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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跨境人民幣業(yè)務

        發(fā)布時間:2020-03-20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2009年,中國政府正式推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經過半年多的準備,7月6日,該試點正式啟動。盡管這次試點僅僅涉及到貿易結算,但是其意義遠遠超越了貿易的范圍,它預示著一個重要的時代變化,即中國政府正式打開了人民幣走向世界的大門。從這一視點來看,在中國對外金融開放的進程中,2009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人民幣對外政策的轉折點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推出標志著人民幣對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即中國政府正在從傳統的“人民幣非國際化政策”轉向積極將人民幣推向世界舞臺的“人民幣國際化政策”。這一轉變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必然結果。中國經濟崛起必然伴隨中國金融的崛起,而中國金融的崛起必然會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一、跨越60年的“人民幣非國際化政策”
          在過去60中,中國基本上延續(xù)了“人民幣非國際化政策”。早期的“人民幣非國際化政策”開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1951年3月,中國政府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國家貨幣出入境辦法》,其內容全面禁止在境外的人民幣使用和流通。該辦法的出臺正式啟動了“人民幣非國際化政策”的歷程。此后,在實施的過程中,這一政策的內容根據實際的需要,進行過若干次的調整。1957年出臺的政策規(guī)定:允許中國居民出入境攜帶5元人民幣,1987年出臺的新政策將5元的限額上調到200元,1993年的新辦法又進一步上調到6000元人民幣。最近一次調整出現在2005年,本次調整將居民和非居民出入境可攜帶的人民幣金額增加到了2萬元。
          “人民幣非國際化政策”的另一調整內容涉及邊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人民幣在邊貿中的使用明顯增多。為了將這些非法交易納入合法渠道,中國政府對相關政策進行了調整。1993年5月,中越兩國央行簽署《中越關于結算與合作協定》,雙方同意可以選擇雙邊貨幣進行邊境貿易決算。根據這一協定,1994年云南省正式開通中越人民幣邊貿結算渠道。由于邊貿具有相對分散的性質,因此其結算主要還是使用現金,有關數據顯示,邊貿總額中通過銀行系統的結算只占20%。
          二、“非國際化政策”的產物:人民幣周邊化
          在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與英鎊、美元和日元等國際貨幣的國際化進程相比,人民幣在開始正式的國際化之前,首先經歷了周邊化這一特殊階段。從因果關系來看,“人民幣非國際化政策”是催生人民幣周邊化的主要原因。
          由于“人民幣非國際化政策”禁止一般貿易結算和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使用,因此,人民幣無法通過銀行系統流入境外,這一狀況堵塞了人民幣區(qū)域化和國際化的通道,其結果是,人民幣的跨境使用最早以周邊化的形式出現。人民幣的周邊化在開始階段具有非法性和自發(fā)性,然而,為了促進邊貿和加強香港與內地的交流,中國政府采取了將既成事實合法化的調整,如1993年的邊貿人民幣結算合法化和2004年的香港人民幣存款合法化都屬于這類調整。這些政策調整在客觀上起到了進一步促進人民幣周邊化的作用。
          人民幣周邊化這一特殊現象給相關研究帶來一定的困難。這是因為學術界無法根據人民幣周邊化的現狀,對其國際化程度做出準確的判斷。在這一問題上,相關研究面臨兩個相互矛盾的事實:一方面,隨著人民幣信用度的提高,人民幣在蒙古、越南、緬甸、老撾、香港、澳門和中國臺灣等周邊國家和地區(qū)的使用日漸普及,這些現象表明,人民幣已經出現了國際化趨勢;但是,另一方面,因為人民幣還沒有進入正規(guī)的國際交易平臺,因此如果按照常規(guī)的國際化標準進行衡量,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幾乎接近于零。通常,衡量貨幣國際化程度的標準包括:占全球和本國進出口結算的份額、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國際債券份額和外匯交易份額等內容。在以上幾個項目中,當前人民幣只有外匯交易份額的數據,其份額為:2004年,0.05%,2007年,0.25%。該比重低于新加坡元、韓元、波蘭茲羅提和印度盧比的份額。
          基于人民幣周邊化這一特殊現象,至今為止,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研究主要以邊境國家和地區(qū)人民幣流量和存量的估測為主。就存量而言,近年來出現過1000億、300億,200億、100億和50億和10億人民幣等多種版本的推測。處于邊境地區(qū)的人民銀行昆明中心支行推測:2006年在越南、緬甸和老撾的人民幣存量大約為70億人民幣。從香港的情況來看,2004年2月在人民幣存款合法化以后,該存款從最初的9億人民幣逐步上升到2008年5月的777億人民幣,此后受人民幣升值減速的影響,2009年上半年人民幣存款回落到500多億人民幣,該存款占香港總存款的比重大約為1%。此外,2007年6月―2009年7月,內地法人銀行在香港發(fā)行人民幣債券240億人民幣。以上數據反映了人民幣周邊化的一些基本狀況。
          三、人民幣國際化政策正式拉開序幕
