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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建林:走出發(fā)改委】 發(fā)改委

        發(fā)布時間:2020-03-16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當35歲的馮建林收拾東西走出國家發(fā)改委的辦公室時,他知道,自己身為官員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6年前,他為了參加國內的公務員考試3次從美國飛回時,卻從未想到有一天自己會主動選擇辭職。
          作為發(fā)改委招來的第一個留美博士,馮建林工作順利,并于2006年提升為副處。但是,從2005年開始,辭職的念頭便在他心中滋長,在兩年多的自我追問中,這念頭瘋長成一棵沖破一切束縛的大樹,愛才的上司和關心他的同事終于沒能留住他離去的腳步。
          對政府公務員的職位從最初不辭萬里回國考試到決絕地轉身,是什么讓馮建林的態(tài)度轉變如此巨大?5年的發(fā)改委公務員經歷,他看到了什么,思考了什么,又得出了什么結論?
          
          離去,是為了歸來
          
          1999年7月,在馮建林離開中國到美國留學的最后幾天,他反復對為他餞行的親戚朋友表達同一個意思:我學成就回來。沒人相信他說的是真話,包括他母親。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天堂”,已對年輕的留美博士開啟了大門,有什么理由學成后馬上回來?只有馮建林自己知道,他出國的目的,就是為了回來。
          1991年從南京農業(yè)大學畢業(yè)后,馮建林被分配到江蘇如皋市食品罐頭廠,這是個國營大廠以出口為主,1989年后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嚴重影響了罐頭出口。短短4年間,馮建林眼看著一個大食品廠一點點沒落,產品大量積壓,效益一落千丈,工人長期放假。這引起了他對進出口貿易和國力如何影響企業(yè)命運的關注。1995年9月馮建林考入上海水產大學讀研,其間,他開始學習和思考宏觀經濟和政治問題。
          研究生畢業(yè)后,馮建林進入上海市楊浦區(qū)民政局工作,民政局管理的事多而龐雜,居委會、街道建設、養(yǎng)老院建設、社區(qū)服務等等,他知道了基層政府是怎么運作的。馮建林說:“在民政局那段時間,我一直想,中國要發(fā)展,現在是這個水平,將來的方向在哪兒?我很想看看西方政府是怎樣運作的�!边@是馮建林出國的動力。因為專業(yè)問題,他出國只能考食品科學,但到美國后,他又同時修了經濟學。
          美國不同學校對博士學位的要求不同,馮建林選擇了肯塔基大學,因為它對上學時間沒有嚴格要求,只要修滿學分,通過資格考試,過一定時間后再通過論文答辯就可以拿到學位。在肯塔基大學,5月初到8月底是暑假,但暑期會開夏季的課。整整3年,馮建林沒有休過一個暑假,都是選得滿滿的課。“那3年很辛苦,在美國呆了3年,沒去過紐約、華盛頓,去的地方都是因公,從來沒有去哪兒玩過。我覺得,既然想法是中國,為什么在美國多耗一年?”馮建林比別人少用了至少一年的時間拿到了肯塔基大學的食品科學博士學位,并同時拿到經濟學碩士學位。
          
          在美國的最后一個學期,他看到國內招公務員,于是打越洋電話到國內人事部招考部門,詢問考試事宜。人事部很為難:“從國外學�;貒鴥葏⒓庸珓諉T考試,我們操作上沒有這個先例,不好辦。”馮建林沒有放棄,他開始給感興趣的部委――打電話。終于,發(fā)改委(當時還叫計委)人事司這樣答復:“先報名吧,只要過了,總是有辦法操作的�!�
          馮建林可能是肯塔基大學第一個需要校方出據報考中國公務員材料的在校生。經過找大使館、學校教育處等幾個部門,終于辦好了所有手續(xù),其中曲折辛苦一言難盡�!耙驗楫敃r還沒畢業(yè),報名、考試、面試,我從美國飛回來3次。從我之后,慢慢就有很多人照我這個模式回來�!�
          “大家一直在說政府部門有多少問題,比如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之類,但到底是怎么回事應該自己去看,不能只聽別人說。我希望能做點正面的事情,政府是社會管理的核心部門,想做點事的話,這個地方應該是最合適的�!�2002年明,從美國回國的第二天,馮建林就到發(fā)改委報到。他被分到國民經濟綜合司總量平衡處。
          
