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孔子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而在奧威爾的小說《動物莊園》中有這么一句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平等雖然是人們長期追求的理想，而結果卻總是不盡如人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fā)展， GDP屢創(chuàng)新高，可是另一方面，貧富差距卻不斷擴大。華東師大哲學系高瑞泉教授近幾年一直在從事平等觀念史的研究，在他看來，“平等”問題上的困境，既是價值觀念變遷的歷史曲折，也表現(xiàn)為制度配置中的某些缺陷，更與我們自身反思的不足有關。
　　
　　古代的儒家有“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念，墨子講“兼愛”，莊子有“齊物論”，這是否說明古代也有對平等的追求，這種古代的平等與現(xiàn)代社會的平等一樣嗎？
　　
　　高瑞泉：百余年來，平等觀念在中國經歷了一場古今之變�！肮拧迸c“今”之間既有連續(xù)又有斷裂，亦斷亦常方成其“變”。古代人，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墨家，或者佛教，說了許多與“平等”觀念相似的話頭。儒家不但說“人皆可以為堯舜”， 更反對貧富兩極分化，視“富者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是非正義的，是亂世之兆。儒家說“民本”，老百姓都餓死了，還什么民本？道家對等級制度的批評更強烈，譬如莊子說“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后面隱蔽著對不平等的深沉抗議。佛教入華以后，“人人皆能成佛”之說大彰。近代以來，很多人試圖把這些觀念說成與現(xiàn)代平等觀念接榫的東西。嚴格區(qū)分中西之別的人會認為這是附會，其實當初梁啟超曾坦率地說，他們就是以“新知附益舊學”，把外來的新觀念附加到舊學之釋義，舊學換了新面孔。這是古今之變的一種途徑。第二種途徑是“異端翻為正統(tǒng)”。比如對“人皆可以為堯舜”，正統(tǒng)的經學家絕不會聯(lián)想為人在現(xiàn)實中的平等，“等貴賤、均貧富”是叛逆者的口號，把它發(fā)展為“滿街皆是圣人”的晚明人物，只是儒學中的異端，現(xiàn)在說他們代表了中國的早期啟蒙。第三種途徑是“邊緣進入中心”。比如“大同”出自《禮運》，但是《禮運》本來不是經學的核心性資源，朱熹注“四書”，出自《禮記》的有《大學》和《中庸》兩種，卻沒有《禮運》�！按笸�”摻雜了道家、墨家的東西，長期受冷落。許多人樂于談論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朱熹等人看來與經濟平等也并不相干。“大同”和“經濟平等”這些邊緣性的資源，只有進入二十世紀，才一變而成為社會關注的中心。
　　盡管有某種連續(xù)性，古人和今人的平等觀念還是有總體性的區(qū)別。從內容來說，現(xiàn)代平等的核心是基于同為公民的身份平等而來的權利平等以及同樣地享有人的尊嚴；古代平等雖然也涉及方方面面，但基本上還是對人的相同性的形而上學討論。從與社會生活的關系說，從“人的相同性”出發(fā)的古代觀念發(fā)展出一些復雜的玄學理論，它們的重心不是改變不平等的世界，而是改變我們自身，改變對不平等世界的看法。現(xiàn)代平等觀念同樣從人的相同性出發(fā)，但重點在于發(fā)展為一套建構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規(guī)范性原理。古代人從人的相同性出發(fā)的心性論建構，講究個人修養(yǎng)的功夫，包括成人（成圣）理論和教育思想，都有著久遠的價值。但目標決不是為了改變社會的不平等，決不能因為人在成德的可能性上具有相同性，就提出參與或掌握政治權力的平等要求。儒家從來重在分君子小人，更不用說三綱五常、勞心勞力、男尊女卑。道家呢，雖然不滿于不平等，但是像莊子那樣的大智者，不能不洞察到等級制度就是他們的宿命。在發(fā)達的農耕社會，除了造反，你不可能設計出一個平等的政治社會。造反派也造不出一個平等的社會。所以要認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F(xiàn)代人不肯認那個命，或者說平等觀念讓我們認為命中注定應該享有平等權利。現(xiàn)代人注重的是社會行動和制度變革，要變不平等為平等，“平等”變成社會革命的綱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平等雖然包括了分配正義的意義，但是其基礎不是分配，而是政治平等即所有成年人都得到平等的對待。以此為核心，擴展到社會的經濟的平等。用先賢曾經說過的話說，現(xiàn)代人重視的是“齊其非齊”，第一個“齊”是個動詞，變不平等為平等；古代人則重在“不齊而齊”（莊子）或者“惟齊非齊”（荀子），勉強可以說如何把不平等視同平等。
