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析了微博在“隨手拍照解放乞討兒童”事件中發(fā)揮作用的機制，并結合該案例進一步探討微博參與公共事務的特性。本文認為利用微博可提升參與的廣泛性和積極性，銜接信息斷裂層，使公眾參與的內涵得以延伸并呈“泛組織化”特征，但是微博不能代表全體公眾，并且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沖動性，有其自身的缺陷。即便如此，微博作為一種新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正在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新媒體 微博 公共事務
　　
　　微博自誕生以來以其強大的信息傳播能力和創(chuàng)新的交互形式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對公共事務的討論中來。2011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于建嶸教授開設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后簡稱“隨手拍”）微博引起廣泛關注，是微博參與公共事務發(fā)揮強有力作用的見證。
　　那么微博在這個事件中是怎樣發(fā)揮作用的？它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又表現(xiàn)出什么樣的特性？這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一、案例事件中微博的信息傳播路徑和作用機制
　　微博一個重要的信息傳播機制是“@”，即“提到”，信息發(fā)布者既可以在微博這個廣闊的平臺上進行大眾傳播，又可以通過“提到”某人讓特定的人群必然收到信息，從而實現(xiàn)人際傳播。網(wǎng)友對乞討兒童拍照并發(fā)表至微博時附加“@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提醒“隨手拍”有一條微博提到它了，于是線索被傳播給了“隨手拍”的微博。“隨手拍”將這條微博轉發(fā)到自己的主頁。關注該微博的粉絲都可以獲得信息，其中部分受眾將繼續(xù)轉發(fā)，變成為信息的傳播者，使信息在全國各地的微博用戶間傳遞開來，其中也包括社會精英和決策者。另外微博上發(fā)起的解救乞討兒童行動形成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吸引傳統(tǒng)媒體的跟進報道，同樣引起少用或不用微博的人的關注。微博即是在上述信息傳播過程（如圖1）中參與公共事務并發(fā)揮如下作用：
　　1、直接作用于乞討兒童
　　面對流浪兒童，除了公共權力救濟，作為有益補充的私力救濟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在“隨手拍”事件中，網(wǎng)民不再僅是聲勢的制造者，更是城市治理的行動者：首先，及時通知公安部門乞討兒童的具體位置，提供搜查線索，進行及時解救；其次，成為溝通志愿者和愛心公益組織的橋梁，促使這些組織協(xié)助解救，并通過捐款、接納等方式解決被救兒童的后期安置問題；第三，微博用戶中可能有兒童的親屬或者相識的人；最后，有些兒童是由于被拐而被迫乞討，受眾中也可能潛有悔過人販，在微博上直播過不少打拐事件的鄧飛即直播過人販子自首的過程，可見微博的感化功能也具有很大的潛力，從人販的角度對解救乞討兒童發(fā)揮作用。
　　2、通過內外雙重機制影響政策
　　外機制是指通過輿論壓力對決策者起到一種督促和推動作用，正如社會學里所說的“造勢”和“溢散”作用。在這個案例中，即是對乞討兒童的議題從微博這種新媒體擴散到傳統(tǒng)媒體議題再擴散到政策議題的過程，也是該議題在大范圍公眾之間擴散的過程。正是通過這種擴散達到了造勢的目的，敦促決策者盡快解決矛盾。
