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強：“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
發(fā)布時間:2020-06-13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一
1968年8月20日晚11時，距捷克首都布拉格市中心僅6公里的魯津機場，值班人員突然接收到一架剛剛飛臨的蘇聯(lián)民航客機發(fā)出的信號：由于機器故障，要求允許緊急降落。機場人員準許了這一要求。
客機安全降落后，直接開到機場指揮塔附近。值班人員驚訝地發(fā)現(xiàn)，從飛機上下來的不是被事故嚇壞了的旅客，而是幾十名揮動著手槍的突擊隊員。
機場指揮塔被占領了。僅過了幾分鐘，裝載著坦克的蘇聯(lián)安東諾夫式巨型運輸機群的第一架，在突擊隊員的指揮下降落了。
這支空降坦克部隊，在蘇聯(lián)駐捷大使館小車的引導下，以35英里的最高時速沖進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包圍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chǎn)黨中央駐地黨中央大廈。
此時，已臨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團正在開會。占領軍沖進捷共黨中央大廈，扣押了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捷共第一書記亞·杜布切克，國民議會主席斯姆爾科夫斯基；
政府總理切爾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8月21日早晨，當布拉格人走向街頭時，這個城市已經(jīng)掌握在外國軍隊手里。這種情況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fā)也同樣發(fā)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沒有任何反抗的情況下被全面占領了。
占領軍是由蘇聯(lián)國防部副部長、陸軍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將軍指揮的華約部隊的24個師。它由5個國家的部隊組成——16個蘇聯(lián)師，3個波蘭師，兩個東德師，兩個匈牙利師，一個保加利亞師。
全世界的焦點都投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得知蘇聯(lián)軍隊是為“布拉格之春”而來；
于是，全世界都在追問，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干了什么？
二
在東歐，幾乎每一次動亂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統(tǒng)治松動時發(fā)生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有了東德的造反；
1956年，斯大林被赫魯曉夫批判，則有了波蘭和匈牙利的動亂。這很說明問題：動亂和造反是針對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
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靜的、穩(wěn)定的。在那里，一個斯大林式的統(tǒng)治，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還能相安無事地繼續(xù)了10多年：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強尼城堡（總統(tǒng)府，歷代波希米亞國王的王宮）仍然居住著捷克的斯大林——諾沃提尼。
這位兼任著總統(tǒng)的捷共第一書記，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他處處模仿斯大林：給自己設計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樣的元帥服，經(jīng)常拿著一個斯大林式的大煙斗。這位鎖匠出身的總統(tǒng)能占據(jù)這樣的高位，是靠他在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的積極和狂熱。
政治清洗是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和支柱。就像斯大林以槍斃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開始，然后將政治恐怖遍及全國一樣，東歐各國也是從黨內(nèi)最高層的清洗開始，以全國性的政治恐怖為最終目的。捷克斯洛伐克從1950年開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總書記斯蘭斯基、外交部長克列門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長被絞死而達到高潮。
諾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這個時間邁出的：他得到了被絞死的斯蘭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總書記。
諾沃提尼才疏學淺，但他統(tǒng)治這個國家并不困難，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種政策——正確的或是不正確的——而不用擔心有人反對；
再說，一個龐大而健全的官僚機構已經(jīng)構建起來，要操縱這個機器只需要權力而不需要能力。這個表面上安定的國家，沒有游行示威，沒有大規(guī)模的罷工，沒有顛覆政權的反革命活動；
所有的輿論工具都宣傳著令人放心的內(nèi)容——黨和領袖的英明和取得的偉大成就。
可是在這種穩(wěn)定和太平盛世的宣傳聲中，沒有受到反對和監(jiān)督的官僚政權的腐敗和特權所造成的災難卻是巨大的。
極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權式經(jīng)濟管理，已經(jīng)使諾沃提尼政權脫離了社會主義目標。20年的極權統(tǒng)治之后，官僚的腐敗已經(jīng)到了這樣的程度：圍繞在諾沃提尼這位總書記周圍的已經(jīng)不是馬克思主義信徒，而是權力的信徒。在這個權力結構中心，起作用的不是能力和黨性原則，而是取決于當權者在下面有多少親信，在上層有多大的靠山。
這些人過著貴族式的腐化豪華生活，他們的月工資可以高到2.5萬克朗，相當于全國平均工資的20倍。而工資還不能說明問題，因為他們的幾乎所有開銷——香煙、食品、飲料、汽車、別墅、出國旅游都是由國家開銷的。
非法的貪污腐敗和合法的特權等級所造成的政權危機已經(jīng)十分深刻，但對于政治感覺遲鈍的諾沃提尼來說，算不了什么問題。經(jīng)濟衰退才是諾沃提尼能感覺到的傷痛。
官僚主義國有化，使捷克這個在戰(zhàn)前就是工業(yè)發(fā)達的國家每況愈下：效率低下，技術落后。1963年工業(yè)生產(chǎn)總值較上年下降3％，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總值下降7.5％，生產(chǎn)性國民收入下降2％；
同時，由于忽視農(nóng)業(yè)、輕工業(yè)，造成消費品供應不足，并導致通貨膨脹。它的災難性后果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水平低于戰(zhàn)前，工人實際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滿，工廠出現(xiàn)騷動。
在這種形勢下，連最不愿意承認問題、最害怕破壞了政策穩(wěn)定性的諾沃提尼也感到了頭疼。于是他采取了這樣的策略：抓緊權力，放開經(jīng)濟。
三
諾沃提尼要實行經(jīng)濟改革還有另一原因：他是崇拜赫魯曉夫的——就像他曾經(jīng)崇拜過斯大林一樣。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
赫魯曉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
赫魯曉夫搞經(jīng)濟改革，他也不妨一試……
諾沃提尼的改革嚴格地限制在經(jīng)濟領域。