          通過以上歷史回顧,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近60年中,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基本上采取了“人民幣非國際化政策”。這一政策的核心內容是禁止一般貿易結算和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使用。從這一視點來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出臺標志著人民幣對外政策正處在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上,即它預示著長達60年的“人民幣非國際化政策”將退出歷史的舞臺,由政府推動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正式拉開序幕。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之所以堅持“人民幣非國際化政策”,其目的是隔離來自外部的金融風險。單純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并不存在明顯的風險,但是如果要推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就必然要涉及到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開放,否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很難有發(fā)展的空間,然而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開放卻存在明顯風險。這一關系意味著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會對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開放形成倒逼機制,即前者會帶動后者的變化?紤]到這一內在聯系,為了防止倒逼機制引發(fā)資本項目下人民幣開放的風險,中國政府一直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問題上采取了謹慎的態(tài)度。
          基于以上邏輯聯系,當中國政府決定推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時,這一決定本身表明政府已經做好了推進資本項目下人民幣開放的準備。在這一意義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只是政府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政策”的起點。
          另外,中國政府推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實現人民幣從周邊化到區(qū)域化的轉型。如前所述,對一般貿易人民幣結算的限制是導致人民幣出現周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開始實施,銀行結算系統將會把人民幣資金送到遠離“周邊”的國家和地區(qū)。如在這次試點中,馬來西亞和印尼都屬于試點國家,這些國家已經遠遠超越了“周邊”的地理范圍,屬于典型的亞洲區(qū)域內國家,因此,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在這些國家的推出,標志著人民幣將實現從周邊化向區(qū)域化的轉型。隨著這一轉型的完成,周邊化將融入區(qū)域化之中,成為區(qū)域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一發(fā)展趨勢來看,人民幣國際化將會遵行周邊化、區(qū)域化和全球化的發(fā)展路徑。
          
          中國政府啟動人民幣國際化政策的意義
          
          面對人民幣對外政策的調整,有兩個值得我們思索的問題: 第一,中國政府為什么要推出“人民幣國際化政策”;第二,這一政策的啟動為什么會選擇2009年。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不僅涉及到本幣國際化的一般意義,而且還涉及到人民幣國際化的特殊意義。
          一、本幣國際化的一般意義
          從一般本幣國際化理論來看,人民幣國際化的好處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內容:
          其一,可以獲得鑄幣稅收入。貨幣代表了一定量的財富,當一部分貨幣無限期停留在境外后,該貨幣發(fā)行國可以無償使用與該貨幣對應的財富。另外,一旦國際貨幣貶值,貨幣發(fā)行國還可以獲得“通貨膨脹稅”收入。
          其二,本幣國際化可以獲得短期負債和長期投資的利差收入。為了滿足流動性需要,企業(yè)和政府通常會以活期存款或短期國債等低收益資產持有國際貨幣,這些資產形成貨幣發(fā)行國的負債,發(fā)行國利用這些資金進行高收益的對外長期投資可以獲得利差收入。
          其三,在利用本幣進行對外貿易結算和投資活動的情況下,本國企業(yè)和金融機構可以避免匯率變動風險和免除換匯成本。另外,用本幣進行對外融資可以避免由幣種錯配引起的交易風險。
          其四,本幣國際化不僅可以為本國金融機構提供新的業(yè)務發(fā)展空間,而且還有助于增強本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能力。此外,還能提高本國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程度。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特殊意義
          本幣國際化的以上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啟動人民幣國際化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卻無法解釋人民幣國際化政策為什么正好開始于2009年左右,而沒有出現在其他時期。中國在這一特殊時期出臺人民幣國際化政策主要受到以下幾方面因素的影響:
          第一,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的崛起要求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用反映一國真實財富的購買力評價進行計算, 2006年中國經濟占世界的份額是16.8%,接近美國的19.6%和歐洲39國的19.8%,而且是日本份額6.1%的近3倍。但是,與中國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相比,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卻遠遠落后于其他主要經濟大國的貨幣,這一狀況不符合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的利益。為了改變這一狀況,中國迫切需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第二,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提高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當前,IMF特別提款權的貨幣構成如下:美元為44%,歐元為34%,日元為11%,英鎊為11%。盡管中國已經成為經濟大國,但是由于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因此人民幣還不是特別提款權的構成貨幣,這一狀況顯然不利于發(fā)揮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作用。因此,從參與國際金融體系重構這一視點來看,中國也有必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政策。2009年圍繞著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展開的大國博弈向我們展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這一意義。