          推動中國發(fā)展的是人民
          
          “美國的經濟學課程完全建立在成型的市場經濟之上,發(fā)展經濟學多講一般性現象和理論。在美國學的經濟學拿到中國來肯定不能直接用。從學校到政府部門,很多實際的東西需要學習�!�2002年9月來到發(fā)改委時,馮建林已經30歲,依然單身。進入發(fā)改委的第一年,他的每個晚上差不多都在辦公室度過。
          2003年,新一屆政府成立,國家計委改為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新設了消費處。 “當時中國消費需求增長比較慢,特別希望能促進消費增長。消費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美國消費帶動的增長占80%。而中國直到現在才占50%左右。”馮建林躊躇滿志,期待能一展拳腳。
          但慢慢地,他開始覺得有些事情不合適,一直被批判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他有了切身感受。一些大家司空見慣的事情,他覺得不能忍受,比如吃飯應酬�!斑@些飯是誰出的錢?”馮建林很不解。后來,每次有飯局,他都找借口不去,次數多了,大家就知道他在回避,有人善意地提醒他這樣不好。馮建林認真地給同事講了自己的想法:“他們完全理解我的想法,他們也煩,也很清楚吃這些飯于情于理不合適,但是大部分人難以抵制。我比較堅決�!睉c幸的是,這是一個高素質的地方,別人理解他,沒有人把他看作異類,他沒有受到排擠。
          “到2005年,我對政府怎樣運作有了自以為比較清楚的認識,并有些看法。比如我們―直說黨政分開,但事實上還是沒有分開。我在想,政府的行為方式和我認為應該的行為方式到底有多少區(qū)別。2005年初我就提過想辭職,當時領導都很不理解。發(fā)改委留美博士很少,大家也相處得很好,工作上也做得不錯,挺有發(fā)展的,大家都勸我。想來想去,我決定還是再看看吧,不要搜集了部分信息,做出了自以為正確其實是錯誤的判斷。”
          后來的兩年里,馮建林的感覺并不好:“常常被文山會海搞得筋疲力盡,反而與社會脫節(jié)了,基層公務員可能把一些流行的東西玩得很溜,但我們很脫節(jié)。而且在部委里,發(fā)改委算偏忙的,我基本沒有別的時間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這幾年,他的思想也在慢慢轉變:“中國這么多年是依靠什么發(fā)展起來的?我走的時候給同事發(fā)了信,說了我的想法。30歲的時候,我以為社會的發(fā)展可能是政府在主導,在政府部門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我選擇做公務員。但經過這5年的觀察和思考,我現在認為社會的發(fā)展歸根結底是由十幾億人民創(chuàng)造出來的,當然政府有正面作用�!�
          
          當科學成為主義
          
          “現在我們提倡講科學,這很好,凡事都要科學合理地去做,科學是好事,但是一主義就有問題了。我覺得現在政府部門有些事情是打著科學的旗子,做不科學的事情,我稱之為科學主義�!�
          在發(fā)改委,馮建林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各部門各行業(yè)的經濟數據,根據這些數據做出經濟分析�!叭嗣胥y行、海關總署等等所有單位的數字來了,我們都會先判斷―下這個數字是不是正常,從這些數字分析下一步應該 做什么。中國的數準不準?所有的人都在問,我們也在問�!�
          他曾經特意問過一個相熟的企業(yè)會計。廠里的數是不是真的。結果會計明確地告訴他,就是編出來的數。“為什么編呢,因為企業(yè)到了什么規(guī)模會有什么政策,不達到就不會給相關政策,一些企業(yè)為了得到政策就會造假。假到什么程度?我了解的,嚴重的假了好幾倍,規(guī)模能從200多萬變成1000萬�!�
          馮建林告訴記者,2005年下半年,國家地方搞了一次投資項目督察,是中央好多部門聯合起來搞的,督察組的人回來后說,一個項目可能是100萬的,能報成1000萬甚至1億。搞完的項目也有可能還在報。沒有的東西也能夠編出來。這使馮建林更認為數據是有問題的。“大家都知道有的數有問題,但是怎么弄呢,沒數也不行,說不對,不對在哪兒?在不準的數據之上,怎么能做一個科學的判斷?”
          “我感覺,可能數據還是存有很大的疑問,失真的地方應該還是比較多的。統計法里說統計局是獨立行使統計權力的,但是統計局在這個問題上壓力太大。我們工作的基礎就是這些數。數字和文字的東西都有問題,還得做決策。”馮建林覺得很郁悶。
          更讓他郁悶的是,當他們通過研究,盡他們的能力做出判斷后,報告一層一層交上去。每上一級都可以否定他們的意見。“我們在司里還能有討論和爭執(zhí),但是再往上,我們做了這么多判斷,上面否的理由是什么?我們也不敢問。比如綜合性文件,司里、委里征求各部門意見,有部門有意見就得改。多數情況下,有些事情,可能你覺得很迫切,很重要,但是要改也就改了�!�
          而當文件終于出來后,又有個貫徹問題。馮建林舉例子說,像低保,這么多年了,還是有開著小汽車去領低保的,這些人根本不符合低保戶的條件。比如義務教育,2006年就說都是免費了,但2007年5月份,他帶隊到四川和湖南調研,順便問了義務教育問題,縣里的回答是全免了,但到了村里問,農民說還是要交很多錢。有的地方小學生一年幾百塊,中學生幾千塊。還有房地產政策,中央一直說,地方要建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實際上呢,建了多少?不知道。他認為,很多好的政策都沒有真正落到實處。
          “做政府官員,不能兩眼一抹黑,拿工資混日子,是要負責任的。很多問題,看到的不是我一個人,領導層也看到了,文件發(fā)得多了,但是變成一個龐大的攤子以后,并不能有效地改變一些事。為什么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看法,中央政策好,但是效果不好?是傳導機制有問題�,F在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不說,傳導機制又擺在這兒,那我做這個事情有多少意義?”
          