　　
　　所有的現(xiàn)代觀念都不可避免地會打上古代的烙印，就中國而言，我們現(xiàn)在一般認同的平等觀念，在哪方面最能體現(xiàn)出古代政治文化的影響？
　　
　　高瑞泉：有一點要澄清，我們說的是現(xiàn)代人實際擁有的觀念，而不是僅僅在哲學家、著作家書本里的觀念。它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是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所分享的觀念。它是活的觀念，會發(fā)展為行動、體現(xiàn)為風俗、心理，反映在制度、政策等等，用章太炎的話來說是“因政教而成風俗，因風俗而成心理”，而不僅僅表現(xiàn)為“口耳四寸之間”。
　　這樣看平等觀念的連續(xù)性，就并非僅僅是詞匯上的相似，而在于中國的政治文化有某些實質的連續(xù)性。政治文化其實是一個民族處理政治活動的心理學。從這種深層的心理看，我們中許多人實際上持有的，主要不是自由人聯(lián)合起來從事社會合作那樣意義上的“平等”，而是被一個權威“平等”地對待――這個權威常常同時兼能自上而下地行使權力。墨子講兼愛，也講尚同。講平等的人不大愿意講法家，其實先秦法家已經提出“刑無等級”，不過君主除外。儒家更是權威主義的，強調與垂直運用權力的結構相應的權威�！熬�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比绻�被一個權威公平地對待，中國人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似乎不太習慣在平等合作中自己管理自己。這樣一種情況，梁漱溟先生很年輕的時候已經提出，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中，很多人也對此提出過批評。費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直到今天，依舊被一些社會學家解釋為，不僅是橫向的關系網絡，還包括了“縱向的剛性的”等級關系，它與“差序人格”有互為因果的關系。這樣一些說法，在眼下有點不合時宜。但“差序人格”的概念對理解中國人平等觀念的復雜性，是否有一定的解釋力，我們認真反省一下，是可以回答的。
　　史華慈早就說“傳統(tǒng)東亞社會毫不猶豫地接受等級、身份和權威觀念”，這種“接受”有其特別的形式：官本位。閻步克的《從爵本位到官本位》，雖然撿的是秦磚漢瓦，補的其實是“文化熱”的課�！肮俦疚弧保�就是以行政級別為本位。所有的等級秩序，都和官位的級別相對應。我們覺得挺正常。否則，又怎么安排社會秩序呢？現(xiàn)在議論大學取消行政級別，校長們也很無辜，說沒有行政級別對我個人關系不大，但是出去辦事會沒人搭理。這些都說明政治文化的連續(xù)性，從一個向度描畫了中國人平等觀念的真實面貌。空洞地講“平等”意義很有限，人們如何看待身份、地位、權威、特權時，才真能體現(xiàn)他的平等觀。
　　至于我們一般所“談論”的現(xiàn)代平等觀念，通常是所謂“民主的平等”，其中從契約論而來的一脈會特別強調平等與自由、民主的聯(lián)合。社會生活的共同體的形成是由于所有人平等地訂立契約，因此都平等地享有參與和決定公共生活的權利，沒有超越所有人之上的權威。這樣的觀念與個人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不必急于申明兩種平等觀念究竟哪個更好，因為好不好需要另有標準，這個標準需要證明自身，說來話長。我們首先不妨看到其間的差別，同樣的現(xiàn)代觀念，存在著文化差別：在沒有契約論傳統(tǒng)的中國，權力垂直運用的體制中“被同等地對待”，還是通過視社會合作為平等的聯(lián)合，認識到這種差別很重要。不是說中國人的平等觀念沒有實現(xiàn)現(xiàn)代轉化，不過這個轉化過程具有中國的特點。畢竟我們現(xiàn)在都意識到平等是非常強烈、非常廣泛的社會訴求，會用平等或不平等來評價社會，平等已經不再僅僅是玄學的題目，而是對社會生活的規(guī)范和理想。社會不再會長久地安于嚴重的不平等，這是現(xiàn)代平等觀念的力量。
　　
　　在我們的理解中，平等是具有多個向度的，如政治的平等、經濟的平等、社會的平等……不僅這些不同的向度之間存在著矛盾沖突，而且不同的人群對平等的訴求也不同，那么這些不同向度的平等能否協(xié)調，或者說哪一個向度更重要？
　　
