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利益和潛在風險的權衡上，中國政府毫無疑問會走自己的路。英國所謂的“梵蒂岡模式”，要么是出于對中國心態(tài)的無知，要么是出于習慣性的歷史伏筆策略。 　　 　　2009年9月，英國議會代表團訪問西藏。這次受邀訪問，是近年來英國對西藏問題采取溫和立場所換來的中國政府一次善意回饋。2008年底，英國外交部發(fā)表聲明，取消了過去認為中國是西藏宗主國的“過時觀念”，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遂有了英國議會代表團這次訪問。訪藏歸來后，英國議會代表團發(fā)表《西藏報告》，其中別出心裁地建議采用“梵蒂岡模式”來解決西藏問題。
　　所謂“梵蒂岡模式”，是BBC中文網的翻譯總結；在《西藏報告》中提法如下：“達賴喇嘛可能被視為政治麻煩，但是這種看法忽視了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領袖之一。埃爾頓爵士(代表團團長)建議與達賴喇嘛達成宗教協議，把拉薩劃定為圣城，類似于意大利境內的梵蒂岡圣座(Holy See)和教皇�！�
　　鑒于英國人在國際政治沖突解決方案上，創(chuàng)意極強、效果極差的先例，比如《蒙巴頓方案》之于印巴，“猶太國”之于巴以這個極富創(chuàng)新色彩的“梵蒂岡模式”值得仔細分析。盡管，這個模式目前對中國大陸毫無影響力可言，海外藏人對此方案，也基本上沒有太多評論，但是通過分析方案本身卻可以了解西藏問題在英國政治中的未來走勢，以及英國在西藏問題上的思考邏輯；其次，這種試圖以宗教切入政治改革的思路，看似切割達賴喇嘛宗教地位與世俗政治，兩全其美，卻有可能造成宗教超越政治，在西藏獨特的宗教氛圍與中國特色政治體制中，給漢藏民族帶來巨大災難。
　　
　　西藏問題熱度冷卻
　　
　　英國的藏人社區(qū)是歐洲最大的，同時“自由西藏運動”在2008年的倫敦火炬?zhèn)鬟f中聲勢浩大，也令世人震驚。因此，英國政府突然倒向中國政府，令自由西藏運動在感情上受傷不淺。面對英國外交部承認西藏歸屬中國的聲明，自由西藏運動發(fā)起了申訴運動，即通過游說英國議員在西敏斯議會發(fā)起動議，要求就外交部聲明展開辯論，試圖以聽證結果迫使政府改變立場。但是按照英國慣例，絕大多數動議，僅僅被列入議會動議名單，很少能進入辯論程序，這場申訴運動也不例外。
　　據英國時政網站“英倫在線”報道，這場游說征集了66名議員簽名，在2009年800多個早期動議中，位列第137名。筆者分析了過去幾年數據，發(fā)現凡是涉及西藏問題的動議，簽名都可以達到60名議員(議員總數為646人)左右；相比之下，英國議會大多數動議征集簽名數不到10個�？梢哉f，西藏問題是一個活躍程度中等偏上的話題。更值得關注的是，西藏話題是跨黨派的，這次動議簽名的過半數為工黨議員(31名)，其次是自民黨(22名)，保守黨議員僅有3名――也許暗示以英式自由主義自居的保守黨，對西藏問題缺乏興趣。
　　西藏問題在英國政界似乎逐漸失去了往日的關注度。但是，西藏問題依然會成為未來中英外交的癥結之一。在今天，英國依然能夠發(fā)揮全球性政治影響，關鍵就在于帝國時期殖民全世界的遺產。西藏也不例外，英國是當今西方國家中唯一與西藏地區(qū)有過實際接觸的國家。以西藏問題和達賴喇嘛的國際影響力，西方首腦只要接見達賴，都可以造成對中國一定程度的影響，或者說“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英國必然可以居中表態(tài)。另一方面，西方政府的立場，可以順應民意做出修正，一旦游說得力，英國可以再次修改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中國還是要防止唐寧街在已做過的承諾上倒退。
　　
　　梵蒂岡模式
　　
　　2010年初，中國政府與Coogle的沖突，普遍被認為是一場商業(yè)糾紛和信息自由之爭。但是多數論者卻忽視了一點：中國政府實際上是在與一個龐大的跨國組織戰(zhàn)斗。這不是沒有先例，比如1990年代末中國政府與梵蒂岡的外交糾紛。梵蒂岡是天主教的中央政府、世界1／6人口的信仰中心。梵蒂岡面積不足半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00人，卻擁有國際性影響。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后與跨國機構的最大沖突，今天的Coogl,退出風波應該是在這種沖突模式之內。
　　僅僅就外交而言，梵蒂岡通過“圣座外交”，與世界上174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在聯合國設有自己的觀察員。對于中國政府來說頭疼的是，梵蒂岡與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保持外交關系，而不是大陸；在香港政改問題上，梵蒂岡也是一個潛在的反對力量。
