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擁有相對獨立的所謂“第四種權力”的一支社會力量和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橋梁，媒體的特殊地位賦予了其參與政府決策包括外交決策的可能性。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由于傳播和通信技術的迅速發(fā)展以及公眾參與外交政治生活的需要，媒體越來越成為各國政府和民眾獲得國內外信息和資料的重要來源，從政府和民眾兩個向度對政治和外交生活不同程度地發(fā)揮作用，并最終影響一國外交決策的進程。
　　
　　大眾傳媒對外交決策產(chǎn)生影響的背景
　　
　　媒體對外交產(chǎn)生影響，至少應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前夕。1918年，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伍德羅?威爾遜為了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描繪戰(zhàn)后世界的藍圖而發(fā)表了所謂“十四點”演說，威爾遜指出，公開的和平條約，應以公開的方式締結，此后國際間不得有任何類型的秘密默契，外交必須始終在公眾的監(jiān)督下坦誠進行。盡管“十四點”原則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威爾遜提出的“公開外交”原則無疑為媒體名正言順地參與外交事務打開了方便之門。1922年，美國記者沃爾特?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中首次從理論上探討了媒體對公眾輿論和外交政策的影響。
　　20世紀下半葉，隨著電子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fā)展，以及全球通訊成本的大幅降低，世界各國的大眾媒體逐步形成一個巨大的全球傳播系統(tǒng)。通訊社、報刊、廣播、電視和網(wǎng)絡等媒體在先進的技術基礎上融合為聲像圖文并茂的多媒體信息平臺，以其巨大的影響力、傳播的快捷性和輻射的廣泛性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政府最主要的外交決策信息源之一。
　　同時，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使得個人事務與外界乃至整個世界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人們在生活和工作中也要求更全面、更便捷地了解世界上正在發(fā)生的事情，了解世界上其他人的各種想法，這對于從事外交活動的人們來說尤為重要。媒體因為自身工作的關系，敏感地捕捉到了社會的這種需求，努力把公眾的視野拓展到盡量廣闊和細微的范圍和層面，這使得媒體介入外交領域并在其中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必要和必然。
　　再者，隨著國際政治民主化的發(fā)展，以往的單一的政府間外交格局已經(jīng)被政府外交、民間外交、利益集團外交等多種形式并存的格局所替代。在這樣的形勢下，媒體既成為各國政府借以宣揚自身意志從而獲得有利輿論環(huán)境的重要工具，又成為眾多非政府和非國家實體加入對外政策辯論并對全球政治體系提出質疑、挑戰(zhàn)和制衡的平臺。還以獨立的“圈外”決策層的身份在外交領域發(fā)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大眾傳媒為外交決策提供信息源
　　
　　據(jù)統(tǒng)計，在美國有1882家日報，7959家晚報，至少有11000家雜志，除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美國廣播公司(ABE)和國家廣播公司(NBE)這三大著名的廣播網(wǎng)之外，至少還有數(shù)百家電視臺分散在美國各地。如今，這些媒體已經(jīng)成為美國民眾了解國外新聞的主要途徑。有人說：在美國，“沒有任何國會的重大立法，任何國外冒險，任何外交活動，任何重大的社會改革能夠成功，除非新聞界準備好了公眾的思想”。也就是說，新聞媒體通過引導公眾輿論而影響著對外政策的制定。1971年6月13日，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開始連續(xù)刊登美國防部絕密文件《關于越南問題的美國決策過程史》(簡稱為“五角大樓文件”)的核心內容，通過這一文件，美國國民得知美歷屆政府在越戰(zhàn)問題上錯誤地估計形勢而陷入泥潭，而政府為掩飾這個嚴重的決策失誤，說了大量謊話。一時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戰(zhàn)熱潮一浪高過一浪，導致美國政府最終退出了越戰(zhàn)。美國的例子表明：媒體通過影響公眾輿論可以進而影響一國政府的外交決策。
　　另一方面，新聞媒體也成為政府機構了解全球信息的重要來源，從而直接影響外交決策。以美國為例，外交官員日常獲取信息的途徑一般有三個方面：傳媒、駐外使館的報告以及情報部門的詳細資料。但在遇到突發(fā)事件時，往往是大眾傳媒向決策者提供最快捷的報道。在美國，CNN已成為最普及的每日新聞來源，美國前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就曾說，他從CNN上看到的東西比許多從海外發(fā)來的保密級電報的內容少不了多少。新聞媒體對國際事務的報道起到了為決策者搜集和整理信息的作用，它們所提供的信息量和報道角度等無形中影響著決策者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并最終影響到外交決策。
　　
　　設置議程和設計議題
　　
　　1972年，美國傳播學者麥庫姆斯和肖首次提出了“議程設置”的概念。該理論認為，大眾傳播往往不能決定人們對某一事件或意見的具體看法，但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和安排相關的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注哪些事實和意見以及他們談論的先后順序。媒體通過對某個事件的聚焦。很可能使決策者把原本沒有列入外交決策議程的問題列入議程，把排在后面的議程提到前面來。甚至有美國學者指出，“在華盛頓，真正為外交政策制定日程的，不是在白宮，而是在編輯室和記者的屋子里面”。
　　仍以美國為例，1993年底，CNN和美國其他幾個電視網(wǎng)上充斥著索馬里內戰(zhàn)大肆殺戮、嚴重饑荒的畫面，一時間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并促使克林頓總統(tǒng)緊急下令美國軍隊參與維和行動。而事后沒有多長時間，電視上幾個美國兵的尸體被憤怒的索馬里人拖過大街的鏡頭卻立即令全美嘩然。在公眾要求撤軍的呼聲日益高漲下，美國政府又匆匆終止了這次不成功的維和行動。正是通過對這些鮮活畫面的聚焦以及24小時不間斷的密集報道，使得美國政府改變了原來的外交議程，促成了其制定參與維和又最終撤軍的決策。
　　如果說設置議程是影響人們“想什么”、“討論什么”，那么設計議題則是進一步引導人們“如何想”、“如何討論”。一旦媒體把某個外交政策或議題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去討論，公眾就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例如，把對南斯拉夫聯(lián)盟共和國前總統(tǒng)米洛舍維奇的審判放在民族獨立的背景下還是引發(fā)巴爾干地區(qū)戰(zhàn)爭的背景下去討論，將直接影響審判結果和公眾對其的認知。同樣，把計劃生育政策放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環(huán)境下還是人權領域去探討，得出的結論也可能會大相徑庭。
　　總之，大眾傳媒在當今世界各國的政治和外交生活中發(fā)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xiàn)實態(tài)勢�？梢钥吹�，大眾傳媒對外交決策產(chǎn)生影響乃是大勢所趨，其方式和機制也是有章可循的。面對這樣的情況，中國政府，包括外交部門應該充分估計和認識到媒體的力量和作用，積極主動地利用媒體及相關手段來加強和擴大對外宣傳，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營造有利于本國的外部輿論氛圍和公眾心理取向，從而為國內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發(fā)展和跨國交流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和支持。就媒體自身而言，也應秉持“走出去”的戰(zhàn)略思想，一方面及時、準確地報道、評議國際事務，為本國的外交決策提供迅捷、可靠的信息和依據(jù)，另一方面，也要多層次、多渠道地向國外各界人士介紹本國的實際情況，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識，展現(xiàn)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良好形象。無論是政府還是媒體自身，要想在信息化時代有所作為，都必須充分地借助國內外的各種媒體介質，建立起準確暢通的信息來源和傳播渠道，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為本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和諧發(fā)展營造良好的輿論環(huán)境和氛圍。
　　
　　(責任編輯：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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