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史研究在中國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數(shù)量可觀的專著和論文，可謂源源不斷。作為中國思想史構成部分之一的中國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也是這樣，尤其是隨著思想的不斷解放，觀念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視野也越來越開闊，不僅許多空白得以填補，一些薄弱環(huán)節(jié)也得到了加強。不過，欲對近年來中國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做以較為全面的介紹，顯然相當困難，而欲對此進行評論則更是吃力不討好。因此，這里采取“述而不作”，且就個人能力之內(nèi)，略陳一管之知。

　　政治思想史研究歷史回顧

　　政治思想史研究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是研究范疇的確定。雖然從事這項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多，但對這一問題認識，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難有統(tǒng)一定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有人試圖從史學史角度，挖掘前人在這方面的嘗試，其中較有代表性的為孫宏云的《浦薛鳳“政治五因素”論的形成與展開――兼論其在中國現(xiàn)代政治學史上的意義》（《中山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該文重點介紹了1937年7月浦薛鳳在清華大學《社會科學》上發(fā)表的《政治學之出路：領域，因素與原理》中所提出之“政治五因素”觀點。文中說，浦薛鳳認為所謂“政治”，就是“人類共同事務之有組織的管理”，它由政治現(xiàn)象、政治制度、政治觀念、政治勢力、政治人物五項因素組成。其中“政治現(xiàn)象”指一切時�；蚺紶柊l(fā)生的事實、經(jīng)過、狀況、境遇、活動、革命、戰(zhàn)爭、內(nèi)亂、黨爭、競選、訂立條約、修改法律、廢立篡竊、貪污舞弊等等�！罢�治制度”指組織管理之工具，包括一切大小久暫的機關、結構、定章、程序、手續(xù)、途徑、方法等�！罢�治觀念”包括零星信念、系統(tǒng)學說及崇高理想�！罢�治勢力”乃是各種有形無形，直接間接，長期短期間能推動制度，支配現(xiàn)象，影響觀念或左右人物的力量。“政治人物”則是指參與政治的具體份子，不論統(tǒng)治者或被統(tǒng)治者，不論杰出的領袖或庸弱的群眾。將政治劃分為五大因素，是為了便于研究，并非說它們各自獨立，彼此沒有聯(lián)系。恰恰相反，五大因素始終相互聯(lián)結，互相影響。孫文對浦薛鳳的“政治五因素”之形成、反響、應用，均做有詳細介紹，認為這一理論和方法不同于當時歐美流行的政治學觀點，體現(xiàn)了中國政治學者在謀求學術獨立方面所取得的更高層次的成果。浦薛鳳的“政治五因素”論是70多年前提出來的，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但它對政治史研究仍具有一定借鑒價值，這一點如果成立，那么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就有了某些可以遵循的章法了。

　　孫宏云的論文談到的是中國思想史研究范疇問題，而范疇的確定也是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關于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是否業(yè)已形成一門獨立學科，學術界的意見不盡一致。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葛荃的《近百年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綜論》（《文史哲》2006年第5期），不僅認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已經(jīng)成為獨立學科，并力圖從宏觀的視野，對近百年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做一鳥瞰式的概括，盡管文章的觀點還有待進一步探討，但這一嘗試卻無疑是有益的。該文認為中國政治思想史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始于20世紀初葉，但是，這一領域雖然出現(xiàn)了眾多學術大師，卻并未形成得到學術界公認的明顯的學術派別。因此，作者著重從方法論上，將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劃分為三種流派，即：活躍于三四十年代的“新學歷史學”，鼎盛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陸學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和源起頗早興盛則晚卻派代表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發(fā)展方向的“現(xiàn)代政治學”。葛文認為，中國政治思想史作為相對獨立的現(xiàn)代學，應以1922年梁啟超在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及東南大學講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國圣哲之人生觀及其政治哲學》)，及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謝無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為開端。前者在“序論”中對中國政治思想的特點、研究內(nèi)容、資料以及研究方法等，都有詳細闡述。其后，1924至1925年，高一涵在北京大學開設“政治思想史”課程，清華大學也于1927年和1928年開設 “政治思想”課程，可以認為是這一學科的進展。葛文還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劃分為三個發(fā)展階段：第一個階段為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發(fā)軔時期。這一時期，中華民國初創(chuàng)，政治局面混亂，新舊變革中的思想文化呈現(xiàn)出多元化發(fā)展特點，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主要表現(xiàn)在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的基本評估等方面，代表作除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外，還有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等。第二個階段為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qū)形成敵對的兩個政權，囿于政治條件制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發(fā)展趨向呈現(xiàn)出兩種不同風貌。在中國大陸，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在這一階段又可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前，這個時期里，1952年院系調(diào)整，高校的政治學系建制被取消，使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基本停滯和取消，不僅相關學術論著很少，而且論著的理論方法和學術規(guī)范基本屬于歷史學科，學術觀點也受到政治教條主義的嚴重影響。至于后一時期，即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教育界、學術界成為革命的首要目標，階級性與革命性成為判定是非的唯一標準，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與大陸學術的整體命運一樣，可想而知了。相比而言，中國臺灣地區(qū)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則得以延續(xù)，且在學風上也承襲了民國時期的研究路徑與方法。第三個階段為20世紀80年代至今。這時期，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思想解放”成了時代潮流，學術研究亦迎來了新的局面，“中國政治思想史”成為政治學的專業(yè)基礎課程，并取得了若干突出古成就。如研究方法開始有意識地擺脫政治教條主義的束縛，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對象也得到重新界定，而且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斷代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對于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理論結構或價值分析，出現(xiàn)了具有鮮明的學術個性的認識。葛文采取的是回顧式論述，而對任何一種歷史過程和現(xiàn)象的回顧，都不僅僅是對這段歷史的單純描述，而是為了對其價值、作用、地位進行新的總結與評價。這篇文章的學術價值，大概就是此處。