1964年，45歲的�？私淌谑潜贿x中來拯救瀕臨崩潰的經(jīng)濟的主要人物。這位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所長、捷克斯洛伐克經(jīng)濟學會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經(jīng)濟學家。在“布拉格之春”期間，他是改革的主要設計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的副總理。蘇聯(lián)出兵后，他流亡國外。
在既要進行經(jīng)濟改革，又不能對現(xiàn)有的政治體制有任何觸動的兩難處境中，經(jīng)歷了兩年的猶豫、拖延，�？私淌谟�1967年1月將自己起草并由主席團通過的“新經(jīng)濟模式綱領”正式實施。
在諾沃提尼時代，�？私淌诳梢宰龅降�，僅僅是擴大企業(yè)權限，更多地運用市場機制。綱領的重點是“建立市場經(jīng)濟，自發(fā)調(diào)節(jié)供求關系而不是人為地去規(guī)定供需；
對工業(yè)實行分散管理；
對企業(yè)實行物質刺激”。
這些措施即便在當時來說，也無多少新意，赫魯曉夫這么嘗試過，而南斯拉夫一直就遵循著這樣的經(jīng)濟方針。
除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層層阻撓，改革措施大多沒能實施外，即使得以實行的部分也適得其反——擴大了的企業(yè)自主權，只是加大了國企領導人權力，而沒能改變工人的處境、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生產(chǎn)積極性；
另外，有了自主權的企業(yè)片面追求利潤，盲目生產(chǎn)，使一些獲利多的產(chǎn)品大量積壓，而某些人民需要的產(chǎn)品卻因獲利少而減少了；
有的企業(yè)利用價格下放，趁機哄抬物價，牟取暴利。
工廠仍然是老樣子：“冷漠的工人不聽領班工長，領班工長不理廠長，而廠長則用謊言來欺騙布拉格的部長們”。
幾年的折騰和失敗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明白了這么一個簡單的道理：改革設計不能交給官僚去執(zhí)行，因為這些人關心的不是社會主義，不是社會利益，而是自己的權力和利益。
希克教授等人也得出了這么一個結論：“經(jīng)濟改革沒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發(fā)揮作用！”于是，�？私淌诘葘W者開始將注意力轉到政治解決上，呼吁政治改革的迫切性。
這一切都發(fā)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說，“布拉格之春”不是因為保守和拒絕改革所產(chǎn)生，而是一場不徹底的、失敗的改革所引發(fā)出來的更深刻的革命。
四
從1964年改革開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關注著改革形勢。他們愿意將信任交給學者，讓他們有時間精心設計，他們愿意將耐心給予官方，讓政府有時間穩(wěn)步實施。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成熟——1956年的匈牙利悲劇記憶猶新，他們不希望狂熱、暴力、流血來干擾他們的目標。
捷克斯洛伐克人認真地了解�？私淌诘母母锼枷�，也仔細地閱讀科學院28位經(jīng)濟學家、社會學家、統(tǒng)計學家、歷史學家和物理學家聯(lián)合發(fā)表的關于改革的意見書《處在十字路口的文明》。這份報告是在科學院哲學所拉多萬·利赫塔博士領導下，對捷克社會各方面的問題進行綜合調(diào)查研究的結果。
學者們?yōu)榇_立新的目標而忙于改革設計。作家們則帶著人民的不滿和焦慮去批判舊的政治體制。
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召開，有400多名作家出席。黨的代表團也相當龐大，它由捷共中央主席團成員、負責宣傳和意識形態(tài)的中央書記亨德利赫帶領。代表團成員包括了教育部長、文化部長和新聞部長。加上強烈的政治情緒和政治性極強的會議議程，這次作家代表大會的政治影響不低于一次黨代會。
率先發(fā)言的是黨員作家昆德拉。他選擇了自由與專制、人道與非人道的題目。昆德拉對坐在主席臺上的文化官員說：
“當我們談到自由的時候，有些人就會感到不舒服，他們會說：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當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種種限制。但是沒有哪一個進步的時代曾經(jīng)為自己的發(fā)展規(guī)定過限度……只有在我們這里則不同，把維護禁區(qū)看做是比沖破禁區(qū)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還對斯大林主義的虛偽性和它的反人道實質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說，他不把法西斯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相提并論，前者并不存在道德問題，它沒有人道主義的面具，我們很容易對它加以識別和反對。但斯大林主義則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繼承者，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道主義運動的繼承者，它保留了這個運動的許多理論、觀點和口號。而實際上，“這樣一個人道主義運動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擯棄人類的種種美德，正在把愛護人類改變成殘害人民，把愛好真理改變?yōu)橹肛熣胬怼?/p>
正因為作家們能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對人道主義原則給予肯定和呼喚，在后來的“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把實現(xiàn)“具有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作為改革的目標。
接著，一位作家在大會上宣讀了蘇聯(lián)作家索爾仁尼琴上個月寫給蘇聯(lián)作家代表大會的信。
索爾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訴審查制度的。他說 ：
“審查制度像石頭一樣壓在我國頭上，迫使我們的作家服從那些不學無術的官吏的胡作非為……”
他也指責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說，“它自己就是最大的毀損者之一，它怯懦地將600名無辜的作家置之不顧，這些作家遭到迫害，被放逐、監(jiān)禁、關進集中營，甚至死亡�！�
沖破的禁區(qū)越來越多了。反專制主義，要人道精神；
反審查制度，要文化、新聞自由的呼聲成了這次大會的主旋律。
捷共代表團團長亨德利赫上臺發(fā)表了一篇尖銳譴責的講話，訓斥這些越軌、造反的作家。然后，團長憤怒地拂袖而去。
大會繼續(xù)進行，并達到高潮——尤其是國家文學獎金獲得者，41歲的黨員作家盧·瓦丘利克的大會發(fā)言。
瓦丘利克一開始就把政治恐怖和專制統(tǒng)治所造成的社會現(xiàn)實描繪出來，并痛心地宣稱在這個社會里已經(jīng)沒有公民了。
他說：“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來。反之，在政府長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
瓦丘利克認為，一些平庸無能的人能行使權力，并構成這個社會的權力中心。他說，“得到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帖耳的人，那些不會制造麻煩的人，只要當局不提問題，他們也不會提任何問題的那號人。在選拔各級人才時，被選中的總是些庸才。那些頭腦復雜的人，特別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績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德的標準的人則從舞臺上消失了�！�
瓦丘利克尖銳地批判了現(xiàn)存制度對人和人的價值的冷漠：
“20年來，任何一個關心人的問題在我國都沒有得到解決：從滿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一直到那些在當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滿意的更高級的需求為止。例如：人在社會中的充分價值感，政治決定要服從道德倫理準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等�！�
瓦丘利克批評當局對自由的壓制：
“只有在不需要談論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們談論他們看到的現(xiàn)實，這使當局生氣�？墒撬蝗ジ淖兛陀^現(xiàn)實，卻想改變?nèi)说难劬�。與此同時，我們正在失去唯一有價值的理想——一個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我站在這兒說話時，并沒有想說什么就說什么的自由感，而這個自由感是每個公民都應該有的。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膽怯地利用公民和當權者之間的某種休戰(zhàn)狀態(tài)，我感到我正在犯罪……統(tǒng)治集團本身、政府和政府成員，他們自己有公民權利的保證嗎？沒有這種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創(chuàng)舉，甚至連一個政策也創(chuàng)造不出來�！�
瓦丘利克是一位作家，他的力量在于他的背后有整個民族正在悄悄地訴說著同樣的話題；
同時，他也是一位共產(chǎn)黨員，他的講話只是一個共產(chǎn)黨員對一個偽社會主義的批判。瓦丘利克的深刻在于他具有馬克思主義立場以及與馬克思主義絕不矛盾的人道主義精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這次發(fā)言的最后，瓦丘利克嚴肅地聲明了這一立場：
“當我批評當局的時候，我并不是批評社會主義，因為我相信，在我國發(fā)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并不認為，當前的統(tǒng)治制度就等于社會主義（可是統(tǒng)治當局卻總是這么說）；
前者的命運并不等于后者的命運�！�
瓦丘利克因為這次大會發(fā)言而被開除出黨。這個決定是在3個月后召開的捷共中央九月全會上做出的。
在這次中央全會上，諾沃提尼對“傳播對社會主義有害的、與共產(chǎn)黨格格不入的意見和思想”實行全面反擊。
這次中央全會取消了作家楊·普洛哈磁卡黨中央候補委員的資格，因為他在作協(xié)代表會議上發(fā)出誓言：“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作家，還有一個統(tǒng)治者，還有一個讀者”就要為民主自由斗爭到底。
和瓦丘利克同時被開除出黨的還有作家克利馬、利姆、姆尼亞奇科；
作家昆德拉受到嚴重警告。
捷共中央還決定將作協(xié)機關報《文學報》劃歸文化部和新聞部直接領導，該報的19名編輯被開除；
成立新的編輯部。
這次反動是全面的，連經(jīng)濟改革也要停下來——限制在報上討論改革，不準希克教授再召集改革委員會會議，不準他公開講話。
五
科學家、作家以及整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為呼喚春天已經(jīng)有了那么多的思考、設計和艱難的斗爭之后，政治家才出場，這似乎晚了一點。但這并不重要，當人民的意志已經(jīng)明確表達出來，當人民的力量已經(jīng)被某一具體的目標團結和調(diào)動起來的時候，能代表這種意志的政治家是杰出的政治家，能順應這股力量的政治勢力會陡然壯大起來；
同時，有了優(yōu)秀政治家的加入，人民的力量會更加凝聚，目標會更加清晰，接近目標的希望會更加增大。這種政治現(xiàn)象在1967年的捷克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
首先站出來支持改革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
1967年，這位年僅46歲的斯洛伐克人，擔任著斯洛伐克黨的第一書記和捷共主席團成員。他畢業(yè)于莫斯科黨校，是一位職業(yè)政治家。
從個人氣質上講，他文靜，在公眾面前講話時，常常用微笑來掩飾他的緊張和慌亂。在個人品質上，杜布切克“不是權迷心竅的人，也不是想利用權力來謀求個人私利的人”。對這一點，公眾當然知之甚少，但人們都知道，杜布切克夫婦和3個孩子一直住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fā)，過著很簡樸的生活：他自己開車，并且常常到公共游泳池游泳、跳水，到體育館和老百姓一起看冰球比賽……
在九月中央全會上，杜布切克對新的文化專制和鎮(zhèn)壓浪潮表示反對，他不同意開除作家們。杜布切克的反對未能改變主席團的決議，但他以一個公開的、積極的反對者的面目出現(xiàn)在黨的最高層。九月全會后，杜布切克與諾沃提尼的關系嚴重惡化，諾沃提尼下令掐斷他在布拉格辦公處通往黨中央的專線電話，甚至還派秘密警察對他進行盯梢。
10月底，黨中央再次舉行全會。會上，諾沃提尼指名道姓地說杜布切克是“資產(chǎn)階級民族主義者”，說如果杜布切克對中央的民族政策提出異議，那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經(jīng)濟可以分開，斯洛伐克別再指望得到中央的幫助。
杜布切克沒有退讓。他說要討論經(jīng)濟分立，就必須先討論政治分權；
要分，就先從上面分起，從黨政分起！
問題涉及到了整個政治體制，涉及到諾沃提尼集黨、政大權于一身的這個最招人怨的敏感問題。開始，斯洛伐克的官員站在杜布切克一邊；
當矛盾進一步激化，問題進一步擴大到黨在人民中的威信以及政府機構的權力職能、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等一些更重大的問題時，一些捷克領導人也支持了杜布切克的立場：要求黨政分開，要求諾沃提尼辭去第一書記的職務。
諾沃提尼采取了拖延戰(zhàn)術，他宣布因意見分歧太大，一時無法統(tǒng)一，全會暫時休會到12月繼續(xù)召開。
改革派共產(chǎn)黨人在等待12月的中央全會，諾沃提尼則寄希望于他的蘇聯(lián)老大哥。全會休會后，諾沃提尼去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50周年的慶祝活動，更主要的是去謀求莫斯科的支持。然而，勃列日涅夫決定拋棄諾沃提尼，因為諾沃提尼把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一團糟，他看出來諾沃提尼的統(tǒng)治已經(jīng)不能有效地控制這個國家了。
勃列日涅夫非常了解諾沃提尼的無能，并且不喜歡他。這位總書記卻不了解杜布切克是怎樣一位政治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國內(nèi)已經(jīng)興起的改革浪潮具有什么樣的性質。
當諾沃提尼失去了蘇聯(lián)支持這張王牌后，剩下的只有陰謀和暴力了。
1967年12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部隊舉行大規(guī)模的冬季演習。這是諾沃提尼在演習對布拉格的軍事包圍。他的計劃是，一旦12月16日中央全會可能撤銷他的職務，就把軍隊開進布拉格，逮捕以杜布切克為首的改革派。
對改革派領袖和進步人士的逮捕證已經(jīng)準備好，只等負責保衛(wèi)工作的黨中央第八部部長馬穆拉簽字了——其中有杜布切克、斯姆爾科夫斯基這樣的政治家，也有瓦丘利克那樣的作家、知識分子。
這些軍事行動被軍隊的總政治部主任普爾赫利克中將察覺了，而這位將軍又是傾向于改革的將領。這個陰謀尚未實行便流產(chǎn)了。
1968年元月2日，捷共具有歷史意義的全會繼續(xù)召開。此時，中央的派別斗爭已經(jīng)傳到社會上，新聞和公眾輿論開始對政治家施加壓力——要求諾沃提尼下臺。
被逼急了的諾沃提尼突然把自己裝扮成改革和民主的捍衛(wèi)者，同時準備犧牲他的親信亨德利赫，讓此人為他的錯誤政策承擔責任。
諾沃提尼的挑選非常高明，亨德利赫是60年代諾沃提尼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也是這兩年為諾沃提尼應付困難局面的關鍵人物。亨德利赫長期主管著黨的意識形態(tài)部門，對新聞、作家和整個文化界作過許多公開的、不得人心的干預，他一直為諾沃提尼政權充當惡人。
那是在全會期間的一次主席團會議上，諾沃提尼突然向亨德利赫發(fā)問：“亨德利赫，你知道你女兒在干什么嗎？她向《證據(jù)》提供了材料！”
《證據(jù)》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分子在巴黎辦的雜志。幾個月前，31歲的作家貝奈斯因為為《證據(jù)》提供材料而被判處7年徒刑。在對貝奈斯的審訊中，發(fā)現(xiàn)了亨德利赫的女兒茲杰娜參與了此事。茲杰娜確實將國內(nèi)的材料秘密地送給了流亡分子辦的這份雜志。
