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興1970年8月24日下午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的發(fā)言，1997年官方出版的汪東興回憶錄只節(jié)錄了其中極短的一小段〔1〕。據筆者所知，民間的全文版本，首見于2005年9月“仰天長嘯”的文章《汪東興的一部充滿謊言的書——評〈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原載“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四五三期，2005年9月5日、第四五四期，2005年9月6日）。本文所附發(fā)言全文，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所藏官方內部文本的復印件，經與“仰天長嘯”的文本相比照，并無出入。

　　一、發(fā)言的三大“亮點”

　　縱觀全文，汪東興的發(fā)言有三大“亮點”：

　　1、對林彪表忠的語言份量遠超出對毛澤東的表忠，甚至可以說，全文所見都是對林的表忠而未見對毛的表忠。

　　對林彪的表忠主要有這么幾大段：“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的講話。林副主席的講話是很重要的，對這次會議有很大的指導意義。林副主席是我們活學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輝榜樣，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高，學得好，用得好。在關鍵的時刻，林副主席的態(tài)度是正確的。這種態(tài)度代表著我們的心意，代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動，堅決向林副主席指出的這個方向前進，并且努力緊跟�！薄傲指敝飨�還說，毛主席是我們黨、政府、國家、軍隊的締造者和領導者。毛主席的領導，是我們們取得勝利的各種因素中的決定因素。我還記得林副主席早就說過，沒有毛主席，也沒有我們自己�！薄傲指敝飨�特別強調說，在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tǒng)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這一條是憲法的靈魂，是三十條中最重要的一條。這一條是我國革命經驗中最根本的經驗�！薄拔彝耆珦碜o林副主席這些精辟、透徹的闡述�！�

　　2、附和陳伯達，對黨內“野心家”（實指張春橋）進行了不點名的嚴厲批判。

　　陳伯達在華北組發(fā)言時的原話是“但是現在竟然有人胡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些話是一種諷刺�！薄包h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是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公報，但是竟有人說這些話是一個諷刺。這樣的人要否定公報，要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吳法憲同志說過一句很好的話，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這是絕對辦不到的。”“有的人說世界上根本沒有天才，但是他認為他自己是天才�！�…我看這種否認天才的人無非是歷史的蠢才�！薄�2〕

　　汪東興的原話是：“剛才伯達同志的發(fā)言，我也同意。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野心家，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我看，這種思想是最反動的。我們不容許這種思想在我們黨內泛濫。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和他拼到底�！薄坝械娜瞬粌H不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連毛澤東思想都不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可以識破這些壞蛋。（伯達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的跳起來了。）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把劉少奇篡奪去的權奪回來了，這個權如果再被壞蛋奪走，我們是不甘心的。我們的權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

　　3、鼓動在憲法修改草案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

　　據汪東興回憶，毛在九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即多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
中央憲法起草委員會向九屆二中全會提交討論的憲法修改草案，已沒有國家主席的章節(jié)；
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時的講話，也沒有涉及國家主席問題。汪是毛的傳話人，中央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最清楚毛的態(tài)度。惟不可思議的是，汪在會議開幕前即鼓動設國家主席，在華北組發(fā)言時再次高調鼓動設國家主席。

　　汪稱：“另有一點建議，根據中央辦公廳機關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有的說不當國家主席可以減少些事務，如接見外賓等，事實上凡到中國來訪問的外賓，絕大多數主席都接見了，到中國來的外賓，主席不接見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見，影響是巨大的�！薄敖ㄗh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愿望，也是我個人的愿望。”

　　二、受騙說

　　汪東興為什么要作上述十分敏感、針對性非常強的發(fā)言？

　　據1997年版汪東興回憶錄的說法，他是受陳伯達欺騙了�！拔以跁�上也發(fā)了言。我當時沒有識破陳伯達的陰謀，在發(fā)言中，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還說‘中央辦公廳機關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建議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愿望，也是我個人的愿望。’”“在華北組的討論會上，我一聽陳伯達的發(fā)言就激動起來，沒有認真分析考慮修改憲法時毛主席講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的實質，更不顧自己的身份，以極不慎重的態(tài)度，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薄�3〕

　　又據汪回憶錄，當毛澤東8月25日嚴厲批評他“你汪主任了解我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還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傳達過，你怎么又要我當國家主席呢？”時，汪辯解道：“我聽陳伯達發(fā)言說，有人聽到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就歡喜得跳起來，我很氣憤。”

