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博士 　　 　　反恐戰(zhàn)爭特別是伊拉克戰(zhàn)爭以來，美國媒體不斷曝出猛料：美國軍方在伊拉克花錢買新聞、揚言要炸半島電視臺、總統(tǒng)授權國家安全部門監(jiān)聽國民電話，等等，普通民眾的言論自由和個人隱私受到嚴重威脅。
　　以美國這樣一個“視言論自由為生命”的社會，反在這個特殊時期濫用媒體外交的手段，對他國民眾混淆視聽，企圖以假亂真。個中原因，耐人尋味。
　　媒體外交是一個新生事物。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媒體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是公共外交中通過媒體進行運作的那一部分活動。凡是那些由政府幕后操縱，運用大眾傳媒的力量，在特定的領域向其他國家的民眾釋放信息、影響輿論、塑造行為，希望在其他國家的民眾中間建立信任、獲得支持以及增強聯(lián)系，進而間接影響他國政府行為的活動，都屬媒體外交。
　　媒體外交對于國家外交的開展具有十分重要的輔助作用。誠如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所言，一個國家“在世界上自由散布信息的能力能夠增加該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勸誘潛力�！敝蒙碛谛畔⑸鐣�，不管哪個國家，建立準確的信息來源，暢通信息流動渠道，建立與國內外迅捷的信息傳播機制，都是媒體外交的重要體現(xiàn)。
　　不過，媒體外交猶如雙刃劍。用好了，產(chǎn)生好的影響；用得不好，會使外交非常被動，甚至毀壞已有成果。布什的媒體外交充分體味到了其“讓我歡喜讓我憂”的雙重味道。
　　起初，美國的“震懾戰(zhàn)略”和“宣傳戰(zhàn)法”一路凱歌高奏。然而，隨后暴露出來的不惜重金炒作假新聞、排斥異己、揚言炸掉半島電視臺等事件，讓美國上下感到十分丟臉。
　　媒體外交之所以是雙刃劍，根本原因在于媒體外交存在制度性漏洞。媒體作為自由言論的講壇，對究竟“由誰發(fā)言”以及“內容如何真實”缺乏規(guī)范和制度約束。政府壟斷大量信息來源，通過是否提供、提供多少以及何時提供，即可達到控制大眾傳媒的目的。真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規(guī)定了美國言論或出版自由的地位。經(jīng)過兩百年的發(fā)展，美國人“對第一修正案思想的信仰之根深蒂固，有如對宗教教義的信仰一般。以至于在美國，人們把它贊譽為‘美國生活方式’的本質性的一部分”。
　　布什政府實施的媒體外交顯然背離了這一美國精神，使美國外交陷入悖論。
　　悖論一：美國人的言論自由與其他地區(qū)人們的言論不自由。自立國之日，美國就把自己當作“自由的燈塔”，冷戰(zhàn)勝利更使美國上下自信心空前膨脹。美國人成了圣戰(zhàn)者，將文明和自由帶入現(xiàn)代國際政治的荒蠻之地，絲毫不顧其他地區(qū)的言論自由和同等權利，“雙重標準”的美國走進世界政治的田野，猶如一頭四處亂竄的野象，無論它走到哪里，都會踩壞莊稼。
　　悖論二：開放的美國信息體制與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美國人一直反對政府在國內開展宣傳活動，至于對外宣傳活動也僅限于在戰(zhàn)時需要。然而，新保守主義獨白式的普遍主義，將美國的價值無限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反映了美國精神開始走向封閉。向來以海納百川為其生命力源泉的美國移民文化，在媒體外交濫用信息控制權的恐怖氛圍中逐漸喪失生機。在這一理念下，不僅外國人被視作時刻準備襲擊美國的“受傷野獸”，就連已經(jīng)融入美利堅血液的少數(shù)族裔，都被全力防范。
　　悖論三：不妥協(xié)的“人民看門狗”與心甘情愿的“政府先行官”。美國媒體一向把新聞自由、公正報道奉為圭臬，對政府的任何限制都會作出反擊，即使歐洲流行的新聞道德自律制度，也往往被美國新聞界視為“自我新聞檢查”而不屑一顧。然而，布什政府濫用媒體外交權的行為傷害了媒體尊嚴。高傲的無冕之王迫于“戰(zhàn)時新聞封鎖”而無真正的多元新聞可發(fā)，其聲音就像一戰(zhàn)時期英國畫家馬克?格特勒的名畫《旋轉木馬》中描繪的那幅景象那樣，被迫穿起制服，像機器人一樣被所謂的“反恐戰(zhàn)爭”驅迫而在那里反復旋轉，沒有任何意義。
　　遙想當年《華盛頓郵報》在水門事件中是何等風光，面對眼下封閉精神和失落的媒體，美國上下已感到是否應從現(xiàn)在考慮如何以體面的方式，糾正目前媒體外交中的失范行為。輿論的譴責、媒體的反擊以及國會的調查，一切都似乎在預示媒體在美國外交中的隱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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