亨德利赫憤怒地頂了回去：“安托寧，你休想把我變成另一個巴拉克，那是決不會得逞的！”
巴拉克是原政治局委員、內(nèi)務部長，因向諾沃提尼個人權威挑戰(zhàn)，1962年竟被安上貪污罪、判處15年徒刑。西方稱這次判決“結束了捷共最高層中進步分子的第一次造反”。
亨德利赫的反戈打破了平衡，諾沃提尼的總理列納爾特也跟著風向的轉變而把票投到了杜布切克一邊。
l月4日，主席團進行表決，諾沃提尼以4∶7的劣勢，被迫交出了第一書記的職務。1月5日，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了諾沃提尼辭去第一書記并由杜布切克繼任的消息。諾沃提尼保留總統(tǒng)的職務。
六
在杜布切克周圍，一些重新回到政治舞臺上的改革派政治家和作家們敦促杜布切克拿出更大的勇氣。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杜布切克的政績是值得稱道的——
為防止改革受到來自外部的干擾，他對鄰國進行了訪問：1月29日訪問蘇聯(lián)；
2月4日與匈牙利的卡達爾會晤；
2月7日與波蘭的哥穆爾卡會談；
撤消了九月全會對作家們的懲治，給瓦丘利克等3人恢復黨籍，給昆德拉恢復名譽；
《文學報》復刊，改名為《文學通訊》，這個刊物在整個“布拉格之春”期間成了政治改革運動的一面旗幟；
讓作家們在不受政府干預的條件下，召開了代表大會并民主選舉了新的作協(xié)領導；
為50年代大清洗中的政治冤案做出更徹底的平反……
杜布切克上任后，閱讀了黨的檔案材料，當他詳細地了解了20年來的迫害、暴行和血淋淋的冤案情況后，這位共產(chǎn)黨的領袖失聲痛哭了，他發(fā)誓決不讓這樣的悲劇在他的國家重演。
對日益活躍的民主氣氛，杜布切克不但沒有擺出最高統(tǒng)治者的架子給人民規(guī)定什么是允許的、什么是不允許的，相反，他大膽地將民主與人民行使權力等同起來。他說：
“民主不僅是一個人有權利、有機會發(fā)表自己的意見”，而且是人民“對國家大事負有共同的責任并能共同做出決定�！�
在1月以后的幾次公開場合，杜布切克還談到“人的自我發(fā)揮”，談到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和關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主張，談到階級斗爭只是初期的手段，而絕非社會主義的目的。
杜布切克不僅談論民主、人道，同時還在公眾集會上對一些反民主、反人道的機構和個人進行了公開的、指名道姓的批評。緊接著，這些被杜布切克批評過的捷共中央書記、工會中央理事會書記、內(nèi)務部長和總檢察長被撤了職。
杜布切克利用他所得到的權力做了一些激動人心的事。他面臨的重大考驗和選擇是——對權力本身將如何處置，尤其是他將如何對待處于統(tǒng)治權力另一端的人民的民主權力。
1968年初，編輯部和播音室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圣殿。人民傾聽著、閱讀者、思考著，對民主改革表示了令人激動的熱情和關注。
此時，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崇拜的，已不再是那些占據(jù)著高位、操縱著官僚機器的人，而是那些與人民貼得最近，又能抓住聽眾注意力的人。他們除了學者和作家們，還有黨和國家的一些新領導如斯姆爾科夫斯基、克里格爾、姆林納日也成為風云人物。其中，斯姆爾科夫斯基是1968年最受群眾愛戴的演說家和改革派首領。
斯姆爾科夫斯基57歲，斑白的頭發(fā)使他像一位充滿智慧的長者，修長的身軀蘊藏著巨大的激情。他是50年代政治恐怖的受害者，坐過8年監(jiān)獄，不久前平反出任農(nóng)業(yè)部長，“布拉格之春”期間被任命為國民議會主席。他是最堅定的改革家，是杜布切克最親密的合作者，他把自己的改革思想堅持到蘇聯(lián)出兵之后。
斯姆爾科夫斯基最早是在報紙上撰寫文章，呼吁“堅決糾正和克服對社會主義的歪曲”。在政治生活中，他強調(diào)“必須恢復民主精神，必須創(chuàng)造一種自由交換意見和互相爭鳴的氣氛，讓最有價值的先進思想戰(zhàn)勝保守落后的思想”。
3月下旬，面帶笑客、滿懷激情的斯姆爾科夫斯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盧米爾納大廳”向青年黨員演講時，只能容納3000人的大廳，擠進了6000多人。斯姆爾科夫斯基的演講給青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將他們的政治熱情轉化為對改革進程的思考。
一次進行了6個小時的會議，通過了一項提交國民議會的決議：一、 要求諾沃提尼離開總統(tǒng)府；
二、 正式取消新聞檢查制度；
三、 實行遷居自由；
四、 實行有效的政治、經(jīng)濟改革；
五、 對一切事情都應向人民說真話；
六、 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七、 與蘇聯(lián)建立平等的關系。
報紙、刊物、電臺空前活躍，人民對改革空前關心，人民的意志迅速反映出未，并對政治家的活動產(chǎn)生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這種政治現(xiàn)象是害怕而加以排斥，還是大膽順應并組織引導這股力量去實現(xiàn)人民的目標？剛上任的杜布切克就面臨著這樣的考驗。
面對這股強大的、完全不為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說：“讓我們不要害怕這個浪潮，讓我們從中學習吧！黨應該分析和領導這個浪潮。”
杜布切克對民主力量的愛惜和重視，竟被當時和后來的一些人說成是優(yōu)柔寡斷、不能控制局面。實際上，一個政治家不依靠專制權力實行領導，那是需要更大的魄力和政治天才的。
杜布切克是“布拉格之春”得以順利誕生的助產(chǎn)士。這是捷克人民的幸運，也是杜布切克的幸運。在此之前，杜布切克并沒有表現(xiàn)出他具有一個杰出領袖的品質——馬克思的淵博深刻，列寧抓住歷史時機的敏銳和勇氣，拿破侖的意志；
但因為他在人民爆發(fā)出智慧和力量的時刻，能大膽地投身到人民的行列，而不怕被人民的力量所淹沒，他才成了20世紀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聯(lián)系這一點，我們便不能接受個人在歷史上無所作為的觀點——正是有了杜布切克在1968年頭幾個月的勇氣，姍姍來遲的春天終于降臨到布拉格……
七
1968年2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國防部的報紙上，發(fā)表了佩比赫少將的文章，第一次公開了去年12月未遂軍事政變的丑聞。文章發(fā)表后，政變的兩個主謀，國防部黨組書記謝伊納攜兒子叛逃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楊科上將自殺身亡。
在這次突如其來的打擊下，諾沃提尼終于在3月22日向國民議會提出辭去總統(tǒng)職務的辭呈，搬出了他呆了12年之久的總統(tǒng)府。
新就任的總統(tǒng)是72歲的斯沃博達。這個名字在捷克語中是“自由”的意思，然而在50年代的大清洗中，他曾遭監(jiān)禁并未保住個人的自由。
他仍將改革作為掌權后的頭等大事，靠著改革上臺的捷共領導人，在一個月內(nèi)就拿出了全新的政治改革設計——捷共的《四月行動綱領》。
這份長達60多頁的《行動綱領》是杜布切克提議，由專家們起草完成的。希克教授主要負責改革的經(jīng)濟部分；
曾經(jīng)組織過《十字路口的文明》調(diào)查報告的里赫塔博士和后來成為捷共中央書記的姆林納日則起草了政治體制改革部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經(jīng)濟體制改革部分，除了以前有過的擴大企業(yè)權限、加強市場機制，最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工人委員會、實行工人自治和民主管理”,“企業(yè)職工選舉產(chǎn)生的職工委員會有權任免企業(yè)經(jīng)理、決定企業(yè)方針和計劃”。
《行動綱領》的最大成就在于對政治體制作根本性改變。
綱領首先承認，捷共已從為全體人民服務的政治組織蛻變成凌駕于社會之上、對人民實行統(tǒng)治的特殊利益集團。為改變這一狀況，綱領指出：
“共產(chǎn)黨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不是靠統(tǒng)治社會來實現(xiàn)自己的領導作用，而是靠忠誠地服務于社會的自由、進步的社會主義發(fā)展而贏得它�！�
綱領表示，“黨的目標不是當社會的‘總管家’，不是用自己的指令捆住社會的手腳，對生活的每一步都加以限制�！�
