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中國已有數(shù)千年的文化存在，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墒牵�儒學的價值究竟在哪里？卻是一個因時而異、常講常新、紛無定論的活話題。由于每一時代的人，所處的語境不一樣，評價的尺度自然也就不一樣。我們今天探討儒學的價值，不必拘于前人的見解，但不能不對前人的見解有所了解。弄清楚儒學在前天和昨天的境遇，對于我們今天正確認識儒學的價值，無疑是有幫助的。

　　對于古代儒學，至少可以從三個角度來把握

　　所謂“前天”，是指中國古代社會。那時儒學很風光，被加以神圣化。借用魯迅的話說，帝王們用種種白粉，把孔子打扮起來，抬到了嚇人的高度。神圣化是那個時代評判儒學的基本維度。

　　儒學的神圣化過程，發(fā)端于漢代。歷代君王對孔子的追捧，層層加碼，直至被奉為“大成至圣先師”。在古代中國，讀書人讀的主要是儒家經(jīng)典，科舉考試要從儒家經(jīng)典中出題，沒有哪一家的影響力可以超過儒家。那時，罵佛祖，罵老聃都沒有關系，唯獨不能罵孔子。如果有人罵孔子，將受到法律的懲處，罪名是“非法無圣”；
將受到輿論的譴責，被視為“士林敗類”。

　　對于儒學來說，被神圣化未必就是福音。由此帶來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儒學被誤解為只是一種帝王文化，而遮蔽了它作為民族文化的一面。儒學是一種復雜的民族文化現(xiàn)象，不能把它等同于帝王文化。對于古代儒學，至少可以從三個角度來把握。

　　第一，有作為學理的儒學。儒學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社會組織原理，體現(xiàn)人類性或合群體性，具有普適價值。在先秦時期，孔子通過反思“禮壞樂崩”現(xiàn)象，建立以“仁”為核心的儒學，講的是做人的道理、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建立了組織社會必不可少的道德規(guī)范。孔子創(chuàng)立的儒學，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不是官方哲學。后儒講論儒學，也不都是站在官方的立場上，有許多人是當作學理來研究的。

　　第二，有工具化的儒學。漢武帝采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以后，儒學從一家之言上升為官方哲學。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儒學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獲得主導地位以后，并不是只有一種聲音，而是有多種聲音。

　　第三，有作為生活信念的儒學。先秦以后，的確有些儒者站在官方的立場上講論儒學，推動工具化的儒學，但并不是所有的儒者都是這樣做的。有相當一部分儒者并不是站在官方的立場上講論工具化的儒學，而是站在民眾的立場上講論作為生活信念的儒學。陳獻章、王艮及其從學弟子，大都是抱著這種態(tài)度。在王艮的弟子中有許多人就是普通的勞動者。他們講論儒學，不抱有任何功利目的，就是為了尋找精神上的“安命立身”之地。儒學在中國已經(jīng)有幾千年的歷史，已經(jīng)深入到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成為中國人樹立道德理念、處理人際關系、凝聚民族群體的理論依據(jù)。作為生活信念的儒學，有別于貴族化、制度化、政治化的儒學，可以稱之為民間儒學或草根儒學。這樣的儒學，具有十分廣泛的社會基礎。

　　前天把儒學神圣化，昨天把儒學妖魔化，雖然是兩個相反的維度，卻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儒學等于帝王文化

　　所謂“昨天”，是指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及“文革”的一段歷史區(qū)間。那時儒學遭到了劫難，被妖魔化了。隨著封建帝制的覆滅，儒學失掉了神圣的光環(huán)，成了口誅筆伐的對象，妖魔化成了評判儒學的基本維度。

　　五四以后出現(xiàn)了兩次批儒浪潮。第一次是五四時期，由吳虞、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倡導者掀起。不過，他們批儒影響力，遠沒有后來編寫的教科書說的那么大。它的影響所及，極其有限，而且沒有持續(xù)多長時間。胡適在30年代寫過一篇文章叫《說儒》，對儒學的態(tài)度有很大的變化。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批判矛頭，其實僅指向工具化的儒學，并非全盤否定儒學。李大釗說：“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的權威也；
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保ā独畲筢撨x集》80頁）在這里，他把“孔子之本身”同“孔子之偶像”區(qū)分開來，明確表示只抨擊后者，而不是前者。在“左”的話語占主導地位的時候，五四時期的批儒浪潮被人們夸大了，稱之為“打倒孔家店”運動。其實“打倒孔家店”并不是當時流行的口號，乃是后人編出來的。在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并沒有成為口號，近似的說法是“打孔家店”。胡適曾在為吳虞的書作序時，稱贊吳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只說過這么一次，并且沒有用“打倒”二字。

