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死亡哲學》自去年（1991年）10月面世以來，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一定的反響。不少讀者或是致信作者或是登門敘談，直抒他們初步的讀后感，給作者以熱情的鼓勵，給著作以較高的評價，表達了對該書論列內(nèi)容的濃厚興趣，也對其中有些問題提出了一些意見。作為《死亡哲學》的作者，我想就大家所提的若干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一些老領導、老朋友接到我的贈書后，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便是：“你怎么會想到研究死亡這樣一個怪問題?”這句話雖然有幾分開玩笑的成分，但也多多少少反映了一部分讀者初見此書的詫異心理。其實，死亡絕對不是什么“怪問題”，而且如果天下有什么最普通、最平常即最不值得奇怪的問題的話，恐怕死亡就算其中之一了。因為世上萬物中總有些事物的產(chǎn)生會帶有這樣或那樣的偶然性，但是凡產(chǎn)生出來的事物卻都一無例外、在所難免地要毀滅和死亡。一對夫婦是否生孩子，這件事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至少不具備絕對的必然性，然而一旦他們生了一個孩子，不管這孩子如何健壯，也不管他如何長壽，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這就是他注定要死。關于這一點，中外思想家講得很多。我國文學家司馬遷講“人固有一死”，文天祥講“人生自古誰無死”，曹操講“神龜雖壽，猶有竟時”，講的便都是死亡的普遍性和絕對必然性。至于哲學家們講這個問題就更起勁了。我國古時候有許多無神論哲學家，如楊雄、桓譚、王充、熊伯龍(湖北人氏)等都把人之有死看作“自然之道”，看作自然的必然或規(guī)律性。西方也有許多哲學家看出了死亡的普遍性和絕對必然性。有個皇帝哲學家叫馬可·奧勒留的，他把這一點講得很生動，他說一個人只要坐到飯桌旁，看一看飯桌上的魚和肉，對人之有死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就清楚了。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咬定“任何人都要死，自然的死亡是一種絕對的法律”。

　　由此看來，死亡確實是一件極平常、極普通的事，真正叫人震驚的倒是“長生不死”。我國東漢無神論哲學家桓譚就說：“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痹谒�看來，令人大惑不解的并不是人之有死問題，而是人之不死問題，因而決然把追求“長生不死”判為“異道”。明清之際無神論哲學家陳確也說過：“死生極平常，人誰不死，絕無足奇者，而善其死之為難耳�！彼�的意思是說，對于人來說，問題只在于如何“善其死”，而根本不是什么死或不死。

　　既然如此，那人們?yōu)槭裁从謺�對死亡這樣一個極平常、絕無足奇的事情大驚小怪呢?這個問題的造因很復雜，不是幾句話就能交待清楚的，但有一點看來是確定無疑的，這就是，一方面是生死兩橛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在一些人的頭腦里作怪，另一方面是“自古以來的迷信”在作祟。魯迅曾經(jīng)談到過這一點。他說如果某家生了個孩子，大家跑來祝賀，大都說些“恭維”“吉祥”的話，如果有人想說句大老實話，對主人講“你的這個孩子將來一定要死”，那他就篤定要受到主人的“白眼”。至于歷代帝王將相就更其愚昧了，他們杜撰出許多字眼，如“崩”、“薨”、“殂”、“歿”，一心要避開這個“死”字。人們對死亡之所以諱莫如深，其原因大抵可追溯到源遠流長的迷信思想。據(jù)法國哲學家列維·布留爾的說法，許多原始部落從來不把“死亡”這個詞正面用在自己的部落上面，只是偶而把它用在否定的意義上或用在敵人身上。我國明代哲學家羅欽順在《困知記》中還進而強調(diào)了這種迷信思想同宗教思想(如“佛法”)的“聯(lián)袂”。這種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在生死問題上勢必要釀造出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定勢：見生不見死。黑格爾的偉大功績之一就在于他高舉起“生命的辯證觀”的旗幟，批判了傳統(tǒng)的“生死兩橛”的形而上學思維模式，批判了“人具有兩種特性：有生也有死”的錯誤觀點，喊出了“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種子”這一洋溢著革命辯證精神的哲學命題。馬克思、恩格斯非常欣賞老黑格爾的這個命題，并進而提出了“辯證法是死”和“生就意味著死”的著名命題，強調(diào)指出，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實質(zhì)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學，已經(jīng)不被認為是科學的了，因此，生命總是和它的必然結果，即始終作為種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聯(lián)系起來考慮的。“辯證的生命觀無非就是這樣”。恩格斯還強調(diào)說，無論什么人一旦懂得了這一點，便會“拋棄”關于靈魂不死的任何說法，就足以“破除自古以來的迷信”。