　　中國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若干主要問題的研究

　　按照中國學術界的習慣分期，中國現(xiàn)代史指的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間的歷史。這個時期，除了馬克思主義外，影響最巨者莫過于三民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下面，就近年后三者的研究成果，略作介紹。

　　一、三民主義與國民黨政治思想研究

　　孫中山先生是海峽兩岸共同推崇的歷史偉人，他創(chuàng)立的三民主義學說是中國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多年連綿不斷的研究中心之一。在可謂汗牛充棟的成果中，關于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對三民主義闡釋的考察，體現(xiàn)了一種較為新穎的視角。清華大學歷史系舒文的《陳獨秀言說中的孫中山與三民主義》（《湘潭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介紹了陳獨秀在不同階段對三民主義的不同認識。文章認為，長期與孫中山、國民黨打交道的陳獨秀，對三民主義有切身的認識。早期的陳獨秀根據(jù)對國民黨的黨綱分析，認為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只是反映了國民的一般利益，國民黨舉起這面旗幟是為了發(fā)動國民運動，并非代表哪個階級的特殊利益。對于國民黨的黨員構成，陳獨秀分析的結果是它既包含了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也包含了無產(chǎn)階級的工人，且兩者幾乎勢均力敵。從社會實踐上看，陳獨秀認為無論是同盟會還是國民黨，自辛亥革命后從來沒有宣傳民主主義，于是三民主義好像變成了僅有民族主義的“一民主義”。正是在此基礎上，陳獨秀提出了以民主主義作為考察黨派和個人行為“革命”還是“反革命”的評判標準。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對三民主義的進行了徹底否定，認為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中主張以國際資本開發(fā)中國實業(yè)的計劃，是主張由外國帝國主義來復興中國經(jīng)濟，最終成為國民黨政府對外不抵抗理論的根據(jù)。而民權主義把管理政事的“治權”交給先知先覺的國民黨，把四萬萬中國人都當成阿斗，結果也變成國民黨政府摧殘人民自由權利之理論的根據(jù)。至于民生主義，也不過是等候國民黨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到頭來也變成了鎮(zhèn)壓農(nóng)民土地的理論依據(jù)。清華大學歷史系舒文的《陳獨秀言說中的孫中山與三民主義》（《湘潭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也認為陳獨秀對孫中山與三民主義的言說，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指出陳獨秀在建黨時期和大革命時期，給予孫中山及三民主義以很高的評價。大革命失敗后，他為了否定南京國民黨政權存在的合理性，又對國民黨奉為其指導思想的三民主義予以全盤否定�？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他又轉(zhuǎn)而贊揚孫中山與三民主義。

　　孫中山逝世后，由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后人對三民主義做著各擇所需的解釋。尤其是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之后，由于新三民主義也包含著舊三民主義的內(nèi)容，這就更造成了解釋者們各唱各調(diào)的現(xiàn)象。面對這種形勢，需要中共黨人從理論上對三民主義做出新的闡釋，華東師范大學宋進的《論抗戰(zhàn)時期張聞天對三民主義的研究》（《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即探討了這一問題。文章介紹了張聞天對于三民主義的發(fā)展性、真假三民主義、中華民族新文化與三民主義的關系等問題上的研究，力圖展現(xiàn)以往為人忽視的一段理論研究史的原貌。

　　與三民主義研究相關的國民黨政治思想研究，是近年來中國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中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陳蘊茜在《合法性與“孫中山”政治象征符號的建構》（《江海學刊》2006年第2期）中，回顧了國民黨統(tǒng)治大陸時期對孫中山生前的神化、孫中山逝世后的官方定位，認為國民黨塑造和建構“孫中山”這一政治象征的目的，在于尋求奪取政權與實施統(tǒng)治的合法性。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李恭忠的《“黨葬”孫中山：現(xiàn)代中國的儀式與政治》（《清華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則對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進行了個案研究，說明國民黨在命名上使用“黨葬”而不用“國葬”，意在架構“黨治國家”體制的縮影，在典禮的宣傳上，也體現(xiàn)了自上而下系統(tǒng)灌輸領袖崇拜的努力。這次奉安禮節(jié)極其繁雜，場面極為盛大，“黨葬”氣氛空前熱烈。但是，典禮本身雖極成功，但普通民眾和上層社會卻出現(xiàn)異議，這表明“黨治國家”的社會凝聚程度還很不夠。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江沛與遲曉靜，則論述了國民黨“黨國”體制的建立過程，他們在《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述評》中，認為“黨國”體制的核心，在于作為執(zhí)政黨的國民黨以黨的意識形態(tài)作為治國的基本原則，以“黨政雙軌制”的權力管理體系作為自上而下的行政運作模式。這一獨具特色的行政管理體制，既是西方政黨政治理念特別是蘇俄政黨體制進入中國政壇的結果，也是傳統(tǒng)中國政治文化與西方現(xiàn)代政黨體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產(chǎn)物。由于理念與利益的分化，“黨國”體制不僅形成了中國現(xiàn)代政治制度及其運作模式的重大變革，成為中國國民黨統(tǒng)治體系內(nèi)黨、政、軍利益紛爭的根源，也由于黨、政兩條管理系統(tǒng)并存且關系滯礙而導致行政成本倍增，進而演變?yōu)橹袊鴩�民黨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頑癥。

　　與此相仿的思路，還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馬振犢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蔣介石思想理論簡析》（《民國檔案》，2003年第1期）。文章介紹了1926年國民黨進入蔣介石時代后，面對黨內(nèi)出多種理論派別均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繼承者自居，演變成為不同的“三民主義”理論流派。數(shù)年后，這些論說融入蔣介石時代的國民黨思想理論主要組成部分。文章認為，蔣介石算不上是一個理論家，在執(zhí)政思想理論基礎方面沒有什么特別建樹，但他還是在繼承和闡述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體系時，進行了適合自己需要的修改與演繹。這些主要包括汲取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唯心主義的內(nèi)涵，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儒家學說與三民主義思想進行了嫁接，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中的消極成份擴大，從而削弱了它的革命精神。因此，蔣介石的個人思想特征，是帶有“儒學化”的蔣記三民主義。

