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當代西方國家中宗教最興盛、最活躍、勢力最強大、教派最多，也是影響最廣泛的國家。在美國，宗教與政治聯(lián)系密切，“宗教是美國民族的精神源泉，世俗化了的宗教是美國國家政治的基本依托。美國宗教與政治的關系過去是、現(xiàn)在是、將來一定還是密不可分的”。宗教對政治影響重大，奧巴馬曾說過，“如果你回避宗教問題，你就會錯過當今政治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宗教與政治掛鉤自然會觸及到外交領域，影響政府的外交決策。特別是“9?11事件”以后，美國宗教走向了又一個興盛時期，宗教對政府外交決策的影響日益顯著。研究當前的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未來走向，宗教問題應該要納入我們的視野半徑。
　　
　　宗教影響美國外交決策的途徑
　　
　　宗教因素究竟是如何滲透、介入、沉淀到美國外交決策中的?宗教究竟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和途徑界定了決策者們的行為選擇?美國宗教影響政府外交決策的路徑有兩個：一是宗教以信仰去吸引民眾、整合民眾，孵化出民眾的共同宗教價值觀，當這種宗教價值觀所形成的政治訴求融入美國社會，尤其是主流社會的意識與行為方式之中時，就成為深刻影響其決策的思想根源和某種一般性原則。這是一種形而上的，即觀念和思想層面的影響。二是宗教團體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為了維護和擴展自己的利益，以集團身份運用各種手段影響政策的制定和運行，進而深刻影響美國的國家偏好與選擇，這是一種形而下的影響或稱之為宗教的世俗參與�？傊�，宗教是影響美國對外政策諸因素中唯一具備無形(宗教價值觀)和有形(宗教團體)兩種力量的因素，這兩種宗教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產(chǎn)生了特殊、持久而深遠的影響。
　　
　　一、形而上的影響――宗教價值觀及其建構的外交認知框架
　　
　　漢斯?摩根索告訴我們：“只要世界在政治上還是由國家所構成的，那么國際政治中實際上最后的語言就只能是國家利益�！倍�戰(zhàn)結束以后，幾乎所有的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家都認為國際體系和外交政策是建立在權力和利益的基礎之上的。但是，用利益論來解釋美國的外交政策似乎遭遇了某些危機。比如，應如何理解美國的人權外交：別的國家的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權與美國的利益有什么直接關系?美國為什么要介入一些與國家利益沒有直接聯(lián)系的地區(qū)事務(索馬里和蘇丹)，進行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僅要體現(xiàn)國家利益，還深深植根于美國的歷史文化土壤之中，深受美國宗教信仰所確立的價值觀的影響。就像美國著名學者凱姆皮爾曼指出的那樣：“任何成功的美國外交政策必須是那種被美國人民理解成是反映了深層價值觀的政策，而這種價值觀是我們自己的民族實驗所賴以存在的基礎。”美國最初是由一群歐洲基督教新教移民共同組建的民族國家，早在北美殖民地開拓之初，早期清教徒就在北美大陸撒下了清教思想的種子。19世紀末的美國學者戴維?斯塔爾?喬丹認為：“清教是美利堅合眾國最重要的政治遺產(chǎn)，是美國文化的核心……清教思想已經(jīng)融入到美利堅民族的血脈之中”。雖然美國宗教文化最終形成了以基督新教為主導，新教一天主教一猶太教三位一體的局面。但是，“美國的核心文化向來是，而且至今仍然主要是17--18世紀創(chuàng)建美國社會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這一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基督教信仰，新教價值觀和道德觀念……后來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則是同化于這一文化之中，又對它有所貢獻和修訂。但并沒有使它有什么根本的改變”。。可以說，美國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徒的價值觀形成了美國的國家身份，鑄就了美國的民族特性，規(guī)范了美國國民的行為方式，是美國公民的共同信仰、美國民族的統(tǒng)一道德觀，是維系美國存在的根基。
