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皮克林，在克林頓政府時期，他曾連續(xù)四年擔任美國副國務卿，結識了很多中國外交官。有人說：“皮克林大使是美國最出色的大使之一。” 　　――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
　　
　　在我的職業(yè)外交官生涯中，我去過世界很多地方，從中東到俄羅斯，從中美洲到聯(lián)合國……但我必須承認，我既不是“中國通”，也不是“亞洲通”。
　　在來外交學院的路上，我還回憶起１９７３年１１月第一次來中國的情景。那次是陪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那年１０月，美國剛剛結束了在中東進行的一場災難性戰(zhàn)爭，基辛格剛剛上任不久，便到北京與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會面。我第一次到中國，第一次參加如此重要的會議，心中充滿好奇，沉浸在傾聽基辛格與周恩來談話的喜悅中。一晃多年過去了，當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那個時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美外交關系至此初步成形。
　　中美關系就像物理學中的光波周期一樣，波谷和波峰交替出現(xiàn)，時而困難重重、時而碩果累累，而質(zhì)的飛躍就發(fā)生在那一刻。作為一名外交官，我為有幸親歷這偉大的時刻而自豪。１９７９年中美正式建交前，我有幸作為國務院主管科技的助理國務卿，參加了美中就達成第一次教育交流項目的有關事宜進行的廣泛磋商。１９９９年，由于巴爾干半島發(fā)生的不愉快事件，我“幸運地”再次來到北京，為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這一嚴重錯誤做出解釋。
　　我曾與許多在聯(lián)合國工作的中國同事通力合作，在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分別促成朝鮮、韓國成功加入聯(lián)合國。１９８９年３月和１９９２年５月，我兩次被任命為美國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此間聯(lián)合國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進行了多輪談判，中美也進行了多次交流。美國與中國及其他常任理事國建立了特殊而有益的合作關系，并取得了卓越成績。這一時期的經(jīng)歷愉快而令人難忘。
　　在我看來，在聯(lián)合國改革呼聲日漸高漲的今天，我認為，安理會內(nèi)部建立類似海灣戰(zhàn)爭期間的那種合作關系具有尤其重要的意義。
　　
　　得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幾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１９９０年８月中東將出現(xiàn)嚴重危機。６月底，我作為美國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訪問沙特和科威特。坦率地講，兩國首相及其他政府官員與我會談時故意淡化了戰(zhàn)爭爆發(fā)的可能，絲毫沒有談及伊拉克已嚴肅考慮武力解決石油價格這一頗有爭議的問題。實際上，當時薩達姆只關心如何通過抬高石油銷售價獲得更大的利益，而科威特和沙特反對提高油價的立場則非常堅定。
　�。保梗梗澳辏冈拢比�，我正在與朋友進餐，忽然接到國務院緊急電話，副國務卿告訴我，伊拉克幾小時前侵占了科威特，并命令我立即召集聯(lián)合國安理會緊急會議。盡管時間緊迫，我們還是在午夜前把大部分人召集到安理會議事廳，討論要求伊拉克立即撤軍的第一項決議案，以及如果伊拒絕執(zhí)行該決議案，則采取包括強迫執(zhí)行在內(nèi)的后續(xù)決議案。至次日凌晨四點半，會議表決通過了針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決議草案，包括為伊拉克撤退設定最后期限。這些決議分階段實施，并計劃對伊拉克實施日益嚴厲的法律制裁：聯(lián)合國安理會將據(jù)《聯(lián)合國憲章》首先采取和平方式中止侵略，如若不成則施加法律制裁，直至最終訴諸武力。
　　很明顯，安理會難以容忍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暴行；同樣明顯的是，美國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有著重要利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對美國的利益構成威脅，如果它繼而向沙特進攻，將不僅危及美國，對歐洲、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和平與穩(wěn)定都會構成威脅。因此，美國愿以和平或制裁的方式解決問題，萬不得已才會動用武力。
　　安理會通過多邊磋商終于決定，若使用武力，則僅限于轟炸，不以消滅伊政權或占領伊領土為目的。在此決議實施前的幾個月，安理會的意見有些搖擺不定。美國迅速推出了一套維護聯(lián)合國團結的策略：首先，以制裁為核心，以安理會支持伊組成聯(lián)合政府為基礎；其次，以維護聯(lián)合國安理會團結為前提，把工作做到各國首都。為支持美國的政策，我們制定了一系列針對安理會的措施，力求在安理會向伊施壓的同時促成伊聯(lián)合政府的建立。