　　武漢理工大學張豐清的《論抗戰(zhàn)時期蔣介石民族主義思想的淵源和特點》（《學�！罚�2004年第1期），則探討了蔣介石民族主義思想的來源與特征。文章認為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思想，既來自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也來自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其思想特征也是多樣性的，既有專制性，也有保守性，還有愛國性。這些特點，決定了蔣介石與中共黨人在抗擊民族敵人的共同目標下能夠結合起來，同時雙方不可調(diào)和的分歧，也決定了這種結合只能是短暫的，最終分裂不可避免。

　　三民主義研究是個可以無止境討論下去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本文不可能全面涉及，只能有選擇的上述數(shù)篇，作為典型介紹。

　　二、自由主義與中間路線研究

　　自由主義思潮研究，出現(xiàn)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其中專著有胡偉希、高瑞泉、張利民合著的《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歐陽哲生著《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xiàn)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劉軍寧著《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8年）、李強著《自由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等。進入本世紀后，自由主義研究可謂方興未艾，僅專著就相繼有李世濤主編的《知識分子的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張曉唯的《蔡元培與胡適：1917—1937年中國文化人與自由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章清的《“胡適派學人群”與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何卓恩的《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4年）、任劍濤的《中國現(xiàn)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和閻潤魚的《自由主義與近代中國》（新星出版社2007年）等。不過，與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對自由主義的研究由于不可避免涉及到某些敏感問題，所以最初一般學者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平面性的史實敘述上，盡量與當前現(xiàn)實政治保持一定距離。在這種狀況下，人物研究就顯得較為突出。

　　自由主義人物研究，過去比較多的是胡適、羅隆基、施復亮、儲安平等。自從1998年左玉河出版《張東蓀文化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張東蓀傳》（山東人民出版社）后，關于張東蓀的研究成果便接連不斷。進入本世紀后，對張東蓀的研究有增無減，如中南大學邱若宏的《張東蓀民主主義思想述論》（《中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從思想史角度，對張東蓀的民主觀進行了探討。認為作為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著名哲學家和思想家，張東蓀的一生“以哲學興趣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文章認為：“民主”在張東蓀心目中，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同時也是一種“文化之全體”，是一種文明形態(tài)。在張東蓀看來，自由、平等、理性、人權等概念，都是構成民主主義的基本內(nèi)容，因此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zhì)上是同一回事�，F(xiàn)代中國需要民主主義，并且作為實現(xiàn)這種新文明主要托命者的“士”，也盡力從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隱含著迎接這種新文明的接軌點。邱文認為，張東蓀的民主與民本思想，本質(zhì)上雖然還屬于資產(chǎn)階級民主理論，但他的許多大膽創(chuàng)新和獨立思考精神卻當今的民主建設提供了借鑒與啟迪。今年，楊延青陳敏生吳志翔鄭超也聯(lián)名發(fā)表了《張東蓀五四時期社會主義思想流變的探析》（《海峽科學》2007年第4期）。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成慶的《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現(xiàn)代中國思想史中的兩種民主觀——以張君勱與張東蓀為例》（《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也是從思想史入手，通過對張東蓀和張君勱的比較，介紹了中國現(xiàn)代政治思想上在民主問題上的兩種不同認識之思想淵源。文中按照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將西方民主思想分為“共和主義式”和“自由主義式”兩種的模式，認為張君勱的憲政思想帶有明顯的精英主義政治思路，而他對民主的要點在于“統(tǒng)治權屬于全體的分子”、“分子之意思表示靠投票”、“投票不能求全體人民之一致，只可以多數(shù)取決”的認識，也反映了他接受了拉斯基關于政治的關鍵在于政體而非國體的觀點。盡管張君勱對英國自由主義傳統(tǒng)有所修正，但他遵循的仍是近似英國自由主義民主的邏輯取向。而張東蓀的民主和憲政觀念，與張君勱有不少分歧。張東蓀主張以社會的對抗力來約束國家權力，認為政治自由是參與性的“積極自由”，強調(diào)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的對抗性，市民可以利用社會力量參與到政治過程之中，以此來分散國家的權力和保障自身的權利。這種理解，共和主義民主的觀念架構頗為相似。正是由于兩人的上述不同，張君勱1946年參加 “國大”，張東蓀則因守其所提出的“聯(lián)邦論”和“自治論”思路。

　　張東蓀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提倡的中間路線，由于提出的時機客觀上不利于中共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故一直受到批判。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陳永忠的《抗戰(zhàn)勝利后民主人士內(nèi)部關于“中間路線”的論戰(zhàn)》，對這一過程做了介紹。文章從1946年5月22日張東蓀在天津青年會所作的《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演講說起，介紹了張東蓀提出“第三方面”不僅應該有自己的政治路線與主張，也應調(diào)和國際上美蘇的矛盾、解決國內(nèi)國共內(nèi)戰(zhàn)等觀點。這一觀點得到施復亮響應。但是，其后隨著內(nèi)戰(zhàn)的不斷升級，“中間路線”遭到來自民主人士內(nèi)部的批判與反駁，由是才引起一場論戰(zhàn)。論戰(zhàn)雙方就國共之外是否存在“第三方面”或“中間路線”、“中間階層”或“中間派”是否應有獨立的政治主張與態(tài)度、政協(xié)路線是否就是中間路線等問題，闡述了各自的看法。不久，國共關系破裂，嚴酷的現(xiàn)實證明通過“和平－漸進－改良”建立西方式的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的模式，是行不通的；
證明在民主與反民主的陣營中只能選擇其一，在這兩者中是不存在中間的、獨立的政治立場。陳永忠的文章沒有跳過現(xiàn)有框架，但它對中間勢力內(nèi)部的這場討論有所補充。此外，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陳永忠在《抗戰(zhàn)勝利后民主人士內(nèi)部關于“中間路線”的論戰(zhàn)》（《浙江學刊》2006年第1期）中，認為出現(xiàn)于抗戰(zhàn)結束與內(nèi)戰(zhàn)不斷升級形勢下的“中間路線”論戰(zhàn)，其焦點還包括是否存在“第三方面”或“中間路線”、“中間階層”或“中間派”是否應有自己的政治主張與態(tài)度，以及政協(xié)路線是否就是中間路線等。雖然當時的形勢證明中間路線的失敗，但論戰(zhàn)本身卻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