　　當美國人以他們的宗教價值觀為指導去探討自身與世界的關系、思考美國在全世界的作用時，就主觀地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外交認知框架，形成了一種慣有的外交理念。這個認知框架內(nèi)含著三個相互關聯(lián)的觀點：美國是上帝選擇的國家；美國肩負著一個“使命”或受(上帝的)“感召”去改造世界；為了擔負起這一神圣的使命，美國代表著鏟除邪惡的正義力量。在這樣的認知框架和外交理念下誕生與繁衍出來的外交政策，無疑纂寫上了宗教的語言、打上了宗教的標簽�？傊�，宗教價值觀及其構建的外交認知框架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因子和文化原點，它建構了美國外交政策的道德話語，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資源、理論依據(jù)和指導原則。也只有用它才能合理解釋一些從利益論角度看來并不明智的美國外交政策。
　　
　　二、形而下的影響――宗教團體及其政治活動
　　
　　宗教價值觀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是通過宗教團體的政治參與來體現(xiàn)的。美國宗教團體(組織)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為了維護和擴展自己的利益，經(jīng)常以集團身份運用各種手段影響政策的制定和運行，以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換句話說，宗教團體(組織)的政治化和利益化傾向是美國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特征，他們?yōu)榱俗约旱膬r值觀念和思想觀點得以采納，往往會采取選民動員、營造輿論或者精英游說等各種形式向行政當局和議員施壓，從而影響政府的政策選擇。特別是國內(nèi)日益崛起的宗教右翼勢力，他們已不滿足于通過間接的輿論和國會游說活動來參與政治，而更多地強調直接參與：他們與共和黨締結政治同盟，通過共和黨的基層組織、基層活動，在美國一些地方選舉和地方立法中控制著一定的局面；在聯(lián)邦選舉和立法機構的活動中，他們與美國國內(nèi)其他保守勢力共同形成了一股勢力強大的政治右派集團，直接影響著美國的內(nèi)外政策。
　　
　　宗教與布什政府的外交決策
　　
　　美國是一個宗教性很強的國家，歷屆總統(tǒng)都曾無一例外地借助宗教概念來闡釋其外交政策，其中宗教對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最為顯著�？肆诸D在評述布什總統(tǒng)時說：“政治不是宗教，我們應該在事實的基礎上領導(我們的國家)，而不是在神學的基礎上。”法國《世界報》主編約安－瑪麗科隆巴尼在2004年11月4日社論中說，歐洲和美國被一個相信他的本能“由上帝驅使的”總統(tǒng)而變得有了天壤之別。
　　一、“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
　　小布什上任后的美國外交政策可以概括為“以信仰為基礎(faith-based)的外交”。所謂“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大致上可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解釋是傳統(tǒng)外交要認真看待宗教，強調宗教價值觀的非傳統(tǒng)外交可與傳統(tǒng)外交相互補充；狹義的解釋是指與世俗外交不同的以宗教價值觀為核心，或以宗教團體為主體的外交。這就比較接近所謂宗教外交，即由不同宗教傳統(tǒng)信奉者所進行的以促進宗教理解為核心內(nèi)容的外交。布什的這種基督教保守主義外交理念形成于“9?11”之前，成熟于“9?11”之后。在遭受“9?11”恐怖主義襲擊之后，布什政府表述了一種具有“道德清晰性”的國家政策：美國肩負在全世界傳播自由民主繁榮的福音，維護現(xiàn)有世界經(jīng)濟、政治、文化格局的不可推卸的責任；誰反對美國誰就是邪惡；誰不做美國的朋友就是美國的敵人(“you Nre eitherwithme oragainst me”)；美國有權利和義務摧毀邪惡國家(如“邪惡軸心”)，在敵視美國的地方搞“政權更迭”(regime change，如伊拉克)，和“國家重建”(nation-building，如阿富汗)。顯然，這是一種以捍衛(wèi)美國國家安全為名的進攻性外交政策，它極大地沖擊、動搖甚至瓦解了傳統(tǒng)的國際法框架、國家主權概念和正義戰(zhàn)爭的基本準則。
　　二、推進國際宗教自由
　　引人注目的是，宗教信仰除了影響布什政府外交決策的大政方針外，還直接成為其外交政策目標的一部分――在全球推進所謂宗教自由。199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際宗教自由法》，這個法案雖然是在克林頓執(zhí)政時期得到批準的，但真正開始運作和執(zhí)行卻是在布什任內(nèi)，它的通過和實施均較充分地體現(xiàn)了冷戰(zhàn)結束以來宗教對美國外交政策影響的程度。2002年9月，布什首次在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中明確提出保護宗教自由�？梢�，布什是從國家安全和戰(zhàn)略的高度來看待宗教自由的，將宗教問題與傳統(tǒng)安全問題相提并論。打著宗教自由的旗號干涉別國內(nèi)政，不惜動用武力推廣美國式自由、民主和正義，是布什政府對外政策的一種模式。