對實行鎮(zhèn)壓職能的安全部門進行整頓和徹底改革，把它們的權力嚴格地限制在保衛(wèi)國家安全，對付外國敵對勢力的范圍內(nèi)。綱領強調(diào)，要堅決制止公安機關對公民政治信仰和思想意識觀點的干預、限制。
綱領指出：
“沒有犯罪的每一個公民可以放心地看到，他的政治信念和觀點，他的個人信仰和活動，不會成為國家安全機關注意的對象。黨明確宣布，不允許這個機器用來解決內(nèi)部政治問題和社會主義矛盾�！�
綱領沒有僅僅滿足于對政治生活中的集權專制進行批評，它確認了國民議會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唯一的立法機構；
而國民議會通過直接普選產(chǎn)生。
綱領將確保公民的權利、自由以及人民能監(jiān)督政府、參與管理國家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它指責過去的體制把“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這一馬克思主義原則弄顛倒了，所以不僅妨礙了個人的發(fā)展，也阻撓了整個社會的發(fā)展。
綱領對民主、自由作了十分具體的規(guī)定：
1. 要由法律保證公民有建立自愿組織、興趣組織和社團的可能性，不要以官僚主義加以限制；
2.公民有討論和影響國家決策的自由，“不能通過任意解釋、依靠權力規(guī)定允許他們知道什么和不允許他們知道什么，他們哪些意見可以公開講、哪些意見不可以公開講……必須系統(tǒng)地研究輿論，研究的主要結果應公布于眾”。
3. 實行新聞報道自由，取消新聞檢查，“排除實際上存在的事先進行新聞檢查的可能性……在報刊中要把國家的官方立場、黨的機關報和新聞評論加以區(qū)別”。
4．遷徙自由，“法律要準確地規(guī)定行動自由，特別是公民到國外旅游的自由；
主要的是公民有權在國外長期或持久居住，不許把人們無根據(jù)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
社會主義如果犧牲民主，受損害的還是社會主義自己。改革派共產(chǎn)黨人呼喚民主政治正是為了重建社會主義。所以，綱領稱這次偉大的運動為“社會主義事業(yè)復興”運動。
1968年4月1日，杜布切克在中央全會上發(fā)言，論述《行動綱領》。他宣稱，人是社會主義思想中占中心地位的因素。杜布切克所說的中心地位，是指社會主義應該將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放在中心地位，而民主則是實現(xiàn)這個偉大思想、走向人的解放的第一步。
在這次全會上，捷共的某些領導成員曾擔心《行動綱領》的實施會使共產(chǎn)黨在民主力量的壓力下失去對局勢的控制，擔心民主政治的進一步發(fā)展會危及共產(chǎn)黨的領導地位。對這種擔憂，杜布切克鎮(zhèn)定地表示，“公民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關心國家大事”是好事，黨必須采取靈活的適應性以便能接近人民。他認為，共產(chǎn)黨應該在人民的支持下實行自己的職責，而不是用暴力進行統(tǒng)治。
杜布切克建議：“今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組織——不管是軍隊還是體育組織——都不要再做為共產(chǎn)黨服務的順從的傳送帶�！�
1968年4月5日，經(jīng)過幾天的大會討論和排除了保守勢力千方百計的阻撓之后，捷共中央委員會批準通過了《行動綱領》�！安祭裰骸比娴氐巧狭藲v史舞臺，它宣告了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了整整20年的斯大林主義統(tǒng)治結束了；
同時，新的組織在這個經(jīng)過了重大手術的國家肌體上生長起來。
4月6日，即中央全會通過《行動綱領》的第二天，列納爾特總理代表政府向總統(tǒng)斯沃博達提出辭職；
4月8日，改革的倡導者切爾尼克被任命為總理，并著手組建新內(nèi)閣；
4月18日，改革派政治家、“人民代言人”式的人物斯姆爾科夫斯基被任命為國民議會主席；
4月下旬，切爾尼克在國民議會提出施政綱領：保證貫徹四月《行動綱領》，沿著人道的社會主義路線前進。在新施政綱領中，切爾尼克提出一條原則：“今后政府將主要向國民議會負責，而不是向黨負責”；
5月13日，國民議會通過一個法律草案，為所有1948年到1956年遭非法審訊的犧牲者平反；
5月27日，政府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安全、司法部門侵犯公民權力的“非法行為”，為投訴秘密警察的違法行為開辟了通道……
5月底，民主化進程達到高潮，從人民中寫來的信件和電報雪片般地飛向捷共中央，對杜布切克、斯姆爾科夫斯基、切爾尼克等改革派領袖表示支持，同時要求在即將召開的捷共中央全會上，把阻撓改革的保守派攆走。
八
1968年5月29日，也就是捷共中央全會將諾沃提尼等6名中央委員開除的當天，華約部隊總參謀長、蘇聯(lián)將軍卡扎科夫率代表團抵達布拉格，宣布華約部隊將在捷、波境內(nèi)進行軍事演習。
保守派反守為攻，在以后幾天的全會上，對杜布切克進行猛烈的攻擊。黨內(nèi)的派別斗爭明朗化了，反改革的圖謀也公開了。
改革派領袖希望在9月所召開的“十四大”，能夠選出一個進步的中央委員會的計劃又一次受挫。改革派不能坐等“十四大”的召開，于是也激烈地投入了戰(zhàn)斗。
全會閉幕的第二天，杜布切克便來到改革的根據(jù)地布爾諾。在有6000人參加的黨員干部大會上，杜布切克對保守派進行了回擊。他稱保守派是民主化進程的“最大危險”，并且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把這些人稱為“反動派”。
改革派的其他領袖斯姆爾科夫斯基、切爾尼克等人也分赴全國各地，到工廠、到基層黨組織去宣傳改革。
由克里姆林宮指揮的華約國家合唱隊首先喊出了對捷克改革的干預。仍在掌權的鄰國斯大林主義者：東德的烏布利希、波蘭的哥穆爾卡，公開干預捷克內(nèi)政，對杜布切克施加壓力。他們惟恐捷克的民主化運動會蔓延到他們國家。
除了輿論和外交的壓力，還有赤裸裸的軍事威脅：蘇軍總政治部主任皮謝夫將軍在蘇共中央全會上說，“只要有一個捷克政府要求援助，蘇聯(lián)軍隊隨時可以采取行動�！�
5月17日，當蘇聯(lián)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問布拉格時，代表團剛走下飛機，布拉格電視臺美麗的女記者哈弗利奇娃迎上前去。她繞過代表團團長、蘇聯(lián)國防部長格烈奇科元帥，徑直走到皮謝夫面前，把話筒舉到將軍掛滿勛章的胸前。
這位漂亮的女記者迷人地一笑，非常有禮貌地問道：“您是否確實提議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干涉？”
于是,所有的電視觀眾都看到了這樣的場面：一陣難堪的沉默之后，這位將軍非常艱難地微笑了一下，用俄語說，“這是一件蠢事�！�
政府也是用冷靜的、富有理智的行動對蘇聯(lián)的粗暴干預作出回答——
5月中旬，由切爾尼克總理和�？烁笨偫碇鞒至艘粋�由東西方記者參加的記者招待會，切爾尼克重申了新政權的指導原則是“強調(diào)公民民主權利和自由”；
并宣布正在準備通過一個保障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新法律；
同時新的選舉法也正在起草。
5月13日，國家電臺就國外對捷克民主化運動的攻擊進行反駁說：“這20年來的實踐使我們相信，沒有民主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
九
“布拉格之春”期間，許多深刻的改革思想不是出自理論家，而是出于作家筆下。作協(xié)的《文學通訊》上發(fā)表的許多文章，成了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為“布拉格之春”增添了許多絢麗的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由作家瓦丘利克執(zhí)筆的《2000字宣言》。
這份宣言發(fā)表在1968年6月27日的《文學通訊》上，距他在1967年6月27日的作協(xié)會議上發(fā)表那篇著名演說整整一年。
除了捷共的《行動綱領》，沒有任何文件在“布拉格之春”比瓦丘利克的《2000字宣言》影響更大。因為這篇宣言，瓦丘利克于1969年被又一次開除出黨；
因為這份宣言，蘇聯(lián)找到了出兵的理由。要了解“布拉格之春”，必須了解《2000字宣言》。
宣言首先從歷史檢討開始：
領導上的錯誤路線，使黨從一個政黨和思想上的聯(lián)盟，變成了一個權力組織，使得它對那些權欲熏心的自私自利者、可恥的膽小鬼和心懷鬼胎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滲入黨內(nèi)，影響了黨的性質和作風。
