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重要的思潮或文化運動，其“文本”意義總是深嵌于社會之中，倘脫離其社會背景，無視其后果，便無法正確、深入分析它的意義。但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人們卻總是習慣于把思想家的言論、話語作為唯一的研究對象。這種習以為常的“唯文本”研究，恰恰將“文本”從社會脈絡中挖出，使之成為與社會變動和發(fā)展完全無關、完全隔絕的“獨白”。言說沒有背景，思想沒有來龍去脈，郢書燕說，自難避免。現(xiàn)在，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經(jīng)常被認為是“全盤反傳統(tǒng)”、“只有破壞沒有建設”，亦源于此種“唯文本”研究****新文化運動先驅人物確實不乏這類激烈論述。其實，新文化運動建樹多多，最直接的一個成果，便是1922年對中國教育影響殊深的新學制的建立。1922為舊歷壬戌年，因此史稱“壬戌學制”。

　　新教育在近代中國并非無源之水，從洋務派創(chuàng)辦種各“洋務學堂”起，新式教育就開始在中國落地，漸漸生根。但這時只有零星的學校而無全國的學制，只到 1904年1月，清廷批準《奏定學堂章程》，時稱“癸卯學制”，為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法令形式正式頒布且在全國普遍實行的學制，確立了中國現(xiàn)代學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學制的第一塊基石，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滅，但教育的宗旨當然是“忠君”與“尊孔”。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了新的教育法令，史稱“壬子學制”。新法令廢除了小學的尊孔讀經(jīng)，取消了“癸卯學制”中專為貴族子弟設立的貴冑學堂，學制為小學七年，中學（不分初高中）四年，否定了清王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為新的教育宗旨。對道德教育，蔡元培曾解釋說︰“何謂公民道德？曰法蘭西之革命也，所標揭者，曰自由、平等、親愛。道德之要旨，盡于是矣�！睙o論清末的癸卯學制還是民初的壬子學制，主要內容都是仿效、學習日本的教育制度。

　　但是，袁世凱為自己當皇帝復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先行一步，早在1913年6月就通令恢復學校祀孔典禮。袁世凱及隨后張勛等的重新尊孔，是新文化運動的直接起因。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科學為核心價值觀念，強調個性解放，注重平民教育，批判孔教。新文化運動想以思想啟蒙、文化創(chuàng)新入手改造國民性，進而改造社會與國家，因而格外注重教育，注重“新青年”的養(yǎng)成。因緣際會，新思想在幾年間便由少數(shù)人的觀念在知識界、教育界蔚為大國。舊的教育理念和學制體系，越來越不適應新形勢，教育改革勢在必行。

　　在這次教育改革中，1914年得到教育部正式承認的“中國教育聯(lián)合會”和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蔣夢麟任總編的《新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全國教育聯(lián)合會在1919和1920年這兩屆年會中都討論過學制改革。在新文化運動中影響殊重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杜威(Dewey,John)和實用主義教育家孟祿(Monroe,Paul)先后來華，在全國各地演講，探討中國的教育問題，對新的教改也有直接影響。1921年，全國教育聯(lián)合會第七屆年會在廣州召開，學制改革為主要議題，廣東等10省均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最后決議以廣東方案為基礎，征求全國意見。

