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條：政治領袖要有把握大局的能力

　　韓非子講的“小忠”與“大忠”的關系，實際是指政治領袖應當具有把握大局的能力。什么是大局？大局就是政治發(fā)展之主流趨勢、政治方向。怎樣把握大局？要看現(xiàn)實政治的方向是對還是錯，如果是錯的，就要扭轉過來，如果是對的，就堅持。在這個過程中，要不避嫌疑，不畏人言，甚至要暫時偽裝自己，在小的原則和問題上作出犧牲，最后把壞的局面扳正過來，把政治方向扭轉過來。這即是韓非子所指的“大忠”的作為，是政治家把握大局的能力。

　　在本書第一章第一節(jié)，我們看到秦始皇嬴政死后，趙高、胡亥和李斯串通一氣，秘不發(fā)喪，假傳圣旨，命令大將蒙恬、太子扶蘇自殺。這兩個人怎么做的呢？扶蘇想都不想一下，接到詔書后馬上自殺；
蒙恬是懷疑詔書有問題的，既然懷疑，就應該有所行動，可他束手就擒了，被使者押解回咸陽殺死。如果蒙恬忠心服從秦始皇的命令，等事情搞清楚了再死，也是可以的，既然懷疑詔書有問題，就是說明蒙恬不相信誅殺他是秦始皇嬴政的意思，不是秦始皇的意思自然是別人的意思�？蛇@個“別人”是誰？他為什么這樣做？他的目的是什么？懷著這么多的疑問，怎么能讓使者輕易押解自己回咸陽呢？所以揚子《法言》說蒙恬之死“忠不足相也”，是不值得效仿的。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蒙恬勸阻扶蘇不要自殺，等事情搞清楚以后再說，如果澄清是秦始皇的命令，以死盡忠也罷了；
如果不是，憑著扶蘇的國儲身份和蒙恬的三十萬大軍，趙高的陰謀又如何得逞呢？所以這是愚忠的行為，是不值得效仿的。

　　關于小忠的解釋，韓非子用了一個極為經典的故事來說明：

　　楚共王與晉厲公在鄢陵作戰(zhàn)。楚國軍隊失敗了，楚共王的眼睛受傷。戰(zhàn)斗正激烈的時候，楚共王的司馬子反要找水喝，侍從谷陽拿一大杯酒送給他。子反說：“哼！走開！我不喝酒。”谷陽說：“這不是酒�！弊臃唇舆^來喝了。子反這個人啊，是嗜酒如命的人，他一旦喝了酒，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結果醉倒了。戰(zhàn)斗結束以后，楚共王想重新開戰(zhàn)，派人叫司馬來布置戰(zhàn)斗。司馬子反推辭說自己患了心病。共王乘馬車自己去找子反，進入子反的帳篷，聞到酒氣就回去了，憤怒地說：“今天這場戰(zhàn)爭，我也身負重傷，全依仗司馬了。現(xiàn)在司馬醉成這個樣子。這是想滅亡我們楚國、不關心部眾的行為！我不能再和晉國作戰(zhàn)了。于是帶領軍隊回到楚國，誅殺子反，陳尸示眾。（據《韓非子·十過》節(jié)譯）

　　侍從谷陽的進酒，并不是對子反心懷仇恨，他內心是衷心敬愛子反的，但卻恰恰殺了司馬子反。應當說，蒙恬和扶蘇也是忠于秦王朝，忠于秦始皇的，但是他們服從于一紙詔書，盡管懷疑詔書有鬼，也毫不猶豫地選擇死，這恰恰是“小忠”的行為。這種“小忠”的做法把秦王朝徹底葬送了。

　　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看到“大忠”者的本色。

　　漢高祖劉邦死后，呂氏專權，呂后把持國家大權。一次，呂后想立呂氏家族的人為諸侯王，找群臣商議。右丞相王陵反對，他表態(tài)說：“高祖曾斬白馬和群臣為誓：‘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現(xiàn)在封呂氏家族為王，是違背高祖的作法�！眳魏舐牶蟛桓吲d，又問左丞相陳平和太尉周勃，他倆都說：“高祖平定天下，封劉姓子弟，現(xiàn)在太后您主宰朝政，封呂氏子弟為王，未嘗不可。”呂后聽后大喜。

　　罷朝以后，王陵責備陳平、周勃說：“當日高祖歃血為盟，你們難道不在場嗎？現(xiàn)在高祖去世，呂后專權，她要封呂氏子弟為王。你們縱容她這樣做，還有什么臉面去見死去的高祖皇帝呢？”陳平、周勃都說：“今天在朝堂上口舌爭辯，我倆不如你；
保全國家社稷，安定劉氏天下，你不如我倆�！蓖趿隉o言以對。過了不久，王陵被呂后任命為太子的師傅，實際剝奪了右丞相的職務，政治上已經不能有任何作為，呂后升任陳平為右丞相，接替了王陵的位置。

　　八年后，即公元前180年，呂后病死，呂祿擔任漢朝上將軍，呂產任漢相，分掌南北軍，把持朝中大權，謀奪劉氏天下。當時的周勃雖為太尉，卻不得進入軍營大門；
陳平擔任丞相，卻不能處理政事，劉氏政權岌岌可危。于是周勃與陳平聯(lián)合，共謀誅呂安劉之計。是年八月，齊王劉襄帶兵率先討伐諸呂，呂產派灌嬰抗擊，灌嬰卻按兵滎陽，與齊王聯(lián)合共討諸呂。周勃和陳平見齊王發(fā)兵，共謀宜為策應。于是把酈商作為人質，使其子酈寄誘勸呂祿交出兵權，歸其封國。呂祿交出將印，周勃得以控制北軍，派兵助劉章殺入未央宮，發(fā)動了一場激烈的宮廷軍事政變，將呂氏家族子弟全部誅殺。隨后，陳平、周勃與諸大臣共立文帝，使?jié)h王朝政局撥亂反正。

　�。〒�《資治通鑒·卷第十二·漢紀五·高皇后》節(jié)譯）

　　我們可以看到，王陵之忠，是“小忠”，他的“面折廷爭”并不能改變呂氏專權的事實，因為呂后把持著國家權力，他不僅不能改變這一政治事實，還暴露了自己，結果政治生命很快結束了；
陳平、周勃的忠，則是“大忠”，他們策略地在一些原則和事情上作出讓步，不僅保存了自己的實力，還在呂氏謀奪劉氏天下的千鈞一發(fā)之際力挽狂瀾，扳正了政治局面，才有了后來的“文景之治”，這才是值得稱道的。

　　事實上，劉邦在自己即將去世時，也知道呂氏專權即將成為事實，他唱給戚夫人聽的鴻鵠之歌，展現(xiàn)了作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能夠覺察到帝王也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臨死之前交代身后事時曾說：“曹參可為丞相；
其次是王陵，但他有些憨呆，陳平可以幫助他；
陳平智謀有余，但難以獨任丞相之職；
周勃穩(wěn)重厚道、說話謹慎，但能安定劉氏天下的必是此人，可任為太尉（軍事最高長官）。”（《資治通鑒·卷第十二·漢紀四·太祖高皇帝下》）事情的發(fā)展果然如他所料，他對未來的政治布局是了然于心的。陳平、周勃作為人臣，也覺察到呂后專權已經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趨勢，盡管這不是漢王朝正確的政治方向，可是他們也不能夠抗拒——所能做的就是靜待轉機，故而和呂后虛與委蛇，最后關鍵時刻撥亂反正。

　　一個王朝的興衰成敗，總是和人事關聯(lián)的，漢朝政權最終沒有被呂氏家族奪走，難道不正是這些把握大局的聰明的政治家們的功勞嗎？歷史就是如此告誡我們如何“大忠”的。

　　第二條：政治領袖要有高瞻遠矚的能力

　　韓非子講的“小利”與“大利”的關系，實際是指政治領袖應當具有高瞻遠矚的能力。所謂高瞻遠矚，乃指站得高、看得遠，目光遠大，器識超凡，見解深刻。要能夠做到高瞻遠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涉及到一個人長期的知識儲備、理論水平、專業(yè)素養(yǎng)、閱歷經驗、情感思維乃至欲望意志。只有政治修養(yǎng)達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具備一定的政治高度和政治遠見。高瞻遠矚的政治家，往往能夠從紛繁陸離的政治現(xiàn)象中找到最本質、最關鍵的問題，不計較一時一事之得失，牢牢把握事物發(fā)展的方向和趨勢，作出正確的利害權衡考慮，使事情向著好的方向發(fā)展。