統(tǒng)治者的主要罪惡和最大騙局是，他們把自己的專橫說成是人民的意志。
然而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人民沒有這種罪過。人民實際上什么事都沒有決定過……實際上是黨和國家機關的干部階層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統(tǒng)治。這些人實際上占據(jù)了被推翻了的階級的地位，自己成了新的貴族。
宣言指出，改革是共產(chǎn)黨拯救自己的最后機會：
我們正處在民族文化的復興之中。它是在共產(chǎn)黨內(nèi)開始的。當然，需要補充的是，這一過程也是不可能在別的地方開始的。因為整整20年來，只有共產(chǎn)黨人能過某種政治生活，只有共產(chǎn)黨內(nèi)的反對派才具有同對手接觸的優(yōu)越性。因此，民主共產(chǎn)黨人的首創(chuàng)精神和努力，是償還整個黨由于把非黨人士置于不平等地位而對他們欠下的債的惟一辦法。
削弱了共產(chǎn)黨的權威的，并不是人民的批評和反對意見，而是這個制度本身。
《2000字宣言》闡明了這樣的立場——改革只能是社會主義性質；
改革應爭得共產(chǎn)黨內(nèi)改革派的支持：
我們必須反對這種觀點：說可以在沒有共產(chǎn)黨人，甚至在反對他們的情況下進行某種民主復興。如果這樣，既不公平，也不合情理。共產(chǎn)黨有很好的組織，必須支持他們中進步的一翼。他們有經(jīng)驗豐富的干部；
歸根結底，他們手中握有決定性的杠桿和按鈕。公眾面前擺著他們的《行動綱領》，這也是第一次解決最大不平等現(xiàn)象的綱領，任何其他人都沒有提出任何同樣具體的綱領。應該要求他們在每一個縣、每一個村鎮(zhèn)向公眾提出自己的行動綱領。
捷共正在召開他們的代表大會，這個大會將會選舉出新的中央委員會。讓我們要求它比現(xiàn)在的中央委員會更好一些。如果共產(chǎn)黨現(xiàn)在說它希望依賴于公眾對它的信心而不是使用暴力，那就讓我們盡可能信任它。
宣言強調(diào)，民主不僅是在法律條文上寫出權利屬于人民，更重要的是，生產(chǎn)資料屬于誰？社會的經(jīng)濟命脈是否掌握在勞動者手中：
今后民主制度的實際質量，取決于工廠的命運和工廠內(nèi)部會發(fā)生些什么。盡管我們討論了這么多，經(jīng)理們還是可以要挾我們。因此必須找到一些好的經(jīng)理，并且支持他們……
工人們作為生產(chǎn)者可通過把什么人選入企業(yè)管理機構和企業(yè)管理委員會來對這場斗爭施加影響。他們能為自己做出的最好選擇，就是把天然的工人領袖，有才能和廉潔的人，作為自己的代表選入工會機構，而不管這些人是否黨員。
《2000字宣言》號召人民運用冷靜而合法的民主力量，迫使阻撓改革的官僚辭職，但絕不采用暴力，以免造成混亂：
讓我們要求那些濫用權力、掠奪公共財產(chǎn)、行為不正或殘暴的人辭職。必須找到迫使他們離職的方法，比如：公開批評，做出決議，游行示威，組織示威性工作隊，為他們退休征集籌募捐款，罷工，抵制他們上辦公室等等。但我們必須拒絕采用不合法的、無禮的、粗暴的方法，因為有人會利用這些去影響杜布切克……
宣言請政府放心，當它面對強權的威脅時，它身后有整個民族作為后盾：
最近時期，外國勢力干預我們國內(nèi)的發(fā)展的可能性引起了很大的不安。面對著優(yōu)勢力量，我們只能有禮貌地保持堅定態(tài)度，而且不去觸犯別人。我們可以讓我們的政府知道，只要它遵照我們的委托辦事，我們就支持它，甚至可以拿起武器來。
《2000字宣言》在《文學通訊》上發(fā)表后，工會的《勞動報》，青年聯(lián)盟的《青年戰(zhàn)線》，以及《農(nóng)業(yè)報》立即轉載了。
在瓦丘利克這份宣言上簽名的有70人，幾乎包括了所有的社會階層：藝術家、科學家、體育工作者、教授、工人、工程師、教師、律師、經(jīng)濟學家，甚至還有農(nóng)莊飼養(yǎng)員和個體農(nóng)民。這些簽名者中不僅有共產(chǎn)黨員，還有幾位捷共中央委員。
《2000字宣言》在4家報紙發(fā)表后，布拉格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大街上都擺上了桌子，征集簽名。數(shù)以萬計的捷克公民在聲明上簽字，支持這份宣言，支持改革。宣言打破了僵持，給靜靜等待的捷克人帶來了新的希望和狂熱�！安祭裰骸边_到了高潮。
十
《2000字宣言》發(fā)表后幾小時，莫斯科就得到了宣言全文。當即，勃列日涅夫打電話給杜布切克，抗議這一“反革命”宣言，并要求捷共當局公開譴責這個聲明。
也是這一天，國民議會主席斯姆爾科夫斯基到黨中央大廈去，在大門口的臺階上碰見了蘇聯(lián)駐捷大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位以殖民地總督自居的大使板著面孔，一句問好的話也沒有就直截了當?shù)貑査簻蕚淙绾螌Υ段膶W通訊》上的這篇文章？
斯姆爾科夫斯基當時還不知道報上發(fā)表《2000字宣言》的事，但他不喜歡這種不加掩飾的干預，就冷冰冰地說：“那是作家們的事，他們有權力說受他們的良心所驅使的話。”
這位大使指責說：但你們的報紙無權發(fā)表反革命號召書！大使同時要斯姆爾科夫斯基解釋“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是什么意思？
當天下午，捷共主席團召開會議。保守派首先發(fā)言，他們說《2000字宣言》是反蘇挑釁，說國內(nèi)正面臨著反革命內(nèi)戰(zhàn)的危險，說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要在捷克重演。保守派還強烈地譴責杜布切克，指責他聽任局勢發(fā)展到能讓這樣一個宣言出籠的地步。
在這種內(nèi)外夾攻的壓力下，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派，為了避免12年前的匈牙利悲劇在捷克重演，“悲哀地同意應該譴責《2000字宣言》”。幾小時后，捷共中央主席團發(fā)表特別聲明，譴責《2000字宣言》是“對當前整個民主化進程的明顯威脅”。
在中央主席團表態(tài)之后，國民議會主席斯姆爾科夫斯基要求切爾尼克總理，讓政府出面反對《2000字宣言》的結論。一直拖到深夜一點，總理切爾尼克打電話告訴斯姆爾科夫斯基，他“說服不了政府，政府不想表態(tài)”。斯姆爾科夫斯基連夜趕到政府駐地，以國民議會主席的身份出席政府會議。他講述了局勢的嚴峻性，警告說：“議會明早9點鐘或10點等著你們總理的報告�！�
28日早晨，總理在國民議會講話，公布了政府對《2000字宣言》的譴責聲明。然而這種妥協(xié)真能為改革爭得進一步發(fā)展的條件嗎？
十一
當捷克斯洛伐克政治體制改革的影響跨過國界，擴大到整個東歐和蘇聯(lián)時，對改革的圍剿才真正開始了——
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展開了宣傳攻勢，說類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勢力”正在捷克斯洛伐克蔓延。7月初，華約部隊在捷境內(nèi)及鄰國的軍事演習搞得熱火朝天。
1968年7月8日，勃列日涅夫及東歐四國的首領，東德的烏布利希、匈牙利的卡達爾、波蘭的哥穆爾卡和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分別電告杜布切克，要他7月1日去華沙參加華約國家最高領導人會議，討論《2000字宣言》對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威脅。
7月9日，捷共中央主席團討論五國首腦的邀請信，并拒絕這一命令式的會議邀請。7月14日，華約條約最高級會談，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況下召開。7月16日，華約會議通過了與會五國給捷克斯洛伐克的聯(lián)名信。這封最后通牒式的聯(lián)名信，公開表示對捷克內(nèi)政的干預。
聯(lián)名信說：
反動勢力利用了捷共領導的軟弱，濫用了“民主化”的口號蠱惑人心，發(fā)動一場反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chǎn)黨及其忠誠可靠的干部的運動，其目的顯然是要取消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
反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勢力把黑手伸向報刊、廣播和電視中去，把它們變成攻擊共產(chǎn)黨的講壇……這正是反動派能夠利用《2000字宣言》的形式向全國發(fā)出號召，公開自己的政治綱領的原因。這個聲明直言不諱地號召反對共產(chǎn)黨和合法政府，煽動罷工和騷亂。