　　總之，死亡是一個極平常、極普通的問題，我之所以要寫《死亡哲學》這樣一本書，絕對不是為了什么“獵奇”，而只是想沿著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就死亡這個“絕無足奇”的問題，談一下自己的看法，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破除自古以來的迷信”方面稍盡綿薄之力而已。

　　人們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生的問題尚未研究好，何必來研究死的問題呢?”我想，如果我們理解了上述“辯證的生命觀”，大概是不會再提出這樣一類問題的。因為既然“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種子”，既然“生就意味著死”，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研究生死孰先孰后的問題，只存在一個從生死的辯證關聯(lián)中來研究生死的問題，因為我們既可以提出“未知生，焉知死”的問題，同樣也可以提出“未知死，焉知生”的問題。應該說，關于這一層道理，我們在回答第一個問題時就已有所交待了。

　　問題并不止于此。因為生死的辯證關聯(lián)還有一個更為深邃的層面，這就是死亡哲學明顯地具有人生觀或價值觀的意義，是人生哲學或生命哲學的深化或延展。死亡哲學的內(nèi)容固然干頭萬緒，且見仁見智，但無論如何，死亡的意義或價值都是它的一個基本的或軸心的問題。而所謂死亡的意義或價值，說透了就是一個賦予有限人生以永恒(或無限)的意義或價值問題，因而歸根到底是一個人生的意義或價值問題�？鬃影选靶荨焙汀跋ⅰ眹栏駞^(qū)別開來，極力推崇“殺身成仁”和“死而不休”；
老子講“死而不亡”，聲言“死而不亡者壽”；
赫拉克利特講“有死的是不死的”；
蘇格拉底講“好的生活遠過于生活”；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哲學家的用語雖然各各相異，但他們談的卻無一不是人生價值觀。

　　可見，死亡問題不僅是個同人生密切關聯(lián)的問題，而且還是人生哲學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人生選擇或人生籌劃的一個軸心問題。是鼠目寸光，不擇手段追逐轉(zhuǎn)瞬即逝的名譽、地位、私利呢，還是像狄德羅那樣，高瞻遠矚，發(fā)誓“如不在世上留下時間無法消滅的若干痕跡，我死不瞑目”呢?一個人要有大作為，恐怕是少不了狄德羅式的人生視界和勃勃雄心的。對于當代人來說，最緊要的就是要像馬克思那樣，目標始終如一，矢志為人類的自由和解放事業(yè)犧牲自己。惟其如此，當他臨終回首往事時才會“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币驗槲覀兊臅r代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chǎn)主義社會過渡的時代，是共產(chǎn)主義社會制度定然取代資本主義及一切剝削制度的時代。關于這個問題，拙著談得很多，這里就不再贅述了。