　　顯然，宗教在布什政府外交決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不爭的事實�！耙孕叛鰹榛�礎”的外交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昔日“傳教士外交”及當今“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宗教自由問題已與人權問題脫鉤成為獨立的外交政策議題，倡導所謂宗教自由成為美國外交政策圈子的標準話語。這與冷戰(zhàn)結束以來，全球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復興，美國國內(nèi)宗教右翼勢力的崛起并與政治右翼合流，“9?11事件”后國際關系中宗教因素的凸顯，以及冷戰(zhàn)后美國外交戰(zhàn)略的非地緣政治化是密切相關的。
　　
　　宗教與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決策
　　
　　由于奧巴馬本人宗教信仰并不強烈，更不是宗教保守派，再加之如何帶領美國走出經(jīng)濟困境才是本屆政府的主要議題，因此奧巴馬政府外交上的宗教個人色彩并不濃厚。在與宗教相關的社會問題上民主黨也會持相對自由、開放的態(tài)度，但是，由于目前美國宗教的基本面以及宗教影響美國外交的現(xiàn)行機制未發(fā)生重大變化，“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所遵循的理念、參與的主體都還有市場，宗教對總統(tǒng)大選仍有重大影響，奧巴馬上臺后美國“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也不會發(fā)生根本性改變。關注國際宗教自由是美國全球政治的一個核心目標，是兩黨在外交政策上新的“意見一致”，在對華政策上尤其如此。
　　一、宗教與奧巴馬的當選
　　民主黨在2008年的大選中獲勝得益于宗教與兩黨關系發(fā)生的重大變化。
　　首先，宗教選民淡化了以黨派劃線的傾向。這次大選中有宗教背景的選民拋棄了過去以意識形態(tài)作為選擇政治領袖標準的方式。福音派向全社會公開表明了其信仰與目標，闡明了其對宗教與政治關系的態(tài)度，表明了福音派不參與黨派斗爭、不站在任何黨派一邊的宗教立場。
　　其次，民主黨主動擁抱宗教，改善與基督教的關系。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對其在宗教與信仰問題上的立場做了很大淵整，他們從一開始就大打宗教牌，成功縮小了在宗教方面與共和黨爭取選民的差距。民主黨擁抱宗教恰恰是基督教福音派政治影響力的顯示。
　　再次，福音派一共和黨政治聯(lián)盟的傳統(tǒng)格局被打破。伊拉克戰(zhàn)爭困境和金融危機等導致布什政府住美國人心盡失，而共和黨內(nèi)最后勝出的候選人麥凱恩則與宗教素無關系，這使共和黨失去了福音派的青睞。
　　鑒于美國人篤信宗教的傳統(tǒng)及宗教對總統(tǒng)選舉的重大影響，奧巴馬在白宮的施政過程中必然會考慮宗教因素，特別是在處理國際事務與國際關系時不斷地呼吁“宗教自由”。這樣做，不僅是堅持所謂美國外交葦視宗教自由的傳統(tǒng)原則，也是由民主黨的特點(極力推崇西方的人權理念)所決定的，同時這也在廣義上符合符種宗教團體的利益。
　　二、宗教自由與奧巴馬對華政策
　　中美關系這幾年，在多個方面朝著建設性合作關系的方向發(fā)展，唯有在宗教問題上，越繃越緊。宗教問題已經(jīng)溢出了傳統(tǒng)的外交渠道，成為目前中美關系的一種結構性的障礙。支持和推進宗教自由是美國對華外交的基本原則之一，無論誰入主白宮這一原則都不可能改變，國會中的親宗教議員也不會放松在這一問題上的警惕。但基于美國國家利益和中國當前的國際地位，目前美國把美中關系視為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宗教自由問題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中美關系的主流，但它作為影響中美關系平穩(wěn)發(fā)展的一種不確定的負面因素始終存在。一定條件下，宗教自由問題在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中有可能會更為凸顯，甚至特殊情況下，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中美關系的現(xiàn)狀并且在某些方面產(chǎn)生有效和實質性的影響。
　　
　　(責任編輯：劉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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