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尋根”？尋什么“根”？怎樣去“尋”？你尋到了什么？……問題一旦籠統(tǒng)和通俗到這個地步，事情就不好談。二十多年前談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還是談不清楚。正是考慮這一點，很久以來我對這個話題能躲則躲。

　　文化是個筐，什么都可以裝。上至主義與體制，下至廁所與廚房，世間萬物無不文化。那么跳進“文化”這個遼闊泥潭里起舞，還想勾搭出什么共識，只能是找死。即便是約定了邊界和規(guī)則，以木代林、同床異夢、陰差陽錯，頭痛醫(yī)腳也常是討論時的亂相。

　　也許可以換一種辦法來談。比方問一問：什么不是“尋根”？什么地方沒有“根”？什么時候沒法“尋”？……這種排除法，不能代替思考的正面造型和全景檢閱，但至少可縮小范圍，就近設置定位參照，讓大家盡可能對接思路，減少七嘴八舌的虛打與誤殺。

　　權且一試。作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文學景觀之一，所謂“尋根”或“文化尋根”大概算不上普遍現象，不是通行四海的文學新法。就是說，它大概不適用于所有中國作家，更遑論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同行。比較而言，愛情小說、探案小說、批判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都市青春文學等等，都具有傳染性和輸出空間，幾乎是全球普適品種，有可能在任何群體那里開花結果——但 “尋根”不是。只要稍稍放開眼界，就可發(fā)現這一嘗試，特別是群體性的嘗試，其實受制于諸多條件，似乎不那么好仿造與移植。

　　美國只有兩百多年的建國史，除少許印第安保留區(qū)里的文化遺跡，本土文化差不多都是外來文化，有什么“根”可尋？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依陳序經先生《東南亞古史研究》里的說法，在歐洲殖民者到來之前罕有文字史，漫長歷史一片晦暗無法探知，有多少“根”可尋？戰(zhàn)爭、屠殺、流行病、有言無字、典籍流散之類事態(tài)，一旦把歷史記憶和傳統(tǒng)文化打入時空黑洞，作家們“尋根”就難以想象。讓那里的賈平凹們寫出“秦漢”，那里的李杭育們寫出“吳越”，那里的阿城們寫出“莊老”……恐怕是強人所難。

　　美國人可域外尋“根”，如長篇小說《根》的作者尋到了非洲，不過他尋的是政治悲情和血緣譜系，不足以掀起“文化熱”。非洲當然也是文化富礦區(qū)，藝術與巫術的特色尤為觸目。據說東非是人類最早發(fā)源地，古埃及比古中國的文明形成早一千多年。然而，中國后來避免了解體與換血，比如不像很多非洲國家在18世紀以后遭受深度殖民，其語言、宗教、教育、政體幾近歐化，以致很多國家沒有自己的大學，連娃娃們也在舶來的教材前高聲齊誦“我是高盧人”或者“我是英格蘭人”。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曾與歐洲共享古羅馬帝國版圖，在人種融合、文化雜交、政治統(tǒng)轄的過程中面目逐漸漂白，至今被很多人視為歐洲的一部分——至少是“歐洲”的郊區(qū)或表親。到了這一步，對于這個半生不熟的黑歐洲或灰歐洲來說，對操一口法語或英語的很多作家來說，他們是否有愿望或者有能力找回一個文化本土？

　　一種另類于西方的本土文化資源，一份大體上未被殖民化所摧毀的本土文化資源，構成了“尋根”的基本前提。在這里，資源并非高純度，幾千年下來的文化中，雜交串種乃普遍命運。不過，此雜種與彼雜種還是常有區(qū)別。作為一個人口超億級的共同體，中國即便深受西方文化影響，但文字沒有換（不似南亞等），宗教沒怎么改（不似非洲等），人種沒怎么變（不似南美等，更不似北美和澳洲），還是雜得有些特殊。