　　高瑞泉：平等可以有不同的分類。這多半因為平等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有人說，平等是“最不知足的一個理想”。它天生就有普遍主義的沖動，不斷推擴它的訴求范圍。公民的平等，從男女平等、種族平等今天已經到了同性戀要求平等。一個社會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對平等的評價也會有不同。非常貧困的條件下，可能分配問題更重要，否則就沒法生存。中國人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民眾最關心的是人人有“一碗飯”，而不是人人有“一張（選）票”。對另一些人來說，可能自尊的平等更重要，“嗟來之食”是寧死也不吃的。就是說不同的思想派別，對于平等的分類或者優(yōu)先性的排序，也不盡相同。但是就平等自身的邏輯來說，政治平等是最基本的：所有成年人都被平等對待，然后這個權利擴展到社會、經濟諸多方面。有些自由主義者把平等分成：法律-政治平等、社會平等、機會平等和經濟相同性；機會平等又可以細分為“平等利用”和“平等起點”。坊間給幼童教外語的商家的標語是：不要讓你的孩子在起跑線上落后！七歲同等的上學機會，不保證所有孩子有起點平等。自由主義最煩的經濟平等，是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本來看得最重的。
　　
　　在對“文革”的反思和批評中，有一條就是當時盲目追求平均主義，甘陽先生在《通三統(tǒng)》一書中，認為毛澤東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平等的傳統(tǒng)，您是怎么看的？
　　
　　高瑞泉：沒有看過這本書，不好評論。不過，大致說來，近代以來，平等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一條“共法”，在普通人的常識層面，平等好，不平等不好。依我的看法，平等是現(xiàn)代精神傳統(tǒng)的重要部分。這條傳統(tǒng)并不是從毛澤東開始，毛只是在此傳統(tǒng)中，并且屬于激進的一翼。圍繞著“平等”，有激進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等不同態(tài)度或傾向。激進主義一翼，始于康有為、譚嗣同，《大同書》和《仁學》是他們的經典�！捌降取眲t是這兩本書的核心�？涤袨橹�道“大同”很激進，現(xiàn)在不能實行，只求“小康”，所以寫好了遲遲不肯出版。不過，有些當時看來是奇談怪論，不到一百年，多多少少地變成了現(xiàn)實。比如康有為講男女平等，說男女交好不能以夫婦相稱，只能訂約，以一年為期。一年后如果覺得好，可以續(xù)約，如果不好就分手。現(xiàn)在的“閃婚閃離”中是不是有點它的影子？譚嗣同的平等觀也很激進，他對三綱五常的批評為他招來許多罵名。尤其是他說傳統(tǒng)的“五倫”，除了朋友一倫都應該取消，更是驚世駭俗。但是今天我們如果上下級、父子關系能如朋友，夫婦之間始終如朋友（假如離婚），難道不都是為社會所贊美的境界？張藝謀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弄的“四海之內皆兄弟”，“兄弟”其實是朋友�？怠⒆T尤其是康有為的《大同書》影響了幾代中國人，毛澤東是其中之一。毛澤東和康有為都是現(xiàn)代先知式的人物，毛批評康找不到實現(xiàn)大同的道路，相信他自己已經找到，要通過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來實現(xiàn)大同。
　　毛澤東早年參加無政府主義的新村運動，晚年搞五七公社，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追求經濟平等。他限制八級工資，是分配平等。他談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講的是生產過程中經濟權利的平等�！拔母铩敝械摹八拇蟆保ù篪Q、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我們現(xiàn)在深惡痛絕，但是當時毛澤東說是為了讓人民對付官僚主義和特權階層，這可以說是追求政治的平等。這些事情常常和延安時期聯(lián)系起來。但是，延安實行戰(zhàn)時共產主義，包含的是生活待遇差別最小和政治軍事權力高度集中兩個方面。上世紀五十年代，梁漱溟說：“農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批評城鄉(xiāng)二元結構造成的不平等，毛澤東很生氣。他一方面要縮小工農差別和城鄉(xiāng)差別，一方面又堅決不能容忍梁的說法�！拔母铩币幻媸瞧毡榈臒o政府狀態(tài)，一面是個人集權。后來說不要“四個偉大”，只保留“偉大導師”，還要保留最高權威，同時有最高的權力。所有的人在此下是“平等”的。
