰麗所激動（圖2）。

　　自從1961年以后，我就再也沒有見到過梁先生。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敦煌那十五年的生活。那戈壁的落日，云邊的掠雁；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
寒夜檐鐸丁冬，更顯得異樣的寂靜。在斗室昏暗的煤油燈下，聽著從凍結(jié)的山泉傳來的冰塊擠軋的聲音，每每都會給這座莊嚴的藝術(shù)之宮，再添上幾分靜穆，幾分深沉。她是那樣恬淡，那樣安詳，仿佛處處都蒙上了一層宗教般的圣潔。每當這樣的時候，我就會想起梁先生對我的期望。每年四月初八佛誕節(jié)前后幾天，陽光明媚，四鄉(xiāng)百姓趕著驢車，天天都可以達到萬人，就云集在崖壁前的一片綠蔭叢中。那可是我們一年只有一回的熱鬧日子，可以一面巡視洞窟，一面和老鄉(xiāng)們閑聊，一解平日說話太少的寂寞。

　　但境況卻并非總是這樣的一片祥和，在“文革”中，我也和多數(shù)獻身戈壁的敦煌工作者一樣，被卷進了風暴，甚至放羊也成了美差，至少可以暫時逃避那些無窮的批斗會。我也正是在放羊時，在四無人煙的荒山野嶺中，重讀了梁先生的《中國建筑史》。

　　記得是20世紀60年代末還是70年代初，聽到傳達中央文件，說是要貫徹“給出路”的政策，提到了梁先生。大意是，清華大學有個權(quán)威叫梁思成，喜歡封建建筑那一套，不妨也給他一條出路，就讓他去搞好了，也可以給革命群眾當一個反面教員。我方得知了梁先生的一點消息。時隔不久，忽然從人民日報讀到梁先生逝世的訃告，還發(fā)了先生的照片。得悉先生去世，我從遙遠的敦煌向林洙先生發(fā)了一封唁函，略表我沐受過先生恩澤并作為梁先生學生的哀思。

　　但是，實際上我之正式開始撰寫《敦煌建筑研究》，卻是1978年離開敦煌回到母校開始研究生生活以后的事了，此前只是積累了一些資料，寫過兩篇文章。這本書的寫作，除了完成梁先生生前的期望外，也與葉圣陶老先生的鞭策有關(guān)。

　　1976年夏天，正是周總理已經(jīng)去世，四五運動剛被鎮(zhèn)壓，鄧小平再次下臺，四人幫最為猖獗，政治形勢最為黑暗的時候，我因為麥積山加固工程的事到北京出差，遇到老同學陸費競，問我愿不愿見見葉老先生。他曾向葉老提起過我，葉老說如果我到北京來，他很想見見。我們一起到了葉老家里，那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葉老住在上房西邊“紗帽翅”的套間。已經(jīng)八十多歲了，耳朵聽不太清，對他老說話必須聲音很大才行；
眼睛也不太好，要靠放大鏡才能讀書寫字。但高大的身軀，清癯而非常有神，光著頭，唇上有一抹濃密的白髭，更顯出一番不凡的氣度。葉老詳細詢問了我在敦煌的情況，得知境況并不太好，地位經(jīng)常介于“革命群眾”與“牛鬼蛇神”之間，雖收集了不少敦煌建筑資料，卻不敢動筆大膽去寫，生怕又作為封、資、修的典型拿出來批判，但又為不能完成梁先生交付的任務(wù)而深感愧疚。葉老沉吟許久，好像還有許多話要說，卻沒有說得更多，只是低沉地說：“學問，總還是要做的！”

　　葉圣陶前輩墨寶

　　離開葉老回到甘肅不久，陸費競同學寄來葉老為我寫的一幅宣紙橫幅，用遒勁的鐵線小篆寫著魯迅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落款是規(guī)規(guī)矩矩的漂亮楷書“蕭默同志雅屬，一九七六年夏，葉圣陶”，下方鈐著一方白文篆印，刻著“圣陶”二字。聽老陸說，這幅字是葉老一生寫過的倒數(shù)第二幅，是用放大鏡寫的。寫完這幅以后，又為他老的一位孫女寫了一幅，以后就再也沒有寫過了。結(jié)合當時的政治形勢，葉老的這幅字實在具有不平凡的意義。他沒有對我作過什么“政審”，只與我見了一面，就對我如此信任，稱呼當時處于政治恐懼下的我為“同志”，還署下了他老的名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激勵我要“橫眉冷對”眼前的現(xiàn)實，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巨大的鼓舞，喚起我不斷進取的勇氣。