　　在本書第一章第一節(jié)里，我們看到輔佐秦始皇嬴政統(tǒng)一天下的李斯，是有一定的高瞻遠矚眼光的政治人物。他的《諫逐客書》光耀史冊、膾炙人口，使秦始皇放棄了驅逐外國人的打算，為秦王朝奠定了深厚的人才儲備；
他的郡縣制意見被秦始皇采納，徹底打破了夏商周的分封制傳統(tǒng)，在中國根除了血緣傳承權力的世卿世祿制度�？上У氖�，在突如其來的秦始皇暴崩事件面前，他嚇破了膽，變得手足無措。因為貪戀自己位極人臣的權勢，在趙高一番利害得失的詭辯說辭下屈服，他被趙高所利用，錯誤地立胡亥為秦二世�？伤�畢竟是開國賢能之臣，所以又不能忍受秦二世的荒淫怠惰，也與趙高等奸佞之徒格格不入。于是，他最后被自己貪戀權力所誤，而被宦官趙高構陷，再被昏君胡亥殺害。李斯治國平天下的才能是極為高明的，但貪婪的權勢欲讓他在似是而非的游說下變得糊涂，強烈的權勢欲沖昏了他的頭腦，最后落得身死族滅的下場，可謂咎由自取。

　　在中國歷史上，因為欲壑難填的貪欲和權勢欲而造成家破人亡的例子可謂汗牛充棟。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人具備高瞻遠矚的能力并不難，難的是戰(zhàn)勝自己的情欲——那根植于人的本能的趨利避害的天性。對政治家而言，當情欲戰(zhàn)勝理智的時候，足以致命。

　　晉獻公想從虞國借路征伐虢國。他的大臣荀息說：“君王您就以垂棘的璧玉和屈產的良馬作為禮物，獻給虞公，請求在那里借路吧。”晉獻公說：“垂棘的寶玉，是我們去世君主的寶貝，屈產的良馬，是我們的駿馬。如果接受了我們的禮物，又不借路，該怎么辦呢？”荀息說：“他不借路給我們，必然不敢接受我們的禮物。如果接受了我們的禮物而借了路給我們，那等于是把寶貝從內府中取出來放進外府。馬就象是從內廄中牽出來系在外廄中。君主您不用擔心。”晉獻公說：“好吧！”于是派荀息用垂棘的璧玉和屈產的良馬，作為禮物贈送虞公而請求在虞國借路。

　　虞公貪得寶玉與良馬的便宜，想答應晉國的請求。宮之奇勸諫說：“不能答應。虞國有虢國，就好象牙床外面有臉頰骨。頰骨倚靠著牙床，牙床也依仗著頰骨，這正象是虞虢兩國的關系。如果把路借給晉國，那么虢國早晨被滅亡，虞國緊跟著晚上也就滅亡了。這是不可以的。希望不要答應他們�！庇莨�不聽這意見，于是把路借給了晉國。荀息征伐虞國以后，果然攻克了虞國。

　　荀息牽著馬，拿璧玉向晉獻公報告。晉獻公很高興地說：“璧玉倒還仍然是老樣子。雖然是這樣，馬的牙齒卻長了幾個顆了�！�

　　晉獻公假途滅虢之所以得逞，正是利用了虞公的貪婪之心。這就像是姜子牙諄諄教導周文王的“釣魚之術”：

　　以餌取魚，魚可殺；
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武經七書·六韜》）

　　以誘餌做資本，可以殺死魚；
以名利做資本，可以取人才；
以家業(yè)做資本，可以取得國家；
以國家做資本，可以取得天下。

　　假途滅虢和呂不韋的政治投機，都是“以家業(yè)做資本，可以取得國家”的典范。呂不韋曾對客居楚國的異人說：“吾門待子門而開。”難道不是“釣魚之術”的生動寫照嗎？人的趨利避害的天性，成就了人，也毀滅了人；
造就了歷史，也改變了歷史。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高瞻遠矚的實質在于：明于利害。見利忘義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見利忘害。見利忘害的人，就是被魚鉤戳破嘴巴任憑漁夫宰割的脫水之魚。明于利害，才能放棄眼前的小的利益，遠離隱藏在這小的利益后面的無窮的禍患。要知道，你的害，就是行“釣魚之術”的人的利。

　　明白這種利害關系的政治家不是沒有。據《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

　　公儀休做魯國相時有吃魚的嗜好，全國的人都爭著買魚獻給他，可是他拒不接受。他的門徒問他：“先生嗜好魚，卻又拒不接受百姓獻來的魚。這是為什么呢？”公儀休說：“正因為我嗜好吃魚，我才不接受這些人獻來的魚。如果接受了別人獻來的魚，就一定有低人一等的神色，就一定會違反法律，違反法律我就會被罷免國相的職位。到被撤職的時候，雖然我嗜好魚，那些原先獻魚的人卻不會再送給我魚，我也不會有經濟能力買魚吃。我現(xiàn)在不接受這些人獻來的魚，我就不會觸犯法律，不觸犯法律就能保住我的國相的職位。這樣，我想吃魚的話，也能自己長期買得起魚吃�！�

　　公儀休的吃魚哲學足令古今中外的貪官污吏們汗顏！那些當官又想發(fā)財的人，往往是既發(fā)不了財也當不了官，貪婪讓他們失去了當官的立身之本。所以，他們的官位越大，危險就越大。他們越想在仕途上有所發(fā)展，貪污就越令他們致命。那些虎視眈眈的政敵和森嚴冷酷的法律都在等待著他們。他們戰(zhàn)戰(zhàn)兢兢，沒有半點做人的尊嚴；
他們偷偷摸摸，沒有半點為官的正氣，這樣的人被貪婪變成了行尸走肉，整天在砧板上行走，隨時可能被政敵和法律宰割，他們不過是一群玩火自焚的飛蛾而已，一群用權力偷盜錢財的強盜而已。在任何時代，都注定了他們最終可恥的下場。

　　明于利害就能高瞻遠矚，這也是被歷史證明了的：

　　公元208年11月，赤壁之戰(zhàn)促成了三國鼎立局面之形成。劉備派關羽鎮(zhèn)守荊州，自己則計劃謀取蜀地。孫權不愿劉備坐大，就遣使告訴劉備：“蜀地的劉璋暗弱無能，不能自守，曹操如果得到蜀地，荊州就危險了。我可以和你一起取蜀，共分天下�！睆牡乩砦恢每�，孫權要到蜀地，必須經過荊州。劉備明白：孫權名義伐蜀，其意在荊州，共同伐蜀的真實目的實際是假途滅虢之計，于是回書拒絕說：“今曹操三分天下有其二，將飲馬滄海，觀兵于吳。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這是幫助曹操找到機會，讓敵人找到空子啊�！�

　　孫權沒有聽劉備的。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孫權派孫瑜率水軍進駐夏口，準備進軍益州。劉備不讓孫權軍隊借道江陵。他對孫瑜說：“我劉備與劉璋同為宗室，都以匡復漢朝為己任。如果劉璋有得罪東吳的地方，我不敢過問，但請原諒我的同宗。如果貴方堅持取蜀，我就披發(fā)自我放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終老山林�！眲�備不僅態(tài)度異常堅決，而且部署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駐扎在南郡南部，劉備親自駐兵孱陵，擺出以死相爭的態(tài)勢。孫權于是沒有再伐蜀的打算。

　　但是劉備有了進軍蜀地的機遇，這個機遇是曹操為他創(chuàng)造的。退回北方的曹操計劃進軍漢中，蜀地的益州大部受到了嚴重威脅。蜀地已經成為劉備心腹的張松、法正等人趁機勸劉璋向荊州劉備借兵助守，防衛(wèi)曹軍，劉璋于是敞開大門迎進劉備，并供給劉備兵力和糧草。劉備在益州多年，不僅沒有北上防衛(wèi)，反而在四川地區(qū)收買人心，幾年后反向成都進軍。214年，劉備進入成都，自稱益州牧。短短六年的時間，劉備沒費多大氣力就占據了荊州、益州各郡，勢力足以與孫權相抗衡。孫權聽到劉備征服益州后，大罵劉備：“猾虜乃敢挾詐！”

　　（據《三國志·卷三十二·蜀書二·先主傳第二》節(jié)譯）

　　劉備在當時是最弱的勢力，只有取得蜀地才能與曹操、孫權抗衡。孫權聲稱要幫助劉備攻占蜀地，自然是雪中送炭。可是劉備經過一番利害權衡之后，發(fā)覺孫權的用意是十分兇險的，如果自己被孫權的說法所迷惑，不但得不到蜀地，連根據地荊州也會丟掉，于是堅決不讓孫權攻占蜀地。劉備這番利害權衡，是對未來形勢的估計，當然稱得上高瞻遠矚�？墒撬麉s不說破，一則說劉璋是我們孫劉兩家的同盟，一則說劉璋是我劉備的漢室宗親，擺出大義凜然的姿態(tài)，不讓孫權來蜀。這就使孫權完全不懷疑劉備有獨自侵吞蜀地的用心，連劉璋也把劉備當作好人，甚至主動引劉備來蜀。等到劉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占蜀地時，孫權才發(fā)現(xiàn)自己上了大當，劉璋也發(fā)現(xiàn)自己上了大當。這番精妙的算計，完全是利害的權衡與未來形勢的判斷與把握，劉備顯勝一籌。