因此我們相信，堅決擊退反共勢力的進攻，保衛(wèi)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制度不僅是你們的任務，也是我們的任務。
捷共中央立即召開了中央主席團會議。會議決定拒絕五國聯(lián)名信，并擬定了反駁這封指責信的復信。7月18日，杜布切克通過廣播電視，向全國人民宣讀捷共主席團對華沙條約五國的復信：
我們黨新的、民主化的政策在廣大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絕大多數(shù)人民關心國家大事。我們認為，這是當前局勢中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方面。我國各階級各階層人民中的絕大多數(shù)贊成廢除書報檢查制度，贊成言論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chǎn)黨正在努力證明，它是能夠用一種不同于（過去的）聲名狼藉的官僚主義警察統(tǒng)治的方法來實現(xiàn)政治領導和管理的。
蘇聯(lián)向捷共提出邀請，請捷共中央主席團全體委員去莫斯科、基輔或其他城市與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談。捷共拒絕了這次邀請。他們熟悉東歐的歷史，他們記得1948年鐵托正確地拒絕了斯大林的會談邀請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
同時也記得納吉的幾次失敗的、悲劇性的談判。
最后，談判地點選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nèi)的小鎮(zhèn)切爾納。它距蘇聯(lián)只有3公里，是一個很難在地圖上找到的小鎮(zhèn)。
1968年7月29日，一輛專列從蘇聯(lián)開到切爾納，載來了蘇共11名政治局委員中的9位。克里姆林宮的三駕馬車：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總理柯西金、國家元首波德戈爾內(nèi)都在其中。同時，另一輛專列從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fā)開來，送來了斯沃博達總統(tǒng)和捷共中央主席團的全部11名成員。
會談是由勃列日涅夫怒氣沖沖地將一捆剪報扔在談判桌上開始的。剪報是從最近幾個月來捷克的報刊上剪下來的。
勃列日涅夫逐一引用這些剪報作為捷共已失去控制、反革命在捷克泛濫的證據(jù)，其中一條是某工廠黨支部，在報上招聘黨支部書記的廣告。
杜布切克承擔著大部分責問。他溫和而耐心地解釋，同時也堅定地宣稱，捷共在這場改革中的惟一目標是建立真正的、最好的社會主義。
勃列日涅夫卻采用了另一種發(fā)言方式，他甚至憤怒地向杜布切克咆哮：“你們的政策居然讓所謂‘自由作家’們來發(fā)號施令，這簡直是發(fā)瘋！”
勃列日涅夫的粗暴激怒了坐在杜布切克身邊的斯沃博達總統(tǒng)。這位72歲的老人氣得滿臉通紅。他說，如果蘇聯(lián)以這種方式談判，他寧愿辭職！他說，他本來就是一介農(nóng)夫，他任何時候都可以掛冠歸田。
會談室的溫度稍稍降了一點。蘇聯(lián)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要求——那是一份要求捷共“非撤換不可”的人員名單。名單上有捷克黨政負責干部，甚至還有作家和報刊電臺的工作人員。這個名單上有250人。
即使要捷共自己開出這種包括基層人員的詳細名單也是有困難的，可見蘇聯(lián)對捷克內(nèi)政的關切和熟悉程度；
也可見蘇聯(lián)的情報部門的工作效率。
第一次會談進行到晚上10點也沒談出結果。
第二天的會談，俄國人開始對捷克展開了更加激烈的攻擊。烏克蘭黨中央書記謝列斯特嚴厲地指責捷共搞反革命修正主義。他的態(tài)度簡直像一個發(fā)脾氣的農(nóng)莊主席在訓斥工作中出了差錯的農(nóng)莊莊員。
謝列斯特一坐下，杜布切克馬上站起來說：“假如您繼續(xù)使用那種措詞的話，即便繼續(xù)進行這次會談也不會有什么意義。”
斯姆爾科夫斯基也站起來說：“如果再這樣同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領導人舉行會談，我將不再參加這種有失尊嚴的侮辱性會談�！�
說完，捷方全體代表起身離開了會場。
后來，勃列日涅夫帶著波德戈爾內(nèi)、柯西金和謝列斯特登上了杜布切克的臥車，表示了歉意之后，會談才重新恢復。
切爾納會談期間，《文學通訊》發(fā)表了由作家巴維爾·柯霍特執(zhí)筆的呼吁書。呼吁書指名道性地寫給以杜布切克為首的幾位改革家，將人民的信任交給他們，也委托他們在會談中將捷克人民的意志宣告出來。
呼吁書寫道：
同志們：在你們同蘇共會談的前夕，我寫這封信給你們……正如歷史上曾多次發(fā)生過的那樣，少數(shù)幾個人將決定千百萬人的命運。情況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們想以表示支持的方式對你們有所幫助……
同志們，你們的歷史性使命就是要說服蘇共領導人，要他們相信，根據(jù)我國的利益和全世界進步力量的利益，我國的復興過程必須進行到底……
我們努力奮斗的目標可以用4個詞來表示：社會主義、同盟、主權、自由。
請你們用無數(shù)的實例來說服對方，向他們表明，現(xiàn)在我們黨的威信和社會主義陣地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穩(wěn)固得多，請你們轉告對方，我們需要自由、和平……
請你們代表我國人民來說話，在這些日子里人民已不再是一個抽象名詞，他們變成了創(chuàng)造歷史的力量……
希望你們行動起來，進行解釋，但一定要團結一致地捍衛(wèi)我們已經(jīng)選擇，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堅決走到底的這條道路。我們將每時每刻地關注著你們的工作。我們焦急地等待著你們的報告。我們時刻想念著你們，希望你們也時刻想著我們。
呼吁書發(fā)表僅僅幾個小時，全國就掀起了一個支持呼吁書的簽字運動。在布拉格和其他城市的街頭都張貼著這份呼吁書，擺在街頭的桌子隨處可見，人們排著長隊，等候著在呼吁書上簽名。
呼吁書的結尾是這樣寫的：
請為我們寫下捷克斯洛伐克歷史上命運攸關的一頁，請謹慎地寫！但要鼓起勇氣來寫！失去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那是我們的不幸，你們的恥辱。我們信賴你們。
幾百萬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呼吁書上簽了名，有的甚至寫下了自己的地址。捷克共產(chǎn)黨獲得了它成立以來最令人激動的擁護。
然而，4天的艱苦會談之后，精疲力竭的領袖們在深夜返回布拉格時，卻沒能給人民帶回希望。領袖們不能把令人憂慮的前景披露給忐忑不安的人民，只是要求人民鎮(zhèn)定，希望大家回家安心睡覺。
布拉格人不能入睡。人們聚集在國會廣場，不愿散去，他們要知道會談的真實結果。群眾要求杜布切克出來報告會談情況。
斯姆爾科夫斯基來到現(xiàn)場，他登上一個陽臺，對近萬名群眾說：“我請求你們讓杜布切克同志休息一會兒……他一天只睡3個小時，他的腦子要考慮很多問題。他肩上挑多重的擔子，這是別人無法想象的�！�
于是群眾和許多記者擁到他的身邊，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
開頭，他坦率地回答了：他理解人民的心情，也深知祖國正面臨著歷史上最嚴峻的時刻。到后來，當問題越來越觸摸到武裝干涉的危機時，他難于說下去了。
會場一片期待的沉寂、一片莊嚴的肅穆。許多人流下了眼淚，感到了自己的存在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
他向群眾保證，領導人絕不會背叛改革事業(yè)，改革必將進行下去。有的群眾固執(zhí)地要知道會談細節(jié)，甚至直截了當?shù)貑枺菏欠翊嬖谲娛赂缮娴奈ｋU？斯姆爾科夫斯基斷然否定了這個問題，并批評說這種假設是危險的、不負責任的！
有了更多的問題，有了更嘈雜的喊聲。會見繼續(xù)了兩個多小時，人們?nèi)匀徊辉敢怆x去。斯姆爾科夫斯基終于精疲力盡，他鼓起最后的力量喊道：“你們所有的問題我都回答了，你們還要求什么？”
于是上萬人的聲音像一個人那樣整齊地在廣場上升起：“說實話！說實話！”
此刻，斯姆爾科夫斯基被不堪承受的重負壓迫著。他無法將這副擔子交出來，因為他很清楚，有時候甚至整個民族也難以承受一副歷史重擔。
十二