　　內機制則是通過作用于對政策的制定產生直接影響的群體，如人大代表，從而推動政策變革。如韓紅等人也通過微博關注此事，在兩會上力爭法律完善。
　　二、微博參與公共事務的特性
　　1、微博使用者的構成
　　了解微博使用者的構成是分析微博群體參與者的心理及他們參與公共事務特點的基礎。
　�。�1）普通民眾。微博常被稱為“草根媒體”，普通民眾便于并樂于在這樣一個新興的公共空間獲取海量信息、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在“隨手拍”案例中，拍照上傳的多為匿名群眾，他們的流動性和分散性強，可以搜羅全國各處的乞討兒童。
　�。�2）社會精英。很多微博選擇“精英化”模式，用“明星效應”迅速聚焦和鎖定大量粉絲。而名人也希望通過微博分享所思所想、塑造形象、提高話語權。在案例中，于建嶸等學者，律師甘元春等業(yè)內精英，姚晨、韓紅等明星都通過轉發(fā)、評論，對事件作出回應。
　�。�3）團體組織。越來越多的專業(yè)組織開始注冊微博或建立“微群”，以吸引有著共同志趣的人群集結，方便組織內部人員的溝通或者以一個團體的姿態(tài)與外界溝通。例如，“平安汕頭”是汕頭市公安部門的博客，他們通過“隨手拍”的微博獲得線索和互動，參與其中的還有“京華時報”等傳統(tǒng)媒體微博、“黑龍江義工聯(lián)盟”等公益組織微博。
　　2、微博用戶參與群體性事件的心理
　　“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是由網(wǎng)絡發(fā)端的事件，又因微博的存在而呈現(xiàn)新面貌。為什么它會吸引那么多人的參與？了解參與者的心理動機，才能更好地理解公眾利用微博參與公共事件的特點。
　�。�1）新奇心理。根據(jù)2010年11月16日新浪微博開發(fā)者大會公布的數(shù)據(jù)①，新浪微博的用戶大部分是年輕群體，其中22歲以下的用戶占47％，這些微博用戶活躍度很高，特別是手機微博用戶，對新技術敏感，更具開放和冒險心態(tài)。
　　（2）被感召心理。微博上信息是感性而情緒化的，其傳播容易變成情緒傳染。請看下面摘自“隨手拍”的微博：
　　@偉軒visan：金三角，公貿地下通道口。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操著一手工整的粉筆字在地上寫著。很心酸吶。這個孩子已經殘疾，沒有了雙腿。一雙渴望的眼睛，仿佛正在等待我們解救。大家?guī)蛶兔Π�。�?月6日23:14）
　　網(wǎng)友用親身體會和樸實動情的語言發(fā)出呼吁，下面附上照片，強烈的現(xiàn)場感讓受眾深受感召，傾向于自覺參與到解救乞討兒童的活動中來。
　�。�3）劇場心理。當演員以其卓越的表演使觀眾情不自禁地暫時參與劇情創(chuàng)造時，觀眾會獲得情感滿足和精神愉悅，演員也會由于觀眾肯定性情緒的反饋而受到鼓舞。②微博就像一個大“劇場”，如果我們把案例中主導事件發(fā)展的群體假設為“演員”，參與事件的群眾就是“觀眾”，前者的各種行為如兩會提案、成立救助基金等，則相當于“表演”。群眾受劇場心理的驅動，積極拍發(fā)照片，為乞討兒童尋求幫助，感覺自己也承擔了一定的戲份。相應的，事件主導者看到自己獲得支持，也會更加努力。這種心理能提高人們的參與積極性，創(chuàng)造一個“全民解救乞討兒童”的濃郁氛圍，但是畢竟曲終則人散，如果只是受到劇場心理驅動而進行的參與，是不能持久的。
　　（4）追隨偶像和權威的心理。偶像在受眾心中產生了肯定的情感，受眾傾向于接受偶像宣傳的思想觀念，傳播活動適當運用偶像崇拜心理可以提高傳播效果。韓紅、姚晨等明星�，F(xiàn)身解救乞討兒童微博。“隨手拍”還曾轉發(fā)視頻微博稱林志穎、韓庚、徐若?等27位明星共唱公益歌曲《孩子》。受眾看到這樣的明星陣容，首先想看看自己喜歡的明星在其中的表現(xiàn)。
　　追隨權威的心理也有所體現(xiàn)。這里權威指輿論領袖、行業(yè)精英等公眾人物。有人認為微博給普通大眾更多的話語空間和自主權，權威的影響應該減小。這是將“威信力”和“影響力”兩個概念有所混淆。的確，網(wǎng)友對權威話語的質疑聲更多了，但從另一方面來講，權威的影響力則恰恰得到了增強。首先，他與普通群眾近距離接觸，有親近感；第二，其言行公開于眾，更具真實感，讓公眾知其有所作為，從而增進信賴感；第三，微博是施加影響力更好的平臺，如果沒有微博，于建嶸無法號召這么多人參與，也不會創(chuàng)造出這么大的影響力。