　　自古聰明的政治家，從來都是對利害得失加以精密的權衡，然后才能把握時局、掌握主動。他們從來不會見利忘害，從來不貪戀眼前的蠅頭小利，因此才能獲得全勝。明了利害得失，才能把握未來形勢，這就是我們對政治家高瞻遠矚之能力作出的解讀。

　　第三條：政治領袖要有可以依靠的力量

　　韓非子主張君主集權，認為權勢是實現(xiàn)一切政治活動的前提。這給人一種錯覺，以為韓非子所指的君王，是可以為所欲為，無惡不作、四面樹敵而又沒有力量可以約束的。事實并非如此。韓非子之所以高調提倡“勢”的思想，是因為擁有政治權力才能治國，但君王之所以得勢，一方面是嫡長子繼承制賦予的先天之“勢”，另一方面則是君王主動地運用法、術得來的人為之“勢”。

　　人的能力不同，自然地，不同君王的“勢”也不是一樣大�！皠荨钡牧α看笮�，全憑君王后天的努力。君王要實現(xiàn)個人的獨裁，最要緊的是權勢大過一切臣屬。慎子說：

　　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傾則右重，右重則左輕。輕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慎子》）

　　這里的“權”不是“權力”，指的是秤砣，秤砣叫“權”，秤桿叫“衡”，“權衡”一詞，其本義就是指秤砣和秤桿。秤砣放在哪一邊，哪一邊就重了。所以慎子認為：就權力而言，誰的權力大，誰就有指揮權和話語權，這是有天地以來就存在的真理。

　　可是君王怎樣才能讓權勢大過臣子呢？這個問題的回答，慎子和韓非子都有相同的答案——需要眾人的支持。當然，韓非子還為君王找到了“法”和“術”的兩大法寶。眾人的支持是君王權勢增長的源泉，“法”“術”是君王遏制臣屬勢力增長的武器，一漲一消，都不可偏廢。

　　要得到眾人的支持，在慎子看來，需要處理好兩個關系：一是“民能”和“君用”的關系，民眾百姓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君王不要求全責備，要善用其長，“因民之能為資”。二是“上”與“下”的關系。君王不要挑剔，不管什么樣的臣屬都要兼容，這樣擁護自己的臣屬就會多起來，“盡包而畜之，無所去取焉”。擁有支持自己的臣民越多，“上“的權勢地位就越鞏固，故“多下之謂太上”。誰能爭取群眾支持自己，誰勝利的可能性就越大。

　　這實際是說：君王要想獨裁、專政，必須要有一部分人強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獨裁、真專政。任何一個獨裁者，都要有擁護他的特定的集團勢力；
任何一種力量要想專政，都要有擁護他的勢力。馬克思一針見血地說：自私有制產生以來，人類社會就是個階級社會。先是奴隸主專政、再是地主專政、再是資產階級專政、再是無產階級專政，總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這個思想，就是為他的專政革命論找力量的辦法。有力量支持專政，專政再給這股力量送出利益，這專政才能變成真的。沒有利益，誰支持他專政？沒有力量支持他，他怎么能專政？

　　可是中國王權社會，卻很難找到支持君王專制的力量。也可以說，從秦王朝以后，皇帝背后就很難有一個固定的力量支持他。中國古代政府實際是士人政府，是讀書人的天下，讀書受教育，然后經過考試的人主持國家政務，這是一種公權的力量，不是皇帝私自培植的力量�；实垡�想獨裁，這讀書人是靠不住的，讀書人也反對這樣做。所以我們看歷史，在前文中講到呂后專權，那是因為呂后讓自己家族的人掌握了政府權力，才能專權的；
但是擁護劉家的勢力更強大、更能干，所以呂后死后，她的家族就被擁護劉氏專政的勢力消滅了。漢宣帝滅霍光家族勢力，他是從政府中找到支持自己的張安世，任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掌握了政府的實權，才廢掉了霍家。把時間再往后推1000多年，慈禧太后能夠把持國家權力四十多年，也是在政府中有堅決擁護自己的力量，比如恭親王奕·為首的貴族，那是外國侵華勢力扶持的滿清貴族勢力，這力量之強大，足以打敗載垣、端華、肅順等8位贊襄政務王大臣。否則一個女人怎么在男權社會得到權力？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知道君王要想獨裁，一個人說了算，是非常不容易的。把各種力量、各種勢力得罪光了，他就真成了孤家寡人，權勢自然就沒有了。

　　政治家沒有不關注自己怎樣獲得力量的。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里，毛澤東開篇明義：“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睂O中山要推翻滿清政權，建立共和，想找資產階級來支持他，但是這力量太弱，他發(fā)現(xiàn)會道門、黑社會是一種力量，學生組織起來也有幾百幾千，但這樣的力量依然抵擋不住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勢力，所以辛亥革命的果實，不得不拱手讓給袁世凱�？墒�，那些四分五裂的軍閥勢力，終究抵擋不住數以億計的工農勞苦大眾，歷史就是這樣走過去的。

　　沒有依靠的力量，就做不到專制，也做不到專政，更不能發(fā)生革命。但歷史上就有這樣的政治弱智，四面樹敵，最后自殺：

　　楚靈王，名圍，楚共王的兒子，他殺了侄兒楚郟敖自立。楚靈王只相信強權，想仿效齊桓公稱霸的作法，即位第三年就在申地大會諸侯。魯國和衛(wèi)國沒來參加，宋國只派了太子。這使靈王很不愉快，尤其對于晉國沒有參加，更使靈王惱怒不已。大臣伍舉告訴靈王:“這情況卻不是一個好兆頭，我們一方面要對到會各國以禮相待，同時也要展示我們的武力，使諸侯心有敬畏，然后再討伐那些沒有到會的諸侯�！膘`王沒有把他的話放在心里。他在這次會盟中。處處表示出驕縱的習氣。宋國太子遲到了，楚靈王就把他抓起來囚禁；
又侮辱徐國君主；
扣押了齊國的慶封。中射士勸諫他說：“與諸侯國聚會，不可以不講禮貌。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過去夏桀參加有戎的約會，而有緡就叛離了夏朝；
殷紂在黎丘舉行圍獵，而戎、狄都背叛了商朝。這些都是由于無禮造成的，請君主您認真考慮吧！”楚靈王不聽規(guī)勸，對來到的各國使者毫無禮貌。

　　他進攻吳國的朱方這個地區(qū)，俘虜了逃到這里避難的原齊國令尹慶封，殺死他家一族人。在把慶封拉到街上示眾的時候，靈王向著公眾宣布說：“大家都不要學慶封的樣子。他殺死了自己的國君，欺壓老百姓，還強行讓大夫們都支持他。”慶封便反唇相譏說：“大家也不要學楚共王的兒子圍那樣。殺死了自己的國君，那國君便是自己親哥哥的兒子。還要強行故諸侯們支持他。”慶封這一句話羞辱了楚靈王，靈王急忙傳令把慶封殺了。

　　楚靈王為了維持霸主國的面子，連年發(fā)動戰(zhàn)爭，生活驕奢淫逸，耗盡了楚國的國力，失去了百姓的民心。吳國為朱方之役失敗的恥辱，起兵來攻楚，靈王為報復又去伐吳，卻失敗了。到了冬天，楚靈王又發(fā)兵去打吳國。當時正值下雪天氣，士兵們身著鐵甲。手執(zhí)兵器，暴露在風雪之中，寒冷難耐。靈王卻身穿“腹陶裘”，外披“翠羽披”，頭頂皮帽，足踏豹皮裝飾的錦靴，站在中軍帳前觀看雪景，連聲贊嘆“好雪！”令軍人寒心。

　　蔡公棄疾(靈公的弟弟，后為楚平王)等人趁靈王不在家，殺掉靈王太子，立公子比為王；
同時還派人到乾溪去，向楚國的官兵說：“你們的國家已經換了新的國王，你們要回去的，可以留任原來的官位，你們所擁有的土地也可以歸還你們；
如果你們不回去投靠新王，繼續(xù)跟著這個昏君。那么你們被抓住以后，就要被殺頭并夷滅三族�！弊屗麄冞@樣一說，靈王的部隊全部潰逃，只剩下靈王。

　　這個昏庸的君王見自己的王位子丟了。還聽說自己的兒子也被殺死，就倒在地下嚎陶大哭。他對旁邊僅存的兩個隨從說:“我不是為自己傷心，我是為兒子傷心。我對兒子多好啊，怎會遭到這種報應呢？”這時一個隨從說:“你殺別人的兒子太多了，能不到這種地步嗎？”靈王被他搶白了這一句話，當即止住了眼淚。這時，他的一個忠實的大臣右尹鄭丹來到他的身邊。靈王就問鄭丹，他現(xiàn)在應該怎么辦。鄭丹說:“我看你應該回到楚都的郊外，看看國人的反應怎么樣？”靈王慌忙擺手:“這還用看嗎·我要是到了他們的手上，他們準得把我殺了。”鄭丹說:“那你就去諸侯國去找援助力量吧�！膘`王說:“那也不行，我把他們的王給得罪了，誰會在這時候幫助我呢·”鄭丹覺得覺得自己不能跟著和他一起死，便離開了靈王。