　　果真如此嗎？非也！其一，陳伯達發(fā)言的主旨是關于天才的問題，指有人要否定公報，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通篇并無一字涉及國家主席問題�！坝械姆锤锩�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的跳起來了”是陳伯達在汪東興發(fā)言鼓動設國家主席時的插話，是因汪發(fā)言才有感而發(fā)。汪回憶錄把兩者間的關系、時間順序都弄顛倒了。其二，據知情者回憶，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前即鼓動設立國家主席。

　　據“仰天長嘯”文：“1970年8月19日，毛澤東乘專列到達廬山腳下的九江市�？哲娝玖顔T吳法憲和江西省委書記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汪東興是隨從毛澤東到達九江的，當他見到吳、程二人后，只做了簡單寒暄，就意氣風發(fā)地說：‘在討論憲法時，要提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擺呢？”〔4〕“二十一日晚上，汪東興給吳法憲打電話說：‘邱、李兩個老總都到了，你要抓緊給他們通氣，要提議設國家主席�！�汪東興對當時在場的文道宏說：‘你告訴程世清同志在會上要提議設國家主席，明天委員們都到齊了，叫他（程）告訴江西的同志們，在會上要提議設國家主席。主席說不當國家主席，是主席的謙虛嘛，那不是真的。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怎么當我們的國家主席呢？”〔5〕

　　筆者認為，在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發(fā)言的汪東興，是真正的汪東興；
1997年汪回憶錄所極力要表現的汪東興，是被黨的機器所重新塑造出來的汪東興。受騙一說，不一定就是汪的內心本意，而是組織上“安排”他要這樣說的。正如一位看過汪東興錄音整理稿的知情者所揭示：“汪書中也確實有很多不符合史實的細節(jié)，根據我看到的錄音整理稿，與后來出版的書相差很多。不懂文革歷史的整理者不僅隨意改寫，而且畫蛇添足地加了很多內容。這也是汪書被質疑的一個原因”〔6〕。

　　三、陰謀說

　　2006年8月紅衛(wèi)兵運動爆發(fā)四十周年之際，美國哈佛大學有關出版機構出版了美國著名學者Roderick　MacFarquhar（國內音譯名為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其實他還有一個中文名為馬若德）和瑞典教授Michael　Schoenhals（沈邁克）合著的英文版文革通史《毛澤東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此書在西方史學界引起頗大關注，被推崇為“西方學術界迄今為止，有關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上月中，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簡體版。

　　該書的第19部分為“林彪的叛逃和死亡”。其中提及汪東興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發(fā)言時稱：“為什么像汪東興這樣與毛關系密切（不遜于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員）的人會跳上反張的戰(zhàn)車，讓他的聽眾以為他在代表主席說話呢？支持毛是天才的觀點，甚至提出毛應該重新擔任國家主席，都只不過是另一個緊跟主席的例子。但是，汪相信參與聯合攻擊張春橋也是在緊跟主席嗎？主席在批準林彪做開幕式講話時對張春橋、江青含蓄的批評有沒有觸動了汪呢？”〔7〕

　　該書接著說：“汪在其回憶錄中聲稱，在毛盤問他關于國家主席的事時，他的解釋是聽到陳伯達的講話后昏了頭。人們會懷疑：為什么毛會在與自己如此密切的關鍵崗位上保留這樣一個不可靠的官員。主席將痛斥陳伯達。為什么不痛斥汪呢？大有可能，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而他自己還蒙在鼓里，即煽動起人們對于中央文革小組殘余者們的情緒，讓毛有藉口打掉忠于林彪的軍隊派系”〔8〕。

　　在將廬山九屆二中全會詮釋為“林彪也許想到過懲罰那個幾年前軍隊的眼中釘的人物，從而籠絡其支持者。陳伯達也許希望報復張春橋對他的差辱。但是，不管陳毅說了些什么，康生又說了些什么，1970年廬山會議不都是對文革的再度攻擊，而是文革受益者的派系之爭，目的是爭奪毛的寵信”之后，該書又說：“這個解釋無法回答如下問題：毛在挑起這場派系之爭中起了什么作用？幾乎可以肯定，1967年毛對于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激起了‘二月逆流’，引蛇出洞讓他得以批評最坦率地反對文革的人，并以此為藉口對他們進行批評，讓他們靠邊站。在1970年8月，毛當著林彪的面對江青、張春橋的含蓄批評同樣給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殘余者的人們壯了膽，而這正是毛希望看到的事情。這一事件的最終結果是毛得以對林彪集團發(fā)動進攻，從而開始削弱軍隊在中共最高層的權勢”〔9〕。

