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了家譜，便有了家譜的研究。古代修家譜的人喜歡說：“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還提出“國之有史，則興�。患抑�有譜，則昌盛”的論斷。 　　近年社會上悄然興起的家譜熱，引出了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并在有關層面產生過一番爭論。因為家譜總是與家族、血緣聯系在一起，有人對家譜熱的出現顯得憂心忡忡，提出會不會因修家譜“讓過去一些陳腐的觀念和封建迷信的東西沉渣泛起”。
　　但這種擔憂并沒有阻擋住人們對家譜的關注。前些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中國家譜綜合目錄》，其中收錄全國29個�。ㄊ�、區(qū)）含港澳臺的550個姓氏，共14719種家譜。其后的《中國家譜總目》，歷經長達7年的編纂，收集的家譜總數更達47000種以上。
　　足見，家譜這個東西自有它的文化價值，其間隱藏的歷史值得認真研究。
　　清末名臣黎庶昌主撰的《遵義沙灘黎氏家譜》，正是一部蘊含著豐富歷史信息的家譜。這部家譜初修于清光緒二年（1876年），重訂于光緒十五年（1889年），刊于日本使署。《黎氏家譜》與其他族譜的不同在于，自高祖以上只系本支，高祖以下的子孫則分房并列，“又別揭事實，生卒、娶葬著錄于后，世愈近，則愈詳”。黎庶昌本人認為，這種做法雖然有些“不盡合于歐（陽修）、蘇（洵）大儒之義法，亦與近世族譜稍異”，卻是譜學發(fā)展的必然。既然是私家的記載，就應該在詳和實上著力，“不必強同于古”。
　　黎庶昌修譜“不必強同于古”的主張，體現了譜學的進步，也使他主修的《黎氏家譜》從一部記述家族世系繁衍的私家譜，變成了一部折射明清黔北社會的重要文獻。
　　黎家人世代生活的黔北，是貴州境內開發(fā)得比較早的地區(qū)。明清之際，這里的人們過著自給自足的小農業(yè)與家庭手工業(yè)相結合的日子�！独枋霞易V》通過對家族日常生活的記錄，具體而生動地描述了黔北農村的自然經濟景象。
　　《黎氏家譜?事實匯記》記載六世祖時這樣寫道：“及先伯祖成名，我祖見門戶有庇，乃棄儒業(yè)，耕躬自給。產不甚豐，終歲勤動，食指而外家無長物，處之泊如。稼穡之余，親操絲織，以供常服，布素肅然，終身未嘗衣裘帛。夏粗布衫，冬舊絮襖，雖蔽不厭，性不嗜飲，惟喜茶食果品，一切桃、梨、粟、柿、柑、棗、芋、薯、瓜蔬之屬，皆植諸家園取給，以為常畦圃藝�！薄捌鸺床僮骷覄�，終日無閑時，耕織之暇，兼及蠶桑，飼家養(yǎng)魚。嘗造長筒吸水以灌田，又善為竹木工，自制幾、榻、桌、凳、箱、柜，細至蓑笠、篩籮、筐籃諸器物，一一皆親手拮據�！边@番記述，直如一幅沙灘田園生活的畫卷，通過它我們完全可以洞見明清黔北農村社會的經濟狀況。
　　太平天國起義時期，黎氏生活的黔北同樣被農民革命風暴所席卷。不僅太平軍石達開部曾三次在遵義展開激戰(zhàn)，當地更有楊龍喜、舒光富、朱明月的起義隊伍活動。對于這場農民革命戰(zhàn)爭，《黎氏家譜》雖然站在統(tǒng)治階級的立場上予以指斥，但對這一時期發(fā)生在黎家周圍的各種社會矛盾，對于戰(zhàn)爭的慘烈和戰(zhàn)亂給社會造成的破壞，卻作了繪聲繪色的記錄。
　　《黎氏家譜》對禹門攻防戰(zhàn)有較為詳細的記述。其譜稱：“遵義浮東八十里有禹門寺，……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湄潭黃白號匪大人，蹂躪臣里，寺為偽朱王所據。經臣兄庶蕃募勇與官軍夾攻，將該逆擊退。其時，四鄉(xiāng)廬宇焚燒幾盡，而禹門寺巍然獨存。鄉(xiāng)人因寺基筑寨固守。臣兄庶蕃、從兄兆祺及現充使署隨員劉漢英實主其事。未幾，而吳元彪又反，陷據綏陽縣城，距寨只五十里。寨當遵義、湄潭、綏陽之中，環(huán)三面皆賊。臣兄等苦力戰(zhàn)至五年之久，陣亡者三百余人。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楚軍克綏陽，始解。又年余，百姓始下寨。臣嘗論，遵義府城之不失，實此一寨保障捍衛(wèi)之功為多�！�
　　這段記載，不僅分析了禹門的地理位置和戰(zhàn)略重要性，還對戰(zhàn)事發(fā)生的時間、主客方的領軍人物、傷亡情況都做了記述，甚至就戰(zhàn)爭結果對清王朝在黔北統(tǒng)治的影響也作了評價�？梢�，中國的家譜不盡是“封資修”的家族紀事，其中蘊含著許多歷史。
　　除此之外，《黎氏家譜》對本族人的觀念、文化和行為規(guī)范也作了詳略不同的記錄。其內容顯示，自明中葉到清末，從文化上維系這個家族的是宋明理學。這種情況正好透射出明清思想文化史上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作為明王朝官方哲學的宋明理學，隨著明王朝的覆滅已經威信掃地，但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短期內還找不到一套維護自身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體系，只好“清承明制”，將漢族地主階級尊奉的儒家思想接過來利用，以至宋明理學在清代知識分子中繼續(xù)擁有廣泛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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