　　靈王此時真成了孤家寡人，一個人在山里流浪，走得餓了，就想下山去要點吃的。他遇上以前的一個熟人。就熱情地和他打招呼，說:“我都三天三夜沒有吃東西了，給我一點兒吃的吧�！笨墒悄侨苏f:“我們的新國王已經下達命令，誰要是送你吃的，就會給殺頭�！膘`王又餓又累，壓在那人腿上，昏睡過去。那人用土堆代替腿，抽出腿以后，悄悄逃跑了。最后，楚靈王郁郁而死，落了個眾叛親離的可悲下場。

　�。〒�《左傳》、《史記·卷四十·楚世家第十》、《韓非子·十過》整理）

　　君王的權勢是靠人事、制度和力量擁戴組成的，離開了臣民的支持，眾人的扶持，那看似強大的權勢就會轟然倒塌，變得一文不值。

　　第四條、政治領袖要有自制自強的精神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興趣愛好，在茶余飯后的業(yè)余時間投入一點精力去鉆研，本無可厚非。明代洪應明先生在他的《菜根譚》一書中說：“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間，而塵心漸息；
夷猶于詩書圖畫之內，而俗氣潛消。故君子雖不玩物喪志，亦常借境調心�！痹谏搅秩�石之間流連忘返，那么凡塵的心事就會逐漸平息；
寄情于讀書吟詩作畫的情趣之中，那么庸俗的氣息就會不知不覺消失。所以有德行的君子雖然不會沉溺于外物而消磨意志，也常常借助外物調節(jié)心境。

　　這樣的生活，固然令人向往�？墒�，這是隱者之言，是對普通大眾說的。一個政治家，肩負國家人民的安危榮辱，時時面對殺伐決斷，事事面對險峭人心，來不得半點的瀟灑和放縱，尤其是對一些興趣愛好，縱然是自己的興趣所系，是自己的特長，也決不能沉迷于此。

　　中國歷史上就有這樣的“特長”皇帝。唐后主李煜，精于書畫，諳于音律，工于詩文，詞尤為五代之冠，可他在政治上卻昏庸無能、優(yōu)柔寡斷，終成亡國之君。

　　南北朝時期，宋前廢帝劉子業(yè)(公元449年—465年)國家大事一概不問，殺人之外就是荒淫無度，他讓王妃、公主、郡主等人在宮中裸身排成一隊，再令左右追逐作樂，如若不從，就殺其全家。又如后廢帝劉昱（公元463—477），殺人是他生活唯一樂趣，經常使用擊腦袋、錘陰囊、剖腹心等酷刑，一天就有數十人受刑，他看到殺人就開心，一天看不到就悶悶不樂。再比如齊東昏侯蕭寶卷（公元483—501），為討愛妃歡心，把閱武堂改名芳樂苑，按市場樣式建店鋪，自己打扮成商人吆喝叫賣，他讓愛妃當老板，自己當伙計，還在苑中開渠引水，岸邊設肉鋪，自己操刀賣肉，愛妃賣酒。當時有民謠唱道：“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笔拰毦磉�真把自己當成了生意人，梁王蕭衍的軍隊已攻打到城外，太監(jiān)茹法珍跪在地上請求他賞賜將士，他仍舊不肯，還說：“反賊難道就只捉我一個人嗎？為什么偏偏向我要賞賜？”于是在蕭衍發(fā)兵進攻建康的動亂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被將軍王珍國所殺。

　　明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1605-1627年)，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朱常洛之長子。萬歷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即位，時年16歲。明熹宗時，外有金兵侵擾，內有起義，正是國難當頭、內憂外患的時期。明熹宗卻以“倡優(yōu)聲伎，狗馬射獵”為樂。喜機巧水戲，創(chuàng)演水傀儡戲。好油漆木工，房屋營造。選武閹三千，于紫禁城內開內操取樂。一生重用閹黨禍國殃民，無心朝政，將國家大事拋之腦后，成了名副其實的“木匠皇帝”。朱由校的確有木匠天份，整日沈迷于木匠、油漆、建筑工作中。據《甲申朝事小紀》記載，他“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為之。性又急躁，有所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喜，不久而棄；
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改毀，唯快一時之意。”“朝夕營造”，“每營造得意，即膳飲可忘，寒暑罔覺”。面對這樣的主子，奸臣魏忠賢當然不會錯過這個良機，他常趁天啟帝引繩削墨，興趣最濃時，拿上公文請?zhí)靻⒌叟�示。明朝舊例，凡廷臣奏本，必由皇帝御筆親批；
若是例行文書，由司禮監(jiān)代擬批問，也必須寫上遵閣票字樣，或奉旨更改，用朱筆批，號為批紅。朱由校覺著影響了自己的興致，便隨口說道：“我已經知道了，你盡心照章辦理就是了�！蔽褐屹t逐漸專擅朝政。正如《酌中志余》所述：“當斫削得意之時，或有急切章疏，奏請定奪，識字女官朗誦職銜姓名畢，玉音輒諭王體乾輩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諸奸于是恣其愛憎，批紅施行�！�

　　中國的嫡長子繼承制和皇室養(yǎng)尊處優(yōu)的生活孽生了這樣的怪胎君王。若用現(xiàn)代的眼光看，李煜可做一名文學家，劉子業(yè)可當三級片導演，劉昱可當劊子手，蕭寶卷可當商人，朱由�？僧斀ㄖ�師，但他們偏偏命中注定做君王，因此荼毒生靈，禍國殃民！

　　大凡耽于興趣特長或古怪的嗜好而荒廢政治的人，無不亡國亡身。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愛好者，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老子說：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道德經·三十三章》）

　　“勝人者”，憑借的是自我個體的蠻力與智慧，不過是比常人在某方面稍稍高出一點點；
“自勝者”，憑借的是堅強的意志和毅力，以理智戰(zhàn)勝欲望，以自勝克制邪念，只有戰(zhàn)勝了自我，才是真正的強者。政治家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動心忍性”，樹立遠大的目標，用毅力和意志堅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施展抱負。

　　在中國歷史上，自制力強的君王是非常多的，劉邦即是一例：

　　劉邦年少時，“好酒及色”（《史記·高祖本紀》），等他率領義軍攻入咸陽城，“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史記·項羽本紀》），令項羽的謀士范增驚訝不已，稱劉邦志向遠大。

　　等到劉邦建立漢朝以后，長期的戰(zhàn)爭令他身心疲憊，想偷懶幾天，向群臣謊稱生病，大約有十余天不理國政，在后宮靜養(yǎng)。忠心耿耿的大將軍樊噲闖入宮門，看見劉邦正枕著一個宦官睡覺。樊噲叫醒劉邦，流著眼淚說：“剛開始的時候，陛下和我們一起在豐、沛起事，平定天下，是何等雄壯��！現(xiàn)在天下平定了，怎么能這樣消沉懈怠呢？聽說陛下病得如此厲害，連大臣們都驚慌失措了，可是我看見您現(xiàn)在不與臣子們商議國家大事，卻和一個宦官在一起，躲著大家。難道陛下不知道宦官趙高導致秦朝滅亡的事情嗎？”從諫如流的劉邦聽罷，“笑而起”，立即開始處理政務。（《資治通鑒·卷第十二·太祖高皇帝下》）

　　自古以來，“垂拱而治”只不過是人們理想的描述，真實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象美國總統(tǒng)小布什那樣，當8年總統(tǒng)申請了一年多的休假，還不算上法定節(jié)假日，這樣無為的做法，自然會造成美國的內外政策積弊。這樣“垂拱而治”的政治領袖多了，再好的制度也是枉然。

　　任何制度，隨著歷史的發(fā)展都要變革，不變革就要被淘汰。沒有永恒不變的制度，正如世間萬物都有生長榮枯一樣，自有腐朽的一天。變革制度需要政治家的勵精圖治，需要政治家的進取精神，而不是躺在既有的功勞薄上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何況美國只有223年的歷史，而中國漢朝有422年的歷史，唐朝有289年的歷史，明朝也有276年的歷史。明王朝時，累積有半個多世紀的皇帝不理國政，泱泱大國的首腦形同虛設，那又能怎么樣呢？它不照樣延續(xù)了276年么？它們當初不也是歷史上最為強盛的國家嗎？它們當初不也是制度最優(yōu)越的國家嗎？它們當初不也是幻想萬世統(tǒng)治嗎？它們不也照樣被歷史所淘汰了嗎？——政治家沒有自制的精神，沒有自強的精神，只是一味幻想制度的永恒、完美和堅固，頑固保守，荒廢政務，在其位不謀其政，等待他們的將是歷史的審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第五條：政治領袖要有收束野心的明智