　　中間黨派的民主觀，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浙江大學石畢凡在《抗戰(zhàn)勝利前后中間黨派對民主的詮釋：以經(jīng)濟民主為中心》一文中（《安徽史學》，2003年第6期），考察了抗戰(zhàn)時期民主黨派對經(jīng)濟民主的理解。他認為，中間黨派與自由知識分子，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體制的同時，也反對國民黨壟斷國家資源，為此提出了融政治民主、經(jīng)濟民主、教育民主、國際民主于一爐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是想讓社會的方方面面全部民主化，以達到保障人權、實現(xiàn)社會正義的目的。這種雖然觀念帶有超時代的理想主義色彩，但他們對社會民主主義的頌揚，具有反抗國民黨專制統(tǒng)治的進步意義，是近代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留給后人的一筆精神財富。文中精彩之處，在于從“政治自由與經(jīng)濟平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政治民主與經(jīng)濟民主”、“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合一論”四個專題，做了梳理和歸納。該文在這里研究的是經(jīng)濟民主問題，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介紹了自由主義的法治思潮，題為《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自由主義法治思潮初探》（《浙江學刊》，2003年第5期）。

　　反對暴力革命，主張漸進改良，是自由主義是一種理念，在社會實踐中主要表現(xiàn)為伸張民主權利、提倡憲法實施、主張多黨政治等途徑得到體現(xiàn)。近年來，對自由主義者政治訴求的研究，突出地表現(xiàn)對憲政思想關注上。《法政學者的憲政訴求——略論<太平洋>派學人的憲政思想(1917-1925年)》（《福建論壇》，2006年第3期），便考察了這個問題。作者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鄧麗蘭與王紅霞認為，聚集在《太平洋》雜志周圍的學人，可以說是民初法政學者的代表。他們經(jīng)歷了民國初年的制度移植，也目睹到軍閥派系林立，各黨派政團爭權奪利。這種政治轉(zhuǎn)型時期的無政府狀態(tài)，使中國政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與疑難境地。圍繞在1917年創(chuàng)刊的《太平洋》周圍的李劍農(nóng)、楊端六、周鯁生、王世杰等留學英國日本的知識分子，在這種背景下思考究竟何種政制方能適應中國，他們從學理角度，探討民國立憲政治問題，努力爭取法治、自由與權力制衡的實現(xiàn)，并期望于調(diào)和中漸進有序地推進憲政建設。后來，當他們的多種努力在現(xiàn)實中遭遇失敗后，便從要求制度變革轉(zhuǎn)變?yōu)殛P注國民心理及價值啟蒙。

　　日本學者在中國現(xiàn)代民主政治研究中，發(fā)表過不少研究羅隆基和施復亮的論文，而這兩位民主革命的力行者，也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中國國家博物館學術研究中心宋亞文的《民主革命時期施復亮政治思想述論》（《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考察的便是民主革命時間施復亮政治思想的特點。施復亮是現(xiàn)代中國政治發(fā)展的見證人的參加者，他從尊孔到反孔，從參加北京工讀互助團，到參與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chǎn)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從積極改組國民黨，到呼吁民主抗戰(zhàn)一直到倡導中間路線，這些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都留有他的足跡。文章將施復亮的個人經(jīng)歷與思想演變，當作中國民主革命時期世事變幻和黨派聚散離合等歷史事件的一個縮影，從早期政治思想、國民革命思想、“革命的三民主義”思想、抗戰(zhàn)思想和中間路線思想五個方面，分析了其政治思想的獨特性和活躍性，指出施復亮的政治思想是中國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自由主義的研究，必然涉及到其來源。和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一樣，自由主義也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但是曾有人提出它們所提倡的民主觀念，在中國古代思想中也能尋找到一些元素。這種觀點引起過一番討論，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的欒亞麗和遼寧師范大學的宋嚴在《儒家民本思想與民主化進程》（《遼東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中，便論述了儒家政治哲學中的民本思想與現(xiàn)代民主的明顯不同，認為傳統(tǒng)文化將政治道德化，并且缺乏制度上的保障，而現(xiàn)代民主制度則有助于彌補這一缺陷。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者理應也是實踐者。然而，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思想者往往在實踐面前手足無措，難有作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歐陽軍在《胡適與太平洋國際學會——兼論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兩難處境》（《安徽史學》，2006年第1期）中，便對胡適在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中的言論、思想、行動做了描述，并從胡適與學會同仁的分歧、失望，直至退出，刻畫了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面對民族危機時所遭遇的兩難選擇。現(xiàn)代中國始終在專制統(tǒng)治之下，缺乏發(fā)展自由主義的土壤，在挑戰(zhàn)面前也顯得軟弱無力。于是，本應自由主義者承擔的任務，只能由中共黨人來完成。吉林大學歷史系劉會軍在《1943年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場論戰(zhàn)》（《長白學刊》，2006年第2期），介紹了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后，《解放日報》于1943年7至10月間的12篇社論，及艾思奇、范文瀾、呂振羽、齊燕銘、陳伯達等連續(xù)發(fā)表的十幾篇批判長文，與國民黨理論家們圍繞制度文化、道德文化、思想文化等問題，所展開的一場關系到中國的命運和前途論戰(zhàn)。

