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時期，出版業(yè)的改革搞得很熱鬧。按照新聞出版總署的要求，截至2010年底，全國所有出版單位，除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盲文出版社、藏學出版社外，將全部完成轉制。這將意味著中國的出版業(yè)終于告別計劃經濟體制下事業(yè)單位的管理模式，變成了具有市場主體地位的獨立經營單位。雖然這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出版業(yè)的問題，但仍給大家?guī)�來許多遐想，似乎從中看到了一線生機。
　　
　　不完備的市場：
　　書號資源依然壟斷
　　
　　遐想之一是以為我們可以實現多年來所期待的出版業(yè)的市場化。有一種意見認為，出版物中垃圾盛行不是市場化造成的，而是沒有市場化帶來的惡果。意思很明顯，以為市場化就可以多出好書。這恐怕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出版社轉制只是從事業(yè)單位轉變?yōu)閾碛薪洜I權的企業(yè)。說它具備了進入市場的前提條件，不錯；說它已經進入了市場，怕是為時過早。而且，真正的出版市場究竟在哪里？至今仍然是個問題。如果僅僅是發(fā)行，或選題、內容進入市場，而唯一的出版資源仍然是計劃經濟的，仍然由國家壟斷，國有和非國有出版機構并不能公平享用，那么，這個市場仍是不完備的，仍是殘缺的。
　　很顯然，我們不能對出版社的轉制有過高的期待。說到底，它所解決的，也只是出版社的內部機制問題。也就是說，出版社轉制有可能使其內部的資源配置逐漸趨于合理，調動其內部員工的積極性，提高工作效率，解放其內部的生產力。但如果不從根本上切斷其對書號的依賴，那么，他們仍然會寄生在書號資源壟斷這個體制內，出版社的面貌就很難有根本性的改觀，買賣書號的現象也就很難杜絕。事實很清楚，國有出版社中的相當一部分內功欠修，人才、選題、資金等主要資源都相當匱乏，加上長期以來的內耗，普遍“腎”虛。他們能夠參與市場競爭的程度是很低的。但他們也要生存，也要發(fā)展，怎么辦？一是繼續(xù)賣書號，向民營出版公司借力，以求發(fā)展；二是開發(fā)短、平、快的選題，向市場要利潤，要真金白銀。我們可以想一想，那將是一種怎樣的情景？
　　
　　完全市場化
　　極可能導致出版垃圾化
　　
　　那些巨無霸式的出版集團又將如何呢？他們也許可以通過上市圈一些錢，但是，這種拉郎配式的簡單組合，究竟能否實現做大做強的初衷，也還很難說。有些曾經很不錯的出版社，出過很多的好書，強迫進入這種大而化之的集團之后，反而喪失了先前的活力，原有的出版資源也被集團整合掉了，消化在集團里了，所以，也就難有更大的作為了。很顯然，我們在這里看到的，并不是市場自發(fā)的過程，而是行政命令的結果，是違背市場規(guī)律的。進一步言之，出版單位如果確定作為具有市場主體地位的經營單位，那么它要追逐經濟效益，追逐市場份額，追逐利潤的最大化，也是有其正當性的，我們沒有更好的理由反對別人賺更多的錢。一些出版單位在所謂“市場化”之后，就是這樣做的。他們毅然放棄自己多年的出版理念、出版理想，以適應消費市場的要求。然而現在，能夠在市場上賺錢的書，能夠動輒賣到幾十萬、上百萬冊的書，有多少不是淺薄的、浮躁的、庸俗的讀物呢？無害已經算是有益的了，何況還有很多有害的垃圾。一位同學曾經問我，有哪些暢銷書是可以看的？我勸她不看暢銷書。據我所知，許多做暢銷書的人也根本不看自己做的書，因為他知道沒有價值。
　　固然，這里所說的價值，主要是指文化價值。暢銷書、流行讀物是很難承擔這種文化價值的。暢銷書、流行讀物所承擔的，主要還是消費價值，它所滿足的是讀者消閑解悶或某些實用性的需求。這當然也很重要，也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如果出版業(yè)一味以“市場”為理由，放棄文化的承擔，眼睛只盯著碼洋、發(fā)行量，難道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悲哀嗎？我在這里只是想說，市場化并不必然地保證出版社只出好書，不出垃圾。相反，由于它所尊奉的市場邏輯，很可能還會抑制好書的出版，鼓勵、刺激出版那些有利潤、無價值的垃圾書。難道說我們的市場化一定要付出這種代價嗎？抑或即使付出這種代價，我們也一定要所謂的市場化？電影生產的前車之鑒不遠，出版業(yè)是不是應該特別地引起警覺呢？在這里，我以為有必要提出一個問題，即在市場化之后，出版應該如何實現它的文化承擔和社會承擔？