　　但是后來，薩達姆采取了扣押科威特人質(zhì)、劫掠科威特人民財富等行為，我們只好步步緊逼。當時，這個問題成了安理會的焦點，也成了全世界的焦點。不謙虛地說，我們在安理會創(chuàng)造了一種氣氛，每位美國外交官都擔負著特殊使命，盡情展示他們的外交才能。事實證明，這是成功的。海灣危機期間，安理會有關伊拉克問題的１２項決議都得以通過。
　　
　　解決對伊動武問題的四大要素
　　
　　美國成功實施其策略，還得益于其他要素。
　　首先是安理會主席的任期。安理會主席由成員國代表按成員國名字的英文字母順序輪流擔任，任期一個月。早在１９９０年８月，華盛頓就已精心推算出１１月的輪值主席由美國代表擔任。因此，１１月便成為關鍵的一個月。１１月，我擔任輪值主席，情況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１０月下旬，巴以在耶路撒冷發(fā)生沖突，這馬上引起了安理會的關注。但作為輪值主席，我必須想辦法推遲討論巴勒斯坦問題，以便全力解決對伊動武問題。
　　當時的情況千鈞一發(fā)。我還記得在安理會私人會客廳，安理會的某成員國代表在會前告訴我，他們會公開發(fā)言并投票支持首先討論巴以問題。如果安理會大多數(shù)人都贊同這樣做，我也沒有其他選擇。出人意料的是，會議討論剛開始，蘇聯(lián)代表就言簡意賅地提出，沒有想到安理會的重點議題會變化，他將支持輪值主席的提議，首先討論伊拉克問題，其次討論巴以問題。我擔心的問題迎刃而解。有時，外交官常會從對手那里得到幫助。
　　其次是新聞界的極端重要性。作為美國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我與媒體交談的機會很多。每當我往來于安理會和紐約之間時，總會被閃光燈、鏡頭和前來提問的記者包圍。我認為，一方面跟媒體打交道要謹慎而有策略，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通過媒體讓世界了解美國希望安理會做什么，讓聯(lián)合國成員國了解美國在做什么，以及這樣做的原因和目的。華盛頓對此也有誤讀，對我頻繁接觸媒體表示不解，我便不時提醒他們說，這是美國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于我們目標的實現(xiàn)。
　　第三是我無意中得到的，即科技的助力。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不久，我有幸參加了一個科技展示會。會上，我看到了美國最新生產(chǎn)的只有口袋大小的手機，于是，我說服美國政府購買首批這種產(chǎn)品，并拿到安理會向成員國展示。這對海灣危機的意義非常重大。當情況發(fā)生變化時，我可以用它隨時與各方取得聯(lián)系。
　　那天夜里，在安理會討論一項決議時，美國獲悉，伊拉克為打破石油禁運正擬向波斯灣調(diào)遣坦克。美國政府讓我馬上退出安理會討論，并準備啟動美軍海上力量阻止伊方的行動。我拜托外交部的一位朋友勸說美國政府先不要輕舉妄動，再過２４小時安理會就可以通過下一項重要決議了。這時，有人建議：伊軍坦克正在也門某港口待運，何不先想辦法促使也門政府出面阻止伊方行動。但也門大使一時無法與國內(nèi)取得聯(lián)系，于是我就把那款新手機借給他：“您用它跟國內(nèi)聯(lián)系，我們現(xiàn)在繼續(xù)討論決議�！本瓦@樣，我們成功地避免了一場潛在的危機，一切都得以順利進行。
　　第四是每通過一項決議時，聯(lián)合國的常規(guī)和技術程序都要求安理會考慮每個成員國的外交需求和民族利益，這是各國代表都認同的。
　　最后，決議在１１月獲得通過，總統(tǒng)布什和國務卿貝克在確保決議為各國理解和贊同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用了一種委婉的說法代替了“動用武力”：聯(lián)合國安理會授權美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伊拉克在指定日期內(nèi)從科威特撤軍。
　　
　　對聯(lián)合國改革的借鑒意義
　　
　　以上簡述對當前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改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聯(lián)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近日公布了聯(lián)合國改革報告《大自由?押為人人共享安全發(fā)展和人權而奮斗》，并任命了聯(lián)合國改革名人小組。在安理會的改革中，目前備受關注的是增加常任理事國的問題。按照名人小組提出的兩種方案，安理會１５個常任理事國都將擴大到２４個。但在我看來，兩種方案實質(zhì)上是在安理會改革問題上盡可能照顧到各方要求，而不是在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認為，安理會改革的重點應當放在如何提高效率上。在整合各方意見解決盧旺達、科索沃和達爾富爾危機的過程中，安理會就曾陷入困境。而相比之下，海灣戰(zhàn)爭中五大常任理事國在安理會會議召開前事先交換意見、達成統(tǒng)一這樣的做法，可以使效率得到充分提高。
　　我認為，最關鍵的環(huán)節(jié)在于如何行使否決權。擁有否決權的成員國是不愿談及否決權問題的，但現(xiàn)在我不再是擁有否決權的國家的代表了，我認為，從一系列案例中得到的經(jīng)驗是，“五�！睉�當盡早在危機前形成默契，凡遇“種族滅絕”的情況各國就必投否決票，即使這種否決會與一個國家的最高利益相抵觸，如侵犯領土或危害公民安全等。因此，如果“五常”能夠理性使用否決權，那將是聯(lián)合國進步的標志，表明安理會有能力消除威脅和平與安全的因素，挽救深陷困苦或瀕臨滅絕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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