　　清華大學的胡偉希是較早涉入自由主義研究的學者之一，在研究中，他試圖對自由主義進行類型性的分析。數(shù)年前，他與田薇發(fā)表的《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的基本類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曾以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為根據(jù)，嘗試構建自由主義的基本類型。文章把自由主義分為四種類型：一，將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終極信念與原則去追求的思想理念型自由主義；
二，根據(jù)中國現(xiàn)實對自由主義加以修正的政治功利型自由主義；
三，以疏離政治的方式將自由主義理想貫徹在學術和教育中的學術超越型自由主義；
四，對中國自由主義運動進行批判性檢討的文化反思型自由主義。文中，將胡適作為思想理念型自由主義的代表，將張東蓀作為政治功利型自由主義的代表，將潘光旦、陳寅恪作為學術超越型自由主義的代表，將殷海光作為文化反思型自由主義的代表。這種劃分，讓人既感新鮮，又符合情理。也許是受自由主義的感染，作者在結語處亦帶著反思型的口吻說：“20世紀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特殊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中，以不同的態(tài)度和方式表達和追求著共同的自由主義理想。在激進主義、保守主義等各種各樣的社會政治和文化思潮中，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改良主義思潮獨樹一幟。雖然中國的自由主義運動最終流產(chǎn)了，但它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思想遺產(chǎn)，恩澤至今�！�

　　以高舉民族主義而稱著的國家主義派，其政治思想與政治活動，同樣具有自由主義的特點，因此也被視為自由主義陣營中的一員。邵陽學院夏世忠在《“國家主義派”的民族主義思想評析》（《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2007年第2期）中，便分析了國家主義派對民主憲政、民主自由的詮釋，指出這種帶有強烈民族主義傾向的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理想，在當時就引起過廣泛的關注。在當前現(xiàn)代史研究中，對于國家主義及國家主義派的研究，基本上圍繞中國青年黨和國家社會黨進行，且多局限在抗戰(zhàn)前的那個時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對于他們在戰(zhàn)時及戰(zhàn)后的研究，一般放在中間黨派的框架下。這種方法的缺陷很明顯，因為實際上把國家主義的一貫思想，割裂成兩塊，變成戰(zhàn)前是國家主義，戰(zhàn)時是自由主義了。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許紀霖在《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潮》（《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中，也對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做了分析。文章認為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 ,從梁啟超到張君勱有一條脈絡分明的思想史線索，即致力于融合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他們所致力的，是將民主的法律政治共同體與民族的文化語言共同體以二元化的方式結合起來，無論是梁啟超還是張君勱，都表現(xiàn)出既尊重個人的自主性，也強調(diào)其所賴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歸屬感。文章認為，他們是自由主義者，也是民族主義者，他們所追求的是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具有民主政治內(nèi)容和民族文化認同的民族國家共同體。不過，梁啟超、張君勱所代表的自由民族主義印有中國儒家深刻的特征，從他們對個人、社群和國家的相互關系的處理、對公德與私德的理解，以及精英主義的態(tài)度而言，可以說是一種現(xiàn)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種重要思潮，經(jīng)歷了發(fā)生、發(fā)展、衰弱的復雜歷程，在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上產(chǎn)生過多種影響，發(fā)揮過重要作用。如何認識和評價自由主義，不僅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也關乎時代對自由主義的價值判斷。2007年11月初，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聊城大學、聊城市政協(xié)聯(lián)合舉辦了一次“自由主義與近代中國（1840—1949）”學術研討會。這是中國學術界首次召開以自由主義為主題的學術會議。會議期間，《光明日報》理論版“史學”副刊編輯危兆蓋，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鄭大華，魯東大學俞祖華做了一次題為“歷史為什么沒有選擇自由主義”的對話。對話圍繞四個問題進行，其中一個議題是“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發(fā)展、演變及其特點”。對此，耿云志認為中國自由主義有三個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觀念被介紹到中國，當時中華民族危機與國內(nèi)政治危機交相煎迫，無論嚴復還是梁啟超，都長時間在個人自由與國群自由之間彷徨困惑。這個問題直到新文化運動時期才大體得到解決，啟蒙思想家和政治學家們分別從自由的價值和國家與“小己”的關系上，認識到爭個人的自由，即是為國家爭自由；
爭個人的權利，就是為國家爭權利。換句話說，就是國家是由個人積成的，先有個人，后有國家；
國家是為個人而存在，不是個人為國家而存在。于是，他們基本上是在個人優(yōu)先的基礎上統(tǒng)一了個人自由與國群自由的關系。第二階段為從新文化運動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這時自由主義開始作為一種思想流派活躍于中國思想文化舞臺上，并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聲音和訴求，代表人物主要有胡適以及以他為核心的一批學人。第三階段為抗戰(zhàn)爆發(fā)后及戰(zhàn)后的一段時期，當時國共兩黨既合作又磨擦，自由主義作為中間力量得到成長。這是自由主義從一種觀念的存在轉(zhuǎn)變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形成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張君勱及民主同盟等中間黨派的領導人。不過，隨著國共合作關系的變化，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其生存空間亦隨之出現(xiàn)變化。

