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漢奸”：想像中的單一民族國家話語
發(fā)布時間:2020-06-16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正在走向新的高潮。今天有人提出趕緊打“鬼子”，明天就有人喊出先要抓“漢奸”。回顧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歷史，發(fā)現(xiàn)有一種“攘外必先安內(nèi)”式的思維邏輯：“漢奸”比“鬼子”更可恨。例如，上個世紀初，“為革命捐軀第一人”的劉道一就奮筆疾書，留下了《驅(qū)滿酋必先殺漢奸論》一文[1]：
今日之計，救同胞而不殺酋奸，是猶抱薪救火，薪不盡而火不滅也；
逐滿酋而不殺漢奸，是猶隔靴搔癢，靴不啟而癢不止也。漢奸乎！漢奸乎！而可任其白日橫行而不殺乎？國人皆曰：“殺，殺，殺�！�
一個“奸”字，說明了國人在人格上對“漢奸”的否定�！渡袝吹洹分杏小翱苜\奸宄”一句。東漢鄭玄注曰：“由內(nèi)為姦，起外為宄�！盵2]《說文解字》中，“姦”與“奸”分別是兩個字，最早則只有“姦”而無“奸”。因“姦”俗寫為“姧”，后竟成“奸”。清代中期以前，不僅“姦”、“奸”兩字不分，而字義也只屬淫、亂、邪、惡、詐、偽一類。當出現(xiàn)“漢奸”一詞以后，不僅“姦”與“奸”兩字有別，“奸”字還被加上通敵之義。
“漢奸，原指漢族的敗類，現(xiàn)泛指中華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奴役，出賣祖國利益的人�！盵3]人們甚至忘記了成為國罵之一的“漢奸”之“奸”字，與“奸”字本義之間的距離。任何概念的誕生和普及，都有其社會學(xué)上的理由和意義。漢語里極少有字與義都發(fā)生變化的事例；
“漢奸”一詞的誕生、裂變和普及，其實都與中國社會政治結(jié)構(gòu)發(fā)生變化直接有關(guān)。
一 清代以前無“漢奸”？
根據(jù)《漢語大辭典》的說法，“漢奸”一詞出現(xiàn)在宋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卷三之中：“檜既陷此，無以自存，乃日侍于漢奸戚悟室之門。”但是，查《玉照新志》以下的七種版本，就會發(fā)現(xiàn)該書并無“漢奸”一詞：
1、明萬歷十四年秦四麟抄本《玉照新志》為：“張遜于虜之左戚悟室之門。”（卷五）；
2、《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汪新森、朱菊如校點本《玉照新志》為：“托跡于金之左戚悟室之門�！保ň砦澹�；
3、尚白齋鐫陳眉公訂正秘笈二十種四十八卷第十一冊，沈士龍、沈德先、沈孚先同校本《玉照新志》為：“張遜于虜之左戚悟室之門。”（卷六）；
4、清抄本《玉照新志》為：“托跡于虜之左戚悟室之門�！保ň砹�；
5、《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中《玉照新志》為：“張遜于金之左戚烏舍之門。”（卷六）；
6、《叢書集成初編》王云五主編、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12月初版《玉照新志》為：“托跡于金之左戚悟室之門。”（卷五）；
7、《欽定四庫全書》中《玉照新志》卷六為：“張遜于金之左戚門。”（卷六）[4]。
《漢語大辭典》所列出的內(nèi)容出處也與各種版本有出入。從同樣一個人名卻可以使用“悟室”與“烏舍”兩種文字表達的現(xiàn)象可以看出，“悟室”顯然是一個生活在漢字圈之外金朝的女真人皇親國戚，中國歷史上根本不存在“戚悟室”此人。
王明清，南宋人�！端稳藗饔涃Y料索引》記其“慶元（1195年）間寓居嘉禾，官泰州倅，有《揮麈三錄》、《玉照新志》、《投轄錄》、《清林詩話》”[5]。王明清另一代表作《揮麈錄》與《玉照新志》同為筆記體雜文，其中也大量地記述秦檜之丑惡。但是在汲古閣影宋抄本及《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內(nèi)的穆公校點本《揮麈錄》中，同樣沒有“漢奸”一詞。也就是說，秦檜這個中國人心目中最大的漢奸，很可能在宋代并沒有被稱作“漢奸”。
實際上，“二十四史”（中華書局版）中，從《史記》到《明史》都找不到“漢奸”一詞。筆者看到這個詞最早出現(xiàn)在元代胡震《周易衍義》卷六之中：
子突欲去衛(wèi)朔而反遇四國之毒吝也。然志在輔正，于義何咎？李固欲去漢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義何咎？葛亮欲殄漢賊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賊，于義何咎？
李固為東漢沖帝時的太尉，沖帝死，因不附大將軍梁冀，建策立清河王被免官，桓帝即位后被捕，遂死于獄中。很明顯，此處的“漢奸”是“漢朝廷奸臣”之略稱，并無“出賣民族利益予外國外族”之意。換言之，這與建立在民族共同體意識上的“漢奸”并非同物。這種用法只是一個特例，并不是一個固定的詞匯。