　　政治家當然要胸懷大志，有雄心壯志的政治家往往是不甘于流俗，崛起于草莽和逆境的真豪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也鼓勵人們有胸懷天下的氣魄和眼光，孟子更教導儒生們要有“天下可運于掌”(《孟子·梁惠王上》)的浩然氣概，中國人的潛意識中自古就有“治國平天下”的大理想。

　　可是，胸懷大志一旦被欲望所主宰，就鋌而走險，就失去分寸，就利令智昏，往往演變?yōu)橐靶�。野心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無止境的貪婪和肆無忌憚的仗勢凌人，是野蠻踐踏道德倫理和違背社會規(guī)則的政治冒險與投機。

　　野心家從來沒有好下場，袁世凱稱帝即是力證。貪婪而愚蠢就是野心家的寫照。因為貪婪，所以見利忘害。野心令他們失去對周遭形勢的正確判斷，失去了對利害得失的權衡，失去了對人心向背的重視，于是作出種種愚蠢的行動，所以他們注定失敗。

　　中國“史學雙壁”之一的《資治通鑒》就是以野心家導致三家分晉為歷史開篇的：

　　三家分晉是因智伯公然向韓、魏、趙三家索要土地引起的。當時，智伯立晉昭公的曾孫驕為國君，是為晉懿公。智伯挾持國君號令晉國臣民，大小政事皆由智伯決斷。這時候，晉國政局變成智氏獨強，韓、趙、魏三家相形見絀。

　　智伯打算吞并這三家勢力，于是向這三家索要地盤。韓、魏兩家顧慮智氏強盛，各將一個有上萬人口的地區(qū)獻給智伯。智伯又向趙氏索要蔡、皋狼之地，卻被趙襄子拒絕。智伯就聯(lián)合韓、魏二氏，攻伐趙氏，打算搶奪趙氏全部土地、人口和財產。趙襄子選擇退守政治基礎較好的晉陽(今太原市南晉源鎮(zhèn)一帶)，智伯率三家兵圍攻晉陽，圍城戰(zhàn)爭持續(xù)三年，久攻不下。

　　于是，智伯引晉水為助，水灌晉陽，城中一片汪洋，“城不浸者三版”，古代二尺為一版，城中大水已經有六尺高；
“沉灶產蛙”，吃飯的灶沉入水下，成了青蛙產卵的地方；
城內人們“懸釜而炊”，吊起鍋做飯；
又沒有了糧食，只能“易子而食”，相互交換孩子，把別人家的孩子殺死吃掉。此時，晉陽城已經很難堅守下去了。

　　眼見晉陽被水所困，趙氏指日可滅，智伯躊躇滿志，帶著魏桓子、韓康子巡視水情，忘乎所以地說：“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魏桓子和韓康子聽了這話，產生了極度的恐懼心，魏氏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運城市附近，屬魏)，韓氏想到絳水可以灌平陽(今臨汾市，屬韓)。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韓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領神會，已經有了共同對抗智伯的決心。

　　智伯的家臣郄疵注意到韓、魏兩家的動向，向智伯進言：“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明白，郄疵向他解釋說：“這是從人情世故中得出的結論。原來已經和兩家約好，攻滅趙氏，三分其地。現(xiàn)在晉陽城馬上就要攻破，兩家之君面無喜色，反而有憂慮之態(tài)。大概是害怕趙氏滅亡之后，兩家步其后塵。如果出于這樣的考慮，那是—定要反的�！敝遣�不但不信郄疵之言，還他的話轉告了魏桓子和韓康子。魏、韓兩家當然矢口否認，智伯也不再放在心上。

　　在晉陽即將攻陷的危急關頭，趙襄子的家臣張孟談出城，與魏、韓二君聯(lián)絡，以“唇亡齒寒”之說曉以利害，于是韓、趙、魏三家約定里應外合，共滅智氏。到了約定的日期，魏、韓兩家殺掉智氏守護河堤的官吏，大水反灌智伯軍，軍隊為救水亂作一團。趙襄子率軍出城正面攻擊，魏、韓兩軍側翼夾擊，智伯的軍隊大敗。智氏全族被誅滅；
智伯被殺，還被憤恨不已的趙襄子將智伯的頭顱做成飲酒的器皿。

　�。〒�《左傳》、《資治通鑒·卷第一·周紀一·威烈王》、《韓非子·十過》整理）

　　智伯是名副其實的野心家，在很短時間內使智氏盛極一時，超過根基深厚的韓、趙、魏三家，確乎表現(xiàn)出非同一般的才干，司馬光評論他為“才有余而德不足”，這是古往今來野心家的通病。《左傳》評價他是“貪而愎”�！柏潯笔秦澋脽o厭，沒有止境；
“愎”是剛愎自用，不納諫言。因為貪，所以他不懂得利益的交換，只一味索取，在強要了韓魏兩家的土地之后，又聯(lián)合這兩家向不給他土地的趙氏發(fā)起戰(zhàn)爭。智伯和韓魏兩家的聯(lián)盟，并沒有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可以說，這兩家是被迫參與這場掠奪戰(zhàn)爭的。當他們意識到這場掠奪戰(zhàn)爭不僅不能給自身帶來利益，反而會加速自身滅亡的時候，這個原本脆弱的聯(lián)盟就崩潰了。智伯貪婪無度，他要占盡晉國的所有利益，也因此，他成為晉國各種勢力的最大威脅，這就讓他成為眾矢之的，成為共同討伐的對象，滅亡就成為必然。

　　不顧別人的利害安危，一心要滿足自己的貪欲，為此不擇手段、不順人心、逆歷史潮流而動，這是所有野心家的本質特征。

　　第六條：政治領袖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識

　　宋代文學家歐陽修在總結后唐莊宗驟得天下，又驟失天下的原因時說：“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伶官傳序》）。這是洞徹人生的深刻概括。遙想浩渺無際的宇宙，會感到人的一生猶如電光石火，轉瞬即滅，在短暫的一生中，究竟要如何的生活，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人生重大命題。如果一個人憂勞奮斗的目的，就是為了享受榮華富貴，那他必然在安逸喜樂中墮落蛻變，主動葬送他的事業(yè)——不進則退是宇宙進化的法則；
如果一個人能夠樹立“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理想，畢生為之努力，將生命的價值和永恒的時空相聯(lián)系，必然慎終如始，建立起可大可久的功業(yè)。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告子下》）”中國先賢們以滿懷憂患的話語看透歷史，告誡政治家們要以一生不斷的作為，才能建立久遠的事業(yè)。

　　公元前496年，吳王派兵攻打越國，被越王勾踐打得大敗，吳王也受了重傷，臨死前，囑咐兒子夫差要替他報仇。夫差為了不忘國恨家仇，在王庭設立侍從，每逢自己出入，侍從就大聲呵斥他說：“夫差！你忘記殺父之仇了嗎？”夫差立即恭敬地回答：“我不敢忘！”他勵精圖治，加緊訓練軍隊，準備攻打越國。

　　過了兩年，夫差率兵將越國打得大敗。于是越王勾踐派大臣文種賄賂吳國宰輔伯嚭，讓他勸說夫差，只要能保全越國，越國人甘做亡國奴，男的當吳王的奴隸，女的當吳王的小妾。夫差于是沒有滅亡越國，把軍隊撤回了吳國。

　　吳國撤兵后，勾踐帶著妻子和大夫范蠡到吳國伺候吳王，獻上奇珍異玩、美女歌姬，勾踐夫妻放牛牧羊，一副俯首帖耳的樣子。一次，吳王夫差生病，勾踐為了解吳王病情，甚至品嘗夫差的糞便，終于贏得吳王的歡心和信任。三年后，他們被釋放回國了。

　　勾踐回國后，立志發(fā)憤圖強，準備復仇。他晚上就枕著兵器，睡在稻草堆上，他還在房子里掛上一只苦膽，每天早上起來后就嘗嘗苦膽，安排門外的士兵每天問他：“你忘了三年的恥辱了嗎？”然后自己立即回答：“不敢忘�！彼�派文種管理國家政事，范蠡管理軍事，他親自到田里與農夫一起干活，妻子也紡線織布。勾踐的這些舉動感動了越國上下官民，經過十年的艱苦奮斗，越國終于兵精糧足，轉弱為強。

　　吳王夫差自從戰(zhàn)勝越國后，以為沒有后顧之憂，從此沉迷美色，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他又不顧人民困苦，經常出兵與其它國家打伏。他還聽信伯嚭的讒言，殺死忠臣伍子胥。這時的吳國，已經外強中干。

　　公元前482年，夫差親自帶領大軍北上，與晉國爭奪諸侯盟主，越王勾踐趁吳國精兵在外，突然襲擊，一舉打敗吳兵，殺了太子友。夫差聽到這個消息后，急忙帶兵回國，并派人向勾踐求和。勾踐估計自己的力量暫時滅不了吳國，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勾踐第二次親自帶兵攻打吳國。這時的吳國已經是強弩之末，根本抵擋不住越國軍隊，屢戰(zhàn)屢敗。最后，夫差又派人向勾踐求和，勾踐不再答應。夫差見求和不成，非常羞愧，就拔劍自殺。

