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現(xiàn)象 三大變化

　　30年來，我國的腐敗現(xiàn)象呈現(xiàn)這樣三大變化：在形態(tài)上，由實物形態(tài)向貨幣形態(tài)轉變，貨幣形態(tài)又向虛擬貨幣形態(tài)轉變；
在領域上，由消費資料領域向生產資料領域轉變；
在環(huán)節(jié)上，由商品流通環(huán)節(jié)進入到權力流通環(huán)節(jié)。

　　過去送電冰箱、電視機、包括手機，都是消費資料�，F(xiàn)在是生產資料，比如國土資源、礦產資源、石油資源等，腐敗已經滲透到這些方面，錢和權交換，形成一種腐敗的利益集團，有人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

　　這種趨勢非�？膳�，過去送一個大衣柜、一臺電冰箱、一個電視機滿足個人或家人的消費需要�，F(xiàn)在消費資料已經滿足不了貪欲，發(fā)展到生產資料，要的是一座礦山、一片森林、一大批土地，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國家大量的生產資料據(jù)為己有。

　　過去，腐敗和不正之風多表現(xiàn)于商品流通環(huán)節(jié)，或批條子、或拿東西�，F(xiàn)在，已經不在商品流通環(huán)節(jié)了，而進入到權力流通環(huán)節(jié)，其表現(xiàn)就是有跑官、要官、買官、賣官、騙官、殺官的“六官現(xiàn)象”。殺官就是說副職想當正職，把正職殺掉，或者兩個副職一個把另一個殺掉。

　　腐敗一旦進入權力流通環(huán)節(jié)，將由官場腐敗造成整個社會和倫理道德的敗壞，從而使經濟領域的腐敗蔓延為政治生態(tài)、文化生態(tài)的腐敗。

　　這些年，老百姓流傳一句話，“反腐反腐，越反越腐”。其實，這種感覺是因為角度不同造成的。因為老百姓看到身邊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但卻較少關注中央反腐敗的決心越來越大，措施也越來越加強。當然，30年來，反腐敗的形勢仍然嚴峻，不光上上下下有這種感覺，實際數(shù)字也有這個證明。據(jù)今年10月26日的中新網報道，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今天透露，近5年來，在判處的罪犯中，原縣處級以上公務人員4525人，同比上升77.52%�！�

　　縣處級以上公務員犯罪率上升如此之高，形勢嚴峻顯而易見�；貞涍^去，我們一開始不承認有腐敗，只承認有不正之風，需要反腐蝕。后來發(fā)現(xiàn)不是這個問題了，發(fā)現(xiàn)反腐蝕斗爭和糾正不正之風解決不了不斷滋生蔓延的腐敗問題，于是才正視面臨的確實是一場反腐敗斗爭，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用的是反腐蝕斗爭，到了90年代初，我們才開始正式提出開展反腐敗斗爭。

　　但是，也必須明白，不是“越反越腐敗”，而是不反更腐敗。從反腐蝕到反腐敗搞了30年，形勢仍然嚴峻。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因素。筆者以為，主要是解決腐敗滋生蔓延這一問題的方法，遠離源點的原因。30年來，如果不是按中央的方針堅定不移反腐敗，腐敗的形勢將比現(xiàn)在還要嚴峻；
如果各地各部門反對和防止腐敗的認識再主動一些，行動再堅決一些，制度創(chuàng)新再多一些，腐敗也不會有現(xiàn)在這么嚴峻。

　　推進改革 兩個步調

　　如果腐敗大范圍地滋生蔓延，肯定與重要制度存在嚴重弊端有關。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如果重要制度是健全的、科學的，就不會有大規(guī)模的腐敗。無論是計劃經濟、商品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乃至于小農經濟、封建主經濟、奴隸主經濟，都如此。因為腐敗的要件是權力的私有，腐敗的猖獗是權力的泛濫。以權謀私即腐敗。而這種權力之所以能夠私有，私有權力在某些方面還能夠泛濫，與制度設計有關。它是制度漏洞使然，而不是與所謂的經濟形態(tài)有直接關系。

　　我們在推進改革的時候，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奮勇直前、大刀闊斧，而政治體制改革卻步履蹣跚、思前慮后、畏首畏尾。這兩個不同步，就如一個人左腿步幅太大，右腿卻遲遲不能跟上，于是屁股只好迅速下移，如果下面是一灘泥水、一個糞坑，他就會沾上泥水、沾上糞水，我們現(xiàn)在就是這種狀況。

