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的家鄉(xiāng)嘉興去開會怎么樣……”中共一大召開時，王會悟的一條提議，使得中國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這位有著“中共首任女保衛(wèi)部長”、“一大幕后功臣”美譽的傳奇人物與陳獨秀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交往呢？
　　
　　一
　　 1920年春，有著“中國通”之稱的維經(jīng)斯基赴華進行調(diào)研。到達中國后，他拜訪了李大釗，后又由李大釗引薦赴上海拜見陳獨秀，一起討論中國的建黨問題。
　　 此后，陳獨秀開始秘密“招兵買馬”。求賢若渴的他，一開始便想到了在上海中華女界聯(lián)合會做秘書的王會悟。
　　 王會悟，189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桐鄉(xiāng)烏鎮(zhèn)的一個平民家庭，其父王彥臣是一位晚清秀才，靠教書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王父思想開明，王會悟從小沒有纏過腳，并被允許進入父親執(zhí)教的私塾讀書。
　　 當時，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是王會悟最喜歡的報刊之一。王會悟曾用白話文給陳獨秀寫信，表達自己決心為民主自由而戰(zhàn)的豪情。接到王會悟的來信后，陳獨秀異常欣喜，曾自豪地說：“沒想到我們的新思想影響到教會學堂了�！辈⒒匦刨潛P王會悟“膽子大”，鼓勵她“多讀點兒書”。
　　 “五四”后，從湖郡女塾畢業(yè)的王會悟奔赴上海，后經(jīng)上海學聯(lián)介紹參加了上海中華女界聯(lián)合會，擔任理事。王會悟工作熱情、負責，思想進步，深得會長徐宗漢（辛亥革命元老黃興的夫人）的器重，被其委以文秘工作之重任。同時，也因工作機緣，她還有幸在法租界漁陽里二號找到了《新青年》社址，向仰慕已久的陳獨秀當面請教。
　　 此次見面，陳獨秀那樂觀大度的革命豪情，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才思，讓王會悟深為嘆服。而英姿颯爽、思想進步、富有文才、充滿活力的王會悟也給陳獨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扒Ы鹨椎�，良友難求”，此次見面，陳獨秀、王會悟兩人均慨嘆相見恨晚，自此聯(lián)系密切。王會悟更是在陳獨秀影響下第二年便在上海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正是基于對王會悟的賞識和信任，陳獨秀托妻子高君曼邀請王會悟參與建黨工作。而接到陳獨秀的邀請，王會悟絲毫沒有遲疑，她當即便搬到陳獨秀的家里，參與他們“開天辟地”的工作。也就是在這期間，日后與王會悟、陳獨秀都有莫大關系的李達由日本回國�；貒�后，李達獲悉陳獨秀與李漢俊正在組織成立共產(chǎn)黨，亦欣然接受陳的邀請加入其中，成了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的八位（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tǒng)、楊明齋、李達）發(fā)起人之一。為了工作方便，李達也住進了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社。
　　 隨著王會悟和李達接觸的增多，兩人漸漸在工作交往中迸出了愛的火花�！耙粋�才華橫溢、高瞻遠矚，一個娥眉宛轉(zhuǎn)、胸有文墨”，兩人頻頻約會，情語切切，身影相隨。這一切陳獨秀都看在眼里，他決心撮合他們，遂于1921年下半年請徐宗漢做媒，由妻子高君曼具體操辦，在自己家的客廳里為王會悟和李達舉行了樸素簡單的婚禮。
　　 出于對陳獨秀的感激，婚后第二天，王會悟即投入工作，幫丈夫李達發(fā)送文件、通知，開始了新的革命征程。他們相約，把革命事業(yè)的每一個勝利作為報答陳獨秀夫婦照顧之恩的厚禮。也就是從這時起，王會悟、李達與陳獨秀三人開始攜手共度他們的革命征程。
　　二
　　 1921年6月3日，共產(chǎn)國際駐中國的代表馬林和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科爾斯基到達上海，共同指導中國共產(chǎn)黨的籌建工作。根據(jù)以前的醞釀和馬林的建議，李達通過王會悟與在外地的陳獨秀聯(lián)系后，商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chǎn)黨全國代表大會。隨后，上海“共產(chǎn)黨”即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李達便受陳獨秀委托，分別寫信由王會悟郵寄給北京、武漢、廣州、濟南等地的共產(chǎn)主義組織，通知他們各派兩人于7月20日來上海開會。