這種現(xiàn)象說明：從漢代到明代，“漢”一直沒有成為民族共同體的概念。事實上，按照各種辭書給“漢奸”一詞所下的定義，只有在“漢”成為一個民族集團概念和符號之后，“漢奸”之意才有可能成立。
當然，是不是民族集團符號，并不取決于“漢”字后是否冠上“族”字�！皾h人”、“漢民”、“漢兒”、“漢子”等詞，都有可能成為民族集團的名稱。在《史記》中可以見到“漢人”一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
歸漢，漢人震恐。”[6]此處，指韓信在歸楚還是歸漢上的難題。所以，《史記》中的“漢人”，并不是民族名稱。
“漢”，最初不過是王室的符號。例如：“丁，火，漢氏之德也”[7]，說的是劉氏王朝的干支五行；
“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8]，說的是漢遣宗室女江都公主與烏孫和親一事�！皾h家”一詞也在《史記》與《漢書》中頻頻出現(xiàn)，前者十四次，后者五十四次。如“漢家隆盛，百姓殷富”[9]等，均指王室。
漢王朝成立以后，“漢”發(fā)展成為一個區(qū)別于周邊政治共同體的符號。例如：“單于終不肯為寇于漢邊”[10]的“漢邊”，說的是漢王朝政治權(quán)力所達到的極地�！稘h書》中有兩次出現(xiàn)“漢人”一詞：“（匈奴）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11]；
“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nèi)食尚多”[12]。兩者都是政治共同體──“漢王朝”屬民之意。這從《漢書》在表達同樣意義時也使用“漢民”一詞的事例中可以得到證實：“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13]
三國以后，隨著中原政權(quán)與外界接觸增加，“漢”的意義開始擴大為代表地域共同體的名稱。“雖宣孟之去翟歸晉，頹當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盵14]“東西南北，如滿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草之所生焉�！盵15]胡、漢的接觸或?qū)α�，是擴大“漢”字意義的最大契機。南宋陸游的《老學(xué)庵筆記》指出：“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于五胡亂華時�！泵鞔愐实摹对兤c錄》也提到：“漢武征匈奴二十余年，馬畜孕重，墮殞疲極，聞漢兵莫不畏者，稱為『漢兒』，又曰『好漢』，自后遂為男子之稱�！薄皾h兒”與“漢子”兩詞發(fā)生詞義轉(zhuǎn)化的事例可以說明，即使在五胡十六國時期，“漢”還不具備鮮明的文化共同體意義。
《北史》記載了這樣一個有趣的例子[16]：
�。ū蔽盒⑽模┑墼c朝臣論海內(nèi)姓地人物，戲謂（薛）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
這里的“蜀人”、“漢人”與“虜”三詞，與其說是文化共同體的概念，還不如說它們具有更強烈的地域共同體或政治共同體的意義。直到唐、五代及宋，“漢”字被用來表達政治共同體和地域共同體意義的狀況，一直沒有發(fā)生變化。白居易《縛戎人》詩中的“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劫為蕃虜”，以及《舊五代史》中的“近聞漢地兵亂”[17]，《宋史》中的“會酋豪夢束畜列率數(shù)千人入漢地二百余里，成都大恐”[18]等等，都可為例。
到了遼、金、元時，由于外來征服者在中國大地上建立王朝，政治共同體和地域共同體的概念已經(jīng)無法區(qū)分征服者集團與被征服者集團。這時，“漢”字便開始具有清晰的文化共同體的意義�！哆|史》記載[19]：
太祖神冊六年（921），詔正班爵。至于太宗（耶律德光），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國制簡樸，漢制則沿名之風(fēng)固存也。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
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文化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共同體意識產(chǎn)生的基礎(chǔ)。遼、金、元的統(tǒng)治者是外來的征服者，他們具有更強烈的民族意識。元朝將屬民分為蒙古、色目、漢及南人四種。但是，《元史》記載忽必烈提出以下的標準[20]：
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同蒙古人；
女直、契丹，同漢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漢語者，同蒙古人；
女直生長漢地，同漢人。
從“漢人”與“南人”之分、女直及契丹既可“同蒙古人”又可“同漢人”來看，可以知道忽必烈界定“漢人”的標準，不是種族、而是個人屬于哪個文化共同體和地域共同體。
