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突厥族的淵源甚深。創(chuàng)造了隋唐盛世和兩宋文化高峰的大多數(shù)風流人物，都是操突厥語分支的“拓跋鮮卑集團”的后裔。而突厥和回紇本族人，也曾創(chuàng)立五代中的三個朝代。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惫�元546年，東魏權臣高歡圍攻西魏要塞玉壁50天不克，損兵折將，再加重病，被迫撤軍東歸。西魏傳言高歡中弩箭身亡，“(高歡)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敕勒歌》”，而產(chǎn)生了中國文化史上的這首千古絕唱。
　　被高歡親切呼為“敕勒老公”的斛律金，是敕勒族斛律部人。敕勒又稱高車、鐵勒、回紇等等，而回紇、回鶻、畏吾兒等名，正是今天維吾爾族一名的祖源。換言之，今天華夏大地家喻戶曉的《敕勒歌》，是維吾爾族先民民歌的漢語譯作。再者，《北史》記載斛律金“字阿六敦”，“阿六敦”來自突厥語altun，意為“黃金”。所以，《敕勒歌》首唱者的漢名“金”，乃是突厥語的意譯。
　　《敕勒歌》是包括維吾爾族先民“回紇”在內(nèi)的突厥各族對中華文明歷史貢獻的一個例子�？梢院敛豢鋸埖卣f：中國和突厥族的淵源不僅世界第一，也最為悠久。
　　比如《逸周書?克殷解》記載，周武王擊殺商朝末代君主紂工時，使用了名叫“輕呂”的刀劍。著名德裔漢學家夏德(F.Hirth)首先認定，“輕呂”就是后來匈奴的“徑路刀”和現(xiàn)代土耳其語的kingrak，代表可考的“最古老突厥詞匯”。有史家甚至據(jù)此和其他證據(jù)提出：滅商而代之、并且因之開創(chuàng)了2000多年中國封建文化的周族，其實含有“原始突厥”成分。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匈奴是否就是突厥?因為突厥語繼承了不少匈奴詞匯，前述說法曾經(jīng)盛行一時。最新的語言學研究表明，“匈奴聯(lián)邦”的主導部族大致說的是與漢藏語系有親屬關系的某種葉尼塞河區(qū)域古代語。但是這一“匈奴聯(lián)邦”包括了原始突厥部落卻沒有疑問。
　　有意味的是，上世紀最早的泛突厥主義人士，普遍自認突厥族是匈奴的后代，換言之，他們以匈奴的“傳人”自居，匈奴的一代雄主冒頓單于被奉為突厥族的“炎帝、黃帝”。這是突厥早期歷史完全來自漢語資料這一事實的延伸，導致了泛突厥主義對中國的復雜情感。
　　
　　突厥語部族的文治武功
　　
　　最早自命為突厥的部落集團，在北朝末期崛起于金山。從一開始，突厥部落和人物便與北朝政權難分難解。這一密切關系的一個關鍵，在于北朝政權本身。當時華北并存的西魏／北周和東魏／北齊政權，是由北魏(后魏)分裂而來，因此兩個執(zhí)政集團核心，都是創(chuàng)建北魏的拓跋鮮卑。
　　雖然語言學家將大部分鮮卑部落視為蒙古族先民，但著名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與美國漢學家卜弼德從詞匯分析，得出拓跋語言應該是突厥語分支的結論。古突厥語權威Sir Gerard Clauson進一步認定拓跋鮮卑語屬于所謂1/r突厥語支，新近更有學者從重音位置分析，加強了這一結論。
　　這一結論對了解此后的中國歷史至關重要。宋末元初的歷史學者胡三省，以評注《資治通鑒》名垂后世。他在評論拓跋鮮卑戰(zhàn)勝慕容鮮卑而崛起華北時，指出拓跋鮮卑領導的“代北”集團不僅成為日后統(tǒng)一中國的力量，更是從隋朝到胡三省所處的元初中國大多數(shù)精英人物的來源(自隋以后，名稱揚于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
　　換言之，在這六七百年中創(chuàng)造了隋唐盛世和兩宋文化高峰的大多數(shù)風流人物，都是操突厥語分支的“拓跋鮮卑集團”的后裔!
