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擾很多外國人的問題是他們不能真正了解中國人的真實心態(tài)。 　　 　　我出生、成長在一個非常獨特的地區(qū)，這個地區(qū)長期處于東西方兩種文化的熏陶之下。我的故鄉(xiāng)――布里亞特共和國是俄聯(lián)邦加盟共和國，位于俄東南邊陲，與蒙古國接壤。布里亞特共和國的首都是烏蘭烏德，同時也是俄羅斯藏傳佛教的中心。從小生活在俄、蒙雙語的環(huán)境下，身邊的佛學院、喇嘛以及東方醫(yī)學都不斷提醒我西藏就徜徉在眼前的現(xiàn)實和遙遠的虛幻之中。
　　對西藏的幻想并不僅僅停留在我學習古蒙文和藏文的時期，事實上當我第一次接受藏醫(yī)治療時就已感受到這種魅力，藏醫(yī)治療要嚴格規(guī)定飯前還是飯后。家鄉(xiāng)的藏醫(yī)是上世紀90年代初從藏東昌都千里迢迢來到西伯利亞的。他給別人治病時一定要根據農歷來計算日期和地點，所有日子都被藏醫(yī)劃為“吉日”或“兇日”。
　　藏醫(yī)除了治病，還要根據星相和占星術為新生兒起名。在我的家鄉(xiāng)人看來名字決定了孩子未來一生的命運。和家人十分冗長的名字不同，我的名字“維多利亞”(中文名：維卡)十分簡潔、好記。有時候我會用藏文來簽名，我也總能在藏文簽名中找到旺盛的精力和活力。
　　不久前我閱讀了美國作家道格拉斯一維格爾所寫的《整體醫(yī)療》一書。所謂“整體醫(yī)療”，按照維格爾的解釋是：建立在整體醫(yī)學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有益的生活條件和生活方式來保持健康體魄。這樣的醫(yī)學是通用的，它既可以治愈病人，對于健康人而言也可以預防疾病。這種醫(yī)學將中、西醫(yī)學的治療技術和養(yǎng)生之道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傳統(tǒng)中醫(yī)中不用流血的針灸技藝和現(xiàn)代西醫(yī)的靜脈注射技術都被整合在一起。
　　我和美國作者道格拉斯一維格爾的相遇十分偶然，在從西藏返回北京的列車上我和他不期而遇，當時他剛剛結束了對印支半島和東南亞的旅行，準備返回北京。
　　窗外的田野上不知從何處出現(xiàn)了一個男人，他害羞地躲在身邊的一群綿羊之中望著疾駛而過的列車。一個頭戴紅色皮帽，身穿黑色雨衣的農婦正在俯身耕耘著一塊不大的干旱農田，她的身影同一條冰封的小河逐漸消失在我的視野之中，眼前一座座雪山在我的視線中升起。
　　在我對面坐著的漢族青年百無聊賴地一邊打哈欠，一邊查收著手機短信。旁邊幾個人正在叫喊著打撲克，同時有人還在小冊子上記錄著什么，并且毫不掩藏地注視著我。旁邊已經相識的老張將一杯米酒遞了給我。
　　在我眼前出現(xiàn)了這樣一幅畫面，鐵路線上自然資源一一木材在一車皮一車皮地運輸。這條世界上最快的鐵路，兩天行駛了超過4000公里的距離。為了修建這條鐵路，中國花費了45億美元，大量的人員通過這條鐵路被輸送到西藏。
　　我曾遇到過形形色色的西藏人，尤其是那些街頭小販，他們活躍在北京、上�；蛏钲诘慕诸^或地下通道。藏民游商總是在大街上或者地鐵站出售一些非常簡單的商品，那些銀質飾品、家庭用具等有藏民族特色的商品被擺在一塊黃色的襯布上，他們笑臉相迎向路人兜售這些商品。那些漂亮的藏族姑娘、老人或孩子來到城市并不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而是為了看看這個世界。對于藏民而言，外邊的世界已經隱藏了許久。這些藏民商販，他們總是五六個聚居住在城市郊區(qū)15平方米左右的公寓內，每天他們都要花很長時間乘車前往市區(qū)，去兜售自己的商品。
　　除了小販，我還遇到過一群簡單的藏民，他們中很多人是民間手工藝人、歌手、歌者、藏醫(yī)醫(yī)師和喇嘛……在和他們聊天時他們總會提到：漢民為西藏投資了數十億資金。這種民族間的團結之前我從來沒有見到過，而藏民執(zhí)著的宗教信仰也始終貫穿在他們歷史之中，宗教體現(xiàn)在他們生活中的每個場景里。
　　當我看到印度人、尼泊爾人、中國漢族人或藏族人的眼睛時，能夠洞穿他們簡單的人性：家庭和工作、貪婪和誠實、愛和恨、希望和恐懼，這些在他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但是很多外國人容易將人性與宗教絕對分裂開。如果你不了解他們的歷史、政治、文化和經濟，就不能了解中國人的真實心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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