《明史》中出現(xiàn)了很多“漢人”、“漢民”、“漢語”等表示文化共同體的例子，但是“漢法”、“漢制”、“漢使”、“漢邊”等等政治共同體和地域共同體的用法更是層出不窮。限于篇幅，此處不一一舉例。總之，到了明代，由于政權(quán)回到漢人統(tǒng)治者手中，“漢”字反而離民族共同體名稱愈來愈遠。也就是說，盡管從《漢書》開始，“漢人”一詞就被用作區(qū)別周邊人士的共同體，然而直到《明史》為止，“漢”字一直沒有越過政治共同體、地域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的領(lǐng)域，而具備鮮明的民族共同體的意義。所以直到明代為止，中國社會沒有流行過“漢奸”一詞。
二 清代“漢奸”之軌跡
毫無疑問，中國與周邊地區(qū)的接觸，是“漢”逐漸成為一個區(qū)別于其他政治、地域和文化共同體符號的最大契機。其中歷史上多次異民族王朝、尤其是征服王朝的建立，更是推動“漢”成為民族共同體符號的直接動力。因為各個異民族在中國的大地上建立政權(quán)之后，都在統(tǒng)治初期以不同形式實行民族等級制度，使?jié)h人處于民族壓迫之下。到清代，“漢人”的意義進一步擴展，具備了民族共同體的意義。
努爾哈赤說過[21]：
我國中之漢人、蒙古，并他族類雜處于此，其或逃、或叛、或為盜賊、為奸宄者，其嚴查之。……若群心怠慢，察之不嚴，奸人伺間而起，國之亂也由此。
由此可見努爾哈赤對漢人及蒙古等民族的歧視、甚至敵視。
順治初年，清人越過長城，占領(lǐng)中國。但是清統(tǒng)治者對于“漢”的“非我族類”的意識并沒有馬上減弱。順治十一年（1654），清廷禁止?jié)M洲八旗學(xué)習(xí)漢文：“諭宗人府：朕思習(xí)漢書，入漢俗，漸忘我滿洲舊制。……著永停其習(xí)漢字，專習(xí)滿書�！盵22]順治十六年七月，翰林院掌院學(xué)士折庫訥上了一道密陳：“今后凡提鎮(zhèn)等緊要員缺，請不論滿洲、蒙古、漢軍、漢人，但選其夙軍旅，精明強干之員補授。”[23]但得到的回答卻是：“俱有定例，……無庸另議�！盵24]“漢”與“滿”在法律面前也不平等[25]：
究厥所由，奸民窩隱，是以立法不得不嚴。若謂法嚴則漢人苦，然法不嚴，則窩（藏由滿人家中逃跑之奴隸）者無忌，逃者越多，驅(qū)使何人？養(yǎng)生何賴？滿洲人獨不苦乎？
與元代在政治上、地域上和文化上都將中國內(nèi)地人民分為“漢人”和“南人”兩種集團不同，清代即使在組織漢軍八旗時，也沒有脫離“漢”字。在清朝初年的民族等級制度中，“漢”不僅被視作文化的共同體，更被視為民族的共同體。從上述努爾哈赤到順治的言行都清楚地說明，他們是將“滿”與“漢”看作兩個相對的民族共同體。一個視其他民族共同體為對立利益集團的人，不會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責(zé)難對立民族共同體中有人背叛了本民族的利益。這就是他們將漢人中的壞人只會稱為“奸宄”、“奸人”或“奸民”，而不會稱為“漢奸”的原因。
體現(xiàn)出民族共同體意義的“漢奸”一詞，最早出現(xiàn)于康熙中期。田雯在《古歡堂集．黔書》中寫道[26]：
苗盜之患，起于漢奸�；驗橹l(fā)縱指示于中，或為之補救彌縫于外，黨援既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復(fù)制。
這句說話的意思是，在清朝建立對于貴州苗族的統(tǒng)治體系的過程中，遇到了苗族的抵抗，而躲在幕后指使和組織抵抗的卻是漢人。
田雯，字綸霞，山東德州人，清康熙三年（1664）進士，二十六年授貴州巡撫，三十年因丁母憂去職。其《黔書》撰寫于康熙二十九年，時為貴州巡撫任上。田雯喜好標新立異，《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曾在《古歡堂集．提要》中特地指出：
王士禎《居易錄》嘗稱《黔書》篇不一格，有似《考工記》者，有似《公》、《谷》、《檀弓》者，有似《越絕書》者，如觀偃師化人之戲。然與《長河志籍考》，實皆祖郭憲《洞冥記》、王嘉《拾遺記》之體，是亦好奇之一證。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田雯處理貴州“苗人”問題時，他以“漢奸”一詞譴責(zé)部分漢人“通敵”。這說明他認為“漢”與“滿”在苗民問題上有著共同利益，反抗清朝就是損害漢人的利益。當然，這與當時田雯所處地位有關(guān)。
清朝的對“苗”政策，首先是鎮(zhèn)壓，其次是民族隔離[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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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ǹ滴跞拍辏┍孔h覆：……紅苗違化，參將朱紱已經(jīng)剿服事竣。其善后事宜，應(yīng)分設(shè)汛守，建立哨臺煙墩，并嚴禁奸民私販火藥軍械，娶苗婦女等事。
清王朝通過“苗人”的“土官土司”，對被隔離的“苗”區(qū)進行間接統(tǒng)治。但是一旦條件成熟，清王朝就會在“苗”區(qū)實行“改土歸流”的政策，即派遣科舉出身的官僚（流官）將“土官土司”取而代之，改間接統(tǒng)治為直接統(tǒng)治[28]：