          神秘主義與人生的意義
          
          讓馮建林最不解的就是被他稱為神秘主義的政府行為:“政府部門的文件,很多都是打著機密,機密就沒有解密期的。有些事情是內部的事情,確實需要這樣,但有些事情是應該發(fā)給社會的,比如信息引導,一個行業(yè)發(fā)展處于什么狀況,可能行業(yè)里面的企業(yè)都不清楚,而發(fā)改委因為占有的數據和資料多,應該很清楚,但是就是不告訴下面,只是自己出政策調控。這樣會造成下面措手不及,如果發(fā)現有苗頭的問題先提醒,調控就不會顯得突然,也會效果更好,并可以更好地引導下面的理性發(fā)展�!�
          
          馮建林告訴記者,有些講話和公文看似枯燥,一般人都不聽不看,但業(yè)內人士卻會每句都看得真真切切,每個字都仔細琢磨,從里面探尋未來可能的政策軌跡,判斷自己下一步怎樣做。但很多時候我們的政府這些東西都不公開,業(yè)內人士根本看不到。
          有的文件是絕密的,絕密是限制級的,只有省部級的人才能看。對年度的想法,為什么要打絕密機密,除了部門領導,下面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怎么能很好地執(zhí)行?我和地方發(fā)改委談的時候發(fā)現,有些文件,只有我們中央一級知道,他們都不知道,他們也是政府部門啊,都不懂,怎么引導發(fā)展。常有下面的人到中央部門問下一步的發(fā)展,這是有問題的。這也是每天都有人往權力機關跑的根本原因之一。這一點我覺得央行做得比較好。什么都說得比較清楚。
          對于決策過程的神秘化,馮建林更是很有意見,他認為,很多政策文件草案,剛開始可能討論的人比較多,越到后來可能人越少。到最后,往往只有一個很小范圍的人討論決定這個事情,決策過程又不夠透明,導致公眾往往不知道做出決策的理由是什么。“為什么做出這個決策,這是最需要向公眾說明的,但是很多時候都沒有,一句話就完了�!�
          所有這些問題加在一起,讓馮建林萌生了離開的想法。
          “如果你覺得一件事情不合理,但你又參與其中,只是為了社會地位、收人等等,這是很不好的。一個好的社會,需要大家共同推動,每個人都有責任,越是有能力的人,越是要負擔更大的責任。如果我認為社會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并且應該怎么改進,這個時候,我就應該承擔怎樣解決這個事情的責任。我認為我想的是對的,那么我就應該遵循這個邏輯做事。很多改革,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就可以設法做這個事情�!�
          “我的最終目的是推動社會發(fā)展。改革開放這么多年,目前中國的問題不在經濟問題�!�2006年底2007年初的時候,馮建林認識到,想推動社會發(fā)展,不一定非在政府內做,有些事因為體制內身份反而不好做,而且在發(fā)改委太忙,不僅是事務性的工作,文牘主義等一些不良作風也消耗時間太多�!霸诎l(fā)改委只是離角色更近―點,我在發(fā)改委做的也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边@堅定了他的離去。
          “活著不只是為了住什么樣的房子,開什么樣的車,我理解那些追逐金錢的人,但對我這樣的人來說,人生最核心的意義,在于推動社會發(fā)展。雖然不在政府部門做了,但是我還會關注經濟與發(fā)展,關注民生,關注社會。你認為正確的東西你就去追求,人生一定要做有意義的事。”沒看過《士兵突擊》,比許三多智慧淵博得多的馮建林,卻和許三多殊途同歸了,骨子里,他和許三多一樣是一個極其認真的人。
          “一直到現在,我都還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人。我追求的是價值目標,單純追求物質目標的人我也理解,這個社會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只是我更愿意做那個仰望星空的人�!�35歲的馮建林,就如海水中矗立的礁石,歷經歲月和海浪的侵蝕,表面可能已經嵌滿了大大小小的貝類,但內心依然是最初的樣子,從來沒有改變過,他說,像他這樣的人,中國還有很多,“不是我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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