　　 對于陳獨秀特別強調(diào)的中共一大會場問題，李達則將其交由王會悟辦理。接受任務后，王會悟斟酌許久，將開會地點定在了位于“法租界”望志路一○六號（現(xiàn)為興業(yè)路七十六號）的李書城公館。李書城早年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身世顯赫，當時，他帶著警衛(wèi)赴湖南主持討伐湖北軍閥王占元的軍務，老夫人也回了老家湖北，公館內(nèi)只剩下李漢�。ɡ顣�城胞弟）、薛文淑（李書城的續(xù)弦）、年幼的李聲韻（李書城女兒）及一名四十多歲的廚師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安徽籍保姆，加之李公館位置偏僻，附近行人稀少，實為召開中共一大的絕佳環(huán)境。
　　 接下來是陳獨秀關心的參會代表住宿問題，王會悟?qū)⑵涠ㄔ诹伺c李公館緊鄰的私立博文女校。該校校長黃紹蘭曾聘請徐宗漢為校董事長，而王會悟又曾是徐宗漢的秘書，且李達與黃紹蘭也認識，李漢俊與黃紹蘭及其丈夫黃侃皆有同鄉(xiāng)之誼，李漢俊的嫂子――薛文淑當時還是博文女校學生。有了這幾層關系，黃紹蘭便同意王會悟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名義租借了三間教室。這三間教室日后便成了中共一大代表的宿舍。
　　 7月23日夜晚，中共一大隆重開幕。張國燾主持會議并致開幕詞，兩個國際代表作報告，李漢俊、劉仁靜輪流擔任翻譯，毛澤東、周佛海記錄。整個開會期間，王會悟都擔任保衛(wèi)工作。
　　 至7月30日晚舉行第六次會議時，一個穿灰色長衫的陌生男子不顧王會悟的阻攔，從虛掩的后門闖入窺探。他四處窺視后，謊稱找錯了地方而退出門外。機敏的王會悟?qū)�這一情況感到懷疑，想起陳獨秀的囑咐，她立即告訴坐在靠門口的楊明齋，楊明齋當即翻譯給了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當時馬林正在發(fā)言，聽到楊明齋的翻譯后，憑著長期積累的地下工作經(jīng)驗，他從座位上一躍而起，用手擊桌連稱此人可疑，可能是敵人的偵探，建議會議立即中斷。隨后，代表們便在王會悟的帶領下分別從前后門迅速撤出李公館。
　　 果不其然，僅僅過了十多分鐘，法國巡捕房就開來警車，全副武裝的巡捕和士兵包圍了房子，把李公館搜了個遍。慶幸的是，他們并沒有找到多少證據(jù)，把李漢俊等人威脅警告一番后揚長而去。得益于王會悟的細心和馬林的果斷，代表們及時疏散，未受到任何損失。脫險后的代表們紛紛向王會悟表示感謝。
　　 當晚，轉(zhuǎn)移出來的中共一大代表不懼危險，又集中于李達寓所商討繼續(xù)開會的地點。當時，大家意見不一，爭論激烈。看到這種情況，王會悟便向代表們提議：“到我的家鄉(xiāng)嘉興去開會怎么樣？嘉興有個南湖，離火車站很近，湖上有船可以租。那里環(huán)境清幽，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當天可來回。在那里以游湖作掩護，既安全又方便……我在嘉興讀過書，南湖的環(huán)境熟悉，城里有幾個要好的同學，如果發(fā)生什么情況，可以分散到同學家里，比較安全�！蓖鯐�悟的提議令代表們豁然開朗，借游湖為掩護在船上開會，無疑是“萬無一失”的選擇，便紛紛投了贊成票。
　　 8月2日，會議在南湖游船上開始了。為了確保會議安全，王會悟還作了周到細致的安排。她讓船夫?qū)⒋�既不靠岸，也不傍島，就在水中來回漂蕩。她自己也裝扮成船家歌女模樣，坐在船頭望風放哨，一旦有別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興小調(diào)，手指敲著艙門打節(jié)拍，提醒代表們注意。為掩人耳目，做到萬無一失，王會悟還特意準備了一副麻將牌，放在代表們開會的桌上，并與代表們約定：王會悟一敲艙板，他們就得打麻將。
　　 曾有學者研究結(jié)果表明：“當時開會的時候，原本湖上只有霧，后來變成下小雨，最后下起大雨”，“游客并不多，湖面上只有幾條游船”，會議遂開得較為順利。但“到下午3點以后，游船逐漸增多，大約5點左右，湖面上出現(xiàn)一艘小汽艇，且發(fā)出刺耳的汽笛聲，似為政府巡邏，引起了大家的警覺，趕緊將早就準備好的麻將取出，以麻將聲為掩護。王會悟則乘小船出去打探消息，才知道是城內(nèi)某商戶為兒子辦滿月酒，鳴笛慶賀，虛驚一場” 。