　　毛澤東既是思想人物，又是行動人物，還是問題中人，自己給自己提問題。從“思想”到“行動”的結果，中間有無數(shù)環(huán)節(jié)，呈現(xiàn)出很多矛盾。我們不能把現(xiàn)實都歸結為他的思想，又不能離開社會現(xiàn)實說他的思想。平等有時是目標，要“環(huán)球同此涼熱”；有時是工具，可以用來發(fā)動群眾。不管怎么說，他理解的平等都是最高權威下的平等。
　　
　　我們改革開放的目標是“共同富�！�，可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卻有越來越大的趨勢，這是否說明改革最初提出的“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很難避免不公正、不平等現(xiàn)象的加��？
　　
　　高瑞泉：“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本不是說兼顧平等。公平并不等于平等。公正、公平、平等，這些概念間有關系，但不完全相同。加之口號與現(xiàn)實之間有很多中間環(huán)節(jié)，現(xiàn)在的不平等現(xiàn)象不能說全是“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結果，但是兩者之間肯定有關系。效率的概念后隱藏著繁榮、福祉、福利。效率說白了就是賺錢，就是GDP。效率優(yōu)先和現(xiàn)在說的GDP崇拜有一定的關系。但是，從研究觀念史的角度看，這個方針的背后，社會的主流意識是批判平均主義，和對平等的忽略甚至反感，把平等和效率對立起來，認為平等只會養(yǎng)懶漢。一講平等，就聯(lián)想到民粹主義、暴民專政。這段時期的學術明星不再是薩特和尼采，而是哈耶克和伯克。哈耶克認定“社會正義”根本上是個空洞的毫無意義的概念。伯克的《法國革命論》讓我們聯(lián)想到“文革”中的“平等”。市民社會是那時的一個熱門話題，但是大家都忽略了，用黑格爾思辨的術語來說，市民社會是“特殊性的肯定”，一邊是財富過剩，一邊是貧困和賤民的產生。其實，最近幾十年，經濟不平等幾乎像瘟疫一樣在全世界迅速傳播，不但美國早就不是托克維爾筆下的美國，“富可敵國”已經是小玩意了。比爾?蓋茨等幾個世界首富的財產是世界上幾十個最窮的國家的財產的總和。連曾經以“只要努力就有辦法的社會”為自豪的日本，也宣布告別“全民中產”社會。全球化把資本主義不平等的邏輯到處都凸顯出來了。
　　當然，不平等不會純粹是政策的結果。社會學家會注意到社會結構上的問題，有些臺灣學者提出一個新馬克思主義的架構，來分析中國的制度變遷、階級結構轉型和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以為有四個因素：一是戶口、二是單位、三是干部身份制、四是私有制，從結構上決定了收入不平等。他們討論的是1978年以后的事，但是如果把共和國六十年連起來看，沒有私有制的年份不到二十年，所以這幾條幾乎是一直存在著。毛澤東當初也談到這些不平等，但實際的政治活動中完全不能離開。而且中國人在這個制度下生活長了，沒覺得有什么不平等。作為“城里人”，我年輕時從來沒有想過戶口制度有什么問題，直到下鄉(xiāng)插隊落戶，才知道一張城市戶口是如何重要。但是我們沒有想過應該改變制度，以及如何改變。我們想要改變的，也首先是把自己弄成城市戶口、弄進好單位。那時許多農民也沒覺得自己要和城里人平等。這些恰恰就造成了中國社會的等級。
　　
　　自由主義強調自由，那么他們在自由和平等之間，選擇何者優(yōu)先呢？
　　
　　高瑞泉：“五四”以后，特別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分離以后，談自由主義的人就不太在意平等，從人權運動到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自由主義高潮，都是如此。他們未必反對平等，但是擺在首要位置的是自由，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批評政治的自由，后來更強調平等與自由之間的沖突，這種情況在最近三十年幾乎再現(xiàn)了一周。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優(yōu)先，理論上是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分離的標尺，和“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形成了某種共鳴。他們自然亦有所見，自由和平等確實有沖突的一面，但是也有互相匹配和互為條件的一面。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平等，自由只能是少數(shù)人的自由，它不應該是社會的追求，馬克思不是說，未來的社會應該是一切自由人的聯(lián)合體嗎？聯(lián)合才是平等的關系。