　　1922年9月，北京政府召開全國學制會議，提出新的學制改革方案提交全國教育聯(lián)合會第八屆年會討論。10月中旬，第八屆年會在濟南召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是會議的重要人物。會議開始，教育部特派員代讀了教育總長湯爾和的簡短致辭，然后就開始打官腔，完全不提及廣東學制改革草案，實際希望聯(lián)合會贊同教育部學制會議提出的較為保守的方案，至少不要大改。對此，與會代表憤怒異常，大表不滿，會議很難繼續(xù)開下去。這時，胡適發(fā)表演講，嚴厲批評教育部打官腔，完全不提廣東方案，指出聯(lián)合會也可以完全不理會教育部學制會議方案，直接討論廣東方案。但這樣雙方彼打官腔，無法對話、溝通，終究不成事體。他提醒大家說︰“我們?yōu)榈氖且�給中華民國制定一個最適宜的學制，不是彼此鬧意氣；
所以我希望聯(lián)合會的同人，千萬不要再打官話了，還是老老實實的根據(jù)廣州的議案，用學制會議的議決方案來參考比較，擇善而從，定出一個第三草案來，把學制問題作一個總結束，呈請教育部頒布施行。”胡適的觀點，得到大部分會員的贊同，但有些激進者仍不滿意。一位浙江的許姓代表仍上臺大罵教育部︰“教育部是什么東西？配召學制會議？學制會議是一班什么東西？配定新學制？你們請看這本學制會議的新學制，那里有革新的意味，全是保存舊制。什么學制會議？明明是和我們教育聯(lián)合會開玩笑�，F(xiàn)在的教育總長、次長是什么東西？湯爾和、馬敘倫都是我們浙江人，我現(xiàn)在興之所至，且把他們的丑歷史報告諸位聽……”于是他在臺上大罵總長湯爾和與次長馬敘倫，教育部兩位特派員也只能坐在臺上靜聽。（《記第八屆全國教育聯(lián)合會討論新學制的經(jīng)過》，《新教育》第5卷第5期）不知這是當時民主的反映還是政府權威的闕失，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痛罵教育部、教育總長和次長當然大快人心，但并不能解決問題。會下，各方密切磋商，尋找解決方案。最后，教育部兩位特派員專們拜訪胡適，請他斡旋。在胡適的一再勸說下，他們表示教育部學制會議的原案可以修改，并要胡適提出折衷修正案。胡適起草新提案時，巧妙地以“精神上大部分用廣州案，而詞句上多采用學制會議案”的方法，使“舊瓶裝新酒”的新提案獲得通過。同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tǒng)”的名義頒布了新的《學校系統(tǒng)改革案》。

　　“壬戌學制”基本參照美國學制，以小學、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來的小學、中學“七四制”。實踐證明，這種學制適應少年、青年的生理、心理和學習特點，只到現(xiàn)在我國依然實行這一學制。

　　壬戌學制沒有明確規(guī)定教育的宗旨，但提出了七條標準︰發(fā)揮平民教育精神；
注意個性之發(fā)展；
力圖教育普及；
注重生活教育；
多留伸縮余地，以適應地方情形與需要；
顧及國民經(jīng)濟力；
兼顧舊制，使改革易于著手。新學制的實質是以兒童為中心、學生為中心，重視學生的個性發(fā)展，強調學生的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注重平民教育和職業(yè)教育。這七條標準，是新文化運動理念在教育領域的具體體現(xiàn)。

　　胡適是新學制建立的重要人物，他認為新學制的特別長處在于其彈性，七條標準的第三、五條的精神就是“發(fā)展青年個性，使得選擇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縮余地 ”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與能力，興辦相當?shù)膶W校，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選擇自由。他強調，在推行新學制學校時，應容許舊學制學校的存在。在這種精神指導下，對當時城鄉(xiāng)仍大量存在的私塾，教育當局并未以行政力量強行取消。胡適的態(tài)度并非偶然，在新文化運動已進高潮的1918年初，他對一些鄉(xiāng)村學校也不顧條件規(guī)范化、城市化辦學非常不滿，他這樣寫道︰“列位辦學堂，盡不必問教育部規(guī)程是什么，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們這里最需的是農(nóng)家常識，蠶桑常識，商業(yè)常識，衛(wèi)生常識，列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圣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注意課程的實用。盡不必去巴結視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老百姓。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須要小老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边@不是非常照顧、考慮、注重傳統(tǒng)、習俗和地方特點嗎？尤值一提的是，這篇名為《歸國雜感》的文章，就發(fā)表于現(xiàn)在已被作為“激烈、整體、全盤反傳統(tǒng)”、“機械照搬外國”最典型代表的《新青年》上。

　　1922年到1949年，近三十年間的中國外患不斷，幾近亡國；
內戰(zhàn)不已，烽火連天；
賄賂公行，貪污遍地，腐敗不堪。然而，教育卻是大霧彌天中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人才輩出，盛極一時。許多學術、文化大師的成就，至今仍難企及。今天，人們仍不斷追念、感懷那時的“老大學”甚至“老中學”，亦說明新文化運動在教育領域的成果之重大、“建設性”影響之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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