進入8月，幾次談判都未能扼殺“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終于失去耐心，蘇聯(lián)軍隊于1968年8月20日深夜，開始了本文開頭已經(jīng)描寫過的那場入侵。
在蘇軍入侵的8月20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團正在召開一場馬拉松式的會議。這是莫斯科導演計劃中的一部分：在卡什帕爾的發(fā)言之后，將由保守派的比拉克和英德拉提出一個譴責國內(nèi)反革命勢力，要求杜布切克辭職的提議。
保守派知道入侵的具體時間，他們得將會議拖延到那一刻，然后，利用占領的消息通過這個決議，并立即成立新政府。會議在爭論中拖延下去。總理切爾尼克幾次離開會場去接電話。
23時40分，總理最后一次回到會議室時，他面色慘白地向全體與會者宣告：“那五個國家的軍隊越過了我們的邊境，他們要占領我們的國家。”
除了保守派，其他人被這個消息嚇得驚慌失措，說不出話來。
中央主席團立即做出幾項緊急決定：任何人不得辭職；
所有領導人應堅守崗位；
立即起草捷共中央主席團對入侵的抗議聲明。8月21日凌晨2時，捷共在得知入侵消息兩個多小時后，中央主席團的告全國人民書在布拉格廣播電臺播出了。
告全國人民書宣告：五國軍隊越過了捷克斯洛伐克邊界，“共和國總統(tǒng)，國民議會主席，政府總理和黨中央第一書記對此一無所知�！�
干涉軍“應邀”而來的政治欺騙破產(chǎn)了，但軍事和暴力的征服仍然成功地按計劃進行。
凌晨3時，一排傘兵端著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槍沖進了政府所在地。那里，從黨中央大廈趕來的切爾尼克總理正在他的辦公室召開政府部長會議，他要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仍在行使權力。政府官員全部被捕，被迫臉朝墻壁站成一排，切爾尼克總理卻被押上一輛裝甲車帶走了。
凌晨4時半，一隊裝甲車，一隊坦克車和幾卡車傘兵在蘇聯(lián)大使館的小轎車帶領下，包圍了捷共中央大廈，士兵封鎖了這座建筑。一些軍官和便衣人員沖進去扣押了杜布切克、斯姆爾科夫斯基和民族陣線主席克里格爾。
一個政權被異國的軍隊逮捕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并沒有在霸權面前表示屈服：從凌晨2時起，電臺反復播出中央主席團告全國人民書；
6時，廣播了杜布切克的個人聲明。杜布切克從凌晨4時半被扣押到11時被正式宣布被捕，14時押解出黨中央大廈，其間不斷地用電話或便條與外界保持聯(lián)系；
6時30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電臺要求人民“保持平靜，實行消極抵抗”；
7時，蘇軍進攻布拉格電臺，幾千名群眾奮起保衛(wèi)電臺，用電車、汽車筑成街壘；
7時15分，女播音員呼吁：“希望大家保持平靜和克制……武裝抵抗是行不通的……我們的播音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我們的時間很緊迫……廣場前面的群眾正用自己的身體阻擋占領軍的車輛……”；
7時18分，電臺又播出了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我要求大家保持平靜。在當前的局勢下要保持尊嚴。”播音員又補充說，“我們也將這樣做�！辈ヒ魡T的語詞是平靜的；
7時30分，在緩慢而悲哀的樂曲聲中，女播音員說：“當你們聽到捷克斯洛伐克國歌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電臺的播音就結束了，這就是說，電臺被占領了。以后如果電臺節(jié)目里出現(xiàn)了你們不熟悉的聲音，請不要相信他們的話！”
聽到這里，成千上萬的聽眾熱淚倏倏而下……之后，收音機沉默了，接著響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國歌。
布拉格電臺被占領了。但僅僅隔了10多分鐘，電臺又通過郊區(qū)的發(fā)射臺繼續(xù)播音——
8時15分，布拉格電臺播出了斯沃博達總統(tǒng)的告全國同胞書；
8時20分，播出了科學院對入侵的抗議聲明。
之后，布拉格電臺又一次沉默，但庫拉維亞、俄斯特拉發(fā)電臺接過了這個任務。然后是幾十個地方電臺繼續(xù)了這場戰(zhàn)斗，這樣布拉格電臺的技術人員就有時間建立地下播出網(wǎng)。僅布拉格，就有十幾處秘密播出點。
占領軍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土，卻未能割斷這個民族的咽喉，不能窒息她的聲音。
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聞工作者不愧是人民的喉舌，不論在“布拉格之春”期間，還是被占領的現(xiàn)在都是如此。他們喊出了人民絕不屈服的意志，又有效地組織號召了對占領軍的抵抗，長達兩個星期之久。
杜布切克和斯姆爾科夫斯基、切爾尼克、什帕切克在自動步槍的押送下，坐裝甲車到機場，再乘運坦克的運輸機和沒有座位的軍用飛機到達莫斯科。已經(jīng)淪為囚犯的改革家們，面對的是一份早已擬好了的、請求蘇聯(lián)出兵的“邀請書”。
杜布切克和他的戰(zhàn)友當然不簽字，他們寧愿選擇自殺。然而他們無權為整個民族選擇死亡。后來，從國內(nèi)來的代表提醒他們，說國內(nèi)尸體堆積如山，說他們有責任不惜一切代價結束這種狀態(tài)，應該讓這個弱小的民族生存下去，應該把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流血、死亡減少到最低限度。
他們問自己，他們相互詢問：應該簽，還是不應該簽？
要是可以選擇個人的死亡就好了，要是可以回避這樣的選擇就好了。然而他們必須選擇，必須為整個民族作生死攸關的選擇。
他們猶豫了很久，還是在協(xié)議書上簽了字；
他們思考了很久，還是無法肯定該不該這樣做。一直到1974年，當斯姆爾科夫斯基臨近生命終點之際，還在深深的痛苦中繼續(xù)著這種痛苦的思考：“我做對了，還是出賣了祖國？我不知道……”
杜布切克和他的戰(zhàn)友被責任心和良心壓迫著。1968年8月27日的黎明尚未到來之際，杜布切克和他的戰(zhàn)友回到了布拉格。從照片上，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些春天的明星們低垂著頭。
8月27日下午5時，布拉格電臺播放了全部的貝多芬第五交響樂《命運》之后，杜布切克發(fā)表了8月21日悲劇以后的第一次廣播電視講話。
他的講話斷斷續(xù)續(xù)，并且常常停頓下來，有時是在痛苦地追憶，有時是極力地克制。他向人民報告，已經(jīng)有了一個讓五國軍隊分期撤出的協(xié)議。他說，為了這個協(xié)議，我們“付出了昂貴的代價……我們不得不采取若干臨時性的特殊措施來限制我們所取得的民主和自由……”
杜布切克說：“我們將堅決地和始終如一地捍衛(wèi)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政策……”
他突然停頓下來，他無法欺騙人民。他被沉重的現(xiàn)實壓垮了。
收音機里的聲音沉寂下來……而電視機前的人們看到他們的領袖為強忍眼淚而無法講話……
1分鐘，2分鐘，3分鐘沉寂之后，杜布切克繼續(xù)演說，“親愛的聽眾們，在這臨時決定的講話中，如果時而出現(xiàn)停頓，我請求你們原諒我……”
在大街上聽廣播的人失聲痛哭起來……這一刻，領袖和人民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
這次廣播電視講話還沒結束，許多電報和信件就寄到電臺、電視臺。很快就有了一句口號在當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流行開來，那是人民對杜布切克的諒解、安慰和支持：“我們跟你在一起，請跟我們站在一起吧！”
“布拉格之春”給政治家留下這個禮物之后，便匆匆從布拉格的政治舞臺上消失了。
斯姆爾科夫斯基、克里格爾等最激進的改革家被開除出黨，許多編輯、作家和電視臺評論員被放逐到工廠、農(nóng)場勞動，有的進步人士甚至被逮捕關押。
對杜布切克的迫害要晚一步，他在“布拉格之春”期間迸發(fā)出來的偉大力量尚有余威，新的當權者只敢偷偷摸摸地、一點一點地對他進行剝奪——
1969年4月，他被撤銷第一書記職務；
9月，被解除中央主席團職務；
年底，被任命為駐土耳其大使，實際上是被放逐到異邦；
1970年元月，被停止黨籍；
1970年5月，被召回國；
1970年6月26被開除出黨。
這位18歲就加入共產(chǎn)黨的政治家，離開了他為之奮斗了30年的共產(chǎn)黨。此時，他年僅48歲，棕色頭發(fā)過早地變得灰白。他帶著頑強的沉默離開了布拉格，到斯洛伐克的一家工廠辦公室去工作了……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