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多悲歡，珍重生命的人，會尋求一種較合理的人生態(tài)度。我所欣賞的人生態(tài)度，是道家的一種境界。正如陶淵明詩中所云：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人總希望活下去，生與死是相對的。

　　印度梵文中的“死”字，是一個動詞，而不是名詞，變化形式同被動態(tài)一樣。這說明印度古代的語法學家，精通人情心態(tài)。死幾乎都是被動的，一個人除非被逼至絕境，他是不會輕易拋棄自己生命的。

　　我向無大志，是一個很平常的人。我對親人，對朋友，總是懷有真摯的感情，我從來沒有故意傷害過別人。但是，在那段浩劫的歲月里，我因為敢于仗義執(zhí)言，幾乎把老命賠上。那時，任何一個戴紅箍的學生和教員，都可以隨意對我進行辱罵和毆打，我這樣一位手無搏擊之力的老人，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這種皮肉上的痛苦給心靈上帶來的摧殘是終生難忘的。

　　我的性命本該在那場浩劫中結(jié)束，在比一根頭發(fā)絲還細的偶然中我沒有像老舍先生那樣走上絕路，我僥幸活了下來，我被分配淘廁所，看門房，守電話，我像個患了“麻風”病的人，很少人能有勇氣同我交談，我聽從任何人的訓斥或調(diào)遣，只能規(guī)規(guī)矩矩，不敢亂說亂動。

　　我活下來，一種悔愧恥辱之感在咬我的心。

　　我活下來，一種求生本能之意在喚我的心。

　　我捫心自問：我是個有教養(yǎng)、有尊嚴、有點學問、有點良知的人，我能忍辱負重地活下來，根本緣由在于我的思想還在，我的理智還在，我的信念還在，我的感情還在。我不甘心成為行尸走肉，我不情愿那樣茍且偷生，我必須干點事情。二百多萬字的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就是在那段時期，那個環(huán)境，那種心態(tài)下譯完的。

　　我活下來，尋找并實現(xiàn)著我的生命價值……

　　幾十年過去了，回憶往昔歲月，依舊歷歷在目。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老知識分子生經(jīng)憂患，在過去幾十年的所謂政治運動中，被戴上許多離奇荒誕匪夷所思的帽子�？目呐雠觯�道路并不平坦。他們在風雨中經(jīng)受了磨煉，抱著一種更寬厚、更仁愛的心胸看待生活，他們更愿講真話。

　　敢講真話是需要極大的勇氣，有時甚至需要極硬的“骨氣”。歷史上，因為講真話而受迫害，遭厄運的人數(shù)還少嗎？

　　我們北大的老校長馬寅初先生，在1957年曾發(fā)表過著名的《新人口論》，他講了真話。但到了1959年，這個純粹學術(shù)探討的問題，竟變成了全國性的政治討伐。面對數(shù)百人的批判，老馬拼上一身老骨頭，迎接挑戰(zhàn)。他曾著文聲明：“這個挑戰(zhàn)是合理的，我當敬謹拜受。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迎戰(zhàn)，直至戰(zhàn)死為止，決不向?qū)Ｒ粤�壓服而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馬老很快遭了厄運。但他的精神，他的“骨氣”，為世人所欽仰、所頌揚，因為他敢于維護自己的信念，敢于堅持真話。他成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楷模。

　　我國著名老作家巴金先生，對三十年前那場浩劫所造成的災難，認真地反思，他在晚年，以老邁龍鐘之身，花費了整整七年的時間，嘔心瀝血地寫成了一部講真話的大書《隨想錄》。這部書的永恒價值，就在于巴老敢于在書里寫真話。

　　當然，只寫真話，并不一定都是好文章，好文章應有淳美的文采和深邃的思想。真情實感只有融入藝術(shù)性中，才能成為好文章，才能產(chǎn)生感人的力量。我所欣賞的文章風格是：淳樸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內(nèi)涵，有節(jié)奏性，有韻律感的文章。我不喜歡浮滑率意，平板呆滯的文章。

　　現(xiàn)在，善待知識分子已成為我們的國策，我希望中國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不要再經(jīng)受我們老輩人所經(jīng)受的那種磨難，他們應該生活在一種更人道的環(huán)境里。當然，社會是發(fā)展的，他們會在新的環(huán)境里，遇到更激烈的競爭。但這是一種智力上的公平競爭，是現(xiàn)代社會中一種高尚的、文明的競爭。它的存在，是社會進步的表現(xiàn)。

　　有志于使中華民族強盛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你們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運融合在一起才有價值，離開民族大業(yè)的個人追求，總是渺小的。這就是我，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

　　我在寫這篇序文時，窗外暗夜正在向前流動著，不知不覺中，暗夜已逝，旭日東升。朝陽從窗外流入我的書房。我靜坐沉思，時而舉目凝望，窗外的樹木枝葉繁茂，那青翠昂然的濃綠撲人眉宇，它給我心中增添了鮮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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