          第三,作為全球主要債權大國,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保護中國對外投資權益。2007年,中國的對外凈資產達10220億美元,少于日本的21949億美元,但多于德國的9436億美元,是全球第二大對外債權大國。另外,中國對外總資產近年來急速增加:2004年為9299億美元、2005年和2006年分別增加到12226億美元和16442億美元、2007年又進一步上升到22881億美元。這些資產的70―80%為美元資產,2008年以來,美元的貶值趨勢提高了中國對外投資的風險。鑒于這一狀況,降低中國對外投資風險的重要途徑之一是開放人民幣對外投資業(yè)務,鼓勵本國居民用人民幣進行對外投資,為此,中國政府也有必要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后續(xù)性政策: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開放
          
          本文的基本判斷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標志著中國政府正式啟動了人民幣國際化政策,政府的這一政策意向意味著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開始以后,將會有一系列后續(xù)性人民幣國際化政策出臺,這些后續(xù)性政策將會涉及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開放,而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度將主要取決于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開放速度。下面我們從三個方面考察這一關系:
          第一,從實證研究的視點來看,日元國際化的經驗和教訓非常生動地顯示了資本項目開放程度對本幣國際化的制約作用。日本政府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鼓勵跨境貿易日元結算,但是受資本項目管理的制約,在初期階段,日元國際化進展得非常緩慢。20世紀70年代初期,日元在本國貿易結算中所占的比重,大約在1―2%左右,在國際儲備資產中的份額大約在1%左右。進入20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開始全面開放資本項目,同一時期日元國際化呈現出井噴式的發(fā)展,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元占本國貿易結算的份額迅速上升到30―40%,日元占全球儲備資產的份額一度上升到近10%。
          第二,從理論上分析,我們也不難發(fā)現資本項目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之間的內在聯系。資本項目下的交易包括外幣交易和本幣交易,其中,本幣交易又包括居民對外人民幣投資和非居民對內人民幣投資。當前,中國居民對外人民幣投資完全處在禁止狀態(tài),而非居民對內人民幣投資主要局限于QFII投資和香港居民的人民幣債券投資。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開放是指開放以上兩種類型的人民幣投資,而這一開放又會牽動資本項目下的外幣交易。這是因為實現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可兌換性,意味著資本項目下的外幣交易可以無條件轉化為本幣交易,因此,資本項目本幣交易的開放意味著資本項目的全面開放。由此可見,資本項目下的本幣開放既屬于資本項目開放的內容也屬于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國際化措施,二者為一個銅幣的兩面,這正是為什么資本項目開放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條件之一,而人民幣國際化又會帶動資本項目開放的原因所在。
          第三,就開放順序而言,從防范金融風險的視點來看,盡管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業(yè)務開放應該晚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如果不適當開放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業(yè)務,貿易項目下的人民幣結算就很難得到發(fā)展。
          首先,從開放居民對外人民幣投資來看,這一投資是向境外輸送人民幣的重要途徑之一。中國是經常收支順差國,因此經常項目下的人民幣輸出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下,不開放國內居民的人民幣對外投資渠道,就很難推廣貿易項目下的人民幣結算。
          其次,從開放非居民對境內人民幣資產投資的視點來看,開通這一投資渠道有助于提高非居民所持有的人民幣資產的流動性和收益性,而較好的流動性和收益性是促進非居民使用人民幣的重要條件之一。
          最后,在香港開放非居民之間的人民幣投資業(yè)務,不僅能夠推動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的發(fā)展,而且還可以為香港企業(yè)的貿易融資提供人民幣資金來源,從而有助于促進香港與內地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發(fā)展。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國際金融貨幣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金融室主任)
          (責任編輯:肖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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