　　
　　出版業(yè)的文化
　　承擔須由國家和政府埋單
　　
　　出版銷售圖書固然是一種商品生產活動，有其市場價值規(guī)律。但這種商品絕不同于其他的商品。其特殊性就在于，它除了滿足人們的閱讀消費以外，還承擔著文化傳承和文化積累的責任。這種責任在市場行為中是很難實現的，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出版業(yè)的完全市場化，會讓作為市場主體的出版經營單位在遇到這種矛盾的時候陷入某種尷尬的境地。在這方面，國家和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過去的體制中，總還有一些出版單位致力于學術圖書、以文化傳承和文化積累為目的的圖書的出版，事實上也出版了很多有益于民族文化傳承和發(fā)展的好書。這背后是有國家和政府的巨大投入作為支持的。考慮到社會文化發(fā)展的不平衡，大眾消費文化與精英文化必然存在的差別，這種支持又是十分必要的。我們不能希望市場能夠平等地擁抱一本流行暢銷讀物和一本學術價值、文化價值都很高的圖書。后者只能由國家、政府或社會提供某種必要的保護。在西方，這種來自社會的對學術圖書和文化價值較高的圖書的保護，往往是通過各種基金會來實現的。而在基金會體系并不健全，甚至其發(fā)展還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這種保護只能由國家和政府來完成。
　　但出版業(yè)目前所進行的這種改革，似乎并沒有將這一點考慮在內。我們從受保護出版社的名額分配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政治思維的產物，而非文化思維的產物。政治固然很重要，尤其是對于歷來十分敏感的出版業(yè)來說，更為重要。但文化就不重要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化是政治的基礎，文化是使政治長久的保證，沒有文化的政治，只能是建立在沙灘上的政治。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出版業(yè)的“市場化”如果忽視了對于文化的保護，那么，很可能將給國家和民族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
　　
　　國家和政府的
　　文化保護應更加公開透明
　　
　　不過，就目前的情形來看，出版業(yè)的改革已經沒有退路，有人稱之為背水一戰(zhàn)，也是對的。那么，國家和政府對于文化的保護，在出版業(yè)，就應當以更加公開、透明的方式來完成。實際上，政府機構各部門投入圖書生產和流通的程度是很深的，所涉及的利益鏈條也很廣，但是否完全出于文化保護的目的，卻很難說。所出圖書，有相當一部分只是政府各部門的文件匯編，甚至是各級領導的人情書。這其實是對國家和政府資源的極大浪費。還有以國家和政府名義所設立的各種基金，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也往往喪失其最初設立時的本意，成為某一領域和部門中人際關系的利益鏈條。很多有價值的學術圖書往往得不到足夠的基金幫助，而分到一些基金的圖書，又往往缺少學術價值。其中的腐敗空間與可能性也許無法和某些建設工程項目相比，但反腐監(jiān)控的難度卻可能更大。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國家和政府以保護文化為目的投入出版過程的社會經濟學問題是相當復雜的，絕非我這個外行人所能指摘。但也昭示我們，割除此一弊端的第一步，似乎又蘊含在出版社轉制的這一舉動之中。出版社從政府機構各行政部門分離、脫鉤，似乎便預示了一種希望，使得國家和政府有可能以更加公開、公正和透明的方式，來實現對于文化的保護。這也是作為社會的文化管理者的一種責任。這樣來看，出版社轉制又是可以期待的。無論如何，在我看來，出版業(yè)的任何改革，都應以鼓勵出好書為目的，都不能傷害文化傳承和文化積累這個大目標。
　�。ㄕ�自5月11日《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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