　　不同步造成了巨大的縫隙和漏洞，用鄧小平的話說，使我們相當多的干部、一大批干部卷了進去，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20多年前，鄧小平就看到這個問題，明確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但時至今日，我們還沒有把這一步邁過去。好在中央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在十七大報告中，已經把多年來政治體制改革前面的固定詞組“積極穩(wěn)妥”四個字變?yōu)椤吧罨�”兩個字。這就預示著政治體制改革將可能有實質性的動作和推進。

　　至于腐敗與改革開放的關系，表現(xiàn)為改革開放有利于遏制腐敗。不僅可以從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引申出這個結論，而且可以從封閉性的國家、社會、組織的演變趨勢中明白這個道理。但是，任何機遇同時也是陷阱。改革開放中如果處置不當，也會滋生腐敗。所以在吸取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中，不能只學別人經濟技術方面的有益成果，而要同時學習別人政治文明方面的有益成果。如果不認真總結吸取別人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如何防止權力濫用、如何防止貪污和腐敗的那些經驗教訓，那么在改革開放中就會出現(xiàn)經濟的高速增長與腐敗的滋生蔓延同步，甚至出現(xiàn)高于并快于經濟增長速度的局面。

　　腐敗不是由改革開放帶來的。但如果我們有選擇性地，特別是一些有特殊利益的人有選擇性地去改革去開放，就會形成對他有利的就改就放，對他不利的就不改也不放。這種因其個人或小集團的特殊利益為取舍的改革或開放，吸取的可能就不是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而是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團的東西甚至包括糟粕，或者是一手硬一手軟的借鑒吸取，那么就有可能重蹈清朝末年所謂維新變法的覆轍，就會使改革異化甚至失敗，就會助長腐敗，就會助長特殊利益集團的坐大。

　　由于我們在兩大體制改革的同步上做得不夠好，從而使改革開放有利于遏制腐敗這一理論命題，只在小范圍得到一些印證，但是在目前大范圍的實踐中還沒有能夠有效實現(xiàn)。

　　防腐反腐 目標調整

　　由于較長時期政治體制改革這一條腿沒跟上來，所以反腐敗只能提一個非常模糊的目標，可能的最低限度。

　　1982年9月執(zhí)政黨的十二大提出“實現(xiàn)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實現(xiàn)黨風的根本好轉”，到1996年，江澤民在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提出“努力把消極腐敗現(xiàn)象減少到最低限度”。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降低目標的提法，其實也很好理解。當我們提出根本好轉的時候，當時中央想的是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墒呛髞碛捎诜N種客觀原因的出現(xiàn)，放緩了政治體制改革，當然就沒法實現(xiàn)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性好轉了。但由于經濟體制改革沒有放緩，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倒是如期實現(xiàn)了。

　　這個最低限度是多少？看似沒有，其實有一個度量關系。那就是腐敗的滋生蔓延速度與老百姓心理和實際能夠承受的程度的對應關系�，F(xiàn)在老百姓對腐敗的承受力非常強，遠高于改革開放初期，不僅對貪污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元熟視無睹，而且對包二奶包三奶見慣不驚。處死的成克杰當時受賄4000多萬元已讓人覺得是天文數(shù)字，可是最近判處死刑的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杰受賄居然過億元，其中一筆受賄就超過8000萬元。面對這些大案要案，老百姓好像司空見慣，看似無所謂。甚至對殺與不殺都沒有了往日的關注度。

　　但是，這已經非常危險！任何金屬都會疲勞，何況百姓的承受力？甕安“6・28”事件的直接起因，最初與政府沒有任何關系，后來居然發(fā)展到老百姓去燒政府辦公樓。

　　要從一個高度認識類似的事件。90年代放緩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對腐敗的判斷有失誤，也不是感覺不到它對黨的生命的威脅。鄧小平早就明確提出不堅決反腐敗會亡黨亡國。陳云也講到這是攸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但是，認識歸認識，利益才是剛性的。一些人在這個過程中得到重大的特殊利益，他們就會想方設法影響并延誤決策。于是你很難從政治體制改革的高度去反對和防止腐敗，只能局限在技術層面，通過查處典型個案來反腐敗。

　　好在是中央越來越認識到制度反腐的重要，提出了“三個更加注重”，重視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建立工作和規(guī)劃。當然，能否取得預期效果，關鍵是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和推進的速度，能否超過腐敗滋生蔓延的速度。

