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學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不殫精竭慮，非苦思冥想，不能悟得真諦。2007年11月，在廈門大學召開的中國經濟法學研究會年會上，徐士英教授說：“經濟法是聰明人才能做的學問�！币�起不少感慨。這不是經濟法學人自命不凡，更不是說其他學科就不需要智慧，而是一個多年研究經濟法學者的慨嘆�！岸荚谱髡甙V，誰解其中味�！苯洕�法是一種新的法律現象，經濟法學是一門新興學科，與既有法律體系有太多的沖突和背反，對傳統法學知識系統有太多的解構與超越，法學院的莘莘學子一學期下來，常常不知所云；
也有不少研究者在從業(yè)若干年后，自覺找不到出路，知難而退，另求他途。經濟法的發(fā)源地、發(fā)達地德國、日本，經濟法學也因為一直沒有形成穩(wěn)定的、服眾的知識系統，呈式微之勢。一向以邏輯嚴謹著稱，喜好形而上的德國人及其追求者日本人，對諸多費解的經濟法基本理論問題，也是望洋興嘆，仍執(zhí)著于建立科學嚴密的理論體系者鳳毛麟角。沒有頑強的學術毅力，沒有執(zhí)著的學術追求，沒有非凡的心智，在經濟法這條學術道路上是堅持了不了多久的。

　　我們曾經也困惑過，彷徨過，很多問題百思不得其解，百問不得其果。對于經濟法能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學科？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有沒有獨特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有沒有自己的責任形式？它和民商法、行政法的邊界在哪里？它的基本原則是什么？它的基本體系如何構成？等等，我們千萬次地問，一直得不到一個滿意的答案，探索經常無功而返。更令人尷尬的是，面對學生求知的眼神，我們無法提供令己令他心服口服的答案，無以解惑。多少次萌生去意，打算放棄經濟法這支飯碗，另覓出路。

　　所幸的是，在探求經濟法真諦的路途上，我們邂逅漆多俊先生的國家調節(jié)說，迷惘的心靈得以救贖。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認為經濟法調整所有經濟關系的“大經濟法學說”正廣為傳播，經濟法學界正一心做大做強之時，漆多俊先生保持清醒的頭腦，大膽擺脫“左”的思潮的羈絆，高瞻遠矚，考察整個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從人類社會經濟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出發(fā)，分析國家調節(jié)職能的演變與發(fā)展，提出經濟法只調整“國家經濟管理關系”，調整對象的范圍比起源于前蘇聯的主流經濟法學說縮小了許多，科學而令人信服地劃分了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的邊界。漆多俊先生概括市場經濟從自由階段發(fā)展到壟斷階段暴露出的自身無法克服的三大缺陷，總結出國家調節(jié)市場有三種方式，由此合乎邏輯地推導出經濟法體系的三個基本構成，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無懈可擊的經濟法法律體系和經濟法學說體系。領悟國家調節(jié)說的基本理論后，我們的思想豁然開朗，多年來的困惑與迷惘煙消云散。

　　漆多俊先生的國家調節(jié)說是一把鋒利的奧康姆剃刀，滌除了我們頭腦中各種似是而非的、互相矛盾的觀點，廓清了我們對經濟法的混亂思維，通過對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系統深入的挖掘，使我們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有了準確的把握和界定，對經濟法的概念和本質能夠進行清晰而自信的描述，樹立了社會本位的經濟法價值與理念，提煉出高度抽象的經濟法基本原則，形成了嚴密而完美的經濟法體系，并發(fā)現經濟法存在獨特的調整方法和責任制度。國家調節(jié)說不僅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和解釋力，而且邏輯推理如行云流水，一以貫之，邏輯結構渾然一體，天衣無縫，讓我們在解惑之余充分領略到抽象之美。國家調節(jié)說解構了既往的各種經濟法理論之后，幫我們構建了一個可靠、完美的經濟法知識系統，救贖了我們迷亂的心靈，堅定了我們的經濟法信念，并啟迪我們作進一步的探索和思考。

　　2008年是一個需要紀念的年份，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過了整整三十個年頭，經濟法在中國的產生與發(fā)展也有三十年了，其間，國家調節(jié)說從提出、發(fā)展到完善，經歷了《民法通則》頒布、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加入WTO等重大歷史事件的檢驗，其科學性、自洽性歷久彌堅，已被學界普遍接受和承認。漆多俊先生七十華誕恰逢這個需要總結、回顧的年份，作為先生的弟子，我們將自己對國家調節(jié)說的理解與應用匯編成這樣一個集子，作為一份獻禮，慶祝先生七十大壽，也以此紀念經濟法學在中國產生發(fā)展三十周年。作為學生，我們無意抬高和夸大國家調節(jié)說的作用與貢獻，也不否認其他學說的意義和價值，我們認為李昌麒教授的國家干預說、楊紫烜教授的國家協調說、劉文華教授的縱橫統一說及史際春教授有限定的縱橫統一說對中國經濟法學的發(fā)展與繁榮都發(fā)揮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謹此希望我們的研究有助于學界同仁了解、認識國家調節(jié)說，并推動中國經濟法學的進一步發(fā)展。

　　先生是一個大家，才情橫溢，其思想博大精深，涉獵法學、政治學、經濟學、史學、詩詞、書法、繪畫、音樂等眾多領域，法學的各個二級學科幾乎都有研究，以我輩之才識，目前尚無力要對其進行全面探討，待到先生八十、九十華誕之際再作安排，本書僅僅是我們學習先生的代表學說之一——國家調節(jié)說的一些心得體會。由于我們的學術修為有限，管窺之見并不能充分反映先生思想之精妙，其間錯誤和疏漏之處也在所難免，希望能得到先生的進一步指導和學界同仁的指正。

　　祝先生學術之樹常綠，生命之水常流！

　　2008年3月2日于龍頭山

　　[《國家調節(jié)說的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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