　　第二次批儒浪潮就是“文革”期間的批林批孔運動。這次浪潮的規(guī)模之大是史無前例的，幾乎把全體人民都卷入其中。這次浪潮的荒誕程度也是史無前例的，居然把古代儒學創(chuàng)始人同當代陰謀家捆綁在一起批判，使人莫名其妙。這樣的批判浪潮完全搞亂了人們的思想，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積極的效果。人們仿佛做了一場惡夢，醒來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

　　前天把儒學神圣化，昨天把儒學妖魔化，雖然是兩個相反的維度，卻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儒學等于帝王文化。這個前提是站不住腳的。上文說到，對于儒學，可以從學理、工具、信念三個角度來把握，那么，儒學的存在空間就不能只是一個，而是三個：君主政體、家庭、心靈深處。作為統(tǒng)治工具的儒學是同君主政體伴生的，隨著君主政體的廢除，顯然已經(jīng)壽終正寢了；
可是，作為學理的儒學和作為生活信念的儒學，并不是君主政體的伴生物，絕不會因君主政體解體而失去存在的價值。君主政體廢除了，可是家庭并沒有因之而廢除，人們心靈深處的集體記憶并沒有因之而消除。不可否認，儒學的確有作為帝王文化的一面，但更要看到它作為民族文化的一面。作為帝王文化的儒學已經(jīng)失去了價值，可是作為民族文化的儒學仍有積極價值，仍有發(fā)展空間。人們之所以對儒學的現(xiàn)代價值心存疑慮，恐怕同跳不出“儒學就是帝王文化”的誤區(qū)有關。

　　在今天，人們對儒學的認識開辟了理性化的新維度

　　所謂“今天”，是指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事業(yè)發(fā)展邁入新的歷史時期。在今天，人們對儒學的認識既超越了前天的神圣化維度，也超越了昨天的妖魔化維度，開辟了理性化的新維度。

　　在新的歷史時期，率先從理性的維度詮釋儒學的學者，當屬張岱年教授。1980年，張先生在《孔子哲學解析》一文中，把孔子的思想概括為十點：1、述古而非復古；
2、尊君而不主獨裁；
3、信天而懷疑鬼神；
4、言命而超脫生死；
5、舉仁智而統(tǒng)禮樂；
6、道中庸而疾必固；
7、懸生知而重見聞；
8、宣正名而不茍言；
9、重德教而輕刑罰；
10、整舊典而開新風。他在多次學術會議上講，時至今日，尊孔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批孔的時代也已經(jīng)過去了，現(xiàn)在進入了研究孔子的新時代。他所說的“研究”，就是從理性化的維度出發(fā)，以同情的態(tài)度詮釋儒學，走出神圣化和妖魔化的誤區(qū)。張岱年寫了《關于孔子哲學的批判繼承》、《孔子與中國文化》、《評“五四”時期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評論》、《孔子的評價問題》、《儒學奧義論》等多篇文章，闡述他關于儒學的新見解。

　　從理性化的維度看儒學，會發(fā)現(xiàn)它是一份培育中華民族精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體現(xiàn)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和諧社會的思想資源。儒家提出“以人為本”的理念，把重人思想與奮斗精神、經(jīng)世態(tài)度緊密結合在一起，提倡自強不息、開拓進取的精神。

　　儒家提出“以和為貴”的理念，不僅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使每個民族群體中的成員自覺地加強道德修養(yǎng)，保持與外部世界的和諧統(tǒng)一，而且影響著每個成員在實際生活中的行為方式，使人們認識到在維系社會群體和諧中自己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因而能做到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形成一種親和力，從而提升全民族的綜合實力。儒家提出“以禮為序”的理念，確立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規(guī)范，為中華民族廣大成員所認同，影響久遠，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儒家提出“經(jīng)世致用”的理念，強調(diào)在現(xiàn)實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達到理想境界；
主張在人生實踐中自強自立、奮發(fā)有為，成就理想的人格，并由此培育出中華民族注重人生價值、敢于擔綱、負重致遠、剛毅進取、自強不息、謙恭有禮、不為人先、吃苦耐勞、勤儉持家、求真務實、厚德載物、忠恕之道、利群愛國、樂觀向上等一系列優(yōu)秀民族精神。

　　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在今天，儒學作為民族文化，已經(jīng)走出了中國，走向了世界，找到了更為廣闊的發(fā)展空間。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世界各國創(chuàng)辦的孔子學院，已經(jīng)接近400所。1997年聯(lián)合國召集各國學者共同制訂“普遍倫理計劃”，與會者一致同意把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寫進《世界倫理宣言》。據(jù)澳大利亞《堪培拉時報》報道，前些年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聚會，瑞典天體物理學家阿爾文（1908-1995）在發(fā)言中說：“人類要想生存下去，就要到25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卑�爾文的這種說法，未必能成為所有人的共識，但卻足以作為儒學有廣泛國際影響力的例證。在經(jīng)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當今時代，世界的精神文明領域不可能再是西方文化獨奏的舞臺，人們對儒學同樣充滿了期待。

　�。ㄗ髡邽橹袊�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教授、博導，社會兼職有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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