　　改革權力結構 實現(xiàn)制度反腐

　　改革開放30年的反腐敗，無論在精力、時間、力量部署上，還是政策研究、方法重點上，在懲治方面下的功夫遠多于預防。案子越查越多，級別越查越高，金額越查越大。不到10年，省部級以上的高級干部就殺了6個。嚴峻的現(xiàn)實，使我們越來越認識到，不堅決懲治腐敗不行！但單靠懲治，遏制不了腐敗的滋生蔓延，即使拿省部級開刀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懲處了幾十年，案子查了數(shù)百萬件，案子越辦越多越辦越大，解決了嗎？靠懲處遏制不住，這就需要討論如何預防的問題——關鍵就是做到胡錦濤總書記所說的“監(jiān)督的制衡力”，實現(xiàn)制度反腐。

　　相對于運動反腐、權力反腐，制度反腐是既定主體以新的權力結構（而非舊的權力結構）為載體而開展的反腐敗斗爭。由于制度最核心最具實質的是權力結構，健全有效的制度，必然是科學合理的權力結構。

　　權力反腐與制度反腐，這兩者的實質區(qū)別可簡而言之：所謂權力反腐，就是依托現(xiàn)有的權力架構進行反腐；
所謂制度反腐，就是改革完善現(xiàn)有權力架構的基礎上而進行的反腐。實際上，制度一詞有兩層含義：即淺層意義上的規(guī)章、守則和深層意義上的組織體系。前者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大多以“寫在紙上、說在嘴上、貼在墻上”的形式出現(xiàn)，后者是保證上述行為準則得以堅決實施的組織體系，這一組織體系是否健全、完善，取決于構成其結構的決策、執(zhí)行、監(jiān)督三個子系統(tǒng)的設置是否科學、結構是否合理，操作時能否有效地相互制約和相互促進，具體包括分解同體監(jiān)督為異體監(jiān)督；
科學分解、合理配置黨內的決策權、執(zhí)行權、監(jiān)督權；
深化黨代會常任制改革等等。

　　如是沒有科學合理的組織體系作支撐，那些條條款款即使制訂得再多，規(guī)定得再詳細，也是一張白紙，很難起到什么作用。因此，那不叫制度反腐�，F(xiàn)在只能說我們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開始傾向于解決這個問題。

　　在反腐敗斗爭的實際過程中，有的人已經敏感地意識到必須從改革權力結構入手，走制度反腐的路子；
也有的官員隱約感覺到這個問題。目前關于制度建設的各種提法不少，但是更多的人并沒有意識到制度建設的核心是權力結構。比如說目前我們相當多的一些地方和單位，“一把手”的專橫獨斷，超過了我們黨建黨和執(zhí)政的任何一個時期。所以才會出現(xiàn)那么多的越級訪群體訪、那么多的群體性事件和那么多的礦難事故。

　　5000年來，特別是秦統(tǒng)一以來的中國社會，老百姓在接受治理上，有一個與別國不同的特點，就是不大信宗教，而比較信官吏。一旦老百姓不信官了，一個朝代就結束了。這必須引起各級黨政部門高度警惕。

　　一些人想要維護自己的利益，不想改革現(xiàn)有的權力結構。改革現(xiàn)有權力結構之所以非常困難，就在于任何一個領導干部要做這件事，他所面對的既得利益的勢力太大，所要承擔的責任太大，所要冒的風險太大。沒有上級的及時支持，沒有中央的強力支持，成功的幾率不高。因為這種做法是以個體去挑戰(zhàn)群體，是以對己無益去挑戰(zhàn)既得利益。

　　1995年湖南張家界市曾進行過一項改革，市委把下級紀委主要領導的提名權賦予市紀委，市紀委負責下級紀委主要領導的提名，最后由市委常委會來決定�？上�上級遲遲對其改革不予表態(tài)和肯定，最后這一提名權改革，在當?shù)責o疾而終。多年后，一些省市紀委書記交叉任職、異地任職、甚至空降任職，這些都反映了紀委提名權的改革與推進。關鍵是要將這些經驗和成功做法制度化。

　　反腐30年，給我們以這樣的啟示：反腐敗，作為一門我們還知之不多、識之不深、悟之不透的科學，正如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需要不斷學習、深刻反思一樣。2004年9月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黨越是長期執(zhí)政，反腐倡廉的任務越艱巨，越要堅定不移地反對腐敗，越要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庇需b于此，反腐倡廉既需要集中全黨的智慧全力攻關，也需要建立試驗區(qū)進行創(chuàng)新和試點。只有這樣，才可能有效地遏制腐敗的滋生蔓延。

　�。� 南風窗•2008/1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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