　�。〒�《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節(jié)譯）

　　第七條：政治領袖要有自我保護的意識

　　杜甫《前出塞詩》寫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是對中國冷兵器時代“擒賊擒王”戰(zhàn)術的生動描寫。軍隊的靈魂是統(tǒng)帥，如果統(tǒng)帥沒有了，軍隊就亂作一團，無法作戰(zhàn)。所以在戰(zhàn)爭中，就誕生了“催其堅，奪其魁，以解其體（《三十六計·擒賊擒王》）”的軍事作戰(zhàn)思想。即摧毀敵軍主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擒殺敵軍將領，使敵人的力量瓦解。政治也同樣如此。

　　人類的歷史總是透過偶然性事件來表現(xiàn)其必然性。不容否認，在政治生活中，政治領袖往往能在國家命運、歷史進程、政局形勢等方面起到關鍵的、主要的作用。

　　比如王莽篡漢，將西漢王朝徹底推翻，新政造成亂世。劉邦的九世孫劉秀，卻在亂世中崛起于隆畝，平定戰(zhàn)亂安定天下，開創(chuàng)了東漢王朝，如果沒有他，漢王朝可能已不復存在。

　　再比如明光宗朱常洛，在他即位之前，父親萬歷皇帝沉溺酒色，三十年不理朝政，造成明王朝內憂外患。朱常洛上臺僅一個月，發(fā)內帑犒勞邊關將士，罷了萬歷朝造成民不聊生的礦稅，將由于進諫而得罪皇帝的言官都放出來恢復官職，面對萬歷中后期官員嚴重不足的情況，他重振綱紀，提拔了一批新的官吏，補足了缺額，使國家機器能夠正常運轉。在這個撥亂反正、人心思治的時刻，他的勤政有為之舉無疑給搖搖欲墜的明王朝打了一劑強心針，但可惜的是，“紅丸案”讓他即位一個月后即撒手人寰，接下來就是那位歷史知名的“木匠皇帝”登基，令明王朝的政治徹底敗壞。如果朱常洛在位，明朝不至于速朽。

　　再比如辛亥革命時的宋教仁，主張“責任內閣”和政黨政治，反對袁世凱專權，是國民黨在當時的實際領袖，眾望所歸，他在1913年被刺殺。宋教仁的死，導致國民黨瓦解，再也沒有第二人能夠把四分五裂的國民黨團結起來與袁世凱抗衡。

　　再如以色列前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Rabin)，為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實現(xiàn)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和解而不懈努力，1995年遭到刺殺。他是在巴以和平剛剛擴大到約旦河西岸的關鍵時刻去世的，他的死給中東和平進程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至今，中東仍舊沒有實現(xiàn)和平。

　　韓非子引《桃左春秋》的話說：“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韓非子·備內》）就是說，有一多半的政治領袖是非正常死亡，是被人為傷害而死的。為此，韓非子甚至主張君王“不食非常之食”（《韓非子·備內》）。這都在強調一個重要的問題——政治家應當有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和措施。如果沒有自我保護，就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蜀相》），要知道，新生事物一旦被截斷了歷史基礎，那就注定會夭折的。

　　中國古代有很多政治人物，十分注意自我保護，把生命和政治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

　　過去田成子到海上去旅游，樂而不返。命令諸位大夫說：“誰說回家就處死他。”顏涿聚說：“君主您在海上旅游并十分快樂。如果國中有臣子打國家的主意怎么辦呢？君主您雖然喜歡旅游，但到那時又怎能得到這份快樂呢？”田成子說：“我下了命令說：提到回家的人死！現(xiàn)在你違犯了我的命令！”他拿過戈，就要向顏涿聚刺去。顏涿聚說：“以前殺了關龍逢，紂殺了王子比干，今天君主您雖然殺了我，但我與關龍逢、比干一起成了三個同樣的人，這也是可以的。我說的話是為了國家，不是為我自己�！彼�伸著脖子上前說：“君主您就殺了吧！”田成子于是放下戈，催促車駕回到國內。回國后三日，聽說國內確曾有人謀劃不接受田成子回國。田成子之所以控制了齊國，就是靠顏涿聚的力量。（《韓非子·十過》）

　　有些君王非常具有政治警覺性，故能虎口脫險。

　　韓、趙、魏三家分晉后，智伯的家臣豫讓想為智伯報仇，就假扮宦官，帶著匕首潛入趙襄子宮中的廁所，趙襄子去廁所時，突然內心煩躁不安，“如廁心動”，命武士檢查廁所，果然抓到了豫讓，趙襄子寬恕了他；
豫讓不死心，又將全身涂黑，吞下炭裝啞巴，偽裝得連熟人都不能認識，他躲在趙襄子必須經過的橋下，準備刺殺趙襄子，趙襄子到橋上時，騎的馬突然受驚，于是趙襄子命令武士搜索整座橋，抓到了豫讓，就把他殺死了。（《資治通鑒·卷第一·周紀一·威烈王》）

　　公元前198年，劉邦經東垣（今石家莊市區(qū)北部的東古城村）進入趙國地界，擔任趙國丞相的貫高在柏人縣（今河北省唐山市西）館舍的夾壁中埋伏下武士，準備伺機刺殺劉邦。劉邦到了柏人縣，突然“心動”，內心煩躁不安，準備住下時，問這是什么縣？回答縣名是柏人。劉邦心中不喜，認為柏人有害人的意思，就沒有在這個地方停留。公元前197年，貫高謀殺劉邦的事情泄露，被誅三族，趙王被貶為宜平侯。（據《史記·高祖本紀》和《史記·張耳陳馀列傳》）

　　要知道：失去了生命的政治家自然也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發(fā)揮主要作用的政治家一旦死去，歷史就會改寫。雖然歷史的最終趨勢是人力無法抵抗的，但人類卻會因為這些政治家的死去，不得不付出更長的時間等待黎明。

　　第八條：政治領袖要有虛心納諫的謀略

　　諫，在《說文》中是“證”的意思，“正”的古義是匡正，“證”的古義是用言語來匡正。所以，“諫”是直言規(guī)勸之意，對他人的言行提出批評或勸告，使其改正錯誤或過失。

　　進諫是人類社會古往今來一直存在的行為方式。人是社會的一員，總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相互交往和相互影響的。人總有自身的缺點，每個人都各有長短，以己之長用言論指出彼之短，可稱為諫；
以己之智用言論指出彼之短，可稱為諫。

　　可是，人也是感情和偏見的動物，當別人指出自己的缺點時，本能的反應是抗拒。平庸的人從來不聽別人的意見，他不僅把那些忠心進諫的人拒之門外，還把自己的對手當作是比自己更無知的弱智。所以，庸人淪于流俗就是這樣造成的。

　　政治家當然不能是一個庸人。只有超越庸人，才可能成為一名政治家。超越別人就要完善自我，克服怠惰的天性，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所以，當別人指出自己的錯誤和過失時，高明的政治家總是非常高興的，因為自己避免了錯誤。

　　在政治權力角逐中，競爭的雙方就像棋盤上的對手。“善戰(zhàn)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孫子兵法·虛實篇》），勝利者總是讓自己不可戰(zhàn)勝然后才能戰(zhàn)勝別人。自己的過失越少，對方越無機可乘，對手的過失越多，自己越有機可乘。斗爭取得勝利的原因，往往是因為看到對方的錯誤、或者有意制造對方的錯誤而使自己取得勝利的。要看到對方的錯誤或制造對方的錯誤，需要計算和思考，孫子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孫子兵法·始計篇》）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但是自己的思慮計算，不見得比對方高明，如果有人在旁邊指出雙方的過錯，給自己支招，甚至給對方出錯誤的主意，自己豈不是獲得更多的勝算？所以中國人下棋的時候，主張“觀棋不語真君子”，就是忌諱第三方的參與攪亂棋盤上業(yè)已形成定局的形勢。

　　我們在棋盤上獲得的啟發(fā)，也同樣可以用在政治領域。張華《博物志》曾說：“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眻蛩炊加兴叫�，也想讓自己的兒子變得聰明能干，所以用圍棋來教導之，以圖將來繼承自己的帝王之業(yè)。可是，當發(fā)現(xiàn)自己的兒子不足以駕馭人群時，都以禪讓方式選賢人繼承王業(yè)，這是憂心自己的后代反受其禍�？梢姡瑖�棋之道和政治之道是一脈相通的。既然如此，為什么我們在對弈的時候如此渴望有人指導，在實際的生活中卻對別人的忠言拒之千里呢？

