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因治學而被稱為學者，何為治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過程，包含了學問與生命、人世的關系，也即學問當是以滋養(yǎng)生命惠及人世為根本，偏離此宗，治學即步入歧途。這與農人耕種土地以養(yǎng)身成命并惠及他者是同一道理。學者作為治學之人，學術與生命交融，以學術滋養(yǎng)己身，從而惠及世人。魏建即是此種意義上的一位學者，而身處師范院校，作為以身垂范的教師，他的這種學人品格顯得尤為可貴。
　　魏建教授，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國家“萬人計劃”領軍人才，中國現當代文學國家重點學科學術帶頭人。30多年治學，從第一篇學術論文就引起學界名師欣賞到成為國際論壇唯一外方大會主題報告人，魏建的學術影響也從國內擴展至世界。30多年為師，精耕細作，收得一樹繁花，學子遍布全國各地，在各個領域各展風采。而這一切，均來自其豐瞻的學識，以及豐瞻學識滋養(yǎng)而成的通達性情。
　　無所不窺 而有所本
　　魏建1958年出生，和同時代的很多年輕人一樣當過工人。這種契入生活土質層的經歷，讓他擁有了文學研究者必備的深度體驗人生的能力。
　　1978年2月，魏建作為“文革”后第一批大學生進入泰安師專就讀，也進入了一個對知識如饑似渴的特殊時代，整個社會都處在一種昂揚向上的風氣之中�！澳菚r不是我用功，而是所有人都在用功，個別人不用功也只是偶爾不用功�！痹谖航ǖ挠洃浿�，大學生活為他建構了人學合一的生活方式，“平常上課，課下讀書，走在路上背古詩文”。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知識就像食物、水、空氣一樣，汲納長養(yǎng)在他的生命里。
　　魏建首先產生濃厚興趣的是語言學，但畢業(yè)留校后，系領導的意愿卻是讓他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這是他第一次在專業(yè)方向上做出抉擇：“我最喜愛語言學，如果讓我選擇文學，我的首選也是古代文學，其次是外國文學，而不是現代文學�！钡�莊子治學無所不窺而有所本的境界，讓他立志拓寬視野，廣博其學，因此接受了系領導的安排，成了一名有較好語言學和古典文學根底的中國現代文學專業(yè)教師。
　　1982年，魏建進入山東大學中文系進修，在一批知名教授的影響下繼續(xù)讀書，夯實了學術底蘊，眼界也得以進一步開拓。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社會對知識的渴求，是今天的人難以想象的。每當購入新圖書，山大新華書店總是要被爭先恐后購書的人群所淹沒。魏建當然也是“搶書大軍”中的一員�！爱敃r，我還同時在泰安師專教授中國現代文學。每次在濟南看到優(yōu)秀圖書，就推薦給那邊的學生，于是，泰安新華書店好多書一上架就被搶購一空�！�
　　八十年代是中國歷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個“全社會都在求學的時代”，那是一種對知識集體式渴求的爆發(fā)，甚至是對知識匱乏的一種“集體恐慌”，魏建認為自己是這個時代氛圍的受益者。
　　1985年，他考入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攻讀中國現代文學專業(yè)研究生。碩士研究生一年級時，為了完成馮光廉教授的課程作業(yè)，魏建被動選擇了并不太感興趣的郭沫若作為研究對象，交了一份有關郭沫若歷史劇研究之研究的課程論文�！安桓信d趣”并不能遮掩這位年輕人噴薄而出的才華，這篇課程論文不但被《郭沫若研究》采用，而且主編黃候興先生還寫來親筆信，邀請魏建到北京郭沫若故居商談修改意見。那是一次看似閑聊、甚至不必要，事后看來卻至關重要的談話，黃先生談到了論文內容的修改、題目的修改，邀請他出席9月份在湖南舉辦的全國性的郭沫若學術研討會。這對一個年輕人是極大的鼓舞，而郭沫若是一個充滿巨大爭議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魏建從這里走進更為廣博的文學和文化世界，不斷拓展著他的學術天地。
　　豐瞻其學 必有高致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正是學風濃厚人才輩出的時候。識人如錢理群、王富仁等前輩大家，曾私下評價當時的現代文學研究新秀，認為有四個人最具學術前途，魏建即是其中之一�，F在看來，這些大學者不但學養(yǎng)精深，而且目光卓具。魏建沒有因此而自命不凡，而是腳踏實地攻克著一個又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難題，發(fā)表了一大批具有學術前沿性和學術引領性的學術論著，從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年輕學者，變成一個有國際影響的學術領軍人才。
　　2001年3月，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正式批準為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而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的組建工作是1999年開始的，魏建作為籌備組的第一人為這個重點基地落戶山師立下汗馬功勞，而且既不為名也不為利。當申報工作大有希望的時候，他推薦當時齊文化研究的領軍人物王志民來山師擔任研究中心主任，自己則重新回歸現當代文學領域。但這幾年，成為他“治學中極為關鍵的時期”。
　　“古人治學從來就分兩大派別：‘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多以‘六經注我’為主�！蔽航ū硎�，“相比之下，治古典的學者特別注重文獻與史料。”與“古”字號研究者的長時間合作極大地影響了魏建，更讓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式�！拔议_始反思自身學科，只會‘六經注我’，不肯‘我注六經’。而做學問，必須兩者兼而有之�！�
　　魏建開始轉向文獻史料的研究，嘗試“我注六經”之時，恰好1978年開始編纂的《郭沫若全集》在2002年宣布竣工。魏建發(fā)現，這一“全集”并不全，其中，“文學編”的作品遺漏特別突出，魏建決定著手彌補這一缺憾。此后的幾年時間，魏建在上海、北京、四川等地來回奔走，翻閱舊報刊、舊書籍，在報山書海里尋找郭沫若的佚作和相關文獻史料。而后對搜集到的佚作進行核查、考訂、辨析和整理。到2007年，就已經搜集整理出《郭沫若全集》遺漏的文學作品1600余篇，2012年，他主持的《郭沫若文學佚作大系》完成，這是郭沫若研究領域第一個獲得國家社科基金支持的項目，結項時被評為優(yōu)秀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2008年，魏建當選為中國郭沫若研究會副會長。2009年，魏建接到第一次世界郭沫若學術大會的邀請，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席會議。在會上，他發(fā)表的學術論文得到與會者的高度評價，大會為其頒發(fā)了“杰出研究獎”，并當選為新成立的國際郭沫若學會執(zhí)行會長。2010年，第二屆國際郭沫若學術大會落戶山師，魏建成為會議的主要召集人和主持者。2012年6月，遠東文學研究第五屆國際學術論壇在俄羅斯圣彼得堡隆重召開，來自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110位與會學者中，不乏享譽世界的學界名流。會上，魏建成為唯一的外方主題報告人，這是對一名學者的最高禮遇，而且也因為他的報告，中文成為這次論壇的工作語言。同時，這也成為中國現代作家研究國際化的重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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