�。ǹ滴跛氖迥辏┍孔h覆：貴州巡撫陳詵疏言，……茲土苗人民，俱愿改土歸流，應(yīng)如所請。
清朝在南方實行“改土歸流”的政策，是為了集中精力處理北方的問題�？滴踔衅�，清朝統(tǒng)治者依然將“漢人中的壞人”稱為“奸民”，這說明他們還沒有將自己定位于一個與漢人王朝完全一致的王朝。但是清朝對南方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統(tǒng)治，主要依靠漢人官僚。尤其是在“改土歸流”的政策中，有更多漢人官僚被派進苗地，“苗區(qū)”也開始推行儒學(xué)教育。盡管當時其他官僚沒有說過“漢奸”一詞，但可以肯定：“滿洲人─漢人─苗人”這一民族等級模式的出現(xiàn)，開始使一部分漢人官僚有“滿漢一體”的錯覺，甚至以為清朝就是漢人王朝的延續(xù)。
清代首位使用“漢奸”一詞的統(tǒng)治者，不是別人，正是大力標榜清王朝即中國王朝，清的統(tǒng)治也給“漢人”帶來巨大利益的雍正皇帝。
�。ㄓ赫辍�1724〕五月）然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由漢奸指使�！壬觑喼�，不改前非，一經(jīng)發(fā)覺，土司參革，從重究擬，漢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寬縱[29]。
�。ㄓ赫迥辏┲I云南、貴州、四川、廣西督撫、提鎮(zhèn)等：狆苗素稱兇悍，加以漢奸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為惡……[30]。
雍正還同意田雯在三十多年前提出的建議，撥湖廣五開、銅鼓兩衛(wèi)屬黎平府，以減少“苗”民所占的居民比例[31]。
中國的辭書很少提及“漢奸”一詞的詞源。日人諸橋轍次在1958年編定的巨著《大漢和辭典》卷七中說道：“漢奸，來自清代，謂漢人勾結(jié)滿清之徒。”這個解釋正符合清末劉道一式的“漢奸論”，但與“漢奸”的原義──不是勾結(jié)清王朝之漢人，卻是妨礙了清朝利益之漢人──恰恰相反�！皾h奸”一詞出現(xiàn)的社會背景，就是“滿漢一體”意識的普及�；蛘呤菨M清統(tǒng)治者主張自己與漢人利害相通，或者是漢人認為滿清的利益即漢人的利益，才有可能使用“漢奸”一詞譴責(zé)他人“通敵”。
雍正時代，“漢奸”問題見于國內(nèi)的民族關(guān)系�！洞罅x覺迷錄．附錄》中有這樣一段雍正六年的朱批：“就其言論天下時勢光景、朕之用人行政，一些不知未聞之人，非是苗疆內(nèi)多年漢奸，即系外洋逆黨。”[32]但是到了道光年間，帝國主義的侵略讓“漢奸”走出中國國內(nèi)民族關(guān)系的圈子，變成了中外國際關(guān)系上的“通敵”問題。
欽差大臣林則徐一到廣東，立即發(fā)下一道《密拏漢奸札稿》的指令，開門見山就說：“照得本部堂恭膺簡命來粵查辦�？谑录�，首在嚴拏漢奸。緣外夷鴉片之得以私售，皆由內(nèi)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廣，流毒日深。”[33]1841年，三元里抗英之時刊布的《廣東義民斥告夷說帖》稱：“爾勾通無父無君之徒，作為漢奸，從中作亂�！薄敖裼梦覈藶闈h奸，非爾狗之能。”“爾所用漢奸，皆我天朝犯法之徒，或殺人逃走，或舞文弄弊，平日極無本事，天朝所屏棄不用者，爾乃重用之�！盵34]值得注意的是，從“無父無君”、“國人”、“天朝”、“犯法”等詞語中就可以看出，此處的“漢奸”一詞毫無種族上的意義�！皾h奸”一詞使“義民”感到憤怒的，不是出賣了“漢人”的利益，而是出賣了“天朝”的利益。
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在慈禧太后和剛毅等后黨大臣的支持下，攻教堂使館，殺“教民漢奸”[35]。反對使用義和團攻擊外國使館的漢族大臣袁爽秋、許竹篔，則被慈禧太后等目為“漢奸”遭到誅殺[36]。更有意思的是，同樣反對攻擊外國使館的滿族大臣內(nèi)閣學(xué)士聯(lián)元被加上“滿族漢奸”的罪名，險遭毒手[37]。在慈禧后黨把“漢奸”當作殺伐異己口實的背后，可以看出：此處的“漢奸”，是被當作“出賣滿漢兩族共同利益、滿漢兩族之公敵”。然而幾乎與此同時，劉道一等清末民初革命派又提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漢奸”定義。
三 從一首康有為詩看二十世紀“漢奸”之新意
劉道一開出的“漢奸”名單上，名列第一的是康有為。他提出：“殺漢奸必殺康有為、梁啟超�！彼�，探討康有為的政治思想，應(yīng)該最能看清清末民初革命派賦予“漢奸”一詞的新意。
筆者近日在日本發(fā)現(xiàn)了一幅康有為七言律詩的手跡[38]：
甲子書猶晉處士，庚申史作宋遺民；
百千劫后成灰日，十九年來去國身�；òl(fā)人歸猶感舊，天旋地轉(zhuǎn)望回新；
草廬尚有乾坤在，還我中原風(fēng)日春。
這首詩不談風(fēng)花雪月，也沒有婉約矜持，只是直接抒發(fā)政治理想和政治悲憤，清楚地表達了康有為當時的政治態(tài)度。