　　人們提出的第三個問題是：“過去革命戰(zhàn)爭年代講拼命精神很有必要，但現(xiàn)在是和平建設時期�！毖韵轮�意，現(xiàn)在我們再講“拼命精神”就有點不識時務。我認為這種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誠然，在群眾中發(fā)揚為人類自由和解放事業(yè)視死如歸的精神即拼命精神，對革命戰(zhàn)爭十分必要，但對于社會主義建設也同樣必要，甚至更為必要。這不僅是因為取得了革命勝利的廣大人民群眾仍然面臨著國內(nèi)敵對勢力的殊死反抗、國際資本主義的種種顛覆活動，乃至直接的武裝干涉；
而且還因為無產(chǎn)階級的不怕艱難困苦、流血犧牲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品質(zhì)是無產(chǎn)階級創(chuàng)造新制度的根本保證。列寧曾經(jīng)指出，人民群眾在經(jīng)濟建設、日常工作中表現(xiàn)出來的革命英雄主義乃是一種具有更加巨大歷史意義的、更加難得的英雄主義。它之所以具有更加巨大的歷史意義，就在于：為了建立、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無產(chǎn)階級不僅需要用自己的鮮血開辟一條通向不容剝削者存在的新社會的道路，而且更加需要把廣大勞動眾引向新的經(jīng)濟建設的目標。它之所以更加難得，乃是因為這種英雄主義絕對不屬于那種靠一時表現(xiàn)出來的酒后之勇，而是一種最持久、最頑強的英勇精神。正因為如此，列寧在十月革命后一直注重培養(yǎng)和鼓勵工人群眾在經(jīng)濟建設、日常工作中表現(xiàn)出來的英雄主義，高度贊揚了像“星期六義務勞動”一類英雄創(chuàng)舉，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端”，一個“比推翻資產(chǎn)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深刻、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的開端”。

　　毛澤東對在無產(chǎn)階級奪取政權后，如何在群眾中發(fā)揚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也作過多年思考。早在建國前夕，他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務必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和作風，在“破壞一個舊世界”之后，去“建設一個新世界”。1957年，在濟南和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號召全黨“要保持過去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969年，針對當時一些人存在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的想法，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又發(fā)表講話說：“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闭\然，毛澤東倡導這個口號，在“文化大革命”的局面下，確有加速局勢惡化、釀成不良影響的一面，然而他提出這個口號原本是呼吁全黨保持和發(fā)揚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傳統(tǒng)和作風，其初衷仍然是積極的。

　　人們提出的第四個問題是：“死亡問題是老年人思考的問題，與我們青年人無關。”誠然，老年人應當正確看待死亡，但是，既然死亡問題是一個最普通、最平常的問題，具有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意義，既然死亡問題還是一個同鞏固無產(chǎn)階級政權、建設社會主義、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緊密相關的問題，那么死亡問題就是一個既同老年人相關、也同中年人和青年人相關的問題。而且，我們討論死亡所關涉的主要的或首要的并不是所謂“死亡事件”以及與之相關的殯葬儀式等，而是對死亡的哲學思考，一種深沉的死亡意識，其宗旨原本在于引導人們戰(zhàn)勝死亡，賦予生命較多的“永恒”(不死)的意義。誠然，青年人的生理年齡較輕，因而從自然死亡的角度看，離開“死亡事件”的時間間距通常也較大，但是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對人生的有限性和整體性才更其缺乏意識，致使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缺乏合理的人生籌劃，從而滋生一種“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的惰性觀念，過一種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有閑之士”的無聊生活。若從這個意義上看，青年人甚至比老年人還更應該認真地思考死亡。

　　青年人之所以應該正確看待死亡，還在于青年人的世界觀尚未成型，又往往缺乏必要的生活經(jīng)驗，因而對消極無為的人生觀和死亡觀缺乏必要的鑒別能力和防范能力，致使象“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今朝有酒今朝醉”這樣一些“朽化人生”的剝削階級信條和一些當代西方思想家所宣揚的悲觀厭世主義和享樂主義很容易腐蝕他們的靈魂，甚至使他們中少數(shù)人“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墮落成歷史的罪人。

　　原載《湖北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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