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讀西方媒體關干中國國慶60周年慶典的文章，會讓你十分不舒服。但這種“不舒服”又有所不同：如果你了解中國，你會不舒服，因為它捏造了一個與你熟悉的中國截然不同的畫面，扭曲而帶有偏見；如果你只依賴西方媒體去了解中國，你同樣也會因為報道中充斥著的對所謂“極權(quán)國家”的“不滿”而感到不舒服。研究中國的學者會建議你：還是讀一些關于中國的嚴謹著作吧!如果你聽從了他們的建議，一段時間后，你又會被另一些問題困擾：這些自詡為高水平的西方記者，怎會如此忽視事實?他們在故意誤導受眾嗎?答案并不那么簡單。從心理學角度講，西方媒體的反華偏見是基于三種因素的相互作用。
　　
　　“認知結(jié)構(gòu)”的力量
　　
　　每個人來到世間，都如一張白紙。時間推移，父母師友會傳授給我們經(jīng)驗，而讀書、看電視、上網(wǎng)會使我們獲得新知。這些知識在大腦中被不斷組織起來，成為心理學家所指的“認知結(jié)構(gòu)(Frames)”。利用這些“認知結(jié)構(gòu)”，我們能夠理解周圍的世界，弄懂聽到的消息或讀到的文字�！罢J知結(jié)構(gòu)研究”太過復雜，你只需牢記兩點：(一)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是通過與周圍的社會環(huán)境不斷互動而形成的，所以不同國家的人對世界的理解也各行其道地發(fā)展著。這意味著，沒有“天生的共同觀念”。(二)正如著名的美國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所說，“認知結(jié)構(gòu)”并不僅僅指智力方面的大腦結(jié)構(gòu)，而是整合智力和情感兩方面的內(nèi)容。舉個例子：你一旦被狗咬到，當你再聽到“狗”這個詞的時候，你的情感與一個五年來以狗為寵物的人是不同的。
　　這一理論怎樣應用于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呢?先來看一個例子。在關于中國國慶60周年慶典的新聞報道中，頗具影響力的德國《明鏡周刊》只引用了胡錦濤主席在閱兵時的一句話：“同志們好!”這里的花招在于士兵們的回答：“首長好!”這里的“首長”被譯為“Supreme Fnhrer”，而德語“Fnhrer(元首)”正是當年德國人對希特勒的稱呼，這當然會激發(fā)德國人“認知結(jié)構(gòu)”中關于這個詞所有的消極反應。
　　另一個例子。看看《明鏡周刊》報道的開篇吧：共產(chǎn)黨在慶祝60年國慶。你用一秒鐘想象一下自己是個德國讀者，然后看看這里的“認知結(jié)構(gòu)”是怎樣的：“共產(chǎn)黨”在慶祝!為什么不是“中國在慶�！被蛘摺爸袊�人民在慶祝”?顯而易見，中國人對“共產(chǎn)黨”的“認知結(jié)構(gòu)”與德國人或歐洲人是不同的。在中國，共產(chǎn)黨締造了跨世紀的繁榮和社會穩(wěn)定，而在東德和東歐，共產(chǎn)黨卻曾厲行壓迫、極權(quán)專制。所以，“共產(chǎn)黨”一詞必然會喚起西方人心中所有的糟糕畫面和負面情感。
　　更可悲的是，當這種消極情緒被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激發(fā)后，西方受眾的腦海中便形成了一個新的“認知結(jié)構(gòu)”：中國＝共產(chǎn)主義＝希特勒＝暴政＝非正義。所以，不論何時西方人聽到“中國”一詞時，消極“認知結(jié)構(gòu)”和情緒就會被激發(fā)。悲哀啊!
　　
　　用以說明事件的“敘事”
　　
　　想像一下，你正在讀一個白手起家的故事。這個人名叫蘇，他努力致富，但壞人千方百計地阻撓。蘇遭受了許多挫折，但他一直堅忍著前行，最后終于獲得成功。
　　我們大腦中有一種特別的“認知結(jié)構(gòu)”，它能夠使我們理解這類故事，并使我們在閱讀此類故事時融入自己的情感。心理學家稱這種“認知結(jié)構(gòu)”為“敘事(Narratives)”�；�本上，一個簡單的“敘事”由不同的演員(如英雄、壞人、配角等)和主要事件(如阻礙英雄前進的障礙、挫折及勝利等)組成。英雄品質(zhì)優(yōu)秀，壞人則品質(zhì)惡劣。我們通常會把那些和我們價值觀相同的人物(或民族)視作英雄，同時又將那些秉持著被我們視為“邪惡”的價值體系的人譴責為壞人。這樣，發(fā)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事件，就使我們在腦海中構(gòu)建了一個又一個故事，也就是“敘事”。
　　同理，當記者們報道中國的時候，使用了“共產(chǎn)黨”這個“認知結(jié)構(gòu)”，而沒有反映出這個詞語在中國語境中的含義，這樣就很自然地創(chuàng)造了一個“中國是壞人”的“敘事”。但這里存在一個問題：事實并不支持這一斷言!那怎么辦?有兩個方式來化解這一尷尬。第一種方式有點困難，因為它需要你對自己的“認知結(jié)構(gòu)”進行反思。它需要你思考并反問自己：譴責中國是一個“極權(quán)國家”公平嗎?極權(quán)國家的特征是什么?其中有多少特征適用于中國呢?但這種方法很不方便，因為這事實上是一個重新思考的過程，它會使你質(zhì)疑自己的世界觀以及你一直珍視的對于簡單的善與惡、英雄與惡棍的基本判斷。人們通常不愿這么做，正如著名的德國心理學家迪特里希-多納所說：我們?nèi)祟惒幌矚g反思自己的世界觀。
　　不要擔心!有一個更簡便的方式可以不用觸及你的世界觀，你只要應用心理學家們所說的“肯定認知”就可以了。這意味著你只要看那些能夠強化你的偏見的內(nèi)容就行了。不幸的是，許多西方的記者不僅選擇這種方式來處理有關中國的問題，而且將其擴大到對其他國家的報道上�？纯茨阒車�那些中國國慶60周年慶典的新聞吧，幾乎都盯著軍事閱兵而忽視群眾游行，最后還不忘加上一句“中國渴望成為軍事超級強國!”你無需自己下結(jié)論，媒體會向你灌輸――西方世界是美好的，共產(chǎn)主義中國是邪惡的，中國正越來越成為世界的威脅!
