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是什么？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解答，每一個哲人也有不同的理解。北京大學哲學系張世英先生認為，哲學乃提高人生境界之學。近年來，張先生致力于境界之學的研究，從西方現當代哲學和中國古代哲學結合的角度，會通中西，找出中國哲學以及哲學本身的出路，為中國人、也為人本身，尋找安身立命之所。張先生年屆九旬，卻一直思如泉涌，筆耕不輟，每年都要在期刊雜志上發(fā)表自己的真知灼見，為中國哲學、中華文化的發(fā)揚光大找出一條新的路徑�？梢哉f他的這種行為本身就很好地詮釋了自己的境界之學，令后生敬畏。

　　張先生認為，哲學是對人生各種活動（科學的、道德的、審美的、政治的、經濟的等）做理性的、深層的反思。其反思的對象既然是人生，當然本質上就與人生不可分離。但這種反思又是深層的、理性的，它是一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反思，離不開名詞概念和抽象推理，這就使哲學顯得有些“玄”。但如果“玄”得脫離日常生活，哲學就不會有永久的生命力。西方自柏拉圖以后的傳統(tǒng)哲學，盡管主導西方思想兩千多年，但因為有脫離人生之弊，而遭到現當代哲學的批判、反對。馬克思也反對西方傳統(tǒng)哲學脫離人生實際的弊病，而強調傳統(tǒng)哲學應該終結，哲學應當現實化。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一向重人生，這是它的一大優(yōu)點。張先生以繼承和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這一優(yōu)點為己任，主張哲學乃提高人生境界之學，就是教人不要停留在低層次的人生境界，如個人主義的人生境界，一味追求功利的人生境界等，而應提升到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其實就是要求提高人的精神素質，實現“和而不同”的理想社會。

　　張先生對境界之學的研究是與他對人生、對哲學的深入思考相同步的。早在1995年他出版《天人之際》一書時，就已經提出了哲學應以提高人生境界為主要任務。2001年出版《哲學導論》一書，又對這個觀點做了系統(tǒng)發(fā)揮。張先生在該書中把他所主張的哲學明確界定為“萬有相通的哲學”，他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萬物一體”、“天人合一”思想，因其不以區(qū)分主客為哲學原則，不重物我之分，不重認識論，不重作為主體的人對作為客體之自然物的認識與征服，因而徒有與自然和諧相處之主觀精神境界，而缺乏認識自然、征服自然以達到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具體途徑。張先生由此主張把萬物一體、天人合一與主客關系結合起來，會通中西，提倡一種新的“萬物一體”的哲學。并且用萬物各不相同而又相通的理論來論證萬物一體。他強調萬物彼此各不相同，沒有絕對的同一；
但又彼此相互聯(lián)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這三個“相互”，就是“相通”的具體內涵。張先生受尼采關于“相互”的認識啟發(fā)，認為天地萬物就是這樣三個“相互”的網絡，每一物、每一人都是這網上的一個紐結，一個交叉點。物與物之不同，人與人之不同，在于交叉的方式各不相同；
人與物之不同在于人有“一點靈明”，而物則無此“一點靈明”。

　　這就是張先生“新的萬物一體”之“新”的含義。在此思想指導下，他認為哲學就是提高境界之學，即提高到一種超越主客關系的萬物一體或天人合一的境界。人在這種不同而又相通的境界中，能體會到他人有不同于我的獨特性，故能尊重他人的獨特性和尊嚴，從而建立和諧的社會。此所謂“和而不同”是也。

　　但《哲學導論》一書所講的東西，主要是從個人精神修養(yǎng)方面看問題，缺少社會維度的思考。所以在《哲學導論》出版后的幾年中，張先生又開始集中思考個人的人生境界與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關系問題。一方面，一個民族的文化是由它所屬成員的個人境界構成的，離開了個人的精神境界，所謂民族文化不過是空洞的名詞。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另一方面：個人的精神境界是在他所屬的民族文化環(huán)境中形成的，人不能離開文化的大背景而有個人的境界，而文化總是有社會性的。每個人的精神境界之形成，既受自然條件的制約，更受文化環(huán)境的熏染和影響。因此，如何提高個人境界的問題，不能脫離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而孤立地來考慮。基于此，張先生又于2007年出版了《境界與文化》一書，著力探討人生各種文化活動、各種人生境界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中西方民族文化各自的特征，以期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摸索一條可供參考的途徑。