這首詩作于1916年�？翟娛茁�(lián)借用了兩個歷史典故[39]：“甲子書猶晉處士”，說的是陶淵明不以六朝之宋為正統(tǒng)王朝一事[40]。陶淵明的曾祖為東晉大將軍陶侃，晉亡之后他拒絕宋的徵召，隱居作處士[41]。陶在他所有的著述上必寫年月，但義熙（東晉最后一個年號）前署年號，永初（南朝宋的第一個年號）后卻只寫干支，以此來表明他只承認東晉為正統(tǒng)王朝。
“庚申史作宋遺民”，說的是元末明初權(quán)衡著《庚申外史》一書，稱元順帝實為南宋恭帝趙之子一事[42]。該書問世之時，經(jīng)歷了八十九年的元朝已經(jīng)壽終正寢，南宋亡國更是漸漸遙遠的過去。然而，權(quán)衡此說卻成為一樁歷史公案，就其真?zhèn)稳藗儬幷摿宋灏俣嗄�。《四庫全書總目》認為“核以事實，渺無可據(jù)”，“不過據(jù)一時流言以誣之”；
而錢謙益、王國維等人卻說此說不誣[43]�？涤袨橹越栌靡陨蟽蓚�典故，無非是為了表達他決以舊王朝為正統(tǒng)，堅持做舊王朝“遺民”的心志。
1898年9月戊戌變法失敗。10月康有為流亡日本，時年四十歲。1913年康有為歸國時已經(jīng)五十五歲，中國已經(jīng)進入中華民國時代，而到1916年時康已經(jīng)與清王朝訣別了十九年。所以頷聯(lián)和頸聯(lián)中康自述為黑發(fā)人去，“花發(fā)人歸”；
他的“去國”，說的是他當年與清王朝的訣別，而“天旋地轉(zhuǎn)望回新”一語，當然是表達他對清王朝復(fù)辟的企盼。
結(jié)聯(lián)中康有為自比身在草廬、胸懷天下的諸葛孔明，再次表述了“還我中原”的政治理想。就在寫出該詩大約兩個月之后，康有為給袁世凱發(fā)出電報，反對袁“黃袍強加”[44]。這說明，康有為的“還我中原”，不是要求恢復(fù)廣義的王朝制度，而是恢復(fù)具體的清王朝。
康有為絲毫沒有憎惡滿清統(tǒng)治的“漢族”之心。但是，從康詩可以看到這樣的奇妙現(xiàn)象：“晉處士”、“宋遺民”、諸葛孔明以及“還我中原”等當年康有為用以懷念清王朝、表達期待清王朝復(fù)辟心情的四個典故，其實都是今天國人用來表達“漢”民族主義感情的符號。
東晉國運衰于“五胡亂華”，“晉處士”指不與“胡”勢不兩立的“在野不仕有德之人”；
宋滅于金、元，“宋遺民”是在異民族統(tǒng)治下懷念漢人王朝的人民；
諸葛亮一生視“漢”為正統(tǒng)，視占據(jù)“中原”的曹魏為“國賊”；
“還我中原”的典故，來自于東晉名將祖逖的故事：“將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fù)濟者，有如大江！』”[45]。祖逖率部渡過長江與黃河，先后擊敗匈奴系的劉曜（前趙）、石勒（后趙），收復(fù)了中原大地。中原，是中華文化和漢人故鄉(xiāng)。從“漢”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說，漢人從異民族統(tǒng)治下奪回“中原”，有重要的象征意義。但是在康詩中，不僅“晉處士”、“宋遺民”、諸葛孔明都成為他懷念由異民族而建之清朝的表達形式，甚至連“漢”的故鄉(xiāng)“中原”，也成為代表清王朝的話語。
這種“漢”、“中國”、“清王朝”不分的現(xiàn)象，在康有為的著作中比比皆是。1916年7月，康有為來到杭州陸軍同胞社演講[46]：
至于吾國將來，與各國若何關(guān)系，則又未便說，只好說幾句老生常談：第一要愛國，第二要奉法，第三要知恥，第四要有勇。最終言人之所貴者在靈魂，身體雖死，靈魂決不死，如古之于忠肅、岳武穆、關(guān)壯繆，英靈自在天地間，即靈魂不死之說也。
如果聯(lián)想康有為在寫作此詩、講了此話后翌年在張勛復(fù)辟中的活躍表現(xiàn)，我們大約可以猜出這個“未便說”的意思。然而，岳飛是南宋抗擊金國的英雄，于謙是明代抗擊蒙古瓦喇的名將，關(guān)羽是緊跟劉備追求恢復(fù)“漢”之天下的義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岳飛，他正是女真人的死敵。如果從“漢”民族主義的角度解釋康有為讓陸軍將士學(xué)習(xí)岳飛，就是鼓勵他們與清朝及其余孽作戰(zhàn)，這顯然不是康有為的本意。
既然“漢”民族主義不是康有為的本意，那他為甚么連心目中的人格榜樣，都要推崇“漢”的“民族英雄”？從他心安理得地通過“漢”之英雄（而不是“漢”之民族英雄）來表達他對清王朝的一往情深來看，答案只有一個：他在中國國家性質(zhì)的問題上，根本沒有“漢民族”的意識和概念，更遑論有排斥“漢民族”的意圖。而這一點，正是清末民初的革命派將他看成“漢奸”的根據(jù)[47]：
甲午以后，虜廷不絕如線，而康、梁以痛哭流涕之妾態(tài)，倡偽維新之論，�；手�。種族之歷史不通，國民之原理不曉，惟鰓鰓鼓其“開明專制”、“政治革命”之丑論，以作君王憐妾之宮怨詞，……。
可以看出，革命派之所以祭起討伐漢奸的大旗，就是為了建立一個與“漢族”一致的“國民”標準。他們判斷“漢奸”的標準，始終沒有超越“種族”主義。換言之，他們認為漢人在處理與清朝的關(guān)系上，必須導(dǎo)入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觀點，否則就是“漢奸”，就是“革命”的對象：“滿人之與政府相系者，為漢族所當排；
若漢族為彼政府用，身為漢奸，則排之亦與滿人等。”[48]