　　在討論另一個議題“自由主義思潮在近代中國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與影響”時，耿云志指出了一個有趣現(xiàn)象，即：作為思想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教育、思想、文化等領域曾發(fā)生過不容忽視的影響，但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它所發(fā)生的影響則幾乎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耿云志認為，內(nèi)中原因，是由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基本上多服務于教育、新聞出版、醫(yī)療衛(wèi)生等“自由職業(yè)”的知識分子，他們在這些行業(yè)領域內(nèi)影響相當大的，但超出這個領域，就難于產(chǎn)生影響了。耿云志認為，一種勢力在社會上和政治上是否有影響力，主要取決于所擁有的人力資源、財力資源、權力資源三個方面，而這三個方面，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自由主義者都處于明顯的劣勢，這便決定了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作為政治力量，影響是極其有限的。對此，鄭大華的意見略有不同。他認為討論自由主義的作用，不宜用“成功”或“失敗”等籠統(tǒng)的詞匯簡單概括，如能從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分析其作用與影響，或許看得更真切些。事實上，自由主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作為救亡圖存的一種工具被有識之士引介到中國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適應了近代中國人民對外反對資本主義列強壓迫、爭取國家獨立與自由，對內(nèi)反對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爭取民主與自由的雙重需求。自由主義傳入中國之后，對近代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在思想上，它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對民主與科學的提倡，對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保障的呼吁，影響都是積極的；
在社會上，它滲入到人文教育、學術研究、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等領域，推動了這些領域的變革與進步；
在政治上，它既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又反對國民黨的意識形態(tài)和一黨獨裁統(tǒng)治，力圖走所謂第三條道路。所以共產(chǎn)黨人與它既有斗爭，也有團結和聯(lián)合；
國民黨人既利用過它，也對它進行過殘酷打擊。因特殊的歷史機緣，自由主義作為介于國共之間的第三種政治力量在抗戰(zhàn)時期的政治舞臺上發(fā)揮過重要作用，他們先后發(fā)動的兩次憲政運動，對推動中國政治的近代化進程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直到內(nèi)戰(zhàn)全面爆發(fā)，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的自由主義才因失去活動空間而從中國政治舞臺上消失了。

“歷史為什么沒有選擇自由主義”，是許多人曾經(jīng)反復思考過的老問題，自然也是這次對話的議題之一。對此，耿云志認為所謂“歷史選擇”是擬人化的提法，自由主義者之所以不能勝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從中國的社會結構、經(jīng)濟結構、政治體制、文化傳統(tǒng)以及國際環(huán)境等諸多方面做深入細致的研究，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他認為，舊中國主要有三種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力量、以自由主義者為主的所謂中間力量三種政治勢力。國民黨統(tǒng)治當局在權力資源與財力資源方面占有優(yōu)勢；
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因主要依靠占人口最大多數(shù)的工農(nóng)大眾而具有人力資源；
自由主義者在人力、財力、權力三種資源上都處于劣勢，他們雖有不同程度的平民主義觀念，但在行動上卻不能與廣大工農(nóng)大眾結合在一起，其不被“歷史選擇”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俞祖華認為，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命運不濟，既是因為外部環(huán)境的匱缺，也是因為其本身力量的脆弱。從外部環(huán)境說，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在第一次大戰(zhàn)后便呈現(xiàn)出沒落之相，而新興的社會主義則趨于時髦，這一世界性的變動趨勢，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胡適就不止一次表示：18世紀的新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到了19世紀中葉就變?yōu)樯鐣�主義。當自由主義者都抱定懷疑的態(tài)度反省西方的自由主義而以羨慕的心情向往社會主義之時，自由主義未能成為中國歷史的選擇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以上參見危兆蓋：《歷史為什么沒有選擇自由主義——關于“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對話》，《光明日報》2008年5月10日）。

　　三、民族主義思想研究

　　民族主義是進入近代以后，在民族運動中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一種社會思潮。作為一種政治信仰和價值觀念，它強調(diào)民族共同體的主體意識和集體歸屬感，強調(diào)個人對民族國家的忠誠熱愛。因此，民族主義對于增強民族凝聚力、維護民族共同利益、促進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發(fā)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嚴格地說，民族主義不屬于政治思想范圍，可能列入文化思想更為貼切。不過，由于近代中國面臨著列強侵略的壓力，這就使幾乎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與民族主義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許紀霖在《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潮》（《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中，便論述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內(nèi)在關聯(lián)。文章指出，從梁啟超到張君勱，有一條脈絡分明的思想史線索，即致力于融合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他們所致力的，是將民主的法律政治共同體與民族的文化語言共同體以二元化的方式結合起來，無論是梁啟超，還是張君勱，既尊重個人的自主性，也強調(diào)其所賴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歸屬感。他們是自由主義者，也是民族主義者，他們所追求的是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具有民主政治內(nèi)容和民族文化認同的民族國家共同體。不過，梁啟超、張君勱所代表的自由民族主義印有中國儒家深刻的特征，從他們對個人、社群和國家的相互關系的處理、從他們對公德與私德的理解以及精英主義的態(tài)度而言，可以說是一種現(xiàn)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義。這篇文章還提出了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就是自由民族主義的核心是如何重建民族國家共同體，如何使這一共同體既能成為一個普世性的自由民主政治共同體，又能成為一個有著獨特文化認同的民族共同體呢。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中，民族主義顯然是一股異常強大的社會思潮。在眾多的民族主義之中，有沒有出現(xiàn)過一種類似西方自由民族主義的思想呢，這的確需要史學家們認真思考。許紀霖還發(fā)表過一篇《現(xiàn)代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論壇》，2005年第6期），從宏觀角度，對晚清以來中國思想家對民族國家認同的觀點作了評述，認為近代中國最主要的文化事件之一，無疑是傳統(tǒng)中華文明帝國的瓦解，而中國面臨著共同體認同的危機，也說明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的緊張關系。文章還認為，在共和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并非沒有結合的可能。現(xiàn)代民族國家本身就是一個文化與政治的結合，是在民族的基礎上形成的國家共同體。