　　假如在西藏引入所謂的“梵蒂岡模式”，要與中國政府現在的自治區(qū)政策對接，幾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實際上，梵蒂岡模式與中國政府對待達賴喇嘛的現行策略，思路完全不同。前者將宗教與西藏政治分離，卻賦予布達拉宮一個準國家的待遇；后者是將達賴喇嘛與西藏分離，即中國政府強調的“我們現在談的是達賴喇嘛的個人問題”。
　　在現實利益和潛在風險的權衡上，中國政府毫無疑問會走自己的路。英國所謂的“梵蒂岡模式”，要么是出于對中國心態(tài)的無知，要么是出于習慣性的歷史伏筆策略。
　　根據知情人對英國議會運作的了解，各種跨黨派小組，往往由若干議員牽頭，政策分析經由秘書執(zhí)行，很難說對國際問題有精深了解。通讀《西藏報告》，筆者認為分析者僅僅是對西藏和中國的關系，做了一個相當粗淺的歷史綜述。假如實情不是這樣，那么只能解釋為英國議會在沿襲既往的“內政主導外交”思維：西藏作為“宗教國”，深深植根于英國大眾心理之中；在英國，對自由西藏運動的同情與支持，是民意的主流，所以，即便唐寧街對中國政府作出妥協，也要留下伏筆，必要時可以打出宗教獨立這張牌，給選民―個交代。
　　面對英國人的兩面做派，中國政府不會無所作為。有關西藏問題的外宣表明，中國政府已開始從一味地鼓吹農奴制改革和民族優(yōu)惠政策的貢獻，逐漸轉向更為務實的立場，例如打西藏領土的歷史繼承牌和現代化改造牌、自由遷徙牌，宣揚中國人是西藏的利益相關者，所有在西藏生活的非藏族人也是這塊土地的一部分。同時，中國政府也讓更多的西方人走進西藏，試圖用事實來說話。這些努力對于消解“梵蒂岡模式”的英國民意基礎，會起到水滴石穿的作用。
　　
　　達賴喇嘛的中國觀
　　
　　在英國社會對西藏問題熱度冷卻、“梵蒂岡模式”影響有限的情況下，達賴喇嘛本人仍然享有超然地位，某種程度上這位青海省出生的“政治和尚”可以與西藏問題實現分離，而以佛教文化布道者或國際和平人士面目示人。在西方看來，達賴喇嘛作為藏人精神領袖，他對西藏歷史和宗教的看法，結合當代社會的關鍵議題，比如環(huán)境、民主、同性戀等，實現了“創(chuàng)造性轉換”。
　　美國記者Thomas Laird曾經撰寫過《西藏的故事：與達賴喇嘛對話》，在西方很有影響。這是一本通過與達賴喇嘛若干次對話，按照時間順序，用達賴喇嘛的話語來介紹西藏歷史和藏傳佛教的書。記錄中，作者 穿插了對達賴喇嘛的形神刻畫，加上達賴很具個人色彩的言詞，比較生動地展示了活佛對歷史和生命的看法，尤其是其中涉及中國的部分，頗值得玩味。
　　筆者留意到達賴喇嘛對公元8世紀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在拉薩“頓漸之辯”的一段評論。摩訶衍是唐代著名的禪宗法師，強調“頓悟”，入藏傳授禪宗，初期取得很大突破，但是與當時印度僧人因教義產生了分歧，展開公開辯論，最后遭到當時吐蕃贊普赤松德贊的驅逐，并禁止藏人修行禪宗，且從印度引入了密宗，確立了藏傳佛教。達賴喇嘛評價摩訶衍是一名“不合格的和尚”，但是他認為摩訶衍對佛法的誤解，是個人問題，而不是漢傳佛教的傳統(tǒng)。論及這段吐蕃帝國與唐帝國的歷史，達賴喇嘛對于藏傳佛教的由來和教義的思考，與大陸觀點并不相同。這種深層次的交流，至今未見在中國大陸展開。
　　在達賴喇嘛與中央政府的談判中，焦點往往著眼于達賴喇嘛個人政見與中國政府的分歧。達賴喇嘛對于佛教和中國的認知，也許是比西藏問題本身，更容易與中央政府產生劇烈碰撞的部分。如果這種潛在的張力以一種特殊的政治機制宣泄出來，將是一股非常巨大的力量。回溯中國政府在宗教政策上遇到的挑戰(zhàn)，這樣的力量似乎從來沒有碰到過。
　　走出了生存恐懼的中國人，對于宗教將有著更高的要求與理解，屆時“梵蒂岡模式”也許會變得有誘惑力，盡管這個選項可能蘊藏著很強的破壞性。
　　從目前進展來看，“梵蒂岡模式”兩邊都無人喝彩，但筆者依然希望這個模式能夠引起國人的批評性思考。須知，在一個成熟社會，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沖突競爭并不奇怪。比如，在英國內部，英格蘭人與蘇格蘭人對于彼此民族歷史的不同認知，可以公開辯論。在中國國內有限的西藏問題討論中，達賴喇嘛不同歷史時期所提出的要求是焦點熱點，其個人經歷和思想尤其是對漢藏兩個民族歷史和宗教的認知，卻被媒體和大眾所忽視。而這恰恰是所有相關政治方案和談判條件“不完美”的認識根源所在。在這點上，中國不應重復英國人的遺憾。
　　在中國國內有限的西藏問題討論中，達賴喇嘛不同歷史時1111所提出的要求是焦點熱點，其19A經歷和思想尤其是對漢藏兩個民族歷史和宗教的認知，卻被媒體和大眾所忽視。而這恰恰是所有相關政治方案和談判條件“不完美”的認識根源所在。

相關熱詞搜索：梵蒂岡 西藏 西藏不是梵蒂岡 梵蒂岡是不是國家 梵蒂岡是不是發(fā)達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