　　對進諫的諸多好處，中國高明的政治家是心領神會的。唐太宗李世民曾說過一句千古難聞的話：“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舊唐書·魏徵傳》）魏征是男子，是著名的“犯顏直諫”的大臣，他說的話既難聽又刺耳，還有“行為藝術”來沖撞君王，甚至是故意為之。比如，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鷂鷹，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玩耍，但當他看見魏征遠遠地向他走來時，便趕緊把鳥藏在懷中，生怕魏征喋喋不休地教訓他，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鷂子悶死在懷中。這樣的臣子，唐太宗不覺厭惡，反而用形容女性的詞匯“嫵媚”來評價魏征，足見內心的喜愛程度了�？鬃诱f：“吾未聞好德如好色者。”（《論語·子罕》）唐太宗卻是愛人才如愛女色的政治人物，這樣看來，他成為開創(chuàng)盛唐基業(yè)的政治領袖，難道不是一種必然嗎？

　　魏征去世時，唐太宗沉痛地說過這樣一句話：

　　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魏徵沒，朕亡一鏡矣�。ā顿Y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六·唐紀十二·太宗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中之中》）

　　人們用銅做成鏡子，可以用來端正衣帽，將歷史做為鏡子，可以觀察到歷朝的興衰隆替，將人作為鏡子，可以確知自己行為的得失。魏徵死去了，我失去了一面鏡子。

　　這種“以人為鏡”的表述，在唐太宗之前就有思想家做過論述。墨子說：“君子不鏡于水而鏡于人。鏡于水，見面之容；
鏡于人，則知吉與兇�！保ā赌�子·非攻中》）

　　韓非子說得更加深刻：

　　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
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須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
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馀補不足，以長續(xù)短之謂明主。（《韓非子·觀行》）

　　眼睛看不見自己，所以用鏡子照著觀察面孔；
才智不足以認識自己，所以用法術來修正自己。因此鏡子沒有照出毛病的罪過，法術沒有暴露過失引起的怨恨。眼睛離開鏡子，就不能修整胡子眉毛；
人們離開法術，就不能辨別是非。西門豹性情急躁，所以佩帶柔韌的皮帶來提醒自己從容；
董安于性情遲緩，所以佩帶繃緊的弓弦來鞭策自己敏捷。所以用多余補充不足；
用長的接續(xù)短的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這段話包含三層含義。第一，法術是工具，就像鏡子能照見人的真實面目一樣，人不能因為自己難看就砸碎鏡子，法術是用來修正自己過失的，人不能因為有過失就憎惡法術；
第二，人既有長處也有短處，要善于彌補自己的短處和不足；
第三，必須通過法術這個工具來找到和解決自身的短處和不足。

　　乍看起來，這段話似乎與納諫沒有多大關系，實則不然。納諫既是政治家的一項基本素質和要求，也是“術”的基本內容之一，是必須堅持的政治原則和方法。如果不堅持這個原則方法，就不能夠圓滿地做到彌補自己的短處和不足。唐太宗明白這一點，明白魏征的進諫有利于自己的政治作為，這是大徹大悟的政治家才能體會得到的法術，所以他由衷地高興，以“嫵媚”來稱贊魏征。

　　可是，納諫并非易事。韓非子說，伊尹是商湯時期的極富才智的人，他剛開始的時候，向圣王商湯進言七十多次而不被接受，后來伊尹親自帶著廚具去做商湯的廚師，與商湯十分親密隨便以后成為心腹，商湯才了解到伊尹的一點點才能，這才任用他�！耙灾林钦f至圣，未必至而見受”，“以智說愚，必不聽”（《韓非子·難言》）。

　　怎樣才能做到善于納諫呢？這主要看政治家自身的能力與胸懷了。這種善于納諫的能力要具備能悟、能斷、能行三個條件：

　　第一，能夠領悟到諫言的微妙。秦朝末年，農民起義四起，張良率部投奔劉邦，不久游說項梁立韓貴族成為韓王，為韓司徒。后韓王成被項羽殺害，復歸劉邦，成為“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的漢朝開國三大功臣之一。據《史記·卷六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記載，張良身懷《太公兵法》絕學，屢次向劉邦獻策，劉邦都認為他的謀劃是正確的，經常按照他的謀劃去做事，張良給其他起義軍領袖獻策，這些人都不明白他的想法，沒有人采納他的建議。于是張良認為：“沛公殆天授”（劉邦大概是上天早就教過他這些謀略了）。于是忠心耿耿地輔佐劉邦取得天下。我們看歷史可以知道，劉邦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為什么能夠采納張良的建議，一點就通呢？顯然是劉邦具有非凡的悟性，能夠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

　　第二，能夠對眾多諫言作出正確的判斷。項羽將劉邦圍困在河南滎陽時，劉邦非常擔憂，謀士酈食其主張以漢王名義復立六國的王族后代，以此獲得六國后裔勢力的支持與項羽抗衡，劉邦同意了。在這關鍵時候，張良外出歸來，拜見劉邦。劉邦一邊吃飯，一邊把實行分封的主張說與張良，并問此計得失如何。于是張良張良伸手拿起酒桌上的一雙筷子，連比帶劃地講了起來。張良“借箸畫策”，以“八不可”理由深刻闡明復立六國之后的嚴重危害——封土賜爵是一種很有吸引力的獎掖手段，賞賜給戰(zhàn)爭中的有功之臣，用以鼓勵天下將士追隨漢王，使分封成為一種維系將士之心的重要措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讓六國死灰復燃，這些將士都將投奔自己原來的國家報效，還靠什么凝聚和激勵將士從而取得勝利呢？張良并預言劉邦將因此而失去天下。劉邦茅塞頓開，恍然大悟，以致輟食吐哺，大罵酈食其：“臭儒生，差一點壞了我的大事!”然后，下令立即銷毀已經刻制完成的六國印璽，從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戰(zhàn)略錯誤。

　　第三，能夠對正確的諫言立即執(zhí)行。漢朝建立后，群臣為論功行賞而人心浮動。一天，劉邦在洛陽南宮，從閣道上看見諸將三三兩兩地坐在沙土上竊竊私語，就詢問張良他們在談論什么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張良故意危言聳聽地說：“他們在商議謀反!”劉邦大吃一驚，忙問：“天下初定，他們何故又要謀反？”張良答道：“您起自布衣百姓，是利用這些人才爭得了天下。現(xiàn)在您做了天子，可是受封的都是您平時喜愛的人，而誅殺的都是平時您所仇怨的人�，F(xiàn)在朝中正在統(tǒng)計戰(zhàn)功。如果所有的人都分封，天下的土地畢竟有限。這些人怕您不能封賞他們，又怕您追究他們平常的過失，最后會被殺，因此聚在一起商量造反!”劉邦忙問：“那該怎么辦？”張良問道；
“您平時最恨的，且為群臣共知的人是誰？”劉邦答道：“那就是雍齒了�！睆埩颊f：“那您趕緊先封賞雍齒。群臣見雍齒都被封賞了，自然就會安心了。”于是，劉邦擺設酒席，歡宴群臣，并當場封雍齒為什方侯，還催促丞相、御史們趕快定功行封。群臣見狀，皆大歡喜，紛紛議論道：“像雍齒那樣的人都能封侯，我們就更不用憂慮了�！�

　　劉邦憑著能悟、能斷、能行的納諫三素質，做到了“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漢書·梅福傳》），采納正確的意見惟恐來之不及，按照正確的意見做事象原地轉圈一樣的順暢自然。劉邦正是因為聽取并采納正確的意見，所以彌補了自身的種種不足。相比之下，劉邦的對手項羽是“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杰，卻剛愎自用，驕傲輕敵，他連身邊唯一的謀士范增意見都不聽，一開始輔佐他的陳平、韓信等謀士名將都紛紛離他而去，反成為劉邦開創(chuàng)大漢基業(yè)的功臣。這一切的成敗，難道不是劉邦謙卑含容的納諫馭臣之術造就的嗎？

　　第九條：政治領袖要要獨立自主的謀略

　　在《奸劫弒君》篇中，韓非子說：

　　圣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

　　圣人治理國家，盡管他的做法讓民眾都愛戴他，但不能依靠民眾愛戴圣人的辦法來治理國家。想要依仗民眾愛我的辦法治理國家就危險，靠著不得不為我做事的辦法治理國家就安全。

　　在《顯學》篇中，韓非子說：

　　夫圣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

　　圣人治國，不依靠別人對我好，而依賴別人不敢對我做壞事。

　　在《心度》篇中，韓非子說：

　　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

　　帝王之術，從不依恃國外不對自己發(fā)動戰(zhàn)亂，而依仗自己不可能被動亂。依恃國外不對自己發(fā)動戰(zhàn)亂而治國的，國家就會削弱；
依仗自己不可能被動亂而又同時施行法治的國家就興盛。

　　在《五蠹》篇中，韓非子說：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
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
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于外，內政有之也。

