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慈善事業(yè)，面臨著從文化的消極影響到社會機制困境等方面的重重障礙。 　　 　　前不久，知名慈善家曹德旺獲得了西部旱區(qū)受益鄉(xiāng)民的直接肯定。然而在新聞關注中，最核心的問題則是曹德旺“首開國內(nèi)捐款問責先河”――曹德旺要求他的2億元捐款，必須在半年內(nèi)發(fā)放到10萬西部受旱農(nóng)戶手中，且差錯率不超過1％，一旦違約，就得賠30倍，而管理費用則不超過善款的3％。這次捐款也因此被稱為“史上最苛刻捐款”，被認為是對現(xiàn)行捐款體制的一次挑戰(zhàn)。
　　這種關注角度，似乎將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在了國內(nèi)目前的捐款機制上――運作不透明導致公眾產(chǎn)生對善款管理的不信任感，進而影響了中國人對慈善活動的積極性。
　　去年巴菲特的慈善晚宴，讓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的富人身上。在與巴菲特、比爾-蓋茨等人的對比下，許多人紛紛質疑中國富豪對慈善事業(yè)的熱情甚至道德水準，似乎認定這就是中國慈善事業(yè)不發(fā)達的根源。然而慈善并不是道德綁架。
　　通過一個調查數(shù)據(jù)我們就可以明白，在慈善事業(yè)發(fā)達的社會，其慈善活動主流力量在哪里。五年前的一份統(tǒng)計顯示，在美國，民眾個人捐款占慈善款項總額75.6％，每年有30％的善款直接從個人工資中扣除，也就是說，在慈善事業(yè)發(fā)達的社會，捐款并不是富人的專利。
　　通過數(shù)據(jù)對比還表明，中美兩國在2006年的人均捐款比為1：7300�？梢娢覀兊纳鐣�的確遠沒有達到“全民慈善”的狀態(tài)。這顯然絕不僅是富人的問題，同時也不僅僅是對善款管理使用的信任或不信任的問題。
　　為何中國人和西方社會認識和支配財富的差異如此之大?是我們現(xiàn)有的文明程度尚未達到嗎?
　　眾所周知，美國是個“大社會、小政府”的社會制度模式，其制度文明保障個人的自由發(fā)展，而同時個人主義也強調社會責任，而大量慈善事業(yè)的民間運作，也保證了公民對善款管理和支配的信任。不過，大量的研究表明，這并非問題的根源。
　　真正的問題根源，依然在于中西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導致對財富的認識在諸多方面根本不同。
　　在基督教文明國家，教義不亞于法律�！妒ソ�(jīng)》中說，“人得貨財?shù)牧α渴巧窠o的�！薄胺簿杞o窮人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必償還�！薄熬璧脴芬馐巧袼�喜愛的�！薄案蝗诉M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比绻�我們理解信仰的力量，就能明白這些旨意對于基督教社會的影響力――西方國家的慈善行為，根本上是受信仰力量驅使的，是對“原罪”的“救贖”，這種認識使人們自愿去對陌生人行善。
　　中國文明的核心是“仁”，“仁者愛人”，有發(fā)善的愿望，所以善舉是一種道德的表現(xiàn)。盡管“仁”也包括了對陌生人的關懷，但這只是從自我道德要求出發(fā)的結果。盡管敬奉財神，但中國人會認為財富是個人努力的結果，同時認為財富可以“光宗耀祖”、“蔭庇子孫”。由于深刻的鄉(xiāng)土家族觀念，中國自古形成了所謂“差序格局”的社會――人與人之間以人倫親疏為序，漸次向外擴散。人們的善舉，自然也首先以親熟人群為對象的，這與現(xiàn)代慈善業(yè)的“陌生人理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與此對應的上層結構，則是“仁政”。正因為“仁”是一種很高的道德，于是便形成“道德壟斷”。施恩于普天下的慈善與關懷，便主要由統(tǒng)治者來實行，而巨大的“仁德”自然由“仁政”的實施者來收獲。這種文化沉淀，使民眾也難免會認為慈善只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盡管有時候“仁政”也力有所不逮，卻造成民間力量難以成為慈善活動的主流。
　　問題還不僅如此。在當下社會，有人會以為，目前這種獲得財富的機遇和方式，以后自己或孩子可能都不會再有，這其中不乏富裕群體。與西方社會保障健全的高福利國家對比，這會成為大家消極面對慈善行為的理由，進而對“全民慈善”的前景造成消極影響。
　　不過，看看上一代有著先進產(chǎn)業(yè)背景的洛克菲勒和福特，以及當代有著金融投資和高科技背景的巴菲特、比爾-蓋茨等美國富豪，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目前中國即使富豪，獲取財富的方式和水平也還處在低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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