　　2006年，中國史學界召開了兩次民族主義學術研討會，一次是1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師范大學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聯(lián)合舉辦的“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學術研討會。一次是8月召開的“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第二屆中國近代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這兩次會議的學者來自史學、哲學、文學、民族學、人類學等不同研究領域，他們以不同視角，對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做了多樣性的解讀，會議論文涉及到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歷史演變、表現(xiàn)形式、主要特征、歷史評價等諸多問題。

　　民族主義的歷史作用，是人們討論的焦點之一。對于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有人持批判態(tài)度，認為它的消極作用多于積極作用，尤其是它所造成的某種情結，制約了中國的發(fā)展與進步。但也有人認為，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就是中華民族的自我覺醒，特別是當人們在空前深重災難下失去原有信心時，民族主義的高揚就起到了克服自卑感、提升自信心、增強凝聚力的作用。也有人不同意上述兩種意見，認為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近代民族主義的中心目標是建立近代民族國家，而近代民族國家最基本的內(nèi)容是獨立、統(tǒng)一、民主、富強。因此，凡是有利于實現(xiàn)這些目標的民族主義思想和行動，就是健全的民族主義，應予完全肯定。否則，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義，就不應無條件地給予肯定。而建立近代民族國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必須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導，因此需要確立“理性的民族主義”的觀念。對此，有人提出應當對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和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進行區(qū)分，認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以實現(xiàn)民族獨立、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為主要內(nèi)容，就本質(zhì)而言是一種進步的社會政治思潮，主要作用是積極的。而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則較復雜，除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外，還包括中國傳統(tǒng)民族主義以及其他民族主義，如大國沙文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等，它們所起的歷史作用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所起的歷史作用不可同日而語，有的完全是消極的作用。所以，對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上述關于民族主義的否定說、肯定說、“雙刃劍”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說，基本上概括了學界對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歷史評價的主要觀點。討論中存在的分歧，表明歷史評價的背后還隱含著許多亟待研究的問題，不首先弄清這些問題，對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的評價就難以令人信服，更無法達成共識。（參見賈小葉：《“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學術研討會側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圍繞民族主義的另一個顯著話題是“民族復興”�！皬团d”是中國久已有之的詞匯，1995年，為迎接抗日戰(zhàn)爭勝利五十周年，北京抗日戰(zhàn)爭史學會出版了一套專著叢書，第一部為劉大年、白介夫主編的《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zhàn)爭的八年》，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首次將“復興”引入史學范圍的術語。當時，有人認為“復興”不甚確切，中國近代史上并沒有“興”，何以談“復”。不過，近年來這個詞匯使用頻率甚高，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且不斷出現(xiàn)在中國現(xiàn)代政治史研究的論著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黃興濤與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王峰的《民國時期“中華民族復興”觀念之歷史考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認為以現(xiàn)代“中華民族”概念為思維基礎的“中華民族復興”觀念和有關話語，約流行于20世紀30至40年代。這個口號，包括“危機即轉(zhuǎn)機”、優(yōu)秀的民族歷史文化為其內(nèi)在依據(jù)和自信根源、堅持抗戰(zhàn)并爭取勝利為其前提和關鍵等多方種內(nèi)容。作為一種觀念，它在抗戰(zhàn)期間廣為流播，這不僅反映了古老的中華民族在危亡關頭迫切需要自信的特定心態(tài)特征，還有力地推動了“中華民族”整體的現(xiàn)代認同，同時還促成了黨派利益和狹隘意識形態(tài)的現(xiàn)實超越，成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得以廣泛建立和發(fā)展的深沉的精神基礎，其影響延至于今。

　　云南大學何博的《中華民族的中國認同意識及其影響因素》（《云南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亦探討了同一問題。文章認為，長期以來在中華各民族人們的腦海中都客觀地存在著一種忠誠、持久而且強烈的對“中國”的歸屬意識。這種意識即“中國認同”，它包含中華大地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華國家認同和中華文化認同四項基本內(nèi)涵。這種觀念，受到來源于傳統(tǒng)的具有既定性、持久性和可繼承性的“被給予”因素，和與后天的對現(xiàn)實利益需求的被滿足程度密切相關的“選擇”因素的制約，對各民族人們的中國認同有著重要影響。文章從“被給予”和“選擇”兩方面入手，認為強化各民族尤其是邊疆少數(shù)民族的中國認同，至今仍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武漢理工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黃嶺峻的《抗戰(zhàn)前后：民族意識的強化與返本開新的困頓——中華民族精神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研究之四》（《吉首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也指出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得到加強，思想界相當一些人士從民族自保的角度，對于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變化，認識到一個民族要延續(xù)，作為其象征的文化傳統(tǒng)應該得以保存，由此得出了返本開新的結論。不過，文章認為，這些人士同樣面臨著自清末以來中華民族精神轉(zhuǎn)型的一個悖論，即如果改變中國傳統(tǒng)中的實用理性因素，則新的民族精神必定是一個非傳統(tǒng)甚至反傳統(tǒng)的東西；
如果不改變其中的實用理性因素，那么所謂民族精神的轉(zhuǎn)型便是換湯不換藥。正因為此，直至抗戰(zhàn)結束，中華民族精神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并沒有成功。

　　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無疑是最具有影響力的社會政治思潮，而在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思潮中，最具影響力又無疑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關于這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崔志海的《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特點芻議》（《史林》2007年第4期），從宏觀角度，做了綜合性的分析。文章指出：在孫中山三民主義理論中，民族主義始終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但形成最早，而且所起的實際影響也最大。那么，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究竟有哪些特點呢，文章認為，“承認民族平等，維護民族團結”、“始終將謀求國家的統(tǒng)一作為民族主義的核心內(nèi)涵”、“反對以強凌弱，提倡‘濟弱扶傾’，尋求民族主義與世界大同理想的有機統(tǒng)一”，是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三大特點。文章還強調(diào)，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所表現(xiàn)的這三個特點，最大限度地克服了民族主義思想往往具有的狂熱情緒和各種非理性成分，避免了由信仰民族主義而走上大國沙文主義歧途以及民族國家建立后國內(nèi)各民族之間的糾紛和沖突，有利于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團結和統(tǒng)一，因此不失為一份寶貴的人類共同思想財富。