　　（5）自我實現(xiàn)心理。美國學者華萊士在《互聯(lián)網(wǎng)心理學》一書中曾闡述過自己的一項研究：“人們會驚訝于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的利他主義精神。對助人心理學幾十年的研究表明，在網(wǎng)上人們總是比實際生活中更樂于幫助陌生人”③這一理論的根源在于網(wǎng)絡自由與共享的倫理精神，它為打破封閉、克服狹隘保守的心理提供了可能。微博作為網(wǎng)絡媒體的新發(fā)展，自然也繼承了這一特征。
　　微博具有很強的社會屬性，為人們的社會交往提供了新的模式，微博社群圈子的構建成為一個人生活方式和文化歸屬的反映。公眾在現(xiàn)實社會中無法實現(xiàn)的自我，可以在微博這個新的身份構建平臺得以實現(xiàn)，起到“心理補償”的作用。同時，人們內心的善惡觀念、同情心和自覺行動力被激發(fā)出來，并有了發(fā)泄場所，在行善的過程中覺得自己的價值得到了體現(xiàn)，心理上產生滿足感。
　　3、公眾利用微博參與公共事務的特點
　　通過上文的分析，不難概括出公眾利用微博參與公共事務時呈現(xiàn)出以下特點：
　�。�1）參與的廣泛性和積極性。首先，自身的新奇心理，名人、偶像等社會精英的號召，網(wǎng)絡的情緒渲染，都使微博用戶容易產生關注興趣，增強參與意識；其次，微博打破了人們獲得社會支持的時間和空間局限，推動廣泛參與；最后，互動性強，參與有所回饋，一定程度上保持參與積極性的持續(xù)。
　　（2）信息斷裂層得到銜接，提供參與平臺。最初以社交功能為主的微博，作為信息交流平臺的功能越來越凸顯。第一，微博建立的并非雙向關聯(lián)，而是單向“關注”，減少了建立關系的成本，更具有大眾傳播屬性。第二，隨著社會化媒體的發(fā)展，個人信息透明化更易于被接受，由此帶來的是更值得信賴的人際圈子。有國內學者認為，“未來搜索引擎和社區(qū)媒介的界限日益模糊”④，人們不必在太多無效連接中耗費精力，而是可以將需求發(fā)布到社區(qū)中，從自己信任的圈子里獲取信息。而目前這種最受歡迎的社區(qū)媒介即是微博。名人認證的功能使其專業(yè)性更強，各種社團也通過微博發(fā)布公告，微博能夠在虛擬空間與現(xiàn)實社會中找到一個平衡點，很具社會功能性意義。第三，微博碎片化的信息傳播模式有其自身的缺陷，即信息的海量膨脹、雜亂無章，“去深度化”與“價值缺失”。為了彌補這種缺陷，微博今后的發(fā)展趨勢是承擔信息集散地的作用，就像一個“大超市”，信息有了一定的整合，但又不是“專賣店”。你既可以漫無目標地到處走走，隨意瀏覽粉絲動態(tài)；也可以有針對性地逛一個“貨架”，專門關注解救乞討兒童微博或其他感興趣的微博。不求微博讓我們對信息有多深刻的了解，但求在一個特定的領域讓我們獲得最新線索和多方面看法。
　�。�3）公眾參與的“泛組織化”�！耙庖婎I袖”曾在傳播過程中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互聯(lián)網(wǎng)誕生后這一概念受到了挑戰(zhàn)，“草根”擁有充分的話語權。然而，微博中“意見領袖”的地位又有了回升，名人微博占據(jù)大量的網(wǎng)絡公共空間。這看似與網(wǎng)絡的“草根性”有所違背，其實不然，因為這些意見領袖是網(wǎng)民自行選擇、因人而異的。你所“關注”的意見領袖，你的朋友不一定“關注”；公眾參與公共事務需要意見領袖作為組織者，進行號召、聯(lián)絡等工作，否則只能是一盤散沙。
