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越來越多的人在反思改革，反思中自然也提出了對下一步改革的想法與意見，這些意見中有一種意見附和者較多，那就是認為下一步改革首先要著眼于政治領域，而政治領域的改革又首先要著眼于政府，要“轉變政府職能”，“縮小政府職能”，搞“大社會，小政府”，最終目標是要把政府與經濟活動剝離開來，從而從根本上解決“權力資本化”的問題，徹底抽掉權力尋租的基礎。

　　可問題是，如果不管經濟了，政府干什么？！政府如果無事可干，政府怎么辦？還要不要？

　　吳敬璉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認為當前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困難在于若干重大的體制性障礙，他指出四點：（1）各級政府依然保持著土地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
（2）把GDP的增長作為衡量各級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標準；
（3）現行財政體制把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緊密地聯系起來；
（4）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沒有市場化，行政定價通常按照計劃經濟的慣例壓低價格，而價格扭曲又使市場力量在優(yōu)化資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壓制，造成稀缺資源的大量浪費。結論是：政府應該退出不該管的領域、管好應該管的事情，并最終成為在憲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務型政府。

　　這些都對，也很尖銳，特別是那四點，向刺向當前體制的四刀，刀刀刺中心臟�？芍袊�的問題向來是說來容易做來難，學者們則老是在容易的地方轉悠。

　　目前中國的政府到底有多大？政府人員（廣義的，意指完全或部分靠財政養(yǎng)活的人員）到底有多少，誰也說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當今世界體積最大、人最多的政府。

　　政府不管經濟了，那么多政府人員干什么去？喝茶、聊天？買菜、做飯？去偷、去搶（像美國電影《新搶錢夫婦》中吉姆·凱瑞所扮演的那個角色那樣）、去賣淫？顯然不行。

　　所以，這個問題——政府人員的出路問題——不解決好，什么“轉變政府職能”等等，都是屁話！

　　學者們在談及此問題時，幾乎都在談必要性，基本不談可行性，所以，談來談去，等于沒有談。

　　中國社會中，黨、政、軍、警、檢、法的組成人員，民主黨派的上層以及各界精英（如以奧運冠軍為代表的體育權貴，以院士、教授為代表的各式各樣的知識、文化精英，各種各樣的名人——包括以上提到的吳先生，等等等等）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的能力和能量可比失地的農民、下崗的工人、受虐待的三資企業(yè)員工和各式各樣的被邊緣化了的人員強大多了，如果這部分人鬧騰起來國家才真正完了！相反，如果這部分人穩(wěn)住了國家也就穩(wěn)住了——至少不會出大事。所以，任何改革首先需要考慮這部分人的利益，記住，首先！然后才是其他那些，什么“現代化”，什么“發(fā)展”，什么“轉變方式”等等。

　　這就是中國的現實，也是處理一切中國事務和問題的基本前提和原則。中國其實是這個特殊利益集團的中國，中國的事情（包括改革）也都是由這些人決定的，其他那些人，盡管數量眾多，與螞蟻無異！如果連這個最基本的中國國情都看不到，就沒有什么資格對國事說三道四，更沒有什么資格議國議政。沒有資格還大言不慚、頭頭是道，不是腦子進水就是不識時務！

　　看那些學者，成天談的盡是些“民主”、“憲政”、“法治”這些不著邊際的話，并且總是強撐著不讓人絕望，真不知道他門是在幫忙還是幫閑。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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