　　在民族主義研究中，“戰(zhàn)國策派”的思想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出版過戰(zhàn)國策研究專著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江沛，在《戰(zhàn)國策學派文化形態(tài)學理論述評——以雷海宗、林同濟思想為主的分析》（《南開學報》2006年第4期）中，將“戰(zhàn)國策派”作為一個文化學派，認為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背景下，受歐洲的文化形態(tài)學說啟發(fā)，力圖建立一整套獨立對世界及中國文化基本特征及規(guī)律的認知體系。其代表人物雷海宗、林同濟把世界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各種文化形態(tài)進行分類研究，同時對中國文化發(fā)展的脈絡進行了清理。由此，雷海宗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中國文化獨具“兩周”理論。他們還認為，20世紀30至40年代的世界正處于類似于中國古代的“戰(zhàn)國時代”，只有努力學習西方先進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個性，堅定抗戰(zhàn)信心，才能拯救中國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預言：中國文化將進入第三個發(fā)展周期。這些主要的思想觀點，被視為“戰(zhàn)國策派”文化形態(tài)學理論的核心理念。與此觀點相一致的，還有重慶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王學振的《戰(zhàn)國策派思想述評》（《重慶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文章認為戰(zhàn)國策派的“戰(zhàn)國時代的重演”觀，是反思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后，發(fā)現(xiàn)它“活力頹萎”、“個人缺乏活力，民族缺乏活力”，為此才提出文化重建的構想。這一構想的要點，是企圖用尚力思想提高個人活力，用民族意識增強民族活力。因此，戰(zhàn)國策派是民族危機背景下充滿強烈民族主義情感的以抗戰(zhàn)、建國為宗旨的文化派別，雖然其理論多有偏頗，卻也有獨到與精當之處。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文博學院楊清芝的《雷海宗的中國文化周期說》（《重慶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也指出在抗日戰(zhàn)爭異常艱難的20世紀40年代初，雷海宗克服了他所信奉的歷史形態(tài)學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缺陷，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中國文化周期說，認為這一學說從學理上論證了中國文化的頑強生命力，起到了振奮民族精神、增強了抗戰(zhàn)必勝信念的作用。

　　需要重視與改進的若干問題

　　2006年歲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在回答記者采訪中，談到近代思想史學界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問題。他批評時下有些論著態(tài)度不夠嚴肅，或一味求新，或好以己意斷是非，以當代人的需求甚或僅僅依據(jù)個人主觀的好惡去“解讀”歷史，把歷史研究當作是當代人自己發(fā)表感想、議論的工具。

　　還有一些論著，只是局限于對思想家本身的著述作的介紹和評論，而對思想家的思想與其時代議題之間的關系卻缺乏把握，對于思想家的思想淵源也沒有進行細致梳理，對思想家的思想主張以何種形式對當時社會發(fā)生何種實際影響，也沒有進行具體考察，對思想家的思想與其同時代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之間的互動關系亦缺乏了解。結果，思想家的思想和主張似乎成了思想家閉門造車的產(chǎn)物，成了脫離現(xiàn)實歷史進程的游魂。（參見：《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建設的回顧與展望――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耿云志》，《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年12月18日。）

　　任何思想的產(chǎn)生，都是為了解決社會存在的問題，現(xiàn)代政治思想更是如此，而且更具有明顯的針對性。但是，作為還原客觀原貌的歷史學家，理應在研究中保持冷靜的學術態(tài)度，否則就很容易把自己也當成要給社會治病的醫(yī)生。然而，這種現(xiàn)象在學術界并不少見，比如近年來對自由主義者所闡釋的民主思想的研究，有些認識就與當前中國政治民主化建設有很大關聯(lián)，不少文章都是帶著借古喻今的眼光。有一篇討論馮友蘭道德理想與民主政治關系的論文，就以研究馮友蘭“內(nèi)圣外王”傳統(tǒng)精神為對象，目的是想尋找這種思想對現(xiàn)代社會道德建設與民主政治建設的意義。這種帶有功利色彩的研究方法，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中國士大夫精神有關，但如果一旦定型為一種范式，則不利于發(fā)現(xiàn)自由主義的真實內(nèi)核。

　　政治思想史雖然有著相當?shù)拈_辟空間，但在商品經(jīng)濟的利益驅(qū)動下，中國學術界也蔓延著一種急功近利的浮燥情緒。于是，盡管近年有大量論著出版或發(fā)表，但重復、雷同、抄襲者居多，能夠稱是上創(chuàng)新者的數(shù)量則很少。做學問，需要心靜，需要積累，歷史研究的特點必須占有基本資料，必須用思考的眼光對待老資料，這均需要一定周期，而現(xiàn)在能夠忍耐這一點的人，越來越少，為便影響到論著質(zhì)量。

　　研究方法上，也存在著一些有待改進之處。有一些比較研究的論文，處理得就不能令人滿意。政治思想是一種意識，它是通過思想與觀念的傳播者的個體活動得以闡釋和宣傳的，通過人物進行政治思想史研究，自然是一種常見的方法。不過，有些論文不是在做“比較”，而是在做“對比”，結果就不可能將比較的對象和比較的內(nèi)容融為一體。這個問題既是方法問題，更是境界問題。因此，在學術研究中，需要特別強調(diào)科學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尤其迫切。

　　（說明：本文原為2007年9月27日在日本廣島大學的報告稿，日文稿刊登于日本《近鄰》2008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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