　　 一直到下午6點多鐘，會議才完成了所有議程，通過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選舉了由陳獨秀、李達、張國燾組成的中央局，陳獨秀任書記。在“第三國際萬歲”、“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的歡呼聲中，中共一大完滿閉幕，代表們也懷著愉快的心情，在“中共首任女保衛(wèi)部長”王會悟的陪同下，告別了風景怡人的美麗南湖，全部順利返回。后來，陳獨秀在獲悉一大會議過程及內(nèi)容后，也連嘆自己沒有選錯人，直贊王會悟細心、機警。
　　三
　　 中共一大后，李達擔任黨的宣傳主任，是黨中央三位領導人之一。當時，由于黨的中央局書記陳獨秀任職于廣州，各地與中央聯(lián)系多找李達，再由李達轉(zhuǎn)告陳獨秀。其與王會悟的寓所也成為中央秘密辦公地點和通信聯(lián)絡站。這段時間里，王會悟協(xié)助李達做了大量黨務工作，陳獨秀曾多次在信中贊揚王會悟。
　　 中共一大閉幕后，鑒于黨的活動經(jīng)費籌集困難，代理中央局書記周佛海與宣傳主任李達及組織主任張國燾，聯(lián)名將一大的情形及黨的活動所面臨的困難寫成書信，并由王會悟寄給陳獨秀。同時，因暑假即將結(jié)束，周佛海要回日本繼續(xù)學業(yè)，他們也催促陳獨秀回上海主持工作。收到王會悟寄來的信件后，陳獨秀尤為重視，他隨即于1921年8月中旬辭去民國政府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職務，回上海專任黨的書記。從此，中央局就在輔德里六百二十五號李達寓所辦公，陳獨秀與王會悟開始在一起為革命工作而攜手奮斗，兩人友情日篤。
　　 陳獨秀一生重視辦報刊，在其耳濡目染下，王會悟隨即協(xié)助李達于這年12月13日在上海法租界創(chuàng)辦了我黨最早的婦女刊物――《婦女聲》。當時，這一“專以宣傳被壓迫階級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勞動運動為主旨”的雜志創(chuàng)辦后，陳獨秀甚為欣喜，他連連夸贊王會悟是女中豪杰、巾幗英雄，并先后數(shù)次為雜志撰稿。
　　 隨著與陳獨秀接觸的增多，王會悟驚喜地發(fā)現(xiàn)他的那些關于教育的思想和觀點，竟與自己非常相似。還在辛亥革命結(jié)束不久時，王會悟因父親病故，就曾于嘉興師范學校輟學回家，獨自辦起了桐鄉(xiāng)第一所女子小學。后來，由于王會悟的言行遭到一些守舊鄉(xiāng)紳的反對，學校也被強行停辦。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甚為關心婦女解放運動的王會悟和李達又萌發(fā)了辦女子學校的想法，其后李達將此建議向陳獨秀做了匯報，旋即得其大力支持。
　　 經(jīng)過王會悟與李達等人的積極籌備，1922年2月，被陳獨秀寄予莫大希望的上海平民女學終于如期開課。學校規(guī)模不大，只是一棟二層樓房，教室、工場、工作間、宿舍都在里邊，其中樓上的兩間是教室，教學設備也較為簡陋。招生分為高級、初級兩個班，在當時大約三十人的學生當中，就有蔣冰之（丁玲）、王一知（施存統(tǒng)夫人）、王劍虹（瞿秋白夫人）、張琴秋（沈澤民夫人）、傅戎凡、傅一星、王醒銳等一大批后來聲名顯赫的婦女革命者。王會悟與高君曼也是該校高級班的旁聽生兼初級班教員。王會悟還協(xié)助李達管理學校的行政事務。平民女學創(chuàng)辦后，以其合法身份為掩護，一些黨內(nèi)會議也多于此處召開，校園里經(jīng)�？梢砸姷疥惇毿闩c王會悟的身影，平民女學遂成黨的一個秘密聯(lián)絡點。
　　 平民女學為時只有一年，但在中國教育史和婦女解放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該校在陳獨秀、李達和王會悟等人的苦心經(jīng)營下，為中國共產(chǎn)黨培養(yǎng)了高君曼、丁玲等第一批婦女干部。
　　四
　　 1922年7月16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王會悟家里――上海成都北路七弄三十號召開，十二人出席會議，代表全國黨員一百九十五人。代表們開會時，王會悟則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孩子在門口放哨，警惕地注意著來往行人。當時，這一幕曾感動了包括陳獨秀在內(nèi)的每一位二大參會代表，受到他們的一致贊揚。