　　這還沒有包括這段時期中直接參與中國政治舞臺的大量突厥和回紇本族人物。先是作為拓跋傳人，李唐家族對突厥語毫不陌生，唐太宗李世民父子都能說突厥語。這幫助解釋了在唐太宗一朝，中央政府編制中，居然會有一半是突厥族人(《資治通鑒》卷193)。
　　唐代“蕃將”中比比皆是的突厥族人之外，屬于突厥語族的維吾爾族先民回紇(后改譯名為回鶻)更是直接參與唐代內(nèi)政，成為平定安史之亂的主要軍事力量。從唐末到五代，沙陀突厥部落成為中原大地的主導勢力，五代之中的三個朝代(后唐、后晉和后漢)直接由沙陀突厥創(chuàng)立。就連開創(chuàng)兩宋燦爛文化時代的宋太祖兄弟，也是靠老爹趙弘殷做沙陀突厥后唐政權的禁軍“飛捷指揮使”起家。
　　到了元代，維族(畏吾兒)成為色目人士中最重要的一群，其身影遍布中華大地，北京郊外至今還有當時維族村莊的遺跡。元時出了一門兩代九進士的契氏家族，更成為畏吾幾人參與中國文化的典范。
　　
　　漢化佛教浸潤突厥文化
　　
　　在相反的方向，突厥語各族與中國的密切關系也導致中國對早期突厥文化的巨大影響。例如古突厥語中“書寫，書籍”的詞根便是漢語“筆”的譯音(蒙文、滿文至今仍然，例如盡人皆知的“筆貼式”)。古突厥語中，諸如甲乙丙丁、都督刺史等漢語詞匯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一個有趣的個例是十二生肖。突厥人是最早使用十二生肖紀年的民族之一，以致法國漢學家沙畹首先提出十二生肖起源于塞外的假說。雖然近代書簡考古發(fā)現(xiàn)和語言研究充分證明十二生肖起源于中原大地，沙畹的假說反過來證實了突厥各族與漢族在歷史上廣泛而緊密的文化交流。
　　具體而言，導致突厥語維吾爾族(回紇)與漢文化密切歷史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佛教。除了短暫的摩尼教(明教)時期，維族(回紇)歷史上以信奉佛教為主，在吐魯番地區(qū)一直延續(xù)到明代初年。而維族佛教，基本上是東亞漢化佛教的倒傳，帶有極大的漢文化成90至今發(fā)現(xiàn)的古回紇語佛教經(jīng)典殘卷，大部分是漢語佛經(jīng)的譯本。
　　這里有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從中世紀到明朝中期維吾爾族的伊斯蘭化，不僅削弱了維族與漢族的文化關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切斷了維族與自身“先伊斯蘭”文化的關系。許多證據(jù)表明，在完成伊斯蘭化以后，維族上層人士曾經(jīng)以各種主動努力，來消除維族先民的“偶像崇拜”歷史文化，大批古跡和古籍遭到有意的摧毀和無意的忽視遺忘，這是研究古代突厥史的專家都知道的事實。伯希和的學生中碩果僅存的一位匈牙利裔美籍學者，就曾經(jīng)在一篇書評中批判過新疆泛突人士抹煞回紇與漢族深厚歷史淵源的宣傳。
　　
　　泛突主義兩大歷史悖論
　　
　　這也引起了關于泛突厥主義的一項悖論。20世紀初，泛突厥主義的理論興起，企圖追求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統(tǒng)，突厥各族的歷史因之成為重要課題，結果之一卻是“重新發(fā)現(xiàn)”了突厥各族與中國的密切歷史淵源。舉例來說，土耳其泛突厥主義主要作者Goekalp認作“妻子”的古突厥詞，赫然是漢語“公主”的譯音。這樣的淵源導致今天突厥族人，尤其是“重新發(fā)現(xiàn)”其亞洲祖根的土耳其人對他們古老東方鄰居的復雜情感。1980年代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首訪土耳其時，安卡拉出現(xiàn)萬人空巷的歡迎場面，便是這種情感的表現(xiàn)。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出現(xiàn)已故土耳其總統(tǒng)Ozal的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區(qū)’(Turkey"s zone of interest)從亞得里亞海延展到中國長城”，以及新疆7?5動亂之后土耳其朝野的喧嚷。
　　說到底，今天泛突人士宣揚的突厥各族大一統(tǒng)，歷史上并不存在，反之卻是突厥各族不斷的自相殘殺。特出的例子，是唐初復國的北突厥，后來滅于回紇帝國，而后者又被堅昆(吉爾吉斯族的前身)推翻，被迫退出蒙古高原，而逐步遷徙到新疆等地。
　　這一例子揭露了泛突主義的另一項歷史悖論：今天從土耳其到新疆的所有地區(qū)，都不是突厥語的原始故鄉(xiāng)。連《紐約時報》都公開承認維吾爾人在公元10世紀左右開始進入新疆地區(qū)。這比漢朝確立在西域的領土主權要晚千年，使得東突分子以新疆“原住民”自居的宣傳不攻自破。其實就是從伊犁地區(qū)到北疆的大多數(shù)維族人口，也是在清軍肅清當?shù)氐臏矢翣杽萘χ�后才陸續(xù)遷入的。
　　從另一角度，回顧維吾爾族先民的歷史，有助于刷新對維族與漢族深厚文化淵源的記憶，幫助促成兩族今天的和睦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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