　　接下來的問題：這種特殊資源如何被發(fā)現、被喚醒、被啟用？往根本上說，文化資源的活態(tài)呈現就是生活與人，那么這些生活與人是怎樣進入作家的視野？怎么變成了小說、詩歌、散文以及理論批評？我們不妨看一看通常頂著“尋根”標簽的作家，比如賈平凹、李杭育、 阿城、鄭萬隆、王安憶、莫言、烏熱爾圖、張承志、張煒、李銳等等。無論他們事實上是否合適這一標簽，都有一共同特點：曾是下鄉(xiāng)知青或回鄉(xiāng)知青，有過泛知青的下放經歷。知青這個名謂，意味著這樣一個過程：他們曾離開都市和校園——這往往是文化西方最先抵達和覆蓋的地方，無論是以蘇俄為代表的紅色西方，還是以歐美為代表的白色西方；
然后來到了荒僻的鄉(xiāng)村——這往往是本土文化悄悄積淀和藏蓄的地方，差不多是一個個現場博物館。交通不便與資訊蔽塞，構成了對外來文化的適度屏蔽。豐富的自然生態(tài)和艱辛的生存方式，方便人們在這里觸感和體認本土，方便書寫者叩問人性與靈魂。這樣，他們曾在西方與本土的巨大反差之下驚訝，在自然與文化的雙軸坐標下摸索，陷入情感和思想的強烈震蕩，其感受逐步蘊積和發(fā)酵，一遇合適的觀念啟導，就難免嘩啦啦地一吐為快。他們成為“尋根”意向最為親緣與最易操作的一群，顯然有一定的原因。

　　他們是熱愛本土還是厭惡本土，這并不重要。他們受制于何種寫作態(tài)度、何種審美風格、何種政治立場，也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下放”既是社會地位下移，也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串聯。文化蘇醒成了階級流動的結果之一——這種現象也許是一個有趣的社會學課題。于是，這些下放者不會滿足于“傷痕”式政治抗議，其神經最敏感的少年時代已被一種履歷鎖定，心里太多印象、故事、思緒以及刻骨痛感在此后的日子里揮之不去。不管愿意還是不愿意，他們筆下總是會流淌出一種和泥帶水翻腸倒胃的本土記憶——這大概正是觀察者們常常把他們混為一談的原因，是他們得以區(qū)別于上一代貴族作家或革命作家，更區(qū)別于下一代都市白領作家的原因。那些作家即便贊賞“尋根”（如汪曾祺，如張悅然），但履歷所限，就只能另取他途。換句話說，所謂“尋根”本身有不同指向，事后也可有多種反思角度，但就其要點而言，它是全球化壓強大增時的產物，體現了一種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構成了全球性與本土性之間的充分緊張，通常以焦灼、沉重、錯雜、夸張、文化敏感、永恒關切等為精神氣質特征，與眾多目標較為單純和務實的歷史小說（姚雪垠、二月河等）、鄉(xiāng)村小說（趙樹理、劉紹棠等）、市井小說（鄧友梅、陸文夫等）拉開了距離。

　　有意思的是，很多作家與批評家對“尋根”摩拳擦掌之日，恰恰是他們對西方文學與思潮如饑似渴狼吞虎咽之時——至少我的當年觀感是這樣。他們在另一些場合常被指認為“先鋒派”和“現代主義”，也能旁證這一點。那么這是一種奇怪的混亂和矛盾，還是一種正常的遠緣基因組配？其實，本土化是全球化激發(fā)出來的，異質化是同質化的必然反應——表面上的兩極趨勢，實際上處于互滲互補和相克相生的復雜關系，而且在全球化的成年期愈益明顯。當然，在具體實施過程那里，全球化首先就是西方化，特別是全球都市的西方化，全球中上層生活圈的西方化。比如一種由城區(qū)、大學、超市、快餐店、汽車潮、媒體市場、女性主義、中產階級職場、散裝英語或法語、消費主義時尚所組成的精密體制，把全世界大多精英都收編在西化狂潮之內——作家們通常也不會放過這種金光閃閃的收編機會。后發(fā)展國家和地區(qū)的作家，更容易把這一切看作“進步”與“文明”的尊榮。在這種情況下，走向民間、走向本土、走向另類的想法如何操作？在陌生人那里發(fā)現、喚醒以及啟用多元文化資源，對于作家們來說是否不大容易？是否將面臨體制性和生存性的障礙？