　　稱王天下，就有能力攻擊別人，安定國家，就有能力不被他人所攻擊，強大，就可以攻擊別人，國家得到了治理，就不會被他人攻擊。國家的治理和強大，不能指望外國，這是內政建設的問題。

　　韓非子的這些論述，說明作為一名政治家，無論內政外交，都必須具備獨立自主的精神：不要幻想別人主動幫助自己，不要幻想別人不來搗亂——要讓別人不得不幫助自己，要讓自己的事情無法被人搗亂。這就深刻而具體地闡明了政治治理的內因決定外因的規(guī)律。

　　因為人人都是趨利避害的，要讓別人不得不幫助自己，就要對別人施加利害，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就得到利益，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就會受到傷害；
要使別人不能對自己搗亂，首先要依靠法律制度讓國家強大，令人無機可乘，因為強大，別人就不敢搗亂，搗亂就會受到傷害，因為無機可乘，搗亂就無濟于事。這是韓非子對王權社會的理想的政治領袖勾勒的圖景。

　　現(xiàn)代政治生活，仍然遵循這樣的政治規(guī)律。即便是民選的政治領袖，要想兌現(xiàn)當初給選民的政治承諾，也要借助不可抗拒的法令和政令，即用國家的強制力來保證統(tǒng)治意志的實現(xiàn)。國家弱小，必受制于人，不依仗大國，難以自保，可一旦仰仗大國，即淪為大國之附庸，只能仰人鼻息、忍辱負重了，所以必須依恃國家自身之強大。

　　《韓非子·十過》篇記載了這樣的故事：

　　過去秦國進攻宜陽，韓氏焦急了。公仲朋對韓國君主說：“我們的盟國靠不住。倒不如通過張儀與秦國講和。用一座有名的城市作禮物送給秦國，而和秦國一起向南討伐楚國。這樣解除了秦國的禍患，而又把災難交給了楚國�！表n君說：“好！”于是就公仲的出發(fā)發(fā)布指示，打算與西邊的秦國講和。

　　楚王聽說了感到很害怕。召來陳軫對他說：“韓國的公仲朋將要與西邊的秦國講和，現(xiàn)在怎么辦呢？”陳軫說：“秦國得到韓國的一座都城，驅使著他們精銳的軍隊，和韓國合而為一，向南邊針對著楚國。這是秦王祭祀上天祖宗所想要得到的東西。他們肯定會給楚造成危害。請大王趕快派出可靠的使者，多給他一些車，重重地準備禮物，以送給韓國，告訴他們，我們的國家雖然小，士兵們都已征召起來了，希望貴國向秦國表明你們抵抗的決心。為此也希望貴國派使者來楚國，來視察我們已動員起來的軍隊�！�

　　韓國派人去到楚國。楚國因此派出車隊、騎兵，排列在去韓國的大路上，對韓國使者說：“回去報告韓國君主吧。就說我們的求援軍隊馬上就要進入韓國國境了�！笔拐呋厝ハ蝽n國君主報告，韓國君主非常高興，就不讓公仲去秦國講和了。公仲說：“不可以這樣做。以其實際行動給我們造成危害的，是秦國；
以虛假的言論救援我們的是楚國。聽信楚國的不實之辭，而輕視強大的秦國這實實在在的禍患，這是危害國家的根源��！”韓國君主不聽這話，公仲憤慨地回去了，十天都不上朝。

　　宜陽越發(fā)緊急。韓國君主派使者去楚催促救兵，使者來往不斷，而救兵卻一個也沒有。宜陽果然失守了，被諸侯笑話。所以說：在國內不按自己的力量做事，對外則依賴諸侯國，要使國家遭到削弱的災難。

　　韓國因為國力弱小，生活在虎視眈眈的大國之間，懾于大國淫威，不得已“朝秦暮楚”。可是，韓國國君卻幻想大國能對自己加以保護，面對實際的敵人卻輕信虛假的承諾，以為自己依靠強大的楚國就能對抗強大的秦國，這樣自不量力的外交政策是必然要失敗的。

　　人生的道理也在這里體現(xiàn)出來。自己妄自菲薄，不振作努力，不自強自立，卻幻想依靠別人的力量幫助自己，那注定是扶不起的阿斗，就像孔夫子所言：“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污也�！保ā墩撜Z·公冶長》）

　　第十條：政治領袖要有謙虛謹慎的修養(yǎng)

　　什么叫做政治家的“謙虛”呢？韓非子在《解老》篇中做了深刻的回答。老子說：

　　方而不割，廉而不劊，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道德經》）

　　方正卻不割傷誰，廉竣卻不刺傷誰，正直卻不放肆，光彩卻不炫耀。

　　韓非子就此解讀說：所說的“正”，是指人表里如一、言而有信；
所說的“廉”，是指置生死于度外，視錢財如糞土；
所說的“直”，是指公正而無私心，不徇私結黨；
所說的“光”，是指權位顯赫，過著錦衣玉食的優(yōu)越生活。謙虛謹慎的人，懷著由衷的真誠恭敬之心待人接物，卻不鄙視和議論窮困墮落的人；
雖然有視死如歸的氣節(jié)，視錢財名利為身外之物，卻并不因此侮辱懦弱之人，恥笑貪財之人；
雖然行為正直不結黨營私，卻并不嫉惡如仇、與結黨營私之人勢不兩立；
雖然權勢尊貴，生活優(yōu)裕，卻并不在人前炫耀和輕視貧賤之人。

　　為什么要這樣做呢？迷路之人如果聽從路人的指導，就不會迷路。人人都想成功，大多數人卻遭遇失敗，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不懂其中的規(guī)律，又不愿聽從才智之人的建議；
他們不肯向才智之人學習，而出類拔萃的人物卻對他們怒其不幸、哀其不爭、求全責備，反而招致眾人的怨恨。庸人多而賢能少，寡不敵眾，這是一定的道理�，F(xiàn)在一舉一動都與天下結仇，這不是明哲保身之道，因此圣人以自身言行為榜樣，向眾人示范，而不去強迫他們。

　　這番道理，孔子也講過：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

　　意思是：君子在人際交往中能夠與他人保持一種和諧友善的關系，但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茍同于對方；
所謂“同而不和”則是指小人習慣于在對問題的看法上迎合別人的心理、附和別人的言論，但在內心深處卻并不抱有一種和諧友善的態(tài)度。

　　老子、孔子、韓非子都持這樣的觀點，老子、孔子只說做法不談原因，韓非子卻深究了為什么要這么做，并且把它當作政治家必須滿足的一項條件來看待。

　　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也是如此。國家即使強盛，也不要對其他國家指手劃腳，這種指摘他國的行為，不僅樹敵招怨，也于事無補。這種行為，在他國看來是失禮和冒犯，而自己也因此失勢。在國際政治舞臺，失去了其他國家的支持，自己將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和被動的地位。

　　什么叫做政治家的“謹慎”呢？“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資治通鑒·卷第一·周紀一·威烈王》）。一個人屢次三番地犯錯誤，結下的仇恨豈能在明處，應該在它沒有表現(xiàn)的時候就設法提防。賢德的人能謹慎處理小事，所以不會招致大禍。

　　政治家在細微末節(jié)之處，也絲毫不失禮數，待人溫潤而周到。待人接物當如此，國際交往也是如此。我們可以看一則因偷看洗澡而亡國的真實歷史故事：

　　晉文公（約公元前697年——前628年），晉獻公之子，姓姬名重耳。公元前656年，重耳之兄申生被驪姬害死，重耳也遭陷害，5年后，晉獻公逝世，驪姬立她的兒子奚齊為國君。在支持他的謀臣武將追隨下，重耳開始流亡國外。

　　重耳流亡到曹國后，曹共公聽說重耳的肋骨連在一起，想看看他的裸體。重耳洗澡時，曹共公走近了去看他的肋骨。曹國大夫僖負羈的妻子對她丈夫說：“我看晉國公子的隨從人員，都可以擔當治國的大任。如果讓他們輔佐公子，公子一定能回到晉國當國君�；氐綍x國當國君后，一定能在諸侯中稱霸。在諸侯中稱霸就要討伐對他無禮的國家，曹國恐怕就是頭一個。你為什么不趁早向他表示自己對他與曹君不同呢？”于是僖負羈就給重耳送去了一盤飯，在飯中藏了一塊寶玉。重耳接受了飯食，將寶玉退還了。

　　后來重耳費盡周折，終于回國當上晉文公，成為春秋五霸之一。他率兵滅了曹國，囚禁曹共公。所有大臣都殺，只下令留下僖負羈一家，不動一草一木。

　�。〒�《禮記·檀弓上》、《韓非子·十過》、《史記·晉世家第九》）

　　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我們也應該知道，無意中樹敵招怨的事情不勝枚舉，更何況還有那樣一種人——因為別人的存在威脅了自己的利益，就把無冤無仇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李斯殺害他的同學韓非子不就是這樣嗎？在專制社會條件下，小人防不勝防，當然更需要謙虛謹慎了。

　　來源：《王權論》第五章第三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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