　　更嚴謹、更真實的反映中國現(xiàn)實的應該是“白手起家、勤勞致富”的“敘事”。在這個“敘事”中，中國起初是一個如非洲一樣貧窮的角色(不幸的是，非洲現(xiàn)在仍一貧如洗)，主角中國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艱難困苦，但是憑借著堅強的意志和艱辛的努力創(chuàng)造了奇跡：數(shù)以千百萬的人們通過多年的努力擺脫了貧困。用這個“敘事”自然不會導致你得出像《明鏡周刊》一樣荒謬的結(jié)論。
　　西方媒體從來不“費神”去討論新中國在經(jīng)濟、社會公平、人權(quán)、醫(yī)療、科技和環(huán)保等領域取得的成就!他們本可以對國慶游行中的能源工人手中舉著的太陽能電池板做報道，來證明中國為應對氣候變化而利用可持續(xù)能源的決心，而不是緊緊盯著十年一度的閱兵式。他們本可以報道一些關于學生的動人故事。我在北京大學就遇到了來自中國最邊遠、最貧窮地區(qū)的學生，他們能夠在全國最著名的大學里學習。他們本可以告訴人們，最晚到2030年，中國將會有3.61億的人口步入中產(chǎn)階級，這個數(shù)字是全德國人口的4.5倍，比全美國的人口還要多。
　　
　　過度概括化
　　
　　中國難道就不存在問題嗎?當然不是!有一些省份依然存在著權(quán)力濫用，農(nóng)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現(xiàn)象，腐敗案時有發(fā)生，還有許多嚴重的環(huán)境問題亟待處理。在一個地理上同歐洲(包括西部俄國)面積一樣大的國家里，總會在某些地方存在問題，但好消息是：中國政府正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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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媒體對中國報道的第三個問題是“過度概括化”。西方大眾媒體的記者們在報道時通常心懷偏見，忽視人 民生活中各個方面的進步�？蓱z的西方讀者和電視觀眾得到的全是令人不滿的事情。那真是最大的悲劇!
　　但是，為什么西方記者們不肯改變他們的態(tài)度呢?這里有兩種相互交織在一起的解釋。第一種源自阿爾?戈爾的《攻擊理性》。這位美國前副總統(tǒng)指出，在電子信息技術(shù)時代，太多的東西為了賺取人們的眼球而競爭�？纯次覀兩磉叺膹V播、電視、電影、英特網(wǎng)等等，每種媒體都在千方百計地提高娛樂水平，以此增強競爭力。在新聞業(yè)，這是一種令人悲哀的趨勢。西方媒體的報道越來越膚淺。當然，也有許多嚴謹?shù)膱蠹?例如英國的《經(jīng)濟學家》、德國的《時代周報》)，但這些并不是普通的西方民眾會閱讀的報紙。
　　第二種解釋也許更為重要，它是由馬凱碩提出的。這位著名的新加坡學者正確地認識到：自從冷戰(zhàn)結(jié)束后，西方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偏見越來越嚴重。對于那些同西方人所理解的民主和言論自由不同的國家，他們總是抱有懷疑態(tài)度，因此在解釋發(fā)生在那些國家的事件時，總是傾向于把他們看作邪惡的角色。絕大部分的西方記者概莫能外。他們透過文化偏見的有色眼鏡來觀察、說明和報道。正是這種被伊曼努爾?康德稱為“絕對必要”的想法阻止了人們(特別是記者們)看到那些“非民主制”體制和國家的優(yōu)點。這也許是對西方“言論自由”的最大諷刺：雖然沒有制度上的審查，卻有個更為強大的個人的潛意識的“審查”，迫使西方記者只看到中國消極的一面，而過高地估計了自己。所以，所謂“客觀西方新聞業(yè)”的口號僅僅是一個神話!
　　順便說一句，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僅僅出現(xiàn)在西方媒體中。我也持續(xù)關注了阿拉伯媒體對新中國60周年國慶的報道，他們對中國發(fā)展的敘述是那么的自然。在阿拉伯媒體中，沒有對中國的抨擊。他們對中國取得的成就充滿了欽佩。贊比亞學者丹比薩?莫約在他的著作《無用的援助》中，描述了非洲人在對西方大失所望后，渴望學習中國經(jīng)驗并從中獲益的理想。中國不僅得到了阿拉伯世界、亞洲和非洲的贊許，也獲得了拉丁美洲的肯定。做個簡單的算術(shù)，你就會得出這樣一個結(jié)論：到現(xiàn)在為止，地球上有88％的人在稱贊新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功，剩下的12％在西方。如果他們樂意的話，盡可以繼續(xù)生活在“中國倒退”的自欺欺人之中。我真為他們感到悲哀!
　　(作者系伊拉克籍學者，現(xiàn)為德國班貝克大學心理學在讀博士，2009年9月來北京大學訪學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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