　　丁學良在為《毛澤東最后的革命》而作的“四十年研磨出這部著作”中稱，麥克法夸爾曾對一些流傳于中國大陸的“文革記事”發(fā)出疑問：“‘這些作者當時并沒有機會與當事人接觸，他們是怎么獲知那些人內心的思考和情緒的？’按照嚴格的學術研究規(guī)范，那些文章的作者不能在這個關節(jié)點上毫無交代——你是通過閱讀當事人的日記或遺囑得知的？你是通過采訪當事人的直系家屬或獄中難友得知的？你是通過查閱當年審問當事人的原始記錄得知的？你總得說清楚你的資料來源”。“這種實證主義的治史態(tài)度，在《毛澤東最后的革命》里時時顯現：有幾分資料，就說幾分話；
在資料不充分的關節(jié)點上就提出一種以上的可能性，讓讀者比較和判別哪種可能性的更高或更低。這種審慎的實證主義史學方法，特別值得當代中國作政治史研究的人看齊，在落筆的時候，不要情不自禁地把自己變成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的孫大圣，具有看穿別人內心活動的特異功能”〔10〕。

　　麥克法夸爾的疑問無疑是對的。惟筆者非常遺憾地發(fā)現，麥本人在評論汪東興的發(fā)言時同樣也犯了他指責別人所犯的同一類錯誤�！睹珴蓶|最后的革命》兩位作者立論的偏頗之處在于，他們將文革時期的黨內高層斗爭往往僅詮釋為權力之爭而似乎不存在思想上的分歧和沖突。如上述1967年的二月逆流和1970年的廬山會議，都被作者指為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陰謀詭計，汪東興的發(fā)言，不過是毛引誘政敵犯錯誤的一步棋。事實果真如此嗎？作者這樣的觀點到底有什么可靠的史料可以支撐？邏輯上它通過什么推理過程得以成立？作者所要求的“一種以上可能性”為什么在這里只剩下毛“引蛇出洞”一種可能性？故而，筆者認為，兩位作者以上的立論，并不存在堅實的事實基礎，“引蛇出洞”一說，也不過是“想當然”而已。

　　四、主動說

　　主動說，是筆者的觀點。這就是說，汪東興慷慨激昂的發(fā)言，是發(fā)自內心的真情流露，是主動、自愿的，既非受陳伯達的騙，亦非毛澤東陰謀的一部分，相反，應出乎毛意料之外——汪“差一點”被林彪、葉群拉了過去（實則思想上早已被拉過去了）。

　　汪東興對江青、張春橋們的反感，由來已久，積怨已深，非自廬山會議始�！把鎏扉L嘯”算是一位深知內情者，他說：“在林彪反對江青禍國殃民，專橫跋扈，反對中央文革奸佞擅權的斗爭中，汪東興也曾經是一個葉群分子。”在廬山會議之前，“有一次，汪東興從東北出差回來，還沒有休息，就把黃、吳、李、邱請到汪東興家里來‘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這一次林立果也去了，數汪東興和林立果興致最高，言談最多。大家問：主席和江青究竟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汪東興說：完全是兩回事！……汪說：張春橋最不是東西，他以為巴結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實，上海‘一月風暴’是主席、總理、伯達他們指揮的，張春橋又滑膽子又小。張春橋想在上海搞什么衛(wèi)星中心，主席沒有同意。汪東興還說：穩(wěn)定全國的局勢就靠軍隊了，你們幾位老總是重任在肩�。【糯笠院�，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這個江青、張春橋，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張春橋能靠邊站，江青也很難有什么搞頭”。

　　“仰天長嘯”稱，陳伯達也是一個對江、張不滿分子。1970年8月22日晚，即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前一晚，“陳伯達到林彪住處，他非常希望林能在會上講話。陳認為九大以后，‘無休止的運動’，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在繼續(xù)發(fā)展，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長期處在這樣的狀況是極不利的，共和國承受不起，人民受不起長期的無政府狀態(tài)。陳認為，造成這種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張春橋。江青不能碰，碰碰張春橋是可以的。陳認為，如果林提出張春橋的問題，毛澤東肯定會支持林的。張春橋的問題不解決，對黨的事業(yè)的危害實在太大”。

　　汪、陳都是想借林打張。如果說汪、陳有什么錯的話，錯僅在于他們與毛相處三十年，一個是毛的警衛(wèi)，一個是毛的秘書，卻并非真正了解毛，故而，他們選擇向江、張（表面上僅是張）發(fā)難的時機不對。他們天真地以為，毛、江不是“一回事”，如果挺林反張，毛肯定支持林。他們錯了，他們連帶誤導吳、葉、李、邱（黃還在山下，林彪的真實想法，我們沒有材料）也錯了。毛在世一天，江、張都是不能反的。關鍵時刻，毛的天平是向文革激進派而不是向老干部們傾斜的。1967年“二月逆流”的教訓他們沒有吸�。�歷史的教訓往往難以吸取），毛澤東是寧愿不要林彪這個名義上的接班人（1973－74年，他也幾乎寧愿不要周恩來），也要他自己的老婆，因為在毛的心目中，江青、張春橋才是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思想的真正傳承者。