　　張先生在《境界與文化》一書中指出，人生除為了滿足最低生存欲望所必需的活動之外，還必然有科學的活動、道德的活動、審美的活動。作為一個現代人，我們的精神境界中不可能沒有現代科學，但科學至上主義、唯科學論，顯然不能窮盡人生之真諦。我們應在科學的基礎上，達到一種超越科學的萬物一體的精神境界。“審美的境界”提倡的是崇高之美，是一種高遠的境界之美，也可說是心靈之美。這種高遠境界之美的境界超越了道德境界而又自然而然地合乎道德。成人就是要成就這種境界的人，這是一個“完全的人”，“自由的人”。而哲學是對科學、道德、審美等其他文化活動所作的一種理性的反思和追問，是對諸種境界所作的一種概念式的言說，所以在諸種人生境界中，沒有所謂的“哲學的境界”一說。但哲學所追問的根底卻決定著人生的境界和意義。

　　《境界與文化》一書進一步闡述了作者的“萬物一體”哲學，作者把中國傳統(tǒng)的萬物一體觀與西方傳統(tǒng)的主客二分結合起來，并參考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化中某些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通之處，提倡一種超越主客二分的“萬物一體”觀，此種意義的“萬物一體”乃真善美統(tǒng)一的總根源。作者的主旨也正是希望人皆能以此種新的“萬物一體”的境界為最高追求，走上成人之道。張先生還著重講了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必須與吸取西方文化的優(yōu)點相結合而不能固步自封的觀點，呼吁多一點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精神，認為欲思前進，則需多一點憂患意識，較多思考一點如何去除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的問題。充分表現出他作為一個中華兒女希望中華文化發(fā)揚光大的一以貫之的責任感。

　　張先生以哲學來探索人生，追問人生的意義。他說，過去人們認為哲學的最高任務就是把客觀存在當作獨立于作為主體的人以外的東西，通過人的認識，掌握客觀存在的普遍規(guī)律，以征服客體、利用客體，達到“主客的對立統(tǒng)一”。哲學于是被界定為追求普遍規(guī)律或“最”普遍規(guī)律的學問。哲學需要講普遍規(guī)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人之一生，在找到了事物的最普遍規(guī)律以后，還有一個如何對待最普遍規(guī)律的問題，那就是人生態(tài)度問題，亦即人生的境界問題，這才是哲學應當探索的最高任務。所以哲學的含義應該超越舊有的界定。張先生提出，哲學乃提高人生境界之學。

　　可以說，境界之學既是張先生孜孜以求的學問，也是他身體力行的準則。他做哲學的功底也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在幾十年的治學過程中，張先生篤信《論語》中的兩句話：“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彼寂c學兩者中，學是基礎，基礎不固，其思必空。做學問，首先要重功底。對于搞哲學的人來說，尤其要警惕空疏的毛病。而作為一個中國人，無論你的專業(yè)是中國的東西，還是西方的東西，都應有中國古典的功底，特別是對于文科學者來說。張先生的專業(yè)是西方哲學，但他從小受家庭教育的影響，熟讀許多中國古典詩文，那種韻味似乎融化到自己的血液里，成為自我人格的一部分。所以張先生認為自己的學術功底仍在中國古典。他以哲人的思考、詩人的語言來闡釋人對世界的態(tài)度，人怎樣生活在世界上，追求一種做學問的高遠的境界。

　　學術研究畢竟是一項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必須有自己的創(chuàng)見。治學要做到一個“真”字，要有獨立思考、見由己出的勇氣，力戒聞風而動，人云亦云。因此張先生向青年學者寄語，要“和而不同”，做一個雍容大度又卓有創(chuàng)見的人。而他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強烈的獨立思考精神和能力的人，他的哲學思想被學界譽為構成了一個原創(chuàng)性的哲學系統(tǒng)。在今天，他的境界之學和所達到的人生境界，能夠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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