　　微博中的公眾參與是可以有組織的，但是微博“單向關注”的特點使意見領袖與其他公眾的關系非常靈活，有很大的自由選擇空間，形成一種“泛組織化”的公眾參與管理模式。以于建嶸為首，包括其他社會精英和團體的事件主導人群形成“解救乞討兒童的組織”，這是一個較為穩(wěn)定的封閉的圈，該組織外部則圍繞著一個半封閉的圈：圈外是尚未“關注”該組織的普通網(wǎng)友，對組織的事務貢獻不大；圈內的網(wǎng)友則“關注”了該組織內人物的微博并進行轉發(fā)、評論，這就從組織內部的協(xié)作、管理擴展到組織的外部，與外部人員和外部組織進行溝通協(xié)作、互幫互助，也提高了普通公眾參與的組織性和質量。但是圈子的半封閉性導致人員的流動性，公眾可以很輕易地從圈內到圈外、從有組織的參與中脫離出來，持久性不能得到保證。
　�。�4）從“圍觀”到行動，公眾參與的內涵得以延伸。有學者研究表明，新媒體易于催生群體事件，并且這些群體事件出現(xiàn)了“網(wǎng)上”“網(wǎng)下”聯(lián)動的特點，即出現(xiàn)了一種“現(xiàn)實與虛擬并存型群體性事件”，有許多信息傳遞是為了采取行動，讓民眾行動更正政府作為。⑤而微博對于網(wǎng)友的號召力是很強大的，上述特征應當更加明顯。廣義的公眾參與包含很多層面，“傳統(tǒng)的公眾參與被理解為公眾對政府政策參與，后來發(fā)展到對公共事務的直接治理”⑥，社區(qū)自治就是最突出的表現(xiàn)。如今微博打破了真實社區(qū)的界限，公眾對公共事務的直接治理也會有所擴展。因此，微博直接作用于乞討兒童也是公眾參與由“說”向“做”延伸。
　　不過，并不是說這種形式的參與是隨著新媒體的產生而產生的，例如環(huán)境保護等志愿者公益行動一直存在，只是現(xiàn)在我們對于“做”的意識增強了，“做”的范疇和影響力更大了。
　�。�5）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沖動性。目前新媒體參與公共事務的硬傷是技術成本高。微博使用者需要有良好的經濟狀況，僅能為一部分人提供參與渠道。在“解救乞討兒童”一事中，我們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誰能聽聽乞討者的聲音呢？他們無法用微博與公眾進行交流。另外從微博用戶的參與心理來看，盲目性和沖動性也是有的，他們跟隨名人明星一哄而起，看到其他人也這么做，也就參與其中。但是很多網(wǎng)友并不具備充分的法律知識和政治素養(yǎng)，再加上微博自身的快捷性，使他們在深入分析之前就已經采取行動了，比如當意識到隨意拍照上傳可能涉及肖像權和隱私權的問題的時候，已經有大量的照片存在于網(wǎng)上了。
　　而且微博的焦點瞬息萬變，受眾關注點也會隨時轉移。如圖2是對“隨手拍”微博信息數(shù)量的統(tǒng)計，統(tǒng)計時間為1月25日（該微博建立時間）至3月17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關注度的下降。
　　對乞討兒童等公共事務的關注與關懷不能只是借著新媒體的熱潮一時興起，必須要真正提升公眾的參與公共事務意識和人文關懷意識，對弱勢群體給予持久性的幫助。但是，盡管“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備受爭議，我們需要肯定的是微博作為一種新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正在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所承載的精神內核“草根性”是一種發(fā)展趨勢，對今后媒體的進一步發(fā)展有積極意義。怎么彌補微博參與公共事務的局限，從“激情參與”到理智思考，從一時興起到制度性納入，使新媒體更好地為公眾服務，也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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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姚少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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