　　汪東興這一次，只不過是干早了五年。對于毛澤東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歷史錯誤就是讓汪檢討過關，“信任如故”，而對中國而言，中南海御林軍的掌控權仍舊在汪手中，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毛放過了汪，汪卻沒有因此而感恩戴德地放過他的老婆，還有毛遠新。沒有汪主動、堅定的支持和參與，1976年十月之變絕對不可能成功。

　　正如筆者在兩年多以前所言：“1970年廬山的這一場斗爭，是中共黨內相對健康力量與文革極左派的又一次較量。因為文革極左派的背后有毛澤東的支持，黨內健康力量以失敗告終，甚至如林彪，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惟僅僅五年之后，1976年10月，文革極左派失去了毛澤東這座碩大無比的靠山，變得不堪一擊。在某種意義上說，1976年10月的中南海之變，不過是1970年8月廬山這場斗爭的繼續(xù)。以打倒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而言，1976年10月的勝利者們與其說是繼承了毛澤東的遺志，倒不如說是繼承了1970年8月的失敗者林彪的遺志——盡管1976年的勝利者們決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然而，這卻是鐵一般的事實”〔11〕。今天，在讀過汪東興的發(fā)言之后，筆者更以為，以上一段話，一點也沒有錯。（2009年5月）

　　注釋：

　　〔1〕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頁44。

　　〔2〕陳伯達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的發(fā)言（1970年8月24日），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革”十年資料選編》復印件。

　　〔3〕同〔1〕書，頁44－45。

　　〔4〕〔5〕“仰天長嘯”文原注：程世清同志訪談記錄，2004年7月。

　　〔6〕史云：《為了不忘卻的記憶——答指正拙著之諸友》，載《記憶》2009年1月31日第3期（總第13期）。

　　〔7〕原書注“會前毛、林談話時汪東興沒有在場，但是他可以從葉群那里得知會談的要點”。麥克法夸爾、沈邁克著：《毛澤東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頁334。

　　〔8〕同〔7〕書，頁334－335。

　　〔9〕同〔7〕書，頁335－336。

　　〔10〕同〔7〕書，頁xix。

　　〔11〕余汝信：《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吳法憲回憶錄〉述評》（2006年11月），載網絡電子版《華夏文摘增刊》第五四一期，2006年12月4日。

　　附：汪東興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的發(fā)言

　　　　　　�。ㄒ痪牌摺鹉臧嗽露�十四日）

　　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的講話。林副主席的講話是很重要的，對這次會議有很大的指導意義。林副主席是我們活學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輝榜樣，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高，學得好，用得好。在關鍵的時刻，林副主席的態(tài)度是正確的。這種態(tài)度代表著我們的心意，代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動，堅決向林副主席指出的這個方向前進，并且努力緊跟。

　　剛才伯達同志的發(fā)言，我也同意。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野心家，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我看，這種思想是最反動的。我們不容許這種思想在我們黨內泛濫。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和他拼到底。

　　林副主席昨天講話中說，毛主席的領導地位，是幾十年斗爭中形成的，是在黨內兩條路線較量中比較出來的。這個領導地位，除極端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認的。

　　林副主席還說，毛主席是我們黨、政府、國家、軍隊的締造者和領導者。毛主席的領導，是我們取得勝利的各種因素中的決定因素。我還記得林副主席早就說過，沒有毛主席，也沒有我們自己。

　　林副主席特別強調說，在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tǒng)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這一條是憲法的靈魂，是三十條中最重要的一條。這一條是我國革命經驗中最根本的經驗。

　　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這些精辟、透徹的闡述。

　　另有一點建議，根據中央辦公廳機關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有的說不當國家主席可以減少些事務，如接見外賓等，事實上凡到中國來訪問的外賓，絕大多數主席都接見了，到中國來的外賓，主席不接見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見，影響是巨大的。

　　建議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愿望，也是我個人的愿望。

　　有的人不僅不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連毛澤東思想都不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可以識破這些壞蛋。（伯達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的跳起來了。）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把劉少奇篡奪去的權奪回來了，這個權如果再被壞蛋奪走，我們是不甘心的。我們的權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

　　（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革”十年資料選編》復印件）

　　來源：《“文革”十年資料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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