　　1978年我重回母校當了研究生，開始撰寫《敦煌建筑研究》。1980年，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通知，說是省里派來了落實政策工作組，已經(jīng)把我的“五一六分子”帽子摘掉了，檔案里的幾十頁材料也都一把火燒了。我大吃一驚，怎么我曾被打成什分子了！回信去問是不是搞錯了，我沒有被揪上斗爭臺，也沒有被勒令寫過什么交待材料，怎么會是什么分子？回信說并沒有錯，革命委員會確實曾把我定為“分子”，只不過是“內(nèi)定”，沒有公開罷了。我想，我大概是中國唯一的一個既沒有被斗爭也沒有被批判的最“幸運”的“分子”了。回想起那些年月我不陰不陽的處境和周圍人投射過來的不陰不陽的眼神，真是如夢方醒。葉老對我的激勵，就越發(fā)顯得珍貴了。

　　1980年《敦煌建筑研究》初稿基本告成，仍然十分雜亂，書名也還沒有想好。老陸知道了，又給我寄來了葉老寫的署著“葉圣陶題”的“敦煌建筑研究”幾個字，是他老替我定的書名，仍然是規(guī)規(guī)矩矩的漂亮楷書。這件事，我在《敦煌建筑研究》初版后記里已經(jīng)提到了。后來此書在文物出版社出版，我和責編黃先生商量，是不是把書名的“研究”二字去掉？黃先生認為書名是葉老親筆定的，不好隨便改，再說本書也不都是史料，作者還是進行了研究，所以沒有再動。

　　“人世幾回傷往事，青山依舊枕寒流”。人生值得回憶的事太多，我想，最不該忘記的應(yīng)該就是在關(guān)鍵時刻人們伸出的援手了。

　　我的博士導師汪坦先生在將近八十高齡時收下了我這個徒弟，以世界的眼光給了我不少宏觀的啟發(fā)（這些在我以后主編《中國建筑藝術(shù)史》的工作中，更起了重大作用），夙夜批閱原稿，費了不少精力。老先生寬容豁達，提攜后進，高風亮節(jié)，淡泊名利的品格，更令我受用終生。

　　吳良鏞先生與我有50多年的師生之誼，從我十七歲進入清華不久，就得到了吳先生不斷的關(guān)懷和鼓勵。在寫作此書時，記得幾次我回敦煌補充收集資料，吳先生都來信叮嚀不要忽略某些重要的跡象。有一次從敦煌返校，剛進校門遇見吳先生，他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的筆記要去，說是要“先睹為快”。在我獲得碩士學位后，又給我促成了一個在職博士研究生的深造機會。以后，還為我主編的國家重點研究項目《中國建筑藝術(shù)史》撰寫了序言。這點點滴滴的師生情誼，令我永志不忘。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還得到了我的碩士導師莫宗江先生，以及陳明達、羅哲文、宿白、傅熹年、樓慶西、徐伯安等先生的許多寶貴指教。他們的意見，初版時來不及改正，現(xiàn)在都盡我力之所能，體現(xiàn)在第二版中了。當然，此書的完成，還得感謝敦煌文物研究所（現(xiàn)敦煌研究院）諸位先生的大力支持，一些觀點的形成，都得到了他們的啟發(fā)與指導。在本書初版本出版后，收到了我一向敬重的史葦湘先生祝賀的信，更令我難忘�，F(xiàn)在，趁著《敦煌建筑研究》再版的機會，就聊以此文略表我對幾位前輩和先生們的微薄的感激之情吧！

　�。ū疚臑樽髡哒�待再版的《敦煌建筑研究》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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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梁思成．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3卷，第1冊，1932。

　　[2] 梁思成．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筑．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五期，1951；
梁思成文集，第一集．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82。

　　[3] 梁思成．伯希和關(guān)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3卷，第4冊，1932；
梁思成文集，第一集．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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