　　如果沒有一次充滿傷痛的下放，如果沒有高強度的履歷反差和身份分裂，很多寫作者也許就只能揣著差不多的文憑，出入差不多的高樓和汽車，結交差不多的同事與賓客，繼續(xù)都市白領和金領的小日子，然后在咖啡館、電影院、旅游線路以及檔案卷宗那里，投入同質化、準同質化、半同質化的各種虛擬與感嘆——盡管感嘆也有雅與俗的各種款式。他們當然可以圖謀突圍和反抗，甚至可以壯懷激烈地宣言和奔走，穿上印有格瓦拉、披頭士、梭羅、特里薩修女一類頭像的T恤衫，在各種聚光燈下氣沖牛斗。但如果他們終究走不出既有的生活圈子和人生軌道，突圍和反抗就只會是一堆符號游戲，不會是全身心抵押與托付，而以“口舌之文”冒作“心身之文”。同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中的個別人也可能走出潮流與體制，爆出星光燦爛的三兩個案，但一個文學新異群體的出現，一大批創(chuàng)作與理論幾乎同時同地聯袂登場相互呼應，進而推動其他藝術和學術領域持久的“文化熱”，其發(fā)生概率則似乎太小。

　　知青運動是難以重復的，顯然也非大多當事者所愿。“尋根”者的特殊資源也有限，不一定能支撐他們的文學遠行。不過，走出幾步與自囚禁足還是不一樣。從更大范圍看，作家們被教育體制、從業(yè)模式、流行風尚等統(tǒng)一收編難以恒久，不是什么“歷史的終結”。新的經濟危機、政治動蕩、宗教擠壓、革命推動、生態(tài)災難等，總是會造成社會格局的重新洗牌，遲早會使某些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切換人生，走向新的寫作資源，包括經驗資源也包括文化資源。在這個意義上，“尋根”是非西方世界一個幽靈，還可能在有些人那里附體。美國學者亨廷（Huntington）所說的儒家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還有其他諸如印第安文明、印度文明等，完全可能在什么時候獲得一種蘇醒與激活機制，進入文學書寫，甚至是大規(guī)模的文學書寫，釋放感覺、審美、文化的能量，與西方文明形成有效的世紀對話——上述這些地方至少值得抱以希望。這些對話能否進一步豐富和提升人類的整體精神，則正在考驗參與者們的能耐。

　　中國80年代的所謂“尋根”不是什么文學妙方，不過是這些已經或正在發(fā)生的對話之一。這次對話發(fā)生在未遭深度殖民和階級結構多變的中國，發(fā)生在世界文明版圖大變之前，應該說不足為怪。

　　這次對話發(fā)生在尚無經濟高速趕超和“國學熱”的二十多年前，發(fā)生在西化浪潮獨大和狂勝之際，難免各種誤解與警覺。如果我們不是特別健忘，便可知“尋根”曾經幾同污名，在80年代中國遭受過兩種嚴厲政治批評：一是來自當朝的左翼人士（如賀敬之等），指“尋根”背離了“革命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回到“封建主義文化”的危險動作；
二是來自在野的右翼人士（如劉曉波等），指“尋根”是“ 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的反動，純屬對抗全球現代化的螳臂當車。不難看出，這兩種批評政治標尺有異，卻分別延續(xù)了五四新文化以來“大破四舊”和“全盤西化”的兩種實踐，分別展現了蘇俄西方和歐美西方的強勢背景，透出了意識形態(tài)的面包味與奶酪味，顯然是異中有同。它們的聯手打造了一種文明進步觀，力圖把本土這個話題打入遺忘。

　　但對話畢竟發(fā)生了，或者說開始了。

　　說到這里，基本不涉及對“尋根”或“文化尋根”的績效評估，更不意味著對各種文明體系做出全面價值判斷。清理該現象的三兩相關條件，只是為了今后討論多一點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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