　　
　　保守主義者往往強調維持既有的、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這是否會損害我們對平等的追求？
　　
　　高瑞泉：經典的保守主義首先是政治保守主義，當代政治保守主義者Roger Scroton就很公開地說：“平等是一種很卑賤的感情�！� 曼海姆的《保守主義》直接指出其核心就是對平等的拒斥。在近代中國，比較典型的政治保守主義是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他講“明綱”――三綱五常，三綱五常是文化的根本，但是又以文化保守主義作為學理的支持。后來真正的政治保守主義者倒很少承認是保守主義。他們講權威、秩序、繁榮和福祉了。
　　但是文化保守主義比較復雜，新近逝世的丹尼爾?貝爾就稱自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文化上的保守主義”。第一代現(xiàn)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不但曾經嚴厲批評過禮教的不平等，而且經濟上主張社會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者未必反對平等，但從學理上說至少對平等比較忽略。還有新儒家，與他們在心性形上學的創(chuàng)造相比，在平等的研究上努力不多，理論建樹乏善可陳。近來美國的社群主義者發(fā)現(xiàn)梁漱溟將等級倫理解釋為“互以對方為重”， 很符合他們用parity來取代equality的詮釋策略，但是當初有人反問過梁先生：假如我以對方為重，對方不以我為重，怎么辦？老先生好像也沒有辦法。新儒家在思想氣質上和平等主義相悖的，是他們保留了很強的權威主義，這和我們前面講的中國政治文化的連續(xù)性互相匹配。比較例外的是徐復觀，他努力聯(lián)合儒家和自由主義，所以意識到問題是民眾沒有成為政治主體，誰來保證權利平等？
　　
　　如果真正的涵蓋各個向度的平等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那么是否可以說，在人類社會中，某些方面的不平等是無法避免的？
　　
　　高瑞泉：古文“齊”本是個象形字，禾麥隨地之高下而高下，其實長短相似。所以中國人早就意識到平等和不平等始終糾纏的道理。世界上沒有相同的人和事物，全面的平等是沒有的。但是平等不是烏托邦，人類就是要用平等作為規(guī)范來改變社會，這是歷史大勢所趨，無法違拗。從歷史趨勢看，平等在總體上應該不斷增長，至少現(xiàn)在還沒有走到盡頭。
　　不過，“平等”是個多面的神?，甚至可以說平等是只九頭鳥。各個面向之間會互相沖突。常常是一種平等會造成另一種不平等。大家都贊成的機會平等，恰恰是為了實質不平等。發(fā)令槍響，大家一起起跑，是為了證明劉翔才是飛人。所以羅爾斯說：“機會平等就是在追求個人影響和社會地位時把較不幸的人丟在后面的平等機會�！逼降炔煌�面向的沖突其實是平等與其他現(xiàn)代性價值如自由的沖突，也是平等和其他更恒久的價值的沖突，譬如福祉和秩序。平等觀念的發(fā)展史，多少是不同價值的博弈史。
　　同時，在平等觀念的背后，包含了人們太多的訴求，隱藏著人性的悖論。平等和經濟增長一起，使人類的欲望獲得空前的解放。Alain de Botton有本書Status Anxiety,說富裕國家國民物質生活的水準不斷有所提高，但是“地位焦慮”卻比經濟發(fā)展的速度增長得更快，相對被剝奪感使不平等的現(xiàn)實更不能忍受。臺灣人直接把此書翻譯成《我愛身份地位》，倒是道破了人性的某些真相。所以倫理學家注意到人們追求平等有時是出于嫉妒，一種具有破壞性的情感，它已經在一些描寫現(xiàn)代社會運動的作品中得到了漫畫式的描寫。但是我們同時也可以說，人有追求卓越的本性，追求卓越就意味著不滿足于與人相同。即使是涉及什么是“體面”的生活和被尊重的感受，也通常既與歷史條件相關，又與我們如何認識自己有關。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有一個相對合理的價值配置，能不斷調整社會關系，但這種調整最需要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參與社會生活，來決定社會生活的走向。當然也有賴于我們的理性和德性。當平等意識成為德性，才會有真的寬容，平等的社會才會更加可欲。
　�。ㄕ�自3月13日《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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