　　 然而1923年暑期，王會悟卻受到了一次嚴重打擊：其丈夫李達與陳獨秀發(fā)生矛盾，兩人竟至絕交。原來，當初李達到上海見到陳獨秀后，對國共合作事宜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陳獨秀主張共產(chǎn)黨全體加入國民黨，全心全意做國民革命，等到將來條件和時機成熟以后，再做社會革命。但李達卻堅持主張共產(chǎn)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共產(chǎn)黨本身應當保持自己組織上的獨立性，反對以整個團體形式加入國民黨。
　　 眾所周知，陳獨秀雖然是著名的民主斗士，但他自己并不那么民主；相反，他那時反而是主張共產(chǎn)黨集權的。見李達毫不客氣地對自己提出諸多意見，陳獨秀就以家長制作風來對待李達。 “相對于陳獨秀的性格，李達也是一個個性極強的人，他既有學者秉性直率的氣質(zhì)，也有湖南人身上常見的傲勁”，遂一氣之下拂袖而去，脫離了他親手參與創(chuàng)建的中國共產(chǎn)黨。
　　 對于這段史實，王會悟后來曾回憶說：“陳獨秀家長作風嚴重，常拍桌子罵人，對各省支部來信所提的建議很少采納。如兩人為了國共合作的問題，李達主張實行‘黨外合作’，為了這問題，陳獨秀和李達爭吵起來，陳大發(fā)雷霆，摔茶碗，拍桌子，罵李達說：‘你違反黨的主張，我有權開除你！’李達也倔犟地說：‘為保住無產(chǎn)者的革命政黨，被開除不要緊，原則性決不讓步，我也并不重視你這個草莽英雄！’從此李達就不和中央往來了，他也未參加不久召開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蓖鯐�悟還稱：陳獨秀的“家長作風”發(fā)展到極點時，“獨斷專行竟演變到有意避開不見第三國際的人”，而“這時李達已不能忍受陳獨秀的惡劣作風，曾多次對我說，‘這草莽英雄怎可領導中國革命的大事業(yè)’”。
　　 當時，王會悟因懷第二胎已身體患病，看到李達與陳獨秀爭吵乃至絕交，她更是心如刀絞。一個是自己崇拜和仰慕的人生導師，一個是自己相親相愛的丈夫，王會悟甚感無助。她拖著病重的身子，不辭勞苦地在陳獨秀與李達兩邊進行勸說，然而無濟于事。無奈，心灰意冷的王會悟遂于1927年年底辭別陳獨秀，追隨李達轉(zhuǎn)至上海法租界的一條偏僻弄堂里，繼續(xù)其革命工作。當時上海正白色恐怖籠罩，王會悟不懼危險，還與李達在1933年以王會悟的筆名“王嘯鷗”為登記人組建了筆耕堂書店，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贊揚。在給李達和王會悟的復信中，毛澤東甚至稱贊他們夫婦：“你們是真正的人�！�
　　 具有戲劇性的是，稍后陳獨秀因“托派”問題亦被開除出黨，跌入了其人生低谷。在落寞的日子里，他曾對自己先前的一些行為進行了反省。
　　 幾十年后，客觀上因為自己而導致王會悟與陳獨秀分離的李達在重新入黨時，曾在自傳中檢查了自己當年“脫離組織的動機”，“是不滿意于陳獨秀的魯莽暴烈的草寇式作風”，以及陳獨秀“只是當時一個新聞記者的水平”的馬克思主義水準。甚至于1959年3月27日在寫《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時期的思想斗爭情況》時，李達還說：“……陳獨秀也是我的死對頭……陳獨秀是個資產(chǎn)階級左派，他不研究馬列主義，只是文筆好，文章寫得流利……他的領袖欲很強，惡霸作風，動輒拍桌子罵人……當時我說：你這個家伙要有了權，一定先殺了人以后，再認錯。陳獨秀對社會主義認識并不清楚，有一次他跟我說：咱們上四川關起門來搞社會主義算了�！敝敝� “文革”中，李達被造反派以“叛黨”之“罪名”批斗時，他還理直氣壯地說：“我是叛徒，是叛的陳獨秀的黨，不是毛澤東的黨！”這都足可以看出李達對陳獨秀的態(tài)度。
　　 然而歲月不饒人，任何恩恩怨怨在時間的磨礪下都不過是過眼云煙。1942年5月27日，聞知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于江津溘然長逝，王會悟禁不住失聲痛哭。此后，陳獨秀的音容笑貌一直縈繞在王會悟身邊，以至于“文革”結(jié)束后左眼已盲且步入暮年的王會悟還常跟身邊人講述陳獨秀的點滴往事，稱：“陳獨秀人很好，就是脾氣很壞……”
　　 1993年10月20日，王會悟因病于北京逝世，終年九十六歲。被史學家稱為“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位會務工作者”、“中共首任女保衛(wèi)部長”的王會悟與陳獨秀的交往，在中共黨史上留下了永遠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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