甚至連革命派也承認：他們所說的“漢奸”，其性質(zhì)與“改土歸流”時期的“漢奸”、鴉片戰(zhàn)爭時期的“漢奸”、義和團運動中的“漢奸”都已相去甚遠：
漢人稱漢奸者有之，外人稱漢人為漢奸者亦有之。積自二千年來，傳至今日，漢奸名號，未有定評。故往往有視愛同類為漢奸者，涇渭不分，殊甚痛嘆！
尤其令他們感到憤懣的是，有“滿洲人”也來用“漢奸”一詞來攻擊革命派。為了擺脫這種語言的困惑，他們發(fā)明了一個“真漢奸”、“假漢奸”的說法：“所謂真漢奸者，助異種害同種之謂也�！盵49]“至滿洲人之所謂『漢奸者』，乃漢族中之偉人碩士，即為愛同類之故，甘心戎首，雖犧牲其身而不顧�！盵50]
清末民初革命派如此費盡心機改造“漢奸”的思想背景，就是區(qū)別“同族”與“異族”、“同類”與“異類”、“同種”與“異種”的種族主義思想和民族國家理論。這種“漢奸”理論，其實認定“中國是一個漢族國家”、“漢族等于國民”、“只有漢族才是中國國民”。在這種革命派想像的中國單一民族國家話語中，“漢”已經(jīng)不再是往昔那種集政治共同體、地域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為一身的綜合概念，“中國”也不再具備“大一統(tǒng)”的政治和文化傳統(tǒng)。
四 結(jié)論
然而，在真正實現(xiàn)了單一民族國家形式的國度里，反而不會有類似“漢奸”這樣的話語。比如，日語中就沒有“日奸”或“和奸”一詞。日本人用以表達出賣民族利益者之意時，用的是“賣國奴”或“里切者”（背叛者）一詞。朝鮮語中也沒有“朝奸”一詞，原來只用賣國奴（maegugno）。到了二十世紀，韓國人才稱李完用為賣國奴（maegugno）、親日派（chin-ilpa）或者是“民族的叛逆者”（minjog-uimban-yeogja）[51]。其中“民族的叛逆者”一詞，又是他們從日語中引進“民族”一詞、開始學(xué)習(xí)近代日本走“民族國家”之路，但這是韓國遭到日本侵略之后才被迫“發(fā)現(xiàn)”的話語。單一民族國家反而沒有“漢奸”話語，是因為單一民族國家中民族與國家一致，自然沒有必要強調(diào)種族主義的意義。
換言之，只有處在現(xiàn)實中為多民族國家，而又不顧現(xiàn)實追求單一民族國家形式的民族主義思想的怪圈中，才可能出現(xiàn)“漢奸”式的話語，因此發(fā)生許多令人啼笑皆非之事：中國的朝鮮族，在翻譯中文作品中的“漢奸”一詞時，要么譯為“賣國賊”，要么照葫蘆畫瓢音譯成“朝奸”，要么生搬硬造“漢奸”（hangan），至今沒有一個定例。蒙古語中也沒有“蒙奸”一詞。蒙古人將出賣自己民族利益的人稱為“olsaan Hodaldagqi”（賣國賊）或“olbagqi”（叛徒）。1930年代，一部分蒙古人因為相信日本會幫他們實現(xiàn)民族自治，而與日本勾結(jié)。這些人被中國共產(chǎn)黨稱為“蒙奸”[52]，而“國民政府則用了一個更為奇妙的稱呼：“蒙古漢奸”[53]。(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漢奸”話語，其實是他們企圖在多民族國家的母體上，人工催生一個“漢族”單一民族國家時出現(xiàn)的怪胎。二十世紀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義的目的，其實不在于確認“民族”，而在于建立一個新型的國家──“民族國家”。民族不過是手段，國家才是目的。然而，因為現(xiàn)實的中國不可能成為單一民族國家，“漢奸”話語最終不過是強化了本來只是手段的民族意識而已。2002年末，有人以多民族國家為由表示不宜稱岳飛為“民族英雄”。對此國人表現(xiàn)出來的憤怒，就是近代民族主義造成國人將自己的政治認同最終歸結(jié)在民族，而不是國家的最好寫照。
注釋：
[1]鋤非（劉道一）：《驅(qū)滿酋必先殺漢奸論》，《漢幟》，第1期（1907年1月），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78），頁857。劉道一，衡山縣人，自號鋤非。光緒三十一年（1905），劉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任書記、干事等職。次年被派回國，到湖南運動軍隊，重振會黨，籌劃舉事。因事泄被捕，于同年12月31日在長沙瀏陽門外就義，被孫中山稱作“為革命捐軀的第一人”。
[2]參見《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一》注解。
[3]《辭�！罚ㄉ虾＃荷虾＾o書出版社，1997）。
[4]以上各種抄本，承蒙中國人民大學(xué)對外語言文化學(xué)院講師徐桂梅女士幫助查找，志此特表謝意。
[5]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一冊（臺北：鼎文書局，1974），頁314。
[6]《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7]《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8]《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9]《史記．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10]《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第五十》。
[11]《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12]《漢書．卷六十一．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另有一處與上述《史記》內(nèi)容同，記蒯生勸韓信事，此不列（《漢書．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13]《漢書．卷七十四．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14]《宋書．卷七十四．列傳第三十四》。
[15]《南齊書．卷四十一．列傳第二十二》。
[16]《北史．卷三十六．列傳第二十四》。
[17]《舊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國列傳一》。
[18]《宋史．卷二百四十七．列傳第六．宗室四》。
[19]《遼史．卷四十五志．第十五百官志一．北面朝官》。
[20]《元史．卷十三．本紀第十三．世祖十》。
[21]《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卷八》，六月丁亥。
[22]《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八十四》，順治十一年六月丁卯。
[23]《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百二十七》，順治十六年七月壬辰。
[24]《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百二十九》，順治十六年十月癸丑。
[25]《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九十》，順治十二年三月壬辰。
[2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27]《圣祖仁皇帝實錄．卷二百一》，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庚辰�？滴跛氖吣�，“兵部議覆：湖廣總督郭世隆條奏防守紅苗三款。一，沿邊安設(shè)塘汛，……帶兵五十名游巡。設(shè)有奸宄，可以即行追捕。一，舊日苗來內(nèi)地生事，民往苗叢被劫。今以塘汛為界址，苗除納糧買賣外，不得擅入塘汛之內(nèi)。民亦不得私出塘汛之外，違者各照例治罪，并將地方官員處分。一，內(nèi)地奸民，與苗人結(jié)親，往來勾通，不可究詰。嗣后如有前弊，應(yīng)斷離異，任按律治罪，永行禁止，地方有司，以坐以失察之罪。俱應(yīng)如所請，從之。”
[28]“兵部議覆：……將平茶邑梅二司，改隸重慶，以消蠻司土廣民眾之勢�！钡谴耸乱騾侨鸱磁讯Ｖ�，為了爭取土司支援清朝平叛，又一度承認了土司的權(quán)力。
[29]《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二十》，雍正二年五月辛酉。
[30]《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五十三》，雍正五年二月。
[31]王燕玉：《貴州史專題考》（修訂本）（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頁286。
[32]雍正編纂，張萬鈞、薛予生編譯：《大義覺迷錄》（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9），頁394。
[33]《密拏漢奸札稿》，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一日，載中山大學(xué)歷史系中國近代現(xiàn)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公牘》（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47。
[34]楊松、鄧力?原編，榮孟源重編：《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54），頁47、49。
[35]、[36]龍顧山人：《庚子詩鑒》，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近代史資料�？x和團史料》（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2），頁137；
64。
[37]注35龍顧山人：《庚子詩鑒》，頁64；
李超瓊：《庚子傳信錄》，載注35書，頁211。
[38]詩最后落款為：“衡山仁兄．丙辰元正作．康有為”。手籍寬650mm，高270mm，紙型為畫冊本對開，紙質(zhì)為單宣紙。現(xiàn)藏日本廣島安田女子大學(xué)副教授信廣友江女士處。此次承允拍照發(fā)表，志此謹向信廣友江女士表示衷心感謝。由于作品時間久遠，筆者最終沒有搞清此手跡寫于何地、寫給何人，以及何以流至日本。信廣友江女士為書法家，數(shù)年前購此手籍于廣島大學(xué)文學(xué)部一先生之手，該先生也是購于他人。此次信廣友江女士受筆者拜托，請該先生再找原出售之人時，方知原出售之人已經(jīng)謝世，而原出售之人也非康有為贈詩之人──“衡山先生”。
[39]有關(guān)此兩句典故來源，曾得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尹虎彬先生指點，志此謹表謝意。
[40]“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fù)屈身后代，自高祖王業(yè)漸隆，不復(fù)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保ā端螘砭攀袀鞯谖迨[逸》。）
[41]“周續(xù)之，字道祖，……。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yīng)征命，謂之『尋陽三隱』�！保ā端螘砭攀袀鞯谖迨[逸》。）
[42]元順帝出生于庚申年，因此又被稱為“庚申君”�！皣酰谓蠚w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愿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游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佑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彩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國公曰：『無有。』因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后，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為子，并其母載以歸。”（任崇岳：《庚申外史箋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31。）
[43]同注42任崇岳，頁5。
[44]康有為：《請袁世凱退位電》，載湯志均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933-41。
[45]《晉書．卷六十二．列傳第三十二》。
[46]康有為：《杭垣演說紀》，載注44書，頁952。
[47]注1劉道一（鋤非），頁857。橫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48]太炎（章炳麟）：《排滿平議》（1908），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三卷，頁51。
[49]、[50]以上引文均引自《漢奸辯》，《黃帝魂》（上海，1903）（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委員會藏本，1968年影印初版），頁49、50；
50。
[51]李完用是李氏朝鮮的政治家、大韓帝國首相（1907-1910年在任）。1905年，作為學(xué)部大臣簽署《乙巳保護條約》。1907年，受日本的韓國統(tǒng)監(jiān)伊藤博文推薦任大韓帝國首相，逼迫不甘心做亡國之君的高宗皇帝讓位于皇太子。1910年，作為大韓帝國首相簽署了《日韓合并條約》。
[52]例如：“在蒙古民族中，廣泛的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蒙奸所制造的傀儡政府的實質(zhì)。”《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關(guān)于抗戰(zhàn)中蒙古民族問題提綱》（1940年7月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擬訂，基本上經(jīng)中央書記處批準），載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1.7-1949.9）》（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665；
郝維民主編：《內(nèi)蒙古革命史》（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大學(xué)出版社，1997），頁384。
[53]察哈爾盟旗特派員公署編印：《蒙古漢奸自治政府成立之經